衛生何以服務于工業生產
——新中國成立后車間醫師制引入、運作與效用
舊中國醫療衛生事業非常落后，民眾的身心健康無從談起。新中國成立伊始，黨和國家即著手建立新型醫療衛生體制，并重視對民眾衛生意識的培養。這一方面是出于國家建設需要的考量，另一方面也凸顯了新政權的人民性。學界對于新中國成立初期醫療衛生事業的研究明顯呈現三個趨勢：空間上多集中于農村地區；研究內容集中于愛國衛生運動、血吸蟲病防治、除四害等全民性醫療衛生運動；研究方法上則多從社會動員視角切入醫療衛生運動。從社會動員視角詮釋全民性衛生運動中所蘊含的現代性固然十分必要，但不容忽視的是，就衛生工作的初衷來看，其服務于經濟建設的指向十分明顯，面對新中國成立后建設先進工業化國家的目標追求以及工人階級在新政權中政治地位翻天覆地的變化，保證廣大工人的身體健康進而保障工業生產的順利進行無疑是國家衛生部門的重要工作，1954年開始在全國國營和公私合營廠礦大范圍推廣的車間醫師制契合了這種需求。車間醫師制通過將車間與廠礦醫院緊密結合起來，對有效保證工人身體健康、提高生產效率、實現“衛生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服務”的目標發揮了重大作用。對此問題學界目前還鮮有問津，本文希冀在梳理新中國成立初期車間醫師制的本土化改造及運作的基礎上，揭示其如何實現衛生為工業生產服務的目的。
車間醫師制引入中國的背景
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正式將黨的工作重心由農村轉移到城市，“開始了由城市到鄉村并由城市領導鄉村的時期”。恢復和發展城市生產成為此時中國共產黨在城市工作中的首要任務。中共中央對此保持著高度清醒，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報告中明確提出在城市工作中“必須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階級……將消費的城市變成生產的城市了，人民政權才能鞏固起來，城市中其他的工作……都是圍繞著生產建設這一個中心工作，并為這個中心工作服務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任弼時則進一步強調“所謂以城市為重心，基本意思就是依靠工人階級，恢復和發展工業生產……城市中的一切其他工作……都應服從于工業的發展”。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精神的指導下，中國共產黨以迅速恢復與發展生產作為城市接管和開展城市工作的根本指向，順利完成了對城市的接管，基本實現了“在城市和農村解放已有的生產力”，并開始著眼于“發展一切有益于人民的生產及其他經濟事業”。隨著1953年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開始以及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提出，發展工業尤其是重工業生產、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成為國家發展的首要任務。
醫療衛生對工業生產發揮著重要的保障作用，是“一項重大的政治任務”。在中央人民政府衛生部（以下簡稱衛生部）組成之前，中央人民政府革命軍事委員會衛生部于1949年9—10月召開了第一屆全國衛生行政會議，明確指出“保證生產建設的有生力量，完成經濟建設的偉大任務……已經成為衛生部門必須首先解決的重大問題”。1950年8月，第一屆全國衛生工作會議召開，會議提出了衛生工作的三大方針，即“面向工農兵，預防為主，團結中西醫”，在解釋為何將“面向工農兵”作為首要方針時，會議指出：“工人農民人數最多，又是人民民主政權的基礎和生產建設的基本力量”。1952年12月1—4日、8—13日又先后召開了第二屆全國衛生行政會議和第二屆全國衛生會議，衛生部副部長賀誠在第二屆全國衛生會議的總結報告中指出：“衛生運動與生產任務結合的經驗非常不夠。衛生人員在工礦衛生方面的經驗也極缺乏，對重要性的認識也還不夠”，今后應注意“推行衛生工作必須與生產或其他中心任務相結合，譬如工礦、農村要與生產任務結合”。1953年10月，衛生部黨組在進一步檢討四年來衛生工作的經驗教訓時指出：“四年來全國衛生工作配合了國家經濟的恢復與發展”，但也存在著嚴重的不足，“忽視了對工業衛生的領導”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在未來工作規劃中明確指出：“為了配合國家經濟建設，保護和增進工人的健康，提高勞動生產率，必須加強工業衛生工作。在今后相當長的時期內，基層衛生組織建設的重點應放在工礦。”1954年2月，第三屆全國衛生行政會議明確提出：“開展工業衛生工作是當前衛生工作首要的任務，是保護和增進工人的健康、提高勞動生產率、保證國家經濟建設順利進行的重要措施之一”，會議決定召開第一屆全國工業衛生會議，部署工業衛生行動。為保護與增進工人的健康，減少缺勤率，提高生產率，以保證生產建設任務的順利進行，1954年5月，衛生部召開第一屆全國工業衛生會議，檢討了工業衛生工作中存在的問題與缺點，制定了“積極領導，穩步前進，面向生產，依靠工人，貫徹預防為主”的工業衛生方針，明確提出“推行車間醫師制等先進制度”。
為貫徹第三屆全國衛生行政會議和第一屆全國工業衛生會議的精神，衛生部決定在全國國營及公私合營廠礦推廣車間醫師制，作為開展工業衛生工作的重要內容。中央人民政府重工業部隨即明確要求“各廠礦醫療衛生部門應當像學習蘇聯國家經濟建設經驗那樣，認真學習和推行蘇聯的先進保健組織和保健工作經驗，認真學習研究車間醫師制這一蘇聯工業衛生的先進經驗”，因為“蘇聯工礦企業的車間醫師制這一先進的工作方法，對保護工人健康、保障生產上是有著重大的成就的”，蘇聯實行的車間醫師制，“通過車間醫師可以把職工、車間保健站、門診部和住院部密切地聯系了起來，它不僅可以減少疾病，早期發現患者，使患者適時地入院治療，并早期發現致病原因，來減少或消滅疾病，也消滅了那些因為門診部和住院部分立所造成的醫療預防方面的間斷和隔閡，確實使醫療預防工作完整地做到了有系統、有組織、有計劃”。這樣“不僅可以克服廠礦醫療衛生部門的忙亂現象，而且可以逐步從根本上改善工人的勞動衛生狀況”。根據“中央衛生部和工業部門衛生機構的調查，不少廠礦是有條件學習和推行車間醫師制的”，所以，“迅速選擇重點廠礦醫療衛生部門，學習和推行這一先進的工作方法，是克服上述目前工業衛生工作中存在的缺點和進一步貫徹預防為主的一個主要關鍵”。健康報社在1954年《慶祝五一勞動節》的社論中進一步呼吁各廠礦負責人對“車間醫師制這個先進的工作方法，應提高到政治原則上來認識”。衛生部也希望各廠礦“根據現有人力、條件，在短時間內逐步推行車間醫師制”。
車間醫師制是在新中國成立后各項工作需要服務于工業生產的大背景下引入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不僅明確了城市工作是黨的中心工作，還進一步指出城市工作的首要任務就是恢復和發展工業生產，其余工作都是為其服務的。新中國成立后，國民經濟迅速恢復，于1953年進入大規模工業建設階段，如何將衛生工作融入社會主義建設偉大目標成為衛生部門必須考慮的問題。為此，衛生部在明確衛生要為經濟建設服務的基礎上進一步明確工業衛生是衛生工作的首要任務，至此，車間醫師制作為蘇聯開展工業衛生的先進經驗就被引進到中國。
車間醫師制在中國的組織與實行
車間醫師制是蘇聯工業衛生中的先進經驗。1943年，蘇聯部分廠礦為使醫療預防工作能夠接近生產，在企業內設立醫療衛生處，依托醫療衛生處逐漸探索出車間醫師制這一工業衛生先進經驗，并逐漸將其制度化。1948年3月5日，蘇聯保健部公布了《工、礦企業醫療衛生處與門診部的車間醫師工作條例》，正式將醫療衛生處規定為工業企業的標準醫療預防設施。此后，蘇聯工礦企業的實踐證明車間醫師制是工礦企業衛生部門為工人服務的有效組織形式。因此，1952年，中國衛生工作者赴蘇參觀團將其介紹到國內。由于當時我國在經濟發展水平、醫療衛生水平、醫師護士數量等方面都與蘇聯存在較大差距，所以無法簡單效仿蘇聯通過建立醫療衛生處來推行車間醫師制的做法。這就需要各廠礦結合各自的實際情況，“認真學習和研究車間醫師制的基本精神和內容”，對蘇聯的車間醫師制進行適當的本土化改造。經過實踐探索，我國的車間醫師制沒有設置專門的機構，而是以車間醫師與車間保健站為主體，“在廠礦黨委和行政的統一領導下，密切地和工會、青年團、婦聯等群眾團體配合進行”。車間醫師在業務上負總責，每周分別向醫院內科主任和車間領導匯報病人診治情況與工人生產生活衛生情況，并提供整改建議。車間保健站不配備專門醫師，由數名護士負責，在業務上受車間醫師領導，主要任務是在車間中進行初步診療，協助車間醫師建立、分析工人健康檔案、系統觀察診治慢性病患者等工作。
依據廠礦規模的大小，我國車間醫師制有三環制、二環制、一環制三種形式。設有醫院的大型廠礦實行三環制，醫師不僅在病房和門診負責診治本車間的病人，而且要定期深入車間，開展保健工作。沒有設立醫院的廠礦實行二環制，廠礦保健站的醫師負責在門診部診療本車間的病人，定期深入車間，并與劃片醫療中負責該工廠的醫院密切聯系。一環制是車間醫師固定在車間保健站擔任門診診療及車間衛生工作，廠礦保健站只擔任專科診療，一環制適用于廠礦規模較大但車間及工人比較分散的地方。就配置上來看，我國的車間醫師制沒有專門的機構，主要由車間醫師來推動，但二者的工作內容與基本精神在本質上是一致的。我國車間醫師制的核心同樣在于改變廠礦醫務人員只在住院部和門診部做治療工作、“等病人上門”的現狀，要求其深入車間、工地等生產一線。但車間醫師制絕非簡單地將診所搬到工廠，而是需要廠礦醫務人員系統“研究工人勞動生產過程，檢查工人‘吃、喝、睡’的衛生條件”，即全方位了解工廠的生產流程與工人的作業環境與生活衛生狀況，調查研究影響工人健康的原因，提供改善勞動條件建議。
車間醫師的工作內容大體上包含以下五個方面：一是健康管理。為全面系統掌握工人的健康狀況，定期組織工人進行健康檢查（一般為一年一次），針對重點工人群體，根據工種的差異，每三個月或半年進行專項體檢。檢查結束后，由車間醫師根據檢查中出現的問題并結合工種特點將初步意見填寫到健康檢查單上，交車間保健站建立健康卡片。健康卡片是車間負責人安排生產任務、車間內崗位調動、工人休假及療養的重要依據。二是慢性病的觀察、防治與追蹤。系統的防治、觀察與追蹤是發現慢性病早期癥狀、防止疾病惡化、久治不愈、愈而復發的有效手段。通過對健康檔案中就診記錄的分析，車間醫師確定需要防治觀察的病種及病人名單；組織車間醫師、車間保健站護士對確定防治的病種進行系統學習和討論，并制定慢性病觀察防治的各種記錄表；調查記錄患者致病因素并確定患者患病程度，制定相應的防治方針與計劃；在盡可能不影響生產的情況下依照防治計劃對慢性病患者開展觀察、治療、復查與訪視。三是職業病的分析與防治。職業病是由生產過程中的有害因素所引發的，通過分析職業病產生的原因，整改勞動條件，能有效降低職業病的發病率。尋找生產過程中存在的危害因素是職業病防治最關鍵的一步，通過同工種工人對共同不適癥狀的反映、對健康卡片、車間保健站休復工記錄單的分析能發現基本線索；深入車間生產一線，了解生產過程，親自觀察并與工人現場交流，進一步掌握危害工人身體的因素。通過以上步驟掌握相關情況后，車間醫師認真總結分析各項結果，向車間或者廠礦負責人提出整改建議，共同制定防治辦法，并監督執行。四是季節性多發病的分析與管理。季節性多發病受氣候變化等因素影響較大，通過針對性預防，均能有效降低患病率。經常性分析車間保健站中發病記錄是發現季節性多發病的有效手段，發現某類疾病突增后，車間醫師即帶領車間保健站護士（有條件的廠礦還可以聯合公共衛生醫師）進行病因調查并進行針對性的預防與治療。五是衛生宣教工作與工人衛生積極分子的培養。車間保健站是車間衛生宣教工作主體，通過黑板報、海報、幻燈片、廣播站、衛生課、工會活動等途徑積極向工人宣傳衛生健康知識。此外，為使工人明白“勞動者的保健就是勞動者本身的工作”，車間保健站還需要積極發掘、培養工人衛生積極分子并依靠他們在工人初級救護、生產、生活、個人衛生清潔及開展衛生宣教工作等方面發揮積極作用。
我國在學習借鑒蘇聯車間醫師制并進行本土化改造后，改變了過去廠礦醫務人員專注診治，不重預防，不能真正貫徹衛生工作“面向生產”“預防為主”等方針的局面，將車間生產與衛生工作緊密結合起來。作為車間醫師制的主體，車間醫師與車間保健站護士不斷深入工人一線，將衛生工作全方位融入工人生產、生活的全過程，真正落實了衛生為生產服務、為工人服務及“預防為主”的工作方針，不僅保障了生產的順利進行，同時也增強了工人對工廠的認同。
車間醫師制貫徹了“預防為主”的衛生工作方針
工人階級作為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的主力軍，其身體狀態的好壞與工業生產的效率息息相關，工人患病休息除給個人帶來損失外，也會影響生產效率，給企業、國家帶來損失。石景山鋼鐵廠的車間醫師曾以該廠平爐車間剛復工的職工王林為例，計算過工人患病休息給企業和國家造成的損失。王林生病共休息12天（其中10天住院治療，2天在家休養），這12天中，按照工廠每人每日平均生產價值約人民幣50元計算，企業和國家損失生產價值600元；王林每月工資70元，休工期間國家按勞保條例照樣要付80%的工資給他，12天中國家共支付22.32元；王林住院期間打了7天青霉素，服用了咳嗽藥水、退燒藥片，住院伙食費、醫藥費共計23元。以上3筆賬，若以王林一人計算，12天內企業和國家一共損失645.32元；若是按全廠年均3%的工人患病休假率（該廠有10000名工人）來計算，國家和企業一年就要損失572.4萬元。這些損失“可以購買戰斗機三十八架，或者修鐵路九公里半，或是買拖拉機二百四十八臺”。進而言之，從全國范圍來看，這種損失就更是不可估量，據中央人民政府勞動部1951—1952年的統計，“在實行勞動保險百人以上廠礦內，支出病假工資和疾病救濟費相當于九個具有五萬個紗錠、一千八百臺布機的規模并實行三班制的棉紡廠停工一年的損失”。
在“節約每一個銅板為著新中國的建設”的背景下，通過有針對性地加強對工人的重點疾病的預防與系統診治，加強衛生知識的宣傳教育，實現降低工人患病率，節約生產成本，無疑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總體來看，職業病、慢性病、季節性多發病是危害工人健康最為嚴重的三類疾病，車間醫師與車間保健站開展的最重要的工作即對這三類疾病開展針對性的預防、持續治療與訪視，有效降低了工人的患病率。
“慢性病影響生產最為嚴重，占病傷缺勤數比率也最大”，通過建立慢性病檔案，不僅可以幫助車間醫師及時發現慢性病早期癥狀，在病人患病早期進行積極的干預和治療，阻止病情的發展，而且能夠對已有的慢性病人開展持續系統治療，有效緩解慢性病病人的癥狀。南京鐵路醫院1955年實行車間醫師制后，即著手建立慢性病觀察防治檔案，對585名慢性病人進行了系統的觀察防治，取得明顯成效，其中“173名處于休工狀態的職工中，有150人逐步復工，給現場的人事部門解決了很大問題”。石景山鋼鐵廠車間醫師對全廠慢性胃病患者開展集體跟蹤治療，同樣取得明顯成效。該廠鑄造部老工人李學增“患了六年多的胃病很快好轉了。他今年沒有因胃病休過一天工”。
職業病與工人工作環境密切相關，車間醫師深入生產一線的主要目的就是全面了解生產過程，掌握危害工人身體健康的因素，并采取針對性整改措施以降低工作環境對工人身體的損害。如石景山鋼鐵廠車間醫師陶雯在深入車間生產一線的過程中發現車間“焦爐油槽上的煙囪過低，當工人通油槽時，發生黃色的含有苯、瀝青、硫銨等濃煙，影響工人健康”，便依照老工人建議制定了“加高煙囪尺度、加寬下邊的口徑、上邊安拐頭”的辦法，經與“車間行政取得了聯系，立即解決了這個問題”，有效減輕了有害氣體對工人身體的危害。僅1955年第一季度，各車間醫師“便提出一百一十八項改進衛生條件的建議（屬于防止和改善高溫、粉塵、采光、照明及有害化學氣體等的有四十五件，防止外傷事故的有十三件，衛生防疫、福利設施的有六十件），其中七十二件已付諸實施，改變了一部分工人因作業條件或衛生環境不良而受到健康損害的狀況”，有效減輕了工作環境對工人身體的損害，降低了工人職業病的發病率。
季節性多發病一般具有傳染性，容易在短時間內引起患病人數激增，是工廠生產正常運轉的巨大隱患。車間醫師通過常態化的分析車間保健站中工人就診記錄單與休復工登記卡，能夠及時發現病情，并迅速尋找病因，對其采取針對性的預防措施。如南京鐵路醫院車間醫師通過對所屬工人就診記錄單與休復工登記卡的分析，發現工人在秋冬季節患上呼吸道感染的比例較高，遂采取針對性預防措施，取得顯著成效，南京地區鐵路工人“1954年因上呼吸道感染的休工天數為549天，1955年降為313天，減少了43%”。
除對以上三類危害工人身體最為嚴重的疾病進行針對性的預防與跟蹤治療外，加強衛生知識的宣傳教育是貫徹“預防為主”方針的另一個有力舉措，為此，車間醫師與車間保健站的另一項重要任務就是宣傳衛生知識。如南京鐵路醫院在實行車間醫師制的過程中，在衛生知識的宣傳教育上進行了諸多有益的探索，取得了顯著的成績。最初，車間醫師與車間保健站護士在宣傳衛生知識時僅采用貼標語、宣傳畫、出黑板報等傳統宣傳方式，效果很一般。經過努力探索，逐漸找到四種衛生知識宣傳教育的有效辦法：一是將衛生宣傳教育計劃列入工會活動計劃，即在車間醫師領導下，征求專科醫師和衛生防疫站的意見，根據不同季節和本車間傷病特點，做出衛生宣傳教育計劃，提供給工會，列入工會活動計劃中。1955年南京鐵路醫院設置的3個車間保健站，在工會支持下共組織衛生課113次，參加人數5935人次。二是依靠廠礦企業中的一切宣傳力量，即密切聯系黨支部、青年團的宣傳委員，把衛生宣傳教育和其他宣傳活動結合起來，同時充分利用黑板報和有線廣播站等宣傳教育的設備，出版衛生宣傳專刊和廣播衛生節目。三是舉辦同病種及同工種座談會，即組織慢性病等病人舉行座談會，啟發病人檢查發病原因，交流療養經驗。組織同一工種的工人舉行座談會的目的在于發現生產過程中的有害因素，研究改善辦法和預防措施。1955年，南京鐵路醫院組織兩種座談會41次，參加者808人。四是隨時隨地進行衛生宣傳，即車間醫師與車間保健站護士不拘地點、不拘形式的向工人進行衛生宣傳，利用工人上班前、下班后、休息時、候車候船時等一切空隙時間，就地講解衛生常識。通過這些舉措，南京鐵路職工的衛生文化水平有了顯著提高，患病率顯著下降，南京鐵路醫院車間醫師在經驗總結中指出：“職工衛生文化水平的提高是降低發病率最主要的一個因素”。
實踐證明，車間醫師制是貫徹“預防為主”方針的有效辦法，廠礦實行車間醫師制后，通過對重點疾病的針對性防治及衛生知識的宣傳教育，使工人患病率明顯降低。石景山鋼鐵廠實行車間醫師制兩年后，“工人工作及生活的衛生狀況有了顯著改善，職工衛生知識水平有所提高，因而發病率逐年顯著下降，1954年比1953年降低28%，1955年比1954年降低31%”。南京鐵路職工的病傷缺勤率在實行車間醫師制后也明顯下降,“如以一九五四年為一百，則一九五五年降低了43.33%”。車間醫師以及車間保健站護士通過深入生產一線發現并整改有損工人健康的因素以降低職業病對工人的損害，提前預防并持續跟蹤治療慢性病、針對性預防季節性多發病，卓有成效地開展衛生知識宣教等措施，充分發揮了衛生對疾病的預防工作，有效降低了工人的患病率，進而節約了廠礦生產成本，提升了生產效率，保障了工業生產的順利進行。
車間醫師制助推了廠礦的科學化管理
廠礦的科學化管理離不開對各種生產要素的統籌，工人作為生產要素的一部分自然也不能例外。在工業生產過程中，對作為生產要素的工人的統籌通常表現為兩個方面：“其一是為達到生產目的對身體進行有效控制，其二是將個人的健康狀況納入日常生產的考量之中”。實行車間醫師制后，車間醫師和保健站護士通過各種式樣的統計表格建立了工人的身體檔案，使車間負責人能全面掌握工人身體健康狀態，從而將其有效納入日常生產的考量，從這個層面來講，車間醫師制有效助推了廠礦的科學化管理。在實行車間醫師制期間，石景山鋼鐵廠車間醫師與車間保健站制定了體格檢查記錄表、急性職業中毒調查報告表、車間新病例登記表等12種表格；南京鐵路醫院車間醫師與車間保健站則制定了職工健康卡片、工種分析表、病人訪視記錄卡等15種表格。由這些表格所構成的工人身體檔案成為車間排班、崗位調整、療養輪休的重要參考依據。
此外，不同類型的企業還根據車間工人的不同特點因地制宜地制定了各種各樣的健康統計卡。例如，無錫慶豐紡織廠在“沒有建立醫師負責制的時候，沒有健全的疾病統計制度，對職工的病傷情況也缺乏分析調查，對于職工的健康心中無數，因此，車間的勞動計劃很難訂，如這個月預備工訂多了，偏偏請假的人少，下個月訂的少些，偏偏生病的、生孩子的人多起來，對生產是有一定影響的”。1954年11月，無錫慶豐紡織廠在改為公私合營第一個月后就開始實行車間醫師制，即通過建立工人身體檔案，有效掌握了工人身體狀態，在實際生產中有效避免了資源浪費，且保證了生產效率。如1955年第一季度，車間醫師與車間保健站護士通過對工人健康檔案的分析發現，車間中因妊娠反應而缺勤的職工占全廠職工缺勤總數的第一位，對生產影響最大。于是，車間保健站針對性地建立了《月經登記卡》，詳細記錄女工月經周期，如有職工逾時未登記，車間保健站護士即到車間了解具體原因，若該女工45天以上未來月經，就需要驗孕，證實懷孕后，則帶其到車間保健站填寫《妊娠防治卡》，隨后開展定期的產前檢查，并采取工作期間送淡鹽水、舉辦孕婦食堂、縮短夜班時間、工間休息等一系列針對妊娠期女工的措施，對女工加以系統照顧。《月經登記卡》和《妊娠防治卡》的建立取得了顯著的效果。1956年，細紗車間陳福妹小組13個女工中有11個懷了孕，由于車間負責人準確掌握了女工妊娠情況與妊娠期身體狀態，將其納入制定生產計劃考量中，制定了恰當的排班與預備工計劃，沒有對生產造成任何影響。
作為車間醫師制重要工作內容之一，建立工人身體健康檔案能將工人身體狀況納入廠礦制定生產計劃的考量因素中，極大地提升了廠礦管理科學化水平，有效地幫助各廠礦節約了生產成本，保障了生產效率，充分發揮了衛生為工業生產服務的作用。
車間醫師制強化了工人“以廠為家”的責任感
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中共中央即確立了“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的工作方針，劉少奇在會議發言中進一步強調要想依靠工人階級，就必須加強工人工作，必須“保障工人生活”。新中國成立后，黨和國家高度重視工人工作、生活環境的改善，不僅適度提升了工人薪資水平，還建立了勞動保護、勞動保險等工人福利。工人尤其是國營企業和公私合營廠礦的工人隨著工作、生活環境的改善，切身感受到“在我們國家里，人是最寶貴的財富，社會主義需要人來建設，建設社會主義也是為了人”，同時也產生了“以廠為家”的廠礦主人翁意識。隨著1954年車間醫師制在國營企業和公私合營廠礦的推行，車間醫師與車間保健站護士在實際工作中所展現出的對工人人格的尊重、身心的關懷與新中國成立之前工廠中普遍存在著“只重機器不重人”的現象形成鮮明對比，使工人感受到“只有共產黨領導的下的衛生工作，才能主動地積極地為工人服務，只有人民的衛生工作者與工人階級在思想上建立著親密的關系，才能無微不至的為保護與增進工人健康著想”。車間醫師制關注工人身體，極大地增強了工人“以廠為家”的責任感，助推了生產的發展。
實行車間醫師制的初衷是為了貫徹衛生為生產服務、為工人服務的方針，旨在通過降低工人患病率來節約生產成本、保障生產的順利進行。為降低工人患病率，車間醫師與保健站護士對工人健康進行了全方位的管理，有效緩解了慢性胃病、糖尿病等慢性病對工人身心的折磨；減輕了生產和生活環境中有害因素對工人身體的侵害；降低了季節病性多發病對工人健康的影響。此外，在“預防為主”方針的指引下，車間醫師對重點疾病進行了系統的防治，并通過衛生宣教工作提高了工人的衛生文化水平，有效降低了工人患病率，減少了工人因病休工帶來的經濟損失。這些對工人切身利益的關照，使工人深切感受到車間醫師和保健站護士是真正為工人的健康與利益考慮，從而增強了對工廠的認同感與責任感。
車間醫師制在運作過程中同樣強調對工人的尊重與關懷。車間醫師工作方法均表達出工人階級是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的主力軍，車間醫師和保健站護士要牢固樹立為工人健康服務的思想。如南京鐵路醫院幾個保健站的經驗是必須與工人打成一片，多聽取工人的意見，要注意與工人搞好關系，“工人生在草地上、鋼軌上，你就應該和他們生在一起，保健站的工作人員最好熟悉工人能叫出他們的名字來，就更顯得親切和對他們關心”。對工人人格的尊重，讓他們感覺新中國成立后自身地位的改變，對工人身份榮譽感增強的同時，對集體、國家的責任感也隨之增強。
車間醫師和車間保健站護士開展的許多工作解決了工人面臨的實際困難。如實行車間醫師制之前，醫院門診“不分職工、家屬，一律看待，以致有的職工不愿耽誤候診時間，不愿離開生產崗位，因而小病不治，釀成大病；外傷得不到急救有時化膿，延誤治愈時間”。而且大部分廠礦車間距離醫院較遠，掛號看病很耽誤工時，如石景山鋼鐵廠“鑄造部離醫院非常遠，凡是車間保健站不能解決的需要到醫院看病的工人，都得上午到南區醫院掛號，來回需兩個鐘頭，如果預約的時間在下午的話，又得趕回來，下午再去，因而往返浪費的工時就更多了”。針對上述情況，電話預約掛號成為車間保健站一項重要工作，“由車間保健站代工人電話預約掛號，這樣，在指定時間內，工人到醫院就可看上病，節省了很多時間。通過這一改進，領導和工人都覺得車間保健站是為工人和生產服務的”。對慢性病、職業病的跟蹤治療與訪視制度，也讓工人感到溫暖與關懷。如在對慢性胃炎病人集體治療工作中，石景山鋼鐵廠車間保健站護士經常“主動地深入現場去尋覓病例，勸他們來治療，并給他們講解治療方法。同時，還常常親自把配好的藥物送到現場去，交到患者手里，每次治程完畢時，也到患者的工作現場去進行了解和訪問”，使工人切身感受到關懷。正如該廠修理部工人李文所說：“如今的保健站和以前不一樣了，過去拿了藥回家，就沒有人管了，可是現在每天還有人自動地到家里來訪問，這才是真正為人民服務呢”。此外，諸如“夏季在車間中用菜湯代替了鹽水，工人愿意喝”“實行工間休息制”“舉辦孕婦食堂”等具體舉措更是不計其數。這些細致的工作解決了困擾工人的實際困難，使工人“感到領導方面的關懷，領導方面則感到保健員確實解決問題”。
在實行車間醫師制過程中，車間醫師和保健站護士所展現的對工人切身利益的關照、人格的尊重及對實際困難的解決等細致的身心關懷，使工人切實感受到來自工廠這個集體的溫暖和新中國工人地位的轉變，潛移默化地強化了工人“以廠為家”的責任感。有研究指出：“除了文革初期因動亂導致生產秩序受到嚴重沖擊之外，在絕大多數國營企業，物質激勵的缺失并未導致嚴重的消極怠工現象”，而出現這種情形的重要原因在于“國營企業職工特殊地位的集體意識、對本單位的認同”等“以廠為家”責任感的具化表現，有效維系了這一時期工人的勞動效率。
新中國成立尤其是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提出后，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成為當時黨和國家工作的重心。為保障工業生產的發展，衛生部于1953年提出工業衛生是當前衛生工作的首要任務。開展工業衛生工作的主要目的在于通過降低工人患病率來提高出勤率，以保證生產建設任務的順利進行，所以，工業衛生工作必須貫徹“預防為主”的方針。車間醫師制作為被蘇聯實踐所證明的開展廠礦預防工作、降低工人患病率的有效辦法，1954年開始在全國國營及公私合營廠礦推廣。通過車間醫師深入工人生產生活一線，全面掌握影響工人身體健康的因素，并進行系統性防治，有效降低了工人的患病率，節約了生產成本，保障了生產的有序進行；工人身體檔案的建立將其健康狀況納入生產考量中，提升了工廠管理的科學性；車間醫師與車間保健站護士對工人身心的關懷增強了工人對工廠的認可與信賴，強化了“以廠為家”的責任感，保證了生產效率。隨著改革開放后以市場為導向的醫療體制改革，車間醫師制逐漸退出歷史舞臺，逐漸演變為社區醫院及廠礦救護隊等形式，但就其與生產的緊密結合程度及貫徹“預防為主”的力度來看，與車間醫師制是有差別的。誠然，今天的國情相較于新中國成立初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車間醫師制在實行中所展現的“預防為主”的衛生工作方針，衛生與工業生產的緊密結合程度以及衛生的人民性價值取向，在今天仍然值得我們深入思考與借鑒。
［作者簡介］李彪，博士研究生，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山西農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23年第1期，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