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中國成立后，針對民族地區人民群眾買賣困難的問題，黨和政府開展了民族貿易工作，即通過低于市場的價格供應民族地區急需的生活物資，同時又以高于市場的價格收購農副土特產品。1950—1965年，云南的民族貿易工作主要經歷了以下三個階段：1950—1952年為探索階段，民族貿易工作進行了從無到有的探索；1953—1957年為形成階段，民族貿易工作蓬勃發展，國營民族貿易體系形成；1958—1965年為動蕩與恢復階段，民族貿易工作在歷經短暫挫折后很快得到恢復與提高。民族貿易工作有效改善了民族地區生活條件，促進了商品流通和社會經濟發展，通過“看得見”的利益有效增強了少數民族同胞對新生人民政權的認同，是一項事關國家長治久安的民心工程。
［關鍵詞］民族貿易；云南；民族工作
新中國成立后，針對民族地區人民群眾買賣困難的問題，黨和政府開展了民族貿易工作，即通過“賠錢補貼”供應民族地區急需的生活物資，同時又以高于市場的價格收購農副土特產品，從而有效改善了民族地區的生活條件，促進了商品流通和社會經濟發展，是一項被譽為“把黨的溫暖送到千家萬戶”的重要工作。目前，學界對新中國民族貿易工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方面多從政策層面出發，側重梳理民族貿易政策制定及其演變；另一方面則聚焦不同地區民族貿易工作，其中西北地區關注度較高，西南地區的研究相對薄弱。作為邊疆民族地區，特殊的地緣格局與少數民族聚居特點決定了云南在民族貿易工作中的重要性。已有研究關注到了這一點，并就該省的某一地區做了初步探討，但云南作為開展民族貿易工作的典型地區，民族貿易實踐活動內容豐富，地方檔案文獻對此有著詳細記載卻少有專題研究涉及。對此，本文基于豐富的地方檔案、報刊及口述訪談等資料，對1950—1965年的云南民族貿易工作做了系統梳理，以期深化對相關問題的研究。
一、民族貿易工作的探索（1950—1952年）
新中國成立之初，云南尚未完全解放，在中國人民解放軍（以下簡稱解放軍）進軍云南的過程中，民族貿易便陸續開展起來。隨著人民政權逐漸建立，該省的民族貿易工作也得到了極大推進。
（一）“政權未建，貿易先行”：隨軍貿易進入云南
在“政權未建，貿易先行”和“慎重穩進”的方針下，云南的民族貿易最先以“隨軍貿易”的形式出現。1949年12月，41名貿易干部組成的貿易隊隨解放軍南下。貿易隊出發前，貿易部副部長姚依林在動員報告中指出：“要以你們幾十位同志為骨干……發展和擴大貿易服務，搞好市場管理，穩定物價，使人民幣盡快占領市場”。12月9日，貿易隊從北京出發南下。1950年1月，西南軍政委員會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劉岱峰在接見此行人員的報告中進一步明確了其在云南的主要任務：“鋪攤子，建機構，發展和擴大貿易隊伍”；“采取多種形式，迅速組織物資下鄉，穩定市場物價，支持人民幣發行”。3月，昆明市軍事管制委員會成立后，貿易隊改為貿易組，留下少數人籌建云南省貿易總公司，多數干部派往各地“鋪攤子，建機構”，發展貿易干部和職工隊伍，組織貨幣和物資下鄉。這為云南民族貿易工作奠定了初步的組織基礎，有利于后續貿易工作的進一步開展。
派往各地的貿易干部組成一個個貿易小組，以肩挑馬馱的方式將物資帶到邊疆民族地區的主要城鎮，大多就地擺攤或是利用廢棄的、自建的茅草房屋作為經營及辦公場所，條件較為艱苦。例如，德宏的貿易干部便“自建茅屋，實行倉庫、營業室、宿舍三位一體”。有的貿易小組利用當地適合的場所快速開展民族貿易工作。例如，麗江福貢“上帕街有幢破舊不堪的樓房，傈僳語稱‘石可嗨’（七間房），是福貢唯一的最大最好的建筑。民貿公司就住在這里，樓下做門市部，樓上做辦公室和宿舍，住宿十分擁擠”。與此同時，因當地剛解放，社會秩序尚未完全恢復，一些地區的貿易干部不但需要搭建辦公場所，開展貿易工作，還要看護好商品。例如，思茅的貿易職工“白天售貨或送貨到村寨，晚上在煤油燈、蠟燭下做銷貨日報表、記賬，夜里輪流站崗放哨，看守商品”。由此可見，在隨軍進駐各地的過程中，云南民族貿易工作殊為不易。
與此同時，進駐各地的貿易工作人員和解放軍戰士一道在最短的時間里把貿易工作開展了起來。如據原梁河民族貿易公司工作人員尹可聰回憶：“當時梁河解放后，解放軍脫下黃色軍裝，穿上便服就開始擺攤開展貿易”。而且，解放軍戰士還代表黨和政府把大批救濟物資送到群眾手中。如西盟縣僅一個營80天內“就向各村寨發放土布3000多件，食鹽近萬斤，衣服600套，針9萬根，線100斤，毛巾、頭巾3400多條”。鹽巴、布匹、針線等生活物資成為黨和政府為少數民族地區同胞提供的“見面禮”，隨軍貿易則進一步保障了剿匪斗爭的勝利，配合了邊疆各級人民政權的建設，完成了“政權未建，貿易先行”的光榮使命，成為云南國營民族貿易的雛形。
（二）“一攬子經營”：民族貿易工作局面的打開
1950年3月，政企合一的國營商業機構云南省貿易總公司成立，隨即，各地也迅速在貿易小組的基礎建立起“一攬子經營”的國營貿易分、支公司，其中地區為分公司、縣為支公司。1951年4月，云南省人民政府批準在省貿易總公司的基礎上成立云南省人民政府商業廳，實行政企分離，為全省貿易行政管理機構；與此同時，云南省貿易公司（又稱省國營貿易公司——筆者注）成立，改屬地方性的“一攬子經營”機構。在省商業廳與省貿易公司的統籌下，云南的國營貿易網點逐漸鋪開，民族貿易工作穩步推進。8月，首次全國民族貿易會議召開，對各邊疆民族地區貿易工作進行部署，要求“在少數民族地區，積極的建立與發展國營貿易機構，并采取一攬子公司、專業公司、流動小組、代銷店等各種形式，擴大少數民族地區的商業網，幫助少數民族推銷土特產，供給合乎他們需要的生活資料與生產資料。在有條件組織合作社的地區，積極扶助合作社的發展”。云南在省國營貿易公司的統籌領導下，110多個貿易小組通過固定經營與流動趕街相結合的方式，深入少數民族聚居地區開展物資交流；同時，公司還吸收了一部分少數民族干部參加貿易工作，有效推動了少數民族聚居地區貿易工作的開展。
云南的民族貿易經營方式力求適合少數民族同胞要求，隨時交易，手續力求簡便，慎重使用度量衡；在貿易過程中，整個商業系統包括銷貨員、采購員等在內的工作人員都是政策的宣傳員，既要做好民族貿易工作，又要宣傳好新生人民政權的政策精神。為保障生活物資供應，鹽巴、火柴、煤油、紅糖、茶葉五種生活必需品一度被列為“政治商品”，貿易機構千方百計組織供應，不準脫銷，否則要追究責任或給予行政處分、通報。
與此同時，本著不賠不賺、少賺和有些商品賠本經營的原則，黨和政府為少數民族聚居地區調入大量商品，供應各族群眾。如怒江邊區四縣“僅1952年政府補貼食鹽差價和稅款就達2.5萬元”，同時“又以合理價格收購農副土特產品，實際收購價格則比新中國成立前的不等價交易一般提高了十倍以上，使各族農民在商品購銷中真正得到了實惠”，切實幫助各族群眾解決了生產生活困難。
1950—1952年，云南的民族貿易工作經歷了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探索：3年間，在少數民族聚居區的普洱、保山、麗江、蒙自、文山5個專區建立了100多個貿易機構，各地培養的少數民族貿易職工達350多名。但總體來看，各地貿易機構及干部仍遠遠不夠，大部分縣只有1個縣商店或1—2個貿易小組。貿易工作中也存在諸多問題：一是對市場掌握不夠，供應的物資與人民群眾需求不匹配；二是貿易干部業務不熟悉導致弄錯賬目、短少貨物，工作執行力差；三是國營貿易公司與少數民族同胞未能普遍建立關系。此外，一些地區還存在貿易工作一般化，對少數民族同胞的習慣特點缺乏調查研究，邊境線上存在貨幣混亂、度量衡不統一等問題，國營貿易在少數民族聚居地區的根還未扎穩。這也對民族貿易工作的進一步開展提出了相應要求，推動著民族貿易體系的形成。
二、民族貿易體系的形成（1953—1957年）
1952年底至1956年5月，商業部先后召開三次全國民族貿易會議，及時了解和溝通全國民族貿易工作的開展情況。據此，黨和政府適時對民族貿易工作方針政策做了調整。云南及時結合國家政策和當地實際，逐步建立起國營民族貿易體系。
（一）民族貿易網點分布與機構演變
1952年12月，第二次全國民族貿易會議明確要求已經成立或合乎條件將來要成立民族區域自治政府的地區內應設立民族貿易公司。1953年，云南省貿易公司設立民族貿易科，專管邊疆民族貿易工作，有明確的民族貿易與地方國營貿易之分。在此基礎上，云南重點開展民族貿易的6個邊境地區麗江、德宏、普洱、臨滄、紅河、文山（以下簡稱外六專區）的民族貿易雖仍由貿易公司負責，但其組織機構卻不斷向基層延伸，干部隊伍不斷壯大，國營民族貿易體系日益完備。至1954年，外六專區共有國營貿易公司分支機構等329處、少數民族干部550多名，其中有23人擔任貿易支公司經理。少數民族干部的加入，解決了語言不通、溝通不暢等困難，密切了國營貿易機構與當地群眾的聯系，推動了民族貿易工作的進一步開展。
1954年1月，商業部調整內設機構，將中國土產公司的民族貿易科歸入土產局，5月擴大為民族貿易局。1955年6月，第三次全國民族貿易會議規定，在少數民族人口較多的省商業廳內應設立民族貿易處或科，并明確在自治州及縣一級設置民族貿易公司，在合作社力量不足的集鎮可設立商店或貿易組，在邊遠山區和牧區則積極組織流動貿易。1956年5月，第四次民族貿易會議規定機構設置應劃分不同類型，其中，縣城以上除現有的貿易公司外專業公司應適當向下延伸，少數民族聚居的偏遠山區則適當增設固定小型商店。為此，云南重點開展民族貿易的外六專區除每縣都設有貿易支公司外，各地州、縣還在商業局下設立了百貨、醫藥等專業公司。例如，至1957年2月，麗江共設國營商業企業貿易、百貨、針織、紡織、文化、醫藥、專賣、五金、煤建、食品、飲食11個專業公司。同時，貿易機構逐漸往下延伸，在集鎮、鄉增設中心商店，農村也不斷設立貿易小組、代購代銷店或固定小型商店。如臨滄的鎮康縣1956年分別在巖子頭、大寨等建立了購銷店，商業網點延伸至農村。在此基礎上，民族貿易工作愈發重視不同地區不同民族特點，貿易業務隨之進行調整。
在第三、第四次全國民族貿易會議的政策精神指導下，結合云南民族貿易工作的實踐基礎，1957年7月，云南省貿易公司將民族貿易業務和一部分工作人員劃出，正式成立省民族貿易公司，以扶持民族地區生產發展，加強少數民族特需商品的經營。外六專區的貿易分公司更名為民族貿易分公司，縣貿易公司更名為縣民族貿易公司，各縣的專業公司也與縣民族貿易公司合并，由縣民族貿易公司實行“一攬子經營”；區（今鄉鎮級——筆者注）開設民族貿易中心商店，區以下設流動貿易小組、購銷小組。至此，在省商業廳領導下，云南國營民族貿易體系初步形成。
（二）民族貿易中的商品經營
隨著貿易網點不斷鋪開，大量物資源源不斷輸送到少數民族同胞聚居地區，切實保障了當地人民群眾的生產生活。早在1952年3月，云南省商業廳就下發《關于邊疆少數民族貿易工作的意見》，要求各地在“堅決貫徹薄利多銷有賠有賺”的原則下，正確處理“賠錢補貼”與“不賠不賺”的問題，并提出具體補賠計劃：“為照顧少數民族地區特殊情況，由各貿易分公司結合業務需要可以提出補貼計劃，經核準后給予適當的補貼，補貼范圍系指進口的工業品不足供應市場必須由內地運去賠錢的，或個別關系少數民族生活較大的土產必須由國家賠錢運銷者由國家賠錢，其余均不得賠錢”。對此，各級貿易公司妥善處理好“賠”“賺”問題，最大程度保證了少數民族同胞的生產生活。例如，貢山縣大批的鹽巴、茶葉、棉布等均免稅賠本供應，碧江縣的食鹽、小鐵農具、茶葉等也實行賠錢政策，其中食鹽、煤油等實行最高限價，人民群眾受實惠平均每人達7元，有效推動了民族貿易的繁榮。
為幫助少數民族同胞聚居地區農副土特產品打開銷路，各地黨委和政府組織了大量的物資交流會，推動了初級市場的大發展。1952—1953年，云南全省共召開專區、縣、初級市場的大小物資交流會286次，成交712萬元。與此同時，各級貿易機構還以公平合理甚至高于市場的價格收購農副土特產品。例如，草果（每50千克，以下同）由7元提高到42元，黃連由50元提高到440元，貝母由140元提高到880元。此外，貿易機構還為農村地區改進購銷方式，以適應農民群眾的生產勞作時間，即農閑時定時定點召開小型物資交流會，農忙時則背貨下鄉串門收購。對此，農民群眾感慨道：“翻山越嶺送貨，串走千家萬戶，購銷來到村中，方便群眾周到”。
為推動少數民族同胞聚居地區生產發展，各級貿易公司還非常注意結合各地特殊情況為其提供大批生產資料。如為解決犁頭、犁鏵等農具供應問題，思茅各縣民族貿易機構配合手工業管理部門采取派人到指定地點學習、師傅巡回傳授、季節前師傅住地生產等方式予以解決。德宏各縣民族貿易公司則專門從外地請來鑄犁的師傅，由民族貿易公司供給原料，按不同地區的規格就地生產、銷售，既降低了成本與銷售價格，又保證了質量和實用性，深受廣大農民的歡迎。
（三）少數民族同胞特需商品的經營
為了克服民族貿易工作的一般化問題，第三次全國民族貿易會議明確提出：“在商品經營上力求做到使商品適合少數民族的需要，這是國營商業為少數民族人民的生產與生活需要服務的必要條件，也是衡量民族貿易工作做得好壞的一個重要尺度”。這不僅是為了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需要，而且具有增強民族團結的重要意義。1955年5—7月，商業部還派出民族貿易調查小組，與云南省商業廳干部一同對西雙版納、德宏和臨滄等地的民族貿易工作及市場展開調查，“著重調查了各民族人民的特殊需要和喜愛的幾十種商品的規格、需要量及目前供應情況，并調查了各地二百多種土特產品的產購銷情況”。與此同時，各級民族貿易部門也先后派人到少數民族同胞中收集樣品，邀請基層營業員和民族參觀團成員座談，利用有少數民族同胞參加的各種會議進行調查訪問，收集各民族特需商品的品名、規格、數量、質量，復制樣品到群眾中征求意見。在廣泛聽取少數民族同胞意見和要求的基礎上，同年底，云南整理出了一部民族特需商品目錄初稿。1956年3月，商業部民族貿易局召開全國少數民族特需商品座談會，云南由省商業廳民族貿易科陳星杰帶領5位基層民族貿易公司的工作人員參加，根據會議指示對云南的目錄再行修訂、調整。7月，商業部編制《全國少數民族地區特殊需要商品目錄》，并對“民族特殊需要商品”進行定義：“能夠表現出各民族獨特需要的商品，謂之特殊需要商品”。該目錄用于“供給民族地區的商業部門研究少數民族人民需要，便于組織貨源，指導業務，體現民族貿易政策”；同時“供給有關工業、手工業等部門生產方面的參考，以便根據少數民族人民需要的特點，生產適合于各民族喜愛的商品”。
在此期間，在省商業廳的指示下，1956年2月，云南省貿易公司即在昆明成立了“民族特需商品門市部”，供應綢緞、絲線、絲帶、銀飾品、民族手工業品、民族服裝、土百貨等8大類共150多個品種貨物，約有3000—4000種花色，日平均營業額約1000元。而且，門市部還專門配備了民族干部營業員，“規定在營業時間內要穿著本民族的服裝，使用本民族和漢話兩種語言，接待顧客”。各縣也相繼成立民族特需商品門市部或供應專柜，向省民族特需商品門市部進貨。部分民族特需商品采取賠錢供應，如碧江縣各種貝殼、珠子、珊瑚等，取省城的差2%和批零差15%—16%，邊疆加運雜費用，按進貨地批發價為全縣統一零售價。
此外，云南的民族特需商品種類繁雜，經營具有相當的復雜性。1957年7月，云南省民族貿易公司召開邊疆民族貿易公司營業員座談會，研究了民族特需商品的經營和商品不對路的問題，各地編選了要貨計劃和特需商品目錄。會議期間，與會人員就上海產的繡花線這一特需商品產生了分歧：“有的同志說他那里少數民族喜愛繡花，他那里需要淡黃、大紅、深綠色……還有的同志說，他們那里只需要真絲絲線，不需要繡花線，上海產品繡花線不應列為民族特需商品。而又有一些同志認為，繡花線是民族喜愛的特需商品，要列入經營目錄并要求積極供應”。在此基礎上，會議決定將“各地所需色澤列入目錄今后按所提色澤調撥”。問題雖然解決了，但云南民族特需商品的經營難度由此可見一斑。
總的來說，“一五”計劃期間（1953—1957年），云南民族貿易蓬勃發展，建立起了覆蓋全省大部分地區的民族貿易機構，民族貿易工作隊伍擴充壯大，所經營的商品種類、數量大幅增多，并開始專門經營民族特需商品。國營民族貿易全面覆蓋邊疆市場，陸續建立起統一的國營民族貿易體系，日益改變著邊疆民族地區的經濟面貌。
三、民族貿易工作的動蕩與恢復（1958—1965年）
1958—1965年，云南的民族貿易工作在經歷嚴重受挫后，隨著黨和政府對國民經濟的全面調整，云南的民族貿易工作迅速調整與恢復，有力地推動了當地民族貿易穩步發展。
（一）民族貿易工作嚴重受挫
1957—1961年，云南民族貿易機構變動頻繁。1957年10月，成立僅3個月的云南省民族貿易公司便被撤銷。云南省商業廳又成為政企合一的機構，在省商業廳內按行業增設5個專業業務處和1個民族貿易局（1958年改為民族貿易處），同時成立了省民族貿易經理部（1960年改為民族貿易批發站）專營民族特需商品，在昆明設立民族商品采購、供應經理部，負責省內各民族地區的商品批發供應。與此同時，全省各級商業機構相繼實行政企合一，各縣級民族貿易公司、專業公司并入商業局。整個商業體制管理由細變粗，商業機構、網點和從業人員急劇減少，各城鄉個體經營商業幾乎絕跡，物資流通渠道趨于單一化。例如，1957年8月，蒙自的百貨、五金機械、針紡織品等8個分公司合并為商業局，將食品、貿易、飲服和專賣局合并為服務局，各市、縣也相應撤并。1958年7月，專區服務局、供銷合作社、個舊市外貿站并入州商業局，同時將部分公私合營、集體和個體商業納入國營商業。
機構的合并、撤銷等導致了民族貿易工作遭受挫折：“既破壞了資源，又造成財產的巨大損失……民貿企業1962年處理的‘三清’（即清理庫存、清理資金、清理賬目——筆者注）損失達1411萬元”。可見，1958—1961年，云南的民族貿易工作遭遇重大挫折，民族貿易損失嚴重。
（二）民族貿易工作的調整與恢復
針對國民經濟遭受的嚴重困難，1961年1月，中共八屆九中全會正式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開啟了對國民經濟的全面調整。由此，民族貿易工作也得到了恢復和發展。1962年4月，中央民族工作會議提出：“撤銷了的民族貿易機構（民族貿易公司、民族特需商品門市部、民族商品專柜、流動貿易小組等）要恢復。少數民族特需的商品要有計劃地安排生產，盡可能地供應；過去在某些少數民族地區實行的‘不賠不賺，有賺有賠，以賺補賠’的貿易方針也應當逐漸恢復”。7月，商業部下發《關于恢復和健全民族貿易機構加強少數民族貿易工作的指示》，指出：“要迅速把民貿機構恢復和健全起來，現在商業部民貿局已正式建立，各省、自治區沒有建立起來的要迅速地建立起來。”同月，云南省民族貿易公司恢復，省民族貿易批發站并歸省民族貿易公司，繼續恢復對全省民族貿易的經營。隨后，各級民族貿易公司亦隨之恢復，邊疆民族地區各商業局再度掛出民族貿易公司的牌子，繼續實行“一攬子經營”，全省范圍內普遍而迅速地恢復了各級民族貿易機構。例如，8月，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成立了州民族貿易公司，編制48人；州公司成立后，各縣的民族貿易公司也恢復了，并變成了商業局（與民族貿易公司實行兩塊牌子，內部一套人員的政企合一機構）；縣以下的區商店一律改稱“民貿中心商店”，實行獨立核算；區以下的鄉或大的農村，設立購銷店。各級民族貿易機構的迅速恢復，基本滿足了各族群眾的購銷需求，有利于民族貿易工作的進一步開展。
1962年10—11月，第五次全國民族貿易會議召開，會議決定從1963年開始對邊遠山區、邊遠牧區的民族貿易企業在自有資金、利潤留成、價格補貼方面實行照顧政策。1963年8月，商業部、財政部聯合下發《批復1963年邊遠山區、邊遠牧區民族貿易企業三項照顧問題的聯合通知》，將云南31個縣在內的民族地區劃為照顧地區，并在利潤留成等方面給予相應的照顧政策。對此，云南對該省的31個照顧縣明確規定，自1963年起，對食鹽、茶葉、紅糖、煤油、火柴實行最高限價：食鹽零售價每0.5千克縣城為0.23元、農村為0.25元，原來零售價低于限價的維持原價不變；茶葉在麗江銷售緊張，每0.5千克縣城0.95元、農村1元，其他地區不分城鄉每0.5千克0.9元；紅糖不分城鄉每0.5千克為德宏0.45元，思茅、臨滄、紅河則不超過0.5元，麗江不超過0.6元；煤油每0.5千克縣城為0.4—0.65元、農村0.4—0.68元；火柴不分城鄉每盒0.02元。與此同時，照顧地區的123種土特產品實行最低收購保護價，其中農副產品30種、中藥材93種。上述舉措有利于推進被照顧地區的經濟發展，切實改善了當地人民群眾的生產生活。
為做好購銷業務，云南各級黨委、政府還從資金、技術等方面幫助邊疆民族地區發展多種經營。在資金方面，主要通過財政撥付、貸款方式予以支持。如思茅的茶葉生產主要依靠國家發放無息貸款、財政撥款或在山區改造費內補助，并實行茶葉獎售，其中茶葉收購價格先后調高8次。在技術方面，主要采取派出去學和聘請技術人員來傳授的方式。如在德宏，“州財校開辦了專業農產品采購培訓班，以及巡回舉辦短期的業務技術集訓，組織技術交流，進行現場參觀”；同時還“派遣干部和社員到省外、州外學習先進技術等”。通過培訓學習，德宏的商業隊伍中約400余人懂得了一般的農產品知識。此外，云南各級民族貿易機構更加注意對民族特需商品的經營，并在商品分配上進一步給予民族地區必要的照顧和優惠。如文山提出積極經營民族特需商品，大力組織地方貨源，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就地銷售，加大了當地傳統手工業產品的生產并予以原料保證，得到了各族群眾的一致好評。
1962—1965年，云南的民族貿易工作迅速恢復，進入穩步發展和提高的新階段，為此后尤其是改革開放后的民族貿易工作打下了堅實基礎，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
四、民族貿易工作的成效及意義
1950—1965年，云南的民族貿易工作經歷了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發展階段，在改善民生、促進邊疆經濟社會發展方面取得很大成績。作為民族工作的重要內容，民族貿易工作通過“看得見”的利益有效增強了少數民族同胞對新生人民政權的認同，對于推進新中國的民族工作和邊疆治理具有重要意義，是一項事關國家長治久安和邊疆穩定的民心工程。
（一）改善了民生，促進了邊疆經濟社會發展
隨著民族貿易的蓬勃發展，民族貿易工作者在當地人民群眾的心中享有很高信譽，如碧江縣的傈僳族同胞唱道：“自從來了貿易扒，村村寨寨樂哈哈，公買公賣人人夸，鹽巴堆的如小山，茶葉收的大滿罐，早吃晚吃隨時買，不消奔波爬雪山”。可見，邊疆民族地區切實感受到了黨和政府的關懷，增強了其對新生人民政權的高度認同。因此，民族貿易一經產生，就作為中國共產黨在少數民族地區創建人民政權的“先行官”而載譽史冊。云南各級黨委和政府高度重視民族貿易工作，成績顯著，意義深遠。
一方面，積極開展購銷業務，切實改善了邊疆各族人民的生活。至1965年，云南31個“邊疆民族貿易縣”主要工業品銷售總額達13776萬元，其中農業生產資料銷售總值697萬元；收購總值達3770萬元，其中農副產品總值2768萬元。這些實實在在的交易額是云南邊疆民族地區生產生活的真實寫照，體現了黨和政府對當地人民群眾的關心和幫助。正如毛澤東早在中央蘇區時就明確提出的：“一切群眾的實際生活問題，都是我們應當注意的問題。假如我們對這些問題注意了，解決了，滿足了群眾的需要，我們就真正成了群眾生活的組織者，群眾就會真正圍繞在我們的周圍，熱烈地擁護我們”。云南的民族貿易工作想人民群眾所想，解決了邊疆民族地區人民群眾的買賣困難問題，贏得了當地人民群眾的衷心歡迎。以食鹽為例，解放前“鹽巴比黃金貴，吃點鹽巴難上難”，解放后隨著民族貿易的開展，人民群眾的食鹽問題得到了有效解決。
另一方面，邊疆民族地區建立起層級豐富的國營商業體系，有效推進了當地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解放前，云南商品經濟發展參差不齊。以思茅為例，江城縣與內地相同，商品經濟發展稍進步；孟連縣所屬壩區商品經濟較發達，山區則較弱；瀾滄縣少數民族同胞聚居較多，商品經濟很不發達。復雜的經濟社會結構使得民族地區存在多層次的商業格局與多元化的貿易形式。解放后，云南的民族貿易機構不斷增長，到1965年，邊疆民族貿易地區實有機構網點1290個、人員8903人，比1956年分別增加4.4倍和3.3倍，其中飲食網點增加10倍、服務業網點增加8.5倍。在各級民族貿易機構的引領下，在買賣之間，各少數民族同胞聚居區與外界緊密聯系在一起，既在當地建立起統一的國營民族貿易體系，也推動了其生產發展。例如，解放前，貢山縣商品經濟落后，解放后則逐步建立起完整商業體系，至1964年，全縣共設有各類貿易機構24個。這些貿易機構既滿足了當地人民群眾的生產生活需要，也大大促進了當地經濟社會發展。
（二）打開邊疆地區民族工作的“敲門磚”
解放軍進駐云南前，時任第二野戰軍前委書記的鄧小平就曾指出，包括云南在內的西南邊疆少數民族同胞與漢族之間由歷史原因造成彼此間有“很深的隔膜”。因此，在解放云南的過程中，解放軍非常注意這一點，并在隨軍貿易中較好地解決了上述問題。通過實實在在的幫助，少數民族同胞改變了此前對黨和政府的偏見，隨著民族貿易工作的開展，他們紛紛表示：“希望人民政府來，來了帶個貿易公司來”。1950年7月，鄧小平在歡迎赴西南地區的中央民族訪問團大會上明確提出：“實行民族區域自治，不把經濟搞好，那個自治是空的。少數民族是想在區域自治里面得到些好處，一系列的經濟問題不解決，就會出亂子。”民族貿易正是經濟問題之一，得到了黨和政府的高度重視。
1951年8月，政務院副總理、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陳云在首次全國民族貿易會議上強調：“貿易工作在現階段是民族工作重要的一環，兄弟民族地區的貿易工作者，同時也是民族事務委員會的工作者，是國營貿易的干部，也是民族事務委員會的干部，是經濟工作干部，也是政治工作干部。你們必須在經濟工作上擔負著團結兄弟民族、鞏固國防的政治任務。”顯然，黨和政府高度重視民族貿易工作，是將其作為民族工作重要部分進行考慮和強化的。為此，云南各級黨委和政府對此予以了很好的貫徹落實。據尹可聰回憶：“當時國家相當重視民族貿易工作，不僅是買賣，更是把它作為政治工作。通過民族貿易這個商業手段來打破中央與邊疆民族之間的隔閡，通過商業流通把買賣做到群眾家。”云南的民族工作開展到哪里，民族貿易工作就進行到那里，得到了當地人民群眾的大力支持。如有的地區群眾考慮到貿易小組運輸貨物不便，特地修好山路，并主動幫助貿易小組蓋房子。可見，民族貿易通過實實在在的利益密切了黨和政府與民族地區的關系，有利于民族地區各項工作的進一步開展。
（三）保障了邊疆穩定，維護了國家安全
云南是中國西南門戶，其穩定團結直接關系國家安全。近代以來，云南邊境普遍存在從境外購買商品到境內出售的現象，如中緬邊境許多生活日用品靠從緬甸進口。長期的“邊民互市”導致邊境市場外貨充斥，邊疆與祖國內地在經濟聯系上形成了“內疏外密”的狀態。為貫徹黨的邊疆民族政策，解決邊疆民族地區人民群眾的生產生活需要，國家先后在中緬、中越、中老邊境允許開放小額貿易，允許兩國邊境地區的商販在政策規定的范圍內進行小數量的貿易。目的就是為了改變邊疆地區各族群眾對外貨的依賴，保障我國邊境安全。隨著民族貿易工作的穩步推進，云南邊境的國營商業主導權逐步確立，推動了邊境地區的發展進步。
有論者指出：“對‘生于斯長于斯’的邊疆各族人民而言，守家即衛國的歷史使命決定了他們是維護國家邊疆長治久安的根本和棟梁”。邊民從國營民族貿易中獲得了實實在在的利益，一些少數民族同胞親切地稱呼民族貿易企業為“我們的公司”，其對新生人民政權的認同也進一步加深，既保障了邊疆穩定，又維護了國家安全。
綜上所述，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民族貿易工作，是黨和政府民族工作的重要組成，呈現出一定的階段性特征，并對各個時期民族地區的經濟社會產生了重要影響。1950年前，云南邊疆民族地區的商品經濟不發達，總體表現為商業網點和人員少，交換商品品類、數量少，運輸路線長，從而助長私商經濟掠奪，人民生活困苦。伴隨著民族貿易工作開展，云南廣泛建立起新型的、適合民族地區特點的國營商業體系，在經營中貫徹公平合理的價格政策，實現了市場物價的穩定與商品流通的活躍，逐步建立起嶄新的統一的國營民族貿易體系。民族貿易工作的開展，改善了邊疆地區各族人民生活，促進邊疆社會經濟發展；作為國家打開邊疆地區民族工作的“敲門磚”，鞏固了各民族團結與社會穩定，增強了各民族同胞對新生人民政權的高度認同，有利于邊疆穩定與國家安全。
［作者簡介］譚世圓，歷史學博士，講師，云南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新中國西南民族貿易工作資料整理與研究（1950—1965）”（22CZS075）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24年第3期，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