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組建中央民族訪問團，深入民族地區進行慰問和調查，是新中國成立初期落實《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加深民族交流、鞏固國防安全的重要舉措。其中，最早派出的西南民族訪問團通過贈送禮品、文藝演出、治病救人等方式，與少數民族建立了良好溝通渠道；通過對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語言、文物等調查，加深了對少數民族特點的認識；幫助少數民族組建民族自治區、民族民主聯合政府及調解委員會，獲得了少數民族群眾的擁護。這次大規模訪問對樹立黨和政府執政為民形象、解決民族地區經濟困難、消除對西南地區“瘴癘之地”的偏見及為此后的民族調查提供方法論指導都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西南民族訪問團；慰問；調查；政權建設
疏通民族關系，打破民族隔閡，調解民族糾紛，是中國共產黨民族工作的重要內容。新中國成立伊始，新生人民政權對廣大民族地區并不熟悉，1950年4月28日，在政務院舉行的第30次政務會議上，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烏蘭夫便明確指出：“中國少數民族數十種，情況各不相同，有的還處于原始狀態（如內蒙的鄂倫春人），而大部分少數民族地區又都是解放不久，對其情況，我們尚不甚了解，因此加強對少數民族情況的調查研究，這在新解放的民族地區確很重要。”基于此，組建中央民族訪問團深入民族地區進行慰問和調查，就成為新中國成立初期民族工作的重要舉措。目前學術界對新中國成立初期的中央民族訪問團已有一定的討論，但研究多局限于史實梳理，鮮有對中央民族訪問團交流、調查、建政的全景式分析，尤其是未注意到訪問團在社會心理方面的貢獻以及對民族調查的方法論意義。爰此，本文擬以中央民族訪問團中最早派出的赴西南地區的訪問團（以下簡稱西南民族訪問團）為考察對象，詳細討論該訪問團的組建過程、具體實踐以及重要意義，以期有助于相關研究的深化。
一、西南民族訪問團的組建與原則
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就把解決中國的民族問題作為自己的歷史使命，并把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民族問題的基本理論同中國革命的實踐相結合，提出了解決中國民族問題的綱領和政策，進行了一定的少數民族工作實踐。例如，長征途中紅軍先遣隊司令員劉伯承與彝族首領的歃血為盟、陜甘寧邊區有關民族工作方針政策的制定，以及1947年內蒙古自治區的成立，都為黨的民族工作提供了寶貴經驗。然而，大規模的慰問和調查，則是由派出中央民族訪問團開啟的。作為最早派出的西南民族訪問團，其組建緣由、組建過程和實踐原則蘊含著中國共產黨民族工作的豐富理念。
（一）組建緣由
新中國成立伊始，在國家政治環境初顯穩定、經濟建設百廢待興、社會改造剛剛起步之際，中央人民政府就組建了中央民族訪問團，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落實《共同綱領》中的民族政策 1949年9月底，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以下簡稱《共同綱領》）中，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實行團結互助，反對帝國主義和各民族內部的人民公敵，使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各民族友愛合作的大家庭”。“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應實行民族的區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區域大小，分別建立各種民族自治機關”。“各少數民族均有發展其語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風俗習慣及宗教信仰的自由。”為了落實《共同綱領》中相關的民族政策，中央政府采取了“派下去”和“請上來”兩方面措施，其中“派下去”，就是組建中央民族訪問團，深入民族地區進行慰問和調查。
加深對西南地區少數民族的了解 從整體上看，新中國成立伊始，國家對廣大少數民族地區仍缺乏了解。在接見西南民族訪問團時，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劉伯承強調：“關于西南少數民族問題，以我們來說還是一個新的問題，我們僅一知半解，許多情況我們還不大了解，比如西康藏族人口，云南、貴州少數民族的種類，到今天還沒有精確的統計。”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鄧小平更是直接指出：“我們對少數民族問題不僅沒有入門，連皮毛還沒有摸著”。從烏蘭夫到劉伯承、鄧小平，均表示出希望了解少數民族地區的強烈意愿。
出于國防安全的考慮 因地處邊疆民族地區，西南地區歷來是國家戰略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鄧小平曾明確指出：“西南的國境線從西藏到云南、廣西，有幾千公里，在這么長的邊境上，居住的絕大多數是少數民族。少數民族問題解決得不好，國防問題就不可能解決好。因此從西南的情況來說，單就國防問題考慮，也應該把少數民族工作擺在很高的位置。”西南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委員王維舟也強調：“西南是一個多民族的地區，少數民族的種類和人口數字，現在還沒有正確的統計，根據現有材料研究，能夠獨立構成一個民族的共約34種”，“人口約1800余萬，其中以藏族、苗族、彝族、仲家族、回族、擺彝、民家等族人口較多，這些民族大部分分布在漫長的國防線上，因此形成西南少數民族問題，又是國防問題”。國防問題、民族問題交織在一起，更凸顯中央派出西南民族訪問團的重要意義。
（二）組建過程
新中國成立之初，百廢待興，如何讓少數民族特別是居住在偏僻山區、邊疆地區的少數民族，感受到新中國成立后民族大家庭的溫暖，成為毛澤東考慮的重要問題。1950年春節后，毛澤東找到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李維漢、副主任劉格平征詢意見，最先提出的想法是邀請各少數民族地區派出代表團進京觀摩，以加深情感、促進了解。但劉格平覺得，“如果僅僅請少數代表來京，可能多數仍是民族宗教的上層人士，難以惠及更多的少數民族群眾，有一定效果但不會很大”。毛澤東認真聽完意見，“當時并沒有表態”。不久，劉格平接到中央的通知，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中央決定組建民族訪問團前往祖國西南、西北邊陲，宣傳民族政策，慰問長期受壓迫、受歧視的少數民族同胞”。
1950年7月至1952年9月，中央政府“先后派出四個中央民族訪問團赴西南、西北、中南、東北和內蒙古等地區進行訪問”，其中西南民族訪問團派出最早。接到組建西南民族訪問團的任務后，各單位立即抽調精兵強將，如華北大學藝術系的學生彭清一，作為學生代表被派往第一分團；南京博物院的宋伯胤被調到北京，代表文化部文物局參加第二分團；主要研究中國少數民族語言和音韻學的喻世長，代表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參加第三分團；等等。“訪問團包括民族事務委員會、文教委員會、內務部、衛生部、貿易部、青年團中央等二十余單位。以劉格平為團長，費孝通、夏康農為副團長。團員共一百二十余人，分為三個分團。每分團內設文工隊、醫療隊、錄音隊、攝影隊、電影放映隊等組織”。“三個分團將分別深入川、康、滇、黔各兄弟民族地區進行訪問工作”。為了讓訪問團了解西南民族地區的實際情況，1950年6月，西南民族訪問團全體人員在北京國子監集中學習，全團經過月余學習，先后聽取了李維漢、王維舟等有關民族政策及西南諸省情況介紹的報告，并初步了解西南各族人民風俗習慣。全國婦聯副主席鄧穎超、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郭沫若、文化部部長沈雁冰等也分別到訪問團駐地、在歡送晚會上做出指示和給予勉勵。系統學習民族政策方面的有關文件和知識，了解西南諸省各少數民族的基本情況，成為西南民族訪問團出發前的重要準備。
1950年7月2日，西南民族訪問團準備完畢，從北京出發前往重慶，邁上慰問和調查征程。其中第一分團前往西康、第二分團前往云南、第三分團前往貴州。“考慮到訪問團中年輕人較多，準備成立一個臨時團委”，由彭清一任團委書記。無論是組成人員規模，還是內部組織分工，抑或是成立黨團組織，都展示了西南民族訪問團組建的嚴謹性，體現了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視。
（三）實踐原則
1950年6月，就在西南民族訪問團出發前，毛澤東親自為中央民族訪問團題詞：“中華人民共和國各民族團結起來”，作為送給少數民族的見面禮。這一題詞，不僅成為中華民族形象的展示，也成為西南民族訪問團重要的實踐原則。
在出發前，周恩來召集訪問團和分團領導人到中南海勤政殿總理辦公室開會，特意叮囑訪問團要遵守四條原則。周恩來強調：“這次訪問，是毛主席親自提議和決定的。”由于“民族隔閡很深，加上各民族社會發展水平各不相同，在訪問中少數民族對你們可能不理解，不歡迎”。因此，在工作中應掌握四條原則：一是要“準備受冷淡”。“你們下去可能會受冷淡，但受冷淡也要熱情地慰問。他們越冷淡，你們越要熱情。”二是要“決心賠不是”。“你們要代表中央向因我們的老祖宗過去欺壓人家，造成人家無數痛苦的兄弟民族賠不是。”三是“一切聽人家”。“到了那里以后，人家叫你干啥就干啥，人家不愿辦的事，你們絕不要去辦。”四是“工作中萬一和兄弟民族發生矛盾和誤解，你們要‘先做自我檢討’”。
同時，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北京市委書記的彭真也曾對西南民族訪問團提出了三點意見：第一，訪問有多重功能，但其中一個重大政治任務就是多方面了解民族情況報告中央，為中央之后的民族工作決策作參考。第二，調查提綱所列的項目都可以，但最根本的東西是調查各族群眾的愿望、要求和疾苦，“不要以為群眾意見零碎，從零碎意見中可以看到人民的真實要求和期待，從而懂得人民要我們干什么，不要我們干什么”。第三，調查要盡可能深入，“盡可能深入下面一村一戶一個人那里了解情況”。
由此看來，毛澤東的題詞“中華人民共和國各民族團結起來”，實際上就是西南民族訪問團對少數民族地區慰問和調查的實踐原則，周恩來、彭真等則具體細化了這一原則，給西南民族訪問團的具體實踐提供了行動指南。
二、西南民族訪問團的具體實踐
1950年7月，西南民族訪問團從北京出發前往西南地區。1951年3月，第一、第三分團返回北京，6月，第二分團抵京。在訪問中，與西南少數民族進行溝通和交流，對西南少數民族進行深入調查和研究，以及幫助少數民族進行政權建設，成為訪問團實踐的主要內容。
（一）與西南少數民族進行溝通和交流
“代表中央向西南地區各兄弟民族進行宣傳，慰問，以加強中央與各兄弟民族間之聯系”，是西南民族訪問團的一項重要任務。為此，西南民族訪問團各分團設有文工隊、醫療隊、錄音隊、攝影隊、電影放映隊等專業小組，以方便與少數民族群眾溝通和交流。
以劉格平為團長的第一分團訪問地是西康。1950年8月至1951年1月，第一分團先后到達雅安、瀘定、康定、西昌、昭覺等地。每到一處，訪問團都要給少數民族贈送禮品，為少數民族表演文藝節目，幫助少數民族治病救人，等等。在西昌，訪問團除召開規模較大的慰問會外，還深入彝漢村寨和偏僻山區，逐戶走訪、慰問，了解少數民族的生產生活情況，征求意見，給少數民族發送救濟棉衣，進行文藝演出，提供醫療服務等，為少數民族群眾辦好事。僅10月15—31日，訪問團就為群眾治病151人次。訪問團所到之處，受到了少數民族群眾熱情的歡迎。例如，10月24日，彝族群眾1000余人舉行盛大集會，與訪問團成員聯歡。當訪問團到達甘孜時，當地藏族人民、寺院喇嘛及機關、部隊1400余人赴東郊迎接，夾道歡呼“毛主席萬歲”，“并向訪問團獻贈藏人極尊貴的禮品——哈達”。在與少數民族的互動交流中，雙方的認識和情感得到了加強。
以夏康農為團長的第二分團訪問地是云南。具體來說，第二分團的訪問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訪問了宜良、麗江、保山、大理、楚雄和武定6個專區，第二階段訪問了普洱、蒙自和文山3個專區。在麗江專區，訪問團“參加了該區各民族代表會議和七萬余人的聯歡大會，普遍訪問了參加各族代表會議的代表及各族干部”，并“舉辦照片年畫展覽，演出歌舞劇，放映電影等招待各族人民。訪問團的醫療隊為各族人民醫治了六百多病人”。在西南民族訪問團中，第二分團訪問時間最長，保存的材料也最為全面。據統計，在云南期間，第二分團“訪問了9個專區，42個縣，走了26300華里路，開代表會、座談會45次，出席代表10400人，包括著96個縣，98個民族”。“開群眾大會98次，到會群眾495000人”。“演出89場，觀眾226000人”。舉辦“展覽32次，參觀者32500人”。“放映電影105場，觀眾435000人。提供醫療服務8500人。做了29個村的典型調查。拍電影5000尺。照相4500張。接受禮品5000多件”。召開會議、舉辦展覽、放映電影、提供醫療服務等，都成為訪問團與少數民族溝通的橋梁。
以費孝通為團長的第三分團的訪問地是貴州。訪問團先后深入黔東南、黔南、黔西北的苗族、彝族、回族村寨，與少數民族群眾進行溝通和交流。1950年9月，訪問團赴貴筑縣，分頭訪問花溪、青巖、孟關等地苗族、彝族、回族群眾。在花溪，訪問團同各族群眾9000余人舉行聯歡大會，并和貴筑縣各區少數民族代表開了座談會。在孟關，“各村寨的兩千多名苗族、彝族、回族三個兄弟民族的人民舉行集會熱烈歡迎，并演出各民族的歌舞戲劇。訪問團先后訪問了該鄉二十多個村寨，每到一處，都被熱情的兄弟民族同胞所圍擁。劉家寨子的老年人用吸鎖吶（樂器），民兵用鳴槍，年青的姑娘用齊唱山歌來表示對訪問團的尊敬與愛戴”。在青巖，各民族人民4000余人亦集會歡迎。“在此期間，訪問團醫藥服務組曾先后為一百三十位苗族和彝族人民治療疾病”。訪問團與少數民族之間大規模的聯歡、集會，反映出訪問團良好的慰問效果。
（二）對西南少數民族進行深入調查和研究
深入少數民族地區進行調查和研究，加強對少數民族的了解，是西南民族訪問團另一項重要任務。在《中央訪問團的任務、工作方法和守則》中，明確規定其任務為：“對西南各兄弟民族之政治、經濟，文化情況，民族關系，群眾要求以及當前民族政策的執行情形，有重點地進行調查研究，并搜集有關資料”。為此，西南民族訪問團成員不僅有民族干部，還有一大批語言學家、考古學家、民族學家、動植物學家等。這里僅以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語言調查、文物調查為例。
在社會歷史調查方面，訪問團通過當地干部、民族代表及熟悉當地情況的人士，廣泛開展調查研究，形成了《云南民族情況匯集草稿》（根據第二分團調查編印）、《貴州少數民族情況及民族工作》（第三分團費孝通撰寫）等珍貴材料。其中，在云南調查的第二分團成績最為突出，副團長王連芳回憶：“每次送到我那里的材料都很多，由孫敏賢同志幫我一道看，并進行分類處理。一是如控告、糾紛和違反禁忌等需當地干部引起注意的，留在當地處理，一般交縣里，重要的給地委；二是典型材料、綜合材料、總結等直接報省委，少數給省民委；三是報送中央的材料，緊迫的直接電告中央，其他的則帶回北京。”這些珍貴資料成為研究云南少數民族社會歷史的重要文獻。
在語言調查方面，訪問團主要是記錄、整理和總結少數民族語言。喻世長在調查中詳細記錄了貴州“黃平的仡兜語與鎮寧、貴筑兩地的仲家語”，“并且還用鋼絲錄音器灌錄了音檔”，以便整理時校正。根據調查材料，他初步總結了這兩種語言的聲、韻、調系統，并認為“已經能夠擬出制造文字的方案并編一個簡單的識字課本”。回京以后，喻世長專門撰寫了關于貴州民族語言系屬、分布概況、人口估計以及一般語言特點的工作報告，強調：“貴州少數民族語言，過去雖有幾位專家研究，但了解的實在還不很多，今后配合政府民族政策，幫助少數民族發展語言制造文字的工作，還待大量展開。”
在文物調查方面，訪問團的主要任務包括：“了解西南文物保管情況，尤其是各兄弟民族區域內保存的，給民族博物館做一些準備工作”；“搜集革命史料”；“搜集外國天主教和美帝國主義在各兄弟民族區域內活動的史料”；“采集各兄弟民族使用的生產工具，特別是取火的工具，好的藝術品也在采集之列”；“采購西南各地富有原始性的陶瓷標本”。在云南劍川、麗江等地，宋伯胤不僅考察了白沙壁畫，還重點深入劍川石鐘山作文物考古，寫成《劍川石窟》一書。此外，他還組織并參加座談會，幫助群眾成立文物保護委員會，將石刻保護列入愛國公約。
根據少數民族的社會歷史、語言分布、文化特色等調查材料，訪問團對西南少數民族的認識逐漸深入。在對貴州少數民族調查后，費孝通指出貴州民族區域的基本特點：一是貴州是一個多民族雜居地區。“以縣單位來說，現在已經沒有單一少數民族聚居的區域了，甚至一鄉、一寨中都可以有好幾個民族雜居在一起”。二是“在社會發展上，各地區的各民族并不平衡”。喻世長認為，“分布錯雜、方言分歧是貴州少數民族的特點，這就給制造文字的工作，添了許多困難。在目前，應該先從重點做起，每一民族選擇一種方言（最好是聚居的中心區的方言）先行擬訂方案，試驗推行，然后再逐步調查研究各種方言的異同”，修訂方案，以便推廣。西南民族訪問團的調查和研究，為民族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依據。
（三）幫助西南少數民族進行政權建設
少數民族政權建設是民族地區社會改造和社會發展的關鍵步驟，也是訪問團西南之行的重要任務。1950年7月，西南民族訪問團抵達重慶，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劉伯承，副主席鄧小平、王維舟等在與訪問團會面時就明確指出：“少數民族應早日建立自治區和民族民主聯合政府”，并決定“首先在西康藏區實行區域自治，作為典型試驗”。
西康省藏族自治區人民政府是新中國建立的第一個專區級民族區域自治政權。劉格平率第一分團到達西康后，就參加了中共西康省委會議討論西康少數民族地區自治問題，“并具體研究討論了在當時西康省所屬的藏族地區建立自治地方實行自治的步驟及具體工作”。1950年11月，在西康省藏族自治區人民政府成立大會上，劉格平提出：“康區的藏、漢、彝、回各族同胞，在自治區人民政府和中央的領導下，消除過去的隔閡，大家團結一致，擁護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以及西南軍政委員會，西康省人民政府，支援人民解放軍，消除殘余的匪特，發展各民族的政治、經濟、文化和教育事業，建設民主、幸福、模范的新康區。”就民族地區政權建設而言，西康省藏族自治區人民政府的成立具有典范意義。此后，在訪問團第一分團的幫助下，西康省還建立了西昌地區各族人民聯合政府和西昌縣紅毛瑪姑彝族自治區。在西康省的政權建設中，西南民族訪問團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在訪問團第二分團和第三分團的幫助下，云南、貴州也建立了多個民族自治區或聯合政府。其中，普洱專區民族民主聯合政府的成立與西南民族訪問團關系尤為密切。一方面，普洱專區民族代表會議的召開，是借了訪問團到來之勢。1951年3月17—24日，普洱專區召開民族代表會議，“代表1486人，共41種民族稱謂（全區共有51種民族稱謂），其中群眾約占85%，上層約占15%”。他們原為歡迎訪問團而來，“經地委再三研究認為：通過這次會議組成專區民族民主聯合政府的條件已經具備，對我們有利，越快越好，故于13日正式成立籌備處”。另一方面，訪問團參與了普洱專區民族民主聯合政府成立的過程，并發揮了主要作用。在這次會議的總結中，寧普地委會強調：“中訪團的直接指導，不僅端正了我們的政策執行，更將中央政策直接深入”，“幫助地委從思想上解決了建立聯合政府和實行區域自治的問題，并在會議的進程中，幾次幫助做干部動員，全團團員直接參加了大會各項工作，使倉促的籌備達成了圓滿的結果”。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提及的民族自治區和民族民主聯合政府，以及在大涼山彝族成立的調解委員會，都是民族區域自治的不同形式，但三者成立的條件和基礎是不同的。1950年7月21日，鄧小平曾在歡迎赴西南民族訪問團的大會上指出：“我們在西南實行民族區域自治，首先開步走的應是康東，因為各種條件比較具備”。“其他地方也要積極創造條件去做，不能只停留在口號上。有些地方也可以先成立地方民族民主聯合政府。比如大小涼山是彝族聚居區，應該實行民族區域自治，但現在條件不夠，這樣的地區暫時只適宜于成立地方民族民主聯合政府，這對他們更有好處。”劉格平在《中央民族訪問團訪問西南各民族的總結報告》中強調：“在條件不夠成熟或準備尚未充分的地區，可先建立‘調解委員會’，或‘協商委員會’等，作為過渡形式，如大涼山彝族成立了調解委員會，影響很好。”鄧小平和劉格平的講話，準確地闡述了民族自治區、民族民主聯合政府、調解委員會三者之間的區別。顯然，在民族自治區、民族民主聯合政府、調解委員會三者之間，成立民族自治區的地區條件最為充分、基礎最好，其次是民族民主聯合政府，最后是調解委員會。
三、派出西南民族訪問團的重要意義
作為“我國各民族真正友愛合作的一個象征”，西南民族訪問團不僅圓滿完成了慰問、調查及建政之任務，還有助于樹立黨和國家的良好形象、解決西南民族地區經濟困難、消除對西南地區“瘴癘之地”的偏見，同時也為此后的民族調查提供了方法論指導。
（一）有助于樹立黨和政府的良好形象
新中國成立初期，邊疆少數民族群眾對新生人民政權缺乏了解。西南民族訪問團通過贈送禮品、文藝演出、治病救人等舉措，使民族隔閡得以打破，黨和政府的良好形象逐漸樹立起來。據宋伯胤回憶，耿馬擺彝代表“不僅主動地和我們握手，而且親切地和我們坐在一起說家常、訴苦衷，這是很大的轉變”。少數民族代表對成立聯合政府或區域自治反映很好，一致稱贊“這是從古未有的大事”，“各族都被看重了，各族可有了家了”，“這回各族都能做主，敢說話提意見了”。這一舉措既保障了少數民族管理本民族地區事務的權利，又有助于把國家的方針政策和少數民族地區的具體特點結合起來，有助于把各民族熱愛祖國的感情和熱愛本民族的感情結合起來。
少數民族對黨和國家的認同，還體現在對國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上。1950年12月21日，在西昌召開的有彝、回、藏等6個民族，75個支頭代表的座談會上，第一分團廣泛深入地宣傳了抗美援朝運動的重大意義，使各民族代表深受教育，進一步提高了他們的愛國熱情。到1951年12月底，越西縣彝族人民共捐獻1200萬元，西昌民族干部學校全體師生員工4天內即捐款465.65萬元，木里藏族自治縣三大寺的喇嘛到1951年9月中旬，也捐獻了大批金、銀、牛羊皮、麻布等物資，為抗美援朝運動做出了貢獻。
對于訪問團所起的作用，周恩來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上曾給予高度評價：“經過中央民族訪問團到各少數民族地區訪問、各少數民族代表來京開會及其他的工作，溝通了中央人民政府同各民族間的精神聯系，促進了各民族對偉大祖國的體認。抗美援朝運動的開展，更加強了少數民族中的愛國主義教育。各少數民族絕大多數人民對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懷抱著衷心的愛戴和擁護。各民族間和各民族內部，則已從歷史上的長期分裂對抗轉到團結合作。”
需要提及的是，在樹立黨和國家良好形象時，有兩個特點值得關注：其一，訪問團借助了長征時紅軍與西南少數民族的感情基礎。鄧小平在歡迎赴西南地區的中央民族訪問團大會上指出：“在西南少數民族地區，歷史上我們黨曾經做過一些工作，產生過好的影響。長征時，紅軍經過的地方，如云南、貴州，散布了一些革命的種子，就是在西康，也有一些革命影響。”同時，鄧小平還強調：“紅軍北上時，為了自己的生存，做了一些犯紀律的事，那時餓慌了，沒有辦法。”“現在我們應該跟他們說，當時全國革命的負擔放在你們的身上，你們對保存紅軍盡了最大的責任。對那時辦得不對的事，應當向他們賠禮。”在某種程度上，賠禮道歉也是加強情感聯系的重要紐帶。其二，是賦予訪問團“毛主席派來的人”這一特定身份。西南民族訪問團的派出，是毛澤東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指示，因此，訪問團的使命非常明確，“我們帶來了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對西南各兄弟民族的關懷，我們也一定要把各兄弟民族擁護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的熱忱帶回首都去”。訪問團作為“毛主席派來的人”的身份，也極易得到少數民族群眾的認可。費孝通回憶：“訪問團每到一地，少數民族群眾都紛紛從數十里、甚至百里以外趕來，迎接‘毛主席派來的人’”。“毛主席派來的人”，成為西南民族訪問團最特殊的符號。
（二）有助于解決西南民族地區經濟困難
由于歷史和戰爭的原因，西南民族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總體較低，少數民族群眾生產生活困難。1951年5月11日，劉格平在政務院第84次政務會議上做《中央民族訪問團訪問西南各民族的總結報告》，并對西南的民族工作提出一些建議：關于財政、經濟，一是設立貿易機構，收購土產，運進日用必需物品，實行等價交換，將各族人民從經濟利益上團結起來；二是逐步統一少數民族地區的貨幣流通，禁用外幣，以減少少數民族的損失；三是有步驟地恢復或增建公路干線。關于文教、衛生，一是發展、改進或創造少數民族文字；二是成立各種訓練班，大批訓練能擔任各種工作的民族干部；三是逐步地、有重點地建立醫院、衛生院或組織巡回醫療隊；四是建立巡回放映隊與文工隊，利用電影、幻燈、音樂、歌舞等，活躍少數民族群眾的文藝生活，開展社會教育。這個報告經同次會議批準。對此，毛澤東曾評價說：“劉格平的意見，是完全正確的，應表示贊同，并予鼓勵。”劉格平之所以能夠在報告中提出具有針對性的意見，主要歸因于西南民族訪問團深入的調查和研究。
正是在西南民族訪問團調查和研究的基礎上，形成了1951年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關于民族事務的幾項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決定》規定各大行政區軍政委員會（人民政府）須指導各有關省、市、行署人民政府認真地“推行民族區域自治及民族民主聯合政府的政策和制度，并隨時向政務院報告推行經驗”，指導并有計劃地實行政務院1950年頒布的《培養少數民族干部試行方案》，中央民族學院及西北、西南、中南各軍政委員會和新疆省人民政府辦理的民族學院，必須依計劃實行，并向政務院作報告，等等。
為了貫徹《決定》，1951年11月23日，政務院第112次政務會議通過了《關于中央人民政府貿易部、教育部、衛生部提出的全國少數民族貿易、教育、衛生會議的報告的決定》，責成各大行政區人民政府（軍政委員會）和華北事務部指導所屬有關省（行署）人民政府分別制定當地少數民族地區1952年的“貿易、教育和衛生工作計劃，切實執行”。可見，中央民族訪問團的調查和建議為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民族事務決策提供了重要的參考。
不僅如此，在訪問期間，西南民族訪問團還就突發問題直接向中央報告情況，幫助少數民族解決生產生活問題。針對訪問團報告的云南有些地區發生災荒急需救濟一事，周恩來指示：要認真貫徹中央扶助少數民族的政策，對其經濟困難“必須予以大力解決”。“災荒嚴重地區可隨時報請專區以上政府由預算中所列救濟糧內撥給，進行緊急救濟”；“當地貿易機構應盡可能調度貿易糧和組織私商運銷糧食，解決缺糧縣份的糧食供應問題”；“產糧地區不能外運的糧食，可用于修筑公路”，這既可適當解決當地交通的困難，又可用以工代賑方法，救濟災荒。同時，還應“有計劃、有組織地進行收購該區土產”，“扶助茶葉、棉花各種經濟作物生產，用召開土產會議、組織私商等辦法，打開銷路”。在中央的關心和幫助下，云南少數民族群眾順利渡過了災荒。
（三）有助于消除對西南地區“瘴癘之地”的偏見
在歷史上，西南地區一直有“瘴癘之地”的說法。西南地區由于氣候暖熱潮濕，山高水深，交通不便，少數民族文化傳統與中原存在很大差別，北方人難以適應，因而歷來被描述成“瘴癘之地”，視為畏途。就原因而言，西南地區“瘴癘之地”的形成與瘧疾的流行有很大關聯。自秦漢以來，瘴氣和瘴病之說雖不斷變動，但宋元以后主要集中于西南地區，特別是少數民族的聚居之地。王連芳在訪問云南時發現，“富饒美麗的地方流行瘧瘴疾病，與他們不講究居住環境衛生大有關系”。但瘴氣“奪生命于頃刻，滅人種于無形”，是被人為地大大渲染了，其產生的原因，“一是土司怕漢人大量進來，有意渲染給漢官聽，使他們害怕；二是小漢官渲染給大漢官聽。來這里做官的漢人基本上是出錢買官，到傣區撈錢財，怕上面來人查辦，就夸大其辭嚇退貪生怕死的官吏，免去許多麻煩”。
訪問團的西南之行，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消除對西南地區“瘴癘之地”的偏見。第一，訪問團通過實地調查，了解到衛生條件差是“瘴癘之地”形成之重要原因，而衛生治理則是解決瘴病的可行路徑，由于“到處是牲畜糞便、污水，竹樓的外墻上糊滿了備作燃料的牛糞，極易滋生蚊蠅，傳播瘧瘴”，故西南民族訪問團所到之處，治病救人是慰問、調查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第二，從觀念上認識到“瘴癘之地”是被渲染的，瘴病雖然與瘧疾等傳染病關系密切，但并非完全的因果關系，更多的是一種對邊遠民族的偏見。第三，用深入西南民族地區的實際行為，破除了“瘴癘之地”的污名，如第二分團歷時10個月“訪問了9個專區，42個縣，走了26300華里路”，平安回到北京。第四，西南民族訪問團帶來的漢民族與少數民族之間的親密交往與彼此信任，是去除西南地區“瘴癘之地”污名的關鍵。
（四）為此后的民族調查提供了方法論指導
西南民族訪問團的慰問和調查，首先帶動了省級、專區級民族訪問團的建立。1951年5—6月，貴州省人民政府成立了以楊漢先、陳大羽為正副團長的貴州省民族慰問團。該慰問團共有37人，“先后對今黔南州的羅甸、荔波、三都、惠水、平塘、獨山縣和原屬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今屬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榕江、從江、黎平等13個縣的布依族、苗族、水族、瑤族等進行了訪問”。1953年春，云南省普洱專區派遣“民族訪問團”深入與緬甸接鄰的邊遠山區——佧瓦山西盟地區，慰問各族人民。“訪問團攜帶了五萬多斤食鹽及大批的土布、洋布、針、線、衣服，分送給山區二百多個村寨的各少數民族人民。隨訪問團前往的醫務人員，還給三千五百多人診治疾病，給三千七百多個佧瓦、倮族人民種了牛痘”。諸如此類的各層級的訪問團、訪問隊、訪問組等數量很多。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派出民族訪問團已成為民族慰問、調查研究的重要機制。
中央民族訪問團的調查還成為民族識別的先聲。在西南民族訪問團的調查中，語言識別工作已經開始，這是后來民族識別的關鍵指標。喻世長不僅考察了貴州少數民族語言的分布、特征等問題，還提出“既然了解一個民族的語言的形成、豐富、發展、精煉的過程，是與它的社會歷史全部進程分不開的，那么我們研究少數民族語言，就不應該脫離了他們的實際社會情況與本族的歷史而孤立進行”。對少數民族社會歷史全部進程了解的意愿，催生了此后的大規模民族調查。
更重要的是，西南民族訪問團的調查對20世紀五六十年代民族調查有著方法論上的指導意義。西南民族訪問團每到一地，“首先請當地各方面的負責同志介紹情況，征求當地少數民族負責干部和民族上層人士的意見，再制定工作計劃，并取得當地領導機關的同意，然后才進行工作”。采取的工作方式包括：個別訪問與群眾有聯系的領袖人物或各族各界代表人物；召開各種座談會——依照民族劃分或依照職業劃分，參照當地情況而定；召開以少數民族為主體的群眾大會，會后由文工隊表演歌舞或放映電影；召開民族代表會議——專區民族代表會議，包括所轄縣份各民族各階層代表。這些行之有效的工作方式，都為五六十年代民族調查所繼承。對此，費孝通總結道：“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因勢利導，從實際出發，分別采取群眾能接受的方式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是我們政策的基本精神，但首先需要了解各民族的歷史和社會發展狀況。訪問團在初步調查了解的基礎上，提出了繼續深入調查研究各少數民族社會歷史的任務，成為1956年人大常委會組織全國少數民族歷史調查工作的來由，也是后來建立民族研究機構的先聲。”
新中國成立初期，西南民族訪問團通過贈送禮品、文藝演出、治病救人等舉措，與少數民族建立了良好的溝通渠道；通過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語言、文物等調查，加深了對少數民族特點的認識；通過幫助少數民族組建民族自治區、民族民主聯合政府以及調解委員會，獲得了少數民族的擁護。因此，這次大規模訪問，無論是對樹立黨和政府執政為民形象，解決民族地區經濟困難，還是消除對西南地區“瘴癘之地”的偏見，為此后的民族調查提供方法論指導，都具有重要意義。
［作者簡介］李飛龍，法學博士，教授，西南大學中共黨史黨建研究院。
*本文為重慶市教委人文社科研究項目“習近平總書記視察重慶重要講話精神研究闡釋專項課題”（24SKCS）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24年第3期，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