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70年的歷史，是56個民族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的歷史。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民族問題具體實際相結合，開創了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在民族工作領域取得了一系列舉世矚目的成就。新中國在民族工作領域取得的巨大成就，不僅具有中國特色，其中一些重要內容在世界范圍內也有重大意義。
一、豐富了馬克思主義關于民族問題的理論學說，充實了世界民族理論體系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族理論的形成和發展過程，同時也是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中國化的過程。中國共產黨人在社會主義民族工作事業上薪火相傳，不斷進行理論創新，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形成了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的中國學派，充實了世界民族理論體系。
以“民族”的概念為例，斯大林提出民族具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及共同心理素質”四個基本特征，中國共產黨人在考慮民族特征時還納入了歷史淵源、文化、風俗習慣等因素，認為“民族是在一定的歷史發展階段形成的穩定的人們共同體。一般來說，民族在歷史淵源、生產方式、語言、文化、風俗習慣以及心理認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有的民族在形成和發展的過程中，宗教起著重要作用”。中國的“民族”概念為“各民族不分人口多少、歷史長短、發展程度高低，一律平等”[1] 奠定了理論基礎，在此基礎上進行的民族識別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創立是世界性的創舉。
就具體的民族工作制度而言，以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為例，它作為中國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一，是中國共產黨根據中國國情和民族特點做出的歷史選擇。就解決多民族國家民族問題的政治制度問題，馬克思主義對民族自決制、聯邦制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等作了一定的分析，但并沒有將觀點絕對化，而是強調了政治制度的選擇應當考慮不同國家的具體歷史背景和民族狀況。列寧、斯大林根據蘇俄國情和民族特點選擇了聯邦制作為國家的政治制度設計。中國共產黨人并沒有照搬蘇聯做法，而是堅持了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精髓，秉持實事求是、因地制宜的原則，經過反復對比權衡，選擇了單一共和國體制下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作為解決民族問題的基本政治制度。實踐證明，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是適合我國國情的，它在維護國家統一、堅持民族平等團結、促進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增強中華民族向心力等方面都發揮了重要作用。中國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豐富了馬克思主義關于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學說，不同于以往任何國家，是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
中國共產黨人通過民族理論的不斷創新和實踐，避免了重蹈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的覆轍，打破了西方的話語壟斷和“文明優越”論調，在民族工作領域向世界交出了優異的答卷，展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優勢。中國作為目前世界上發展最快、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社會主義國家，56個民族共同團結奮斗所取得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態全方位的成就為世界所矚目，我們要繼續堅定走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的道路，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族理論的自信，打造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的中國學派。
二、為世界多民族國家解決民族問題和實現共同發展提供了中國方案
1.中國民族工作的智慧與方案
中國共產黨的民族工作帶領民族地區實現了翻天覆地的變化，56個民族團結奮進、和衷共濟，在世界民族發展史上譜寫了壯麗的史詩。中國的民族工作成就是中國國家治理能力的重要體現，為世界多民族國家和地區,尤其是族群沖突較為嚴重的國家和地區提供了和諧發展的成功模板，向世界展示了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正確道路的成功經驗。
2005年5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新中國成立以來關于民族工作的第一個決定——《關于進一步加強民族工作，加快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決定》，其中對黨的“關于民族問題的基本理論和政策”作出了十二條概括。這十二條基本理論和政策，對民族的基本特征和發展規律、民族問題的基本內涵以及解決中國民族問題的根本道路、中國共產黨民族政策的基本原則等進行了深入闡述，標志著中國特色民族理論政策完成了它的體系化過程，是中國民族工作智慧的集中體現。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指出，“推動民族工作要依靠兩種力量，一種是物質力量，一種是精神力量”。縱觀中國民族理論、政策的發展，民族工作始終遵從著兩個基本點，即縮小差距與尊重差異。加快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縮小民族地區與非民族地區的差距，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物質家園，是物質力量作用的發揮；56個民族各美其美，漢文化和少數民族文化百花齊放，相互尊重差異，共同構建多元一體的中華文化，是精神力量作用的發揮。
2.中國民族工作成就在國際上的影響
中國解決民族問題的制度設計和政策理念在世界范圍內具有先進性，這是不爭的事實。新中國成立之初開展的民族識別工作，是承認少數民族平等地位、制定民族政策、實施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前提，而美國等西方國家在1970年才開始實行承認種族、民族、移民多樣性的國情，實行多元文化主義的“平權政策”。英國直到2014年才承認康沃爾人是與蘇格蘭、威爾士、北愛爾蘭人具有同等地位的少數民族。[2]
從1950年至20世紀70年代，我國包括民族政策在內的社會主義實踐對第三世界民族解放運動起到了指導性作用，并對西方國家內部的消除種族歧視運動，如美國的“民權運動”和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主義”政策都間接產生了積極的影響。[3]
在2009年7月舉辦的國際人類學與民族學聯合會第16屆大會上，國際人類學與民族學聯合會主席瓦格斯教授講道，“有必要讓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國的多元文化和少數民族。世界上有很多和中國一樣的多民族國家，但并非所有國家都能處理好多民族之間的關系，中國的民族政策為世界在處理多民族關系方面提供了一種新的可能性”。聯合會秘書長納斯教授也表示：“全球化和現代化浪潮的沖擊，使世界在很多層面上趨同，一些弱勢民族的文化和傳統會流失。中國少數民族在追求現代化的過程中必然會放棄自己的一部分傳統，但令人高興的是，我們看到中國政府努力在促進共同發展和保持文化多樣性中尋求一種平衡”。與會學者認為，中國正在探索科學發展、和諧發展、和平發展的路徑，以實際行動對“人類、發展與文化多樣性”作出自己的闡釋和解答。正如大會通過的《昆明宣言》所宣示的，“全球參會學者表示將為文化多樣性的保護、共同繁榮的實現及和諧的世界秩序的構建而努力奮斗”。[4]
一些歐洲學者從歷史與現實的角度對中國的民族政策予以了肯定。2010年3月19～20日，在湖南長沙召開的“多民族國家的民族政策與立法”中德學術研討會上，德國綠黨主席策姆·奧茲德米爾先生對中國的民族政策予以肯定。他認為2010年溫家寶總理《政府工作報告》中的“重視保護少數民族文化遺產和民族地區生態環境。切實做好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公共服務、就業和管理工作,保障他們的合法權益”論斷與綠黨對德國民族問題的觀點非常接近。中國在發展民族事業上有專門的管理機構,有專業的工作隊伍，德國的專家學者對此很有興趣,認為是一個有特色的做法,值得德國參考。中國的少數民族優惠政策,有良好的效果,也值得德國認真研究。[5] 2009年3月，一位瑞典專家對《環球時報》記者說，“無論從歷史還是現實來看，歐美這些所謂的文明國家，才是對土著文化破壞最為兇殘的劊子手。現在不是他們指責中國的時候，恰恰相反，他們要么應該認真反思自己的歷史，要么就該去向中國人學習。”瑞典烏普薩拉大學歷史系教授琳達·巴克特曼接受《環球時報》記者采訪時談道，“比較而言，在少數民族文化保護上，中國是世界上做得最出色的國家之一，并且中國在尊重少數民族方面的所作所為也是實實在在的”。[6]
非洲向來是民族問題復雜多發的區域，這里有上千個民族分散在54個國家和地區。復雜的民族問題是引發非洲各國爭端的一個重要的導火索。2010年2月，世界銀行非洲地區部的資深經濟學家阿里·扎法爾撰寫了題為《向中國奇跡學習：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發展教訓》的研究報告，具體指出非洲可以在7個方面學習中國經驗，其中一點就是“中國的民族區域自治和少數民族施策經驗”。[7] 2014年8月，尼日利亞學者、《人民報》編委會委員、外事部主任查爾斯·奧努奈朱在西藏林芝訪問時說：“古典的西方聯邦制度沒法解決非洲的民族沖突”，“建立少數民族區域自治和自治政府等自治機構，可以為解決非洲類似棘手的問題提供借鑒經驗”。[8]
作為非洲第二人口大國，埃塞俄比亞的民族多樣性特征十分典型且突出，歷史上民族關系錯綜復雜、民族矛盾尖銳、民族沖突頻發，民族治理思路多次發生改變。現階段埃塞俄比亞實行的借鑒了中國民族政策經驗的“民族聯邦制”被視為非洲特色鮮明的、較為成功的民族治理模式之一，引起了國際學術界的廣泛關注與熱烈探討。埃塞俄比亞在20世紀70年代依據“共同語言、共同文化和歷史共同體、共同區域和有限的經濟自治”4個方面的標準，在非洲第一次開展了全國范圍的“民族識別”，并且著手劃立民族區域，實行民族區域自治(regional autonomy)。[9] 自1991年起，埃塞俄比亞駐華使館曾多次派人了解中國的民族政策，尤其是民族區域自治政策。[10] 埃塞俄比亞的“民族聯邦制”是借鑒外國民族治理經驗與本土自創相結合的典范。正因為其富含社會主義民族治理思想和中國民族區域自治民族治理經驗，并且在非洲本土進行了創新性實踐，在特定條件下取得了良好效果。[11] 2018年，埃塞俄比亞總理辦公室官員可徹姆·費伊莎·訥戈蘇在參加中國國家民委和商務部舉辦的“一帶一路”民族政策與實踐研修班時說道，“對照我們的國家，中國在民族政策、扶貧政策方面，有很多我們可以借鑒的地方”。[12]
三、為推進文明交流互鑒、構建新型國際關系貢獻了中國智慧
2012年，黨的十八大報告正式提出“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2017年2月，聯合國社會發展委員會第55屆會議通過《非洲發展新伙伴關系的社會層面決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被首次寫入聯合國文件，此后，由中國首倡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逐漸成為國際交往新的主題。
馬克思主義對于民族問題的立場不僅是從本國人民的利益出發，同時也會考慮全世界各民族人民的利益，擁有著維護全人類共同利益的高尚理想，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民族壓迫。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基礎上凝聚出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它維護的中華民族整體利益是建立在各民族“各美其美”基礎上的“美美與共”，這種共同體意識不產生對外的排他性，中華民族在世界上樹立了和平共處、永不稱霸的理念。達則兼濟天下，中華民族共同體最終會融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全人類利益和世界文明發展貢獻力量。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超越了西方中心論的民族國家和意識形態桎梏，繼承與發展了馬克思主義“自由人聯合體”的理想，以全人類的現代化而不是部分人的全球化為追求，契合了馬克思主義追求全人類解放的目標，汲取了中國傳統文化中“和合”的思想，倡導新型的平等民主、合作共贏的國際關系，將實現全人類的幸福作為奮斗目標，可以說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思想在世界范圍的升華。
中華民族共同體和人類命運共同體是相輔相成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包括了全世界各民族，也包括中國56個民族構成的中華民族共同體。在當今全球化發展的浪潮下，鞏固中華民族共同體、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基礎，也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內容。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在世界舞臺的理想追求，在為了同一個夢想而共同奮斗的過程中，它可以增強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凝聚力，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同時，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建設也會促進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設。中國是占世界人口1/6的人口大國，一貫奉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與踐行將為世界發展貢獻新的積極和平的力量，促進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設。中華民族共同體與人類命運共同體雖然存在著傳統共同體概念中的地域、民族等差異，但在共同的價值追求、共同的發展理念等方面是一致的。
從“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可以說，新中國的民族工作為推進文明交流互鑒、構建新型國際關系貢獻了中國智慧。
四、中國民族工作的經驗和成就將助力“一帶一路”倡議的推進，促進全球共同發展繁榮
新中國民族工作的主題是“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中國倡導的“一帶一路”追求的是“促進共同發展、實現共同繁榮”；民族工作追求的是“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民族關系，“一帶一路”秉持的是“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的理念；民族工作的核心理念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在中華文化多元一體格局中鑄就的中華民族共同體與“一帶一路”打造的有著共同利益和責任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有著相似的內在邏輯。從追求目標、理念等方面來看，中國的民族工作政策與“一帶一路”倡議有著許多異曲同工之處。不僅如此，民族地區更是“一帶一路”實施的重要承載區。
“一帶一路”沿線省區包含了五個民族自治區和三個多民族省區（青海、云南、貴州），這些地區是“一帶一路”的重要戰略實施區，關系到國家經濟社會安全和能源安全保障。一方面，民族地區在新中國成立以來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為對外開放合作奠定了良好的物質基礎。另一方面，民族地區的民族、宗教、語言、文化的多樣性和在此方面與一些相鄰國家的天然相通性，是“一帶一路”建設中重要的文化力量，有利于促進民心相通。如新疆的哈薩克族、塔吉克族、烏茲別克族、俄羅斯族分別與哈薩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俄羅斯之間的相通性，東北的朝鮮族與朝鮮、韓國之間，青海、西藏的藏族與尼泊爾之間，內蒙古的蒙古族和蒙古國之間，云南的多個少數民族與東南亞的越南、老撾、緬甸、泰國，之間，廣西的京族、壯族與越南之間，等等。通過在這些地區的民族工作實踐，中國政府已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在“一帶一路”倡議實施過程中與相關國家和族群的交往就更容易成功。就同沿線伊斯蘭教國家的交往來說，“一帶一路”沿線經過65個國家和地區，其中有近30個國家是伊斯蘭教國家，如何同這些伊斯蘭教國家打交道是“一帶一路”倡議實施的重要環節。而中國境內有10個民族的主體人口信仰伊斯蘭教，漢文化與伊斯蘭文化在中國已有上千年和諧相處的歷史，與這些民族打交道積累的民族、宗教工作經驗有助于與“一帶一路”沿線的伊斯蘭教國家的交往。中國古代思想家孟子曾說過,“人之相識，貴在相知；人之相知，貴在知心”。“國之交在于民相親，民相親在于心相通”，習近平總書記化用《韓非子·說林上》中的話來形容“一帶一路”倡議中的民心相通問題。正如2015年3月發表的《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以下簡稱“宣言”）所說，“民心相通是‘一帶一路’倡議的社會根基”，民心相通是民族地區的優勢所在，是民族工作促進“一帶一路”推進的重要方面。
2012年11月，黨的十八大明確提出“要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在追求本國利益時兼顧他國合理關切”。可以說，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是“一帶一路”倡議的精神基礎。中國人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理念、中國政府對文化多樣性的尊重在民族工作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現。從民族工作培育的“中華民族共同體”到“一帶一路”構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無論是從情感上、歷史上，還是理念和實踐上，都向世界證明了追求和平、共同發展的本心。正如《宣言》中提到的，“‘一帶一路’是一條互尊互信之路，一條合作共贏之路，一條文明互鑒之路”。
作者：馬艷，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文章來源：原稿載于《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20年第4期
注釋：
[1]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民族工作文獻選編（2003~2009年）》，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91～93頁。
[2]郝時遠：《中國民族政策并非“技不如人”》，《貴州民族報》2015年4月10日。
[3]關凱：《中國民族問題的國際敘述》，《對外傳播》2011年第4期。
[4]胡洪江：《國際人類學與民族學聯合會第16屆大會閉幕》，《人民日報》2009年8月1日。
[5]張利軍：《中德學者談多民族國家的民族問題——第五屆中德社會轉型論壇“多民族國家的民族政策與立法”研討會綜述》，《國外理論動態》2010年第5期。
[6]《北美土著人權狀況堪憂瑞典專家稱要像中國學習》，http://news.sohu.com/20090306/n262639552.shtml。
[7]賀文萍：《中國經驗與非洲發展:借鑒、融合與創新》，《西亞非洲》2017年第4期。
[8]查爾斯·奧努奈朱：《非洲可借鑒中國處理多民族關系的經驗》，http://xz.people.com.cn/n/2014/0812/c138901-21965948.html。
[9]施琳：《應對民族多樣性的“非洲思路”——“多維度”視域下的埃塞俄比亞民族治理模式》，《黑龍江民族叢刊》2016年第3期。
[10]吳金光、鐘偉云、方卉：《埃塞俄比亞的民族問題與民族政策》，《世界民族》1998年第3期。
[11]施琳：《應對民族多樣性的“非洲思路”——“多維度”視域下的埃塞俄比亞民族治理模式》，《黑龍江民族叢刊》2016年第3期。
[12]劉雅：《來吧！朋友 我把中國民族的故事講給你聽——2018“一帶一路”民族政策與實踐研修班側記》，http://www.56-china.com.cn/show-case-1722.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