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河北省、山東省等地出現了農村人口大量自發性外流現象，自發性移民大部分是流向內蒙古自治區（以下簡稱內蒙古）、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以下簡稱新疆）、青海省等少數民族地區。這一時期的自發性移民問題（20世紀五六十年代邊疆移民的類型有兩種，即除了農村人口的自發性移民之外，還有政府組織的集體移民。），不僅是人口研究的重要內容，而且也是當代中國史研究和當代中國少數民族史研究的重要課題之一。但迄今為止，相關研究論著甚少（有關20世紀五六十年代邊疆移民的專門論述主要有趙入坤：《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中國邊疆移民》（《中共黨史研究》2012年第2期）；劉丹：《新疆移民問題研究——新中國成立后新疆人口遷移、定居及類型研究》（《西北人口》2010年第6期）；李潔、徐黎麗：《試論1949年以后新疆漢族移民的類型與功效》（《北方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2期）；劉有安：《新中國成立至改革開放前寧夏的人口遷入及其特點》（《西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5期）；文婷：《“支邊”與1950～1966年的中國邊疆移民》，（《昆明學院學報》2015年第1期）；等等。）。本文主要利用內蒙古檔案館所藏相關檔案史料，探討這一時期內蒙古安置自發性移民問題，以求教于方家。
自發性移民移入內蒙古
1947年5月1日，內蒙古自治政府（1949年12月改稱為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在王爺廟（今烏蘭浩特市）成立，結束了蒙古民族被壓迫、被奴役的歷史，這對于推動內蒙古地區的社會改革、經濟文化事業的發展具有深遠的影響，開創了內蒙古歷史的新紀元，開啟了蒙古族人民當家作主，與自治區內漢族及其他少數民族和睦相處、互助合作、共同發展繁榮的新時期。
中國共產黨在長期的實踐中，創造性地提出了民族區域自治的基本政治制度，不僅引導蒙古民族解放運動走上了正確的發展道路，也為正確解決國內民族問題提供了理論和實踐的依據。以牧區工作為例，20世紀4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在牧區民主改革、畜牧業社會主義改造和國民經濟調整中，自治區黨委和政府從內蒙古地區的自然條件、社會狀況、經濟特點等實際出發，創造性地制定和實施了一系列方針政策，使內蒙古畜牧業生產穩步發展，牧民生活水平得以提高，同時有力地支援了國家建設，援助了兄弟省區。內蒙古順利地完成了牧區民主改革、畜牧業社會主義改造，成功地進行了60年代初期的牧區經濟調整，使牧區經濟取得了重要成就。這不僅表明民族區域自治政策在內蒙古率先取得成功，使內蒙古牧區經濟得到發展、社會政治穩定，而且為新疆、西藏等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改革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和借鑒。為此，20世紀50年代內蒙古被譽為“我國少數民族實行區域自治的良好榜樣”。［1］
近代以來，內地人口自發性流向少數民族地區的歷史從未中斷過。20世紀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人口較密集的山東、河北、河南等地區的農村人口，因自然災害等原因出現了大量自發性外流現象。例如，據部分省區的不完全統計，1958年下半年至1959年2月期間的外流人口達120萬多人。其中，山東省32萬人，河北省28萬人，河南省21萬人，遼寧省10萬人，四川省8萬人，安徽省、湖南省、山西省各5萬人，甘肅省、浙江省各3萬人，江蘇省徐州專區的沛縣和豐縣即達2萬多人。［2］再如，據不完全統計，1959年12月至1960年5月間，河北、山東、江蘇、河南、湖北等省外流的農村勞動力都超過10萬人。［3］
自發性移民中的大部分流向了內蒙古、新疆、青海等少數民族地區。例如，1958年下半年至1959年2月期間，僅山東、安徽、江蘇、河南等地流向內蒙古、青海等省、自治區的自發性移民就達60萬～70萬人。［2］再如，1960年1～3月間，內地自發性移民移入內蒙古（主要是包頭、呼和浩特等地）的已達26.9萬余人；經哈密移入新疆的大約有20萬多人；移入甘肅蘭州的約有6萬人。［3］
20世紀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山東、河北、河南、甘肅等地的自發性移民大量移入內蒙古。據史料顯示，1954年秋季至年底，有750戶、2166名自發性移民移入通遼市［4］；自1954年冬季至1955年6月期間，有4760戶、25000余名自發性移民移入哲里木盟［5］；1954年至1955年8月間，來自全國各地19個省100多個縣的自發性移民8500余人移入喜貴圖旗（今牙克石市）［6］；1954年秋季至1955年夏季期間，由山東、河南、河北、熱河、遼寧和黑龍江6省移入呼倫貝爾盟的自發性移民有10407戶、41812人，其中，移入呼倫貝爾盟額爾古納旗的山東省自發移民有508戶、2403人（其中回族421戶、1964人）。［7］1960年8月至1961年1月期間，甘肅省民勤等地移入巴彥淖爾盟的自發性移民有29000人；［8］1960年1月至1961年3月期間，有自發性移民5261戶、17405人移入昭烏達盟；［9］1961年3～5月間，東北各省和關內的一些省份有大批自發性移民移入哲里木盟，據不完全統計，僅通遼市就有6000余人。［10］
1956年，國家有計劃地組織內地移民到邊疆邊遠省區進行墾荒。這一年，內蒙古各地安置了河北、山西、陜西等地的集體插社移民17237人，青年墾荒隊員2442人，共19679人。其中，從河北遷入的墾荒移民17184人，占總數的87.32%；從山西遷入的墾荒移民1317人，占總數的6.69%；從陜西遷入的墾荒移民1178人，占總數的5.99%。［11］至1957年6月，上述有組織移入內蒙古的移民19679人中有3797人返回原籍，占總數的19.29%。特別是移入呼倫貝爾盟的河北移民2300人（其中集體插社移民1175人、青年墾荒隊員1125人）中，有1534人返回原籍，占總數的66.70%。［11］（p.174）
有鑒于此，自治區有關部門通過總結經驗，“認為國家與其花費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動員組織各地的集體移民支邊墾荒，而且回遷率又高，還不如把移民工作的重點放在安置自流人口上。自流人口是自發、自愿而來的，適應性強，只要有親友相助或國家適當加以補助，就可得到滿意的安置”。因此，從1957年秋季開始，自治區黨委和政府把移民工作的重點放到了安置自發性移民上，對移入的自發性移民采取安置和勸返相結合的辦法，根據實際需要妥善處理。1957年7月至1960年6月的3年期間，由全國各地移入內蒙古的自發性移民1010779人，“其中，勸返移出的有138135人，占總數的13.67%，遷入安置的有872644人，占總數的86.33%” 。在被安置的自發性移民中，河北有348579人，占安置總數的39.95%；山東有114618人，占安置總數的13.13%；山西有114772人，占安置總數的13.15%；河南有51387人，占安置總數的5.89%；陜西有11256人，占安置總數的1.29%；黑龍江有32014人，占安置總數的3.67%；吉林有25250人，占安置總數的2.89%；遼寧有89751人，占安置總數的10.28%；甘肅有12488人，占安置總數的1.43%；江蘇有15207人，占安置總數的1.74%；還有其他省、市的57322人，占安置總數的6.57%。［11］（pp.174～175）
如上所述，近代以來，內地自發性移民的大部分流向少數民族地區，內蒙古是自發性移民移入的主要地區之一。尤其是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期，大量自發性移民移入了內蒙古，自治區黨委和政府把移民工作的重點放在了安置自發性移民上。
自發性移民移入內蒙古的原因及其特征
近代以來至20世紀50年代之前，內地人口自發性流入內蒙古的主要原因是自然災害。20世紀五六十年代，自發性移民流入內蒙古既有自然災害的原因，也有其他原因，具體可歸納為以下幾點：
第一，自發性移民因原籍地區遭受嚴重的自然災害（1960年全國范圍發生了干旱災害，特別是河北、山東等省的受災情況更為嚴重，60%以上的耕地受災。），致使生產生活困難，災民為了渡過困難移入內蒙古。移入內蒙古的自發性移民普遍反映：“原籍地沒有種子和飼料，不能耕種……因而出來，節省家中的糧食，渡過困難”。［7］
第二，自發性移民因原籍地區土地少、勞動力過剩而移入內蒙古。例如，移入內蒙古的自發性移民中的貧農和手工業工人中的大部分人就屬于“家中土地少，勞動力多，勞動力有剩余”的情況，［7］因而自發遷入地廣人稀的內蒙古。
第三，部分地主、富農為了逃避管制、改造，即地主、富農“借口對他們管制過嚴，出來逃避對他們的管制、改造”。［7］
除了上述幾點原因之外，自發性移民移入內蒙古還有其客觀原因和歷史原因。客觀原因是，在1958～1960年期間，內蒙古雖然同樣也出現糧食、副食品緊缺等現象，但沒有其他地區那樣嚴重。而且，內蒙古還有糧食調出，如1960年純調出2.7億斤，1961年純調出1.19億斤，1962年純調出0.84億斤。［12］歷史原因是，在少數民族地區中，自發性移民移入內蒙古的歷史較為悠久。此外，還有自發性移民認為內蒙古工資高，打工掙得錢多；還有的是為了尋找更好的工作，過更好的生活，等等。
總體來看，移入內蒙古的自發性移民有如下特征：
第一，在1957年7月至1960年6月這3年期間，1960年安置自發性移民的人數達到了最高峰。從安置自發性移民的時間來看，1957年后半年內蒙古安置了39182人，1958年安置了94784人，1959年安置了134697人，1960年上半年安置了603981人。［13］1960年的內蒙古人口移入率達20.4%，在少數民族地區中最高。（其他少數民族地區如新疆、寧夏、青海1960年的人口遷入率分別是11.7%、8.7%、6.9%。參見：趙入坤《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中國邊疆移民》，《中共黨史研究》2012年第2期。）
第二，自發性移民有多種類型。以山西省忻縣專區移入內蒙古的自發性移民為例，大致可分為三種類型：（1）全家成員或家庭一半成員出來者，且出來較早，原籍家中土地未種，在內蒙古多通過親朋關系或政府幫助，已經種上土地。這一類型人共151戶、425人，占所訪問戶數的12.2%；（2）全家成員或家庭一半成員出來者，且出來較遲，家中土地當年沒種或者種了一部分，現在靠打工維持生活。這一類型人共309戶、783人，占所訪問戶數的25%；（3）農業合作社或個體戶剩余勞動力，他們出來的目的主要是打短工或用手藝賺錢。這一類型人共772戶、817人，占所訪問戶數的62.6%。［14］
第三，移入內蒙古的自發性移民人數已占所流入地區總人數的較大比例。例如，1960年至1961年3月間，阿魯科爾沁旗流入1305戶、4864人。該旗白音漢公社流入外流人口197戶、1747人，占該公社總戶數的15.7%，占總人口的9.2%。［9］
第四，從階級成分來看，移入的自發性移民中，貧農、中農占絕大多數。例如，據科右前旗調查，全旗移入的2859戶自發性移民中，貧農占總戶數的76.1%，中農占總戶數的16%，地主、富農占總戶數的3.3%，其他占總戶數的4.6%。［7］
內蒙古各級政府安置自發性移民
在自治區黨委的領導下，內蒙古各級政府根據實際情況對流入內蒙古的自發性移民采取了安置和勸返相結合的辦法，以解決大量涌入的移民問題。
在安置方面，內蒙古自治區黨委響應中央書記處“凡內地各省自由流入邊疆地區的勞動力和家屬，應很好安置，允許落戶”的指示，展開了積極安置自發性移民的工作。例如，1959年10月30日，自治區黨委發出《關于區外自由流入人口落戶問題的通知》規定：凡自由流入內蒙古自治區的勞動力和家屬，各地應該認真進行安置，不必再行遣返；如流出地區派人前來要求協助勸返，經過工作，群眾仍不愿返回的，應該進行安置；凡做了生產安置的，有關部門應該及時解決戶口、糧食、穿衣等問題；凡由區外流入城鎮的人口需要勞動力的單位不要自行吸收和安置，應通過勞動部門統一調配；流入農村的人口由公社進行安置等。［15］
自治區各級黨委和政府非常重視自發性移民的安置工作。例如，中共通遼市委強調自發性移民安置工作“不僅是一項經濟工作，而且是一項政治工作。這是解決目前我國糧食不足，增產糧食的重要出路之一，尤其哲里木盟地區地多人少，耕地多，勞動力少，耕作粗糙。如將這一大批勞動力組織起來投入農業生產，無論是在精耕細作方面，還是在挖掘生產中的潛力或開墾荒地擴大耕地面積，增加糧食生產量上均有其重大意義”。［5］
在安置移民具體工作方面，內蒙古各地采取“邊宣傳邊動員，邊安置邊回送”的原則。例如，對流入內蒙古城市的移民，根據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頒布的勸止農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精神，結合當地的實際情況編寫了宣傳提綱，一方面，向自發性移民說明國家的勞動力分配是有計劃、有限度的；另一方面，說明農村里還缺少勞動力，派干部做相關政策報告，并組織他們回鄉生產自救。［6］在組織方法上，通過建立黨、團組織和互助組、合作社開展安置工作。例如，組織共產黨員76人建立了6個黨支部、黨小組，組織共青團員89人建立了團小組；組織320名山東移民建立了2個農業合作社和94個農業互助組。［16］
內蒙古各地在安置自發性移民的工作中，采取了積極有效的安置、救濟措施與方法。例如，哲里木盟在安置工作中，首先，責成公安局協同民政、武警等部門組成了“動員盲目流入城市農民回鄉生產委員會”，并以街道和村為單位組成動員小組。其次，各地對安置工作進行了一次檢查，主要檢查如何解決自發性移民的土地、農具、房屋和生活問題的情況以及還有哪些困難等。再次，根據各地的具體情況采取不同的安置方法，在解決土地問題時以民族團結為原則，一方面使當地牧場不受影響；另一方面使流入哲里木盟的農民有荒地可以開墾，達到了民族團結和發展生產的目的。最后，將租種親友余地的或政治上已查清沒有問題的農民吸收進農業合作社，對無農具者通過互助組內互助換工的辦法解決其農具問題，對生活困難者給予社會救濟或發放貸款，等等。［5］
呼倫貝爾盟阿榮旗在安置工作中主要采取了發動群眾互助互濟、國家給予必要扶助的辦法。通過群眾互助互濟（總計糧食1050斤、種子26180斤、土豆69400斤）解決了1242戶群眾的困難。此外，國家不僅發放貸款3895元和救濟款3000元，還調劑了土地1514坰，分配了房子1077間。呼倫貝爾盟在安置工作上貫徹了“盡量設法就地安置，基本上組織到農業生產中”的精神，在1560戶自發性移民中參加農業生產的有1164戶，占74.6%；從事副業生產的有267戶，占17.1%；做臨時工的有129戶，占8.3%。［7］
1954年秋季至1955年夏季期間，呼倫貝爾盟額爾古納旗有由山東移入的自發性移民508戶、2403人，其中回族421戶、1964人。首先，呼倫貝爾盟額爾古納旗相關部門事先對當地干部和居民開展了貫徹民族政策和民族團結的教育，不僅要求當地群眾做好移民接待工作，同時要貫徹黨的民族政策。其次，在實際工作中，在食宿安排上照顧了回族的風俗習慣，房屋分配上基本采取了回族分片居住的原則。再次，在生產資料分配上，共貸給山東自發性移民耕地用馬317匹、耕地用牛537頭，農用車562輛，雙輪單鏵犁154部，并根據生產需要分配了木耙、繩套、木材等物。除此之外，相關部門還對每頭（匹）耕畜每天貸給20斤畜草和3斤飼料，種子按實際需要貸給；對勞動力則每月貸給32斤糧食，非勞動力每月貸給28斤糧食。最后，在生活用具分配上，對自發性移民每戶貸給1個水桶，每人發放3元救濟款及其他零星家具。在貸放工作中，適當照顧了烈軍屬與轉業軍人。［16］這些措施為自發性移民安家立業、發展生產奠定了物質基礎，內蒙古從接收到安置自發性移民的全部過程，充分體現了黨與政府對移民的深切關懷。
另外，根據1955年山西省忻縣地委專署工作組調查：移入內蒙古6個縣、2個旗、1個市、1個專區、24個鄉的忻縣農民，通過自治區政府幫助和親朋相助，已經種上土地的有151戶，共種土地2911畝，平均每戶19畝多；移入較遲的群眾雖然沒能種上土地，但經過當地政府的幫助，大部分群眾找到了營生或做工的地方，均可以維持生活；對生活上有困難的群眾，當地政府還進行了救濟。此外，對糧食、棉布、燈油等物資，當地政府都按臨時供應辦法予以了供應。［14］這些措施不僅解決了群眾的生活困難，還安定了自發性移民的情緒，提高了他們的生產積極性。
通過安置工作，內蒙古各地積累了一定的經驗。首先，組織和領導上必須充分重視自發性移民的安置工作。其次，啟發移民克服困難、依靠勞動改善生活狀況的積極性，結合內蒙古當地自然環境，調整生產結構，打破單靠國家救濟的依賴思想。再次，認真貫徹民族政策，教育自發性移民與當地群眾互相尊重各自民族的風俗習慣，加強民族團結。
與此同時，自由流入人口給內蒙古的生產和社會治安帶來了一定的影響，［17］所以，內蒙古在安置自發性移民的同時，對自發性移民也進行了勸返。1960年9月1日，《內蒙古黨委、內蒙古人委關于迅速制止區外自由流入人員的緊急指示》下發，在肯定1960年以來區外人員大量流入內蒙古，對于農牧業生產勞動力的補充和工業、基本建設勞動力的支援起了很大作用的同時，指出在糧食供應、社會治安等方面造成了一定的困難，因此做出幾項規定：（1）嚴禁廠礦、企業、事業、機關招用區外自由流入人員，各類學校必須停止在流入人員中招生。對于不認真執行這一規定的，應給予嚴肅處理。有關部門對之后流入城市的人口，一律不給落戶入籍，不給口糧，不發布票。（2）各盟、市勞動、政法部門協同鐵路交通部門，在省區交界和交通要道，如豐鎮、集寧、包頭等地設立勸阻站，加以勸阻，不予運輸。在鐵路沿線各站及汽車站、公路沿線區外流入人員較多的地方，亦應放卡堵口，就地遣返。對已經流入尚未安置的人員，由盟、市勞動、政法部門設點集中收容登記，動員、遣返流入人員回原籍。（3）1960年以來流入的區外人員，已在工礦、企事業和機關安置了的，應結合精簡工作進行處理，凡精簡下來的人員原則上動員、遣返其回原籍。堅決不走的由勞動部門協同安置單位與流出省區的遣返工作組協商解決，或安置到農村、牧區參加生產。（4）所有外出人員，不論區內外，一律憑介紹信購買車票，凡屬公社社員、工人、干部、學生等外出時，必須持有公社管理區、城市居民委員會、廠礦、機關、團體以及學校等的介紹信，才能購買車票。［18］
此外，內蒙古勞動力問題領導小組與山西省民政廳副廳長尹伊、晉北專署專員秦相賢、河北省勸阻農村勞動力盲目外流辦公室主任劉平、遼寧省動員遣返外流農民工作團李振聲等人，本著增強團結和互助支援的精神協商了山西、河北、遼寧3省盲目流入內蒙古人員的處理辦法，并達成協議：（1）1958年由山西、河北、遼寧3省盲目流入內蒙古的人員，一般不遣返，但對其中的人民公社干部、會計、保管員、技術員等，一般應協助動員回去。某些人民公社、生產隊因外流農民過多而嚴重影響生產的，也應協助動員回去一部分。（2）1958年和1959年由山西、遼寧流入內蒙古的“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一律組織遣返。（3）經與山西、河北、遼寧3省相關部門協商，同意留在內蒙古的自由外流人員，各省應協助將他們的戶口和糧食關系轉入內蒙古。（4）尚未安置到工礦企業或集中在收容站以及社會上流浪的自由流入人員和之后自由流入人員，應隨時組織遣返，不再予以安置和留用。（5）各盟、市和各企業、事業單位，應依據以上辦法，積極協助山西、河北、遼寧3省派來人員加速組織遣返工作。［19］
據不完全統計，自1960年8月后，甘肅民勤等地流入巴彥淖爾盟的有29000人，除已遣返11400人外，還有17600人分散在巴彥淖爾盟各個地區。中共巴彥淖爾盟委員會一方面積極地進行了動員遣返，在遣返中積極幫助他們解決了吃飯和其他困難；對尚未遣返原籍的也積極地幫助他們解決了食宿問題；另一方面，中共巴彥淖爾盟委員會、中共阿拉善旗委員會、中共額濟納旗委員會分別和甘肅省張掖專區、民勤縣等有關地區聯系商洽處理盲流人員問題。［8］
20世紀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期，內蒙古各級黨委和政府采取積極有效地安置、救濟的措施與方法，安置、救濟、幫助了河北省、山東省等地大量的自發性移民，具有重要意義。首先，為移入內蒙古的自發性移民渡過難關、恢復生產和生活起到了積極作用。其次，在客觀上支援了自發性移民原籍地區的救災等工作，增強了地區間與民族間的團結。最后，在安置自發性移民的過程中積累了經驗，認識到在組織和領導上必須充分重視對自發性移民的安置工作，啟發移民依靠自己的勞動克服困難，認真貫徹民族政策，教育自發性移民與當地人民互相尊重各自民族的風俗習慣、加強民族團結等。
［參引文獻］
［1］《我國少數民族實行區域自治的良好榜樣》，《人民日報》1957年4月30日。
［2］內務部黨組：《關于農村人口外流問題的報告（1959年2月7日）》，內蒙古自治區檔案館：255-2-49。
［3］《勞動部黨組的報告（1960年5月4日）》，內蒙古自治區檔案館：255-2-53。
［4］中國共產黨內蒙古哲盟通遼市委員會：《關于動員流入城市的農民返籍情況的報告（1955年4月22日）》，內蒙古自治區檔案館：255-2-8。
［5］中國共產黨內蒙古哲盟通遼市委員會：《關于認真安置流入我盟農民的補充指示（1955年7月26日）》，內蒙古自治區檔案館：255-2-8。
［6］中共喜貴圖旗委員會：《關于對盲目流入城市的農民的處理與安置工作情況的報告（1955年8月15日）》，內蒙古自治區檔案館：255-2-8。
［7］中國共產黨內蒙古東部區委員會：《關于安置移民工作的報告（1955年10月5日）》，內蒙古自治區檔案館：255-2-8。
［8］中共巴彥淖爾盟委員會：《關于甘肅省民勤等地自由流入我盟人員情況和處理意見的報告（1961年1月19日）》，內蒙古自治區檔案館：255-2-79。
［9］中共昭烏達盟委員會：《關于從外地自由流入人口情況的報告（1961年3月30日）》，內蒙古自治區檔案館：255-2-79。
［10］中共哲里木盟委員會：《關于我盟當前人口流入情況和今后意見的報告（1961年5月30日）》，內蒙古自治區檔案館：255-2-79。
［11］宋迺工主編：《中國人口（內蒙古分冊）》，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7年版，第175頁。
［12］王鐸主編：《當代內蒙古簡史》，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年版，第176～177頁。
［13］《內蒙古黨委關于開展清理區外流入人員工作的指示（1960年7月21日）》，內蒙古自治區檔案館：255-2-53；內蒙古黨委：《關于內地勞動力流入內蒙古情況的報告（1959年3月31日）》，內蒙古自治區檔案館：255-2-25。
［14］山西省忻縣專區內蒙工作組：《關于前往內蒙古訪問安置農民工作報告（1955年8月3日）》，內蒙古自治區檔案館：255-2-8。
［15］內蒙古黨委：《關于區外自由流入人口落戶問題的通知（1959年10月30日）》，內蒙古自治區檔案館：255-2-49。
［16］中國共產黨內蒙古東部區委員會：《關于接受安置移民工作的報告（1955年7月7日）》，內蒙古自治區檔案館：255-2-8。
［17］公安部、內務部黨組：《關于堅決制止人口自由流動向中央的報告（1961年10月14日）》，內蒙古自治區檔案館：255-2-79。
［18］《內蒙古黨委、內蒙古人委關于迅速制止區外自由流入人員的緊急指示（1960年9月1日）》，內蒙古自治區檔案館：255-2-53。
［19］內蒙古勞動力檢查領導小組：《關于山西、河北、遼寧三省流入人員處理問題的報告（1959年5月16日）》，內蒙古自治區檔案館：255-2-49。
［責任編輯：葉張瑜］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18年第5期
［作者簡介］仁欽，歷史學博士，副研究員，內蒙古大學蒙古學研究中心，010021。
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內蒙古牧區開創性成就及其意義研究（1947～1966）”（14BMZ073）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