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9年后，特別是1953年“一五”計劃實施前后，全國城市人口迅速增長，城市蔬菜供應成為新中國成立后必須解決的重大民生問題。黨和政府先是做出了城市郊區農業生產應以蔬菜為中心的決策，采取了重視蔬菜儲藏和建立有計劃的蔬菜購銷體制的措施，接著對城市蔬菜的統購包銷制進行了調整；在三年經濟困難時期，郊區的蔬菜生產和儲藏得到了進一步的強化；在國民經濟調整時期，經過實踐、比較后，在集體經濟基礎上對城市蔬菜產銷體制進行了改革。至此，新中國的城市蔬菜供應體系基本形成。不斷調整的蔬菜產銷體制在實踐層面促進了黨和政府對社會主義制度尤其是計劃與市場問題的認識，為此后的改革和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
［關鍵詞］城市；蔬菜供應；工業化；計劃；市場
蔬菜是人類生活物資的重要組成，對城市發展具有重要作用，中國歷史上城市周邊都曾有過蔬菜種植。新中國成立后，隨著大規模工業化建設的展開，城市人口不斷增長，蔬菜供應問題日益凸顯。城市蔬菜供應問題牽涉面頗廣，需要黨和政府妥善處理。總體來看，中國的城市蔬菜供應體系在1965年基本形成。目前學界對該問題已有一些探討，但側重對蔬菜產銷體制問題、各城市蔬菜供銷問題及其應對的討論，尤其側重對蔬菜統購包銷制度及其弊端的闡述。為此，本文擬在工業化戰略和城市人口增長的背景下，從整體上探討黨和政府解決城市蔬菜供應問題過程中供應體系的演變及其意義，以增進對相關問題的認識。
一、蔬菜供應問題的出現及應對（1949—1956年）
新中國成立后，為保障大城市居民鮮活產品的供應，克服吃用物資匱乏困難，我國學習蘇聯，在直轄市和省會級城市周邊劃定若干縣作為城市的郊區。得益于這樣的安排，加上新中國成立之初城市人口絕對數較少，其蔬菜供求矛盾并不十分突出。但這種局面在1952年被打破，當年上半年全國城市人口不過6100萬人，到下半年，因為準備實行“一五”計劃，政府機構擴大了，基建隊伍和企業職工都相應增加，到1953年城市人口增加到7800萬人，一年時間凈增加了1700萬人。這種情況在重點城市尤為明顯。1949年，全國35個重點城市需供應蔬菜人口是985萬人，1953年即增加到2090萬人。人口的迅猛增長使大中城市蔬菜供應出現了不足。1953年，在北京、天津、上海等8個大城市中，除北京和旅大（即今大連市）外，蔬菜供應出現了很大的缺口（缺30%—50%），而且季節性的供求失衡嚴重。季節性的供求失衡又加劇了季節差價的波動，進一步加深了城市蔬菜供求之間的矛盾。一些城市普通蔬菜價格比頭等大米還高，城市居民生活受到很大影響。這些情況引起了黨和政府的重視，并采取了以下應對措施。
（一）城市郊區農業生產應以蔬菜為中心
1953年10月，在第三次農業互助合作會議召開前，毛澤東專門找農村工作部副部長陳伯達、廖魯言談話，指出：“在城市郊區，要多產蔬菜，不能多產蔬菜，也是沒有出路的，于國于民也都不利。”這是依靠城市郊區解決大中城市蔬菜供應的最初思路。遵照上述指示精神，第三次農業互助合作會議對大城市的蔬菜生產和供應問題進行了討論。之后，農村工作部形成了《關于大城市的蔬菜生產和供應的情況及意見》（以下簡稱《情況及意見》），提出：“為解決大城市和工礦區蔬菜供不應求的矛盾，首先要求凡是蔬菜供應不足的城市，均應有計劃地在郊區發展蔬菜生產。大城市郊區的農業生產，應以生產蔬菜為中心，并根據需要與可能發展肉類、乳類和水果的生產，以適應城市的需要，為城市和工礦區服務”。這是新中國成立后第一次明確提出郊區農業生產應以蔬菜為中心的定位。與此同時，在組織形式上，蔬菜生產與互助合作運動密切配合，具體形式包括積極試辦蔬菜生產合作社、發展蔬菜生產互助組等，引導菜農有計劃生產，保證城市蔬菜供應。
進行農業合作化是城市郊區實現有計劃蔬菜生產的重要前提。隨著農業合作化加速推進，城市郊區的菜區農業合作化運動在一些地方發展迅速。如1955年9月底，北京郊區菜農入社戶數已達菜農總數的62%。1956年底，全國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城市郊區蔬菜生產得到了進一步保證。但各地對郊區農業生產應以蔬菜為中心的方針貫徹執行并不一致。一些城市執行比較好，如1954年北京、西安、重慶等11個大城市郊區蔬菜種植面積比1953年增加了11%，東北全區城郊蔬菜種植面積增加了189萬多畝。一些城市則相對滯后，如貴陽雖然強調要擴大蔬菜種植面積，但其郊區農業生產規劃仍以糧食為中心。這突出反映了城市郊區在推廣蔬菜種植過程中的菜糧矛盾。
1955年8月，國務院頒布《市鎮糧食定量供應暫行辦法》和《農村糧食統購統銷暫行辦法》，對缺糧戶做出明確規定，為解決城市郊區的菜糧矛盾提供了依據。1956年9月，陳云在中共八大的一次發言中提出：“為了更加切實地保障菜農收入，各大中城市可以參考種植糧食或棉花的農業合作社每一個工分的收入，規定一個種植蔬菜的農業社最低工分值的限額，在年終結算的時候，如果達不到這個最低限額，可以采取減免農業稅或貼補的方法，保證菜農有合理的收入。”這為解決城市郊區菜糧矛盾提供了切實可行的辦法，有利于保證郊區農業生產應以蔬菜為中心方針的落實，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蔬菜供應的壓力。
（二）重視對蔬菜的儲藏
因儲藏加工技術和運輸條件限制，新中國成立之初大中城市的蔬菜區域調劑數量有限且成本很高。據統計，20世紀50年代國營蔬菜公司每年省與省之間調配運輸量僅占總經營量的10%左右。如南菜北運1949年發展起來后，長期以來數量都比較少，主要是從廣東運往北京、上海、撫順、沈陽和哈爾濱等大城市。蔬菜長途調運成本很高，如中國蔬菜總公司在1956年冬1957年春直接從廣東、山東、浙江、江蘇等省賠錢調運7億多斤蔬菜到京、津等北方城市，不但花費甚巨，而且使得“原來供應就很緊張的地區仍然緊張；原來供應不緊張的地區也緊張起來了”。可見，城市蔬菜供應中區域調劑居次要地位，需要各地尤其是北方城市加強對蔬菜的儲藏，以應對蔬菜供應不足問題。
1953年11月，農村工作部在《情況及意見》中明確提出：“合作社與土產公司應積極設法解決蔬菜的儲藏和加工問題，以調劑季節性的蔬菜過剩及脫銷的矛盾，做到蔬菜的常年供應。菜農，特別是蔬菜生產社也應推廣當地儲藏蔬菜的成功經驗，來調劑季節，常年供應。”1955年底，第一次全國大中城市、工礦區蔬菜工作會議進一步明確提出：“大中城市、工礦區需要的蔬菜，應該逐步做到以當地生產為主，外來調劑為輔”；要求“作好加工、儲備工作……社會主義商業還必須逐步建立必要的近代化的加工和儲藏設備”。結合中央政策精神和當地實際，各城市循序推進蔬菜的儲藏工作。以遼寧為例，1954年冬，沈陽16個蔬菜生產合作社計劃儲藏各種秋菜300多萬斤，鞍山預計儲藏各種蔬菜1000萬斤以上，旅大儲藏的秋菜和冬季生產的蔬菜基本可以滿足全市冬春的需求。這種有計劃地儲藏蔬菜為解決城市缺菜問題提供了可行的方法。
（三）建立有計劃的蔬菜購銷體制
新中國成立之初，城市中的蔬菜供應以私營經濟為主。到1952年，中國經濟的內部關系發生了一些重大變化，這些變化的實質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領導地位不斷加強。如前所述，隨著大規模經濟建設展開，城市蔬菜的供求矛盾加劇，國營商業加強了對城市蔬菜的經營。1953年11月，農村工作部在《情況及意見》中明確提出：“城市和工礦區的蔬菜供應由私商操縱，特別是蔬菜批發環節由私營的蔬菜批發商操縱的現象，必須加以改變。供銷合作社必須有計劃地逐步占領大城市和工礦區的蔬菜供應陣地，逐步做到掌握蔬菜市場，保證蔬菜供應，并減除蔬菜批發商的中間剝削，保護蔬菜生產者（菜農）與消費者的正當利益。”當年，北京、天津、上海和沈陽的國營及供銷合作社的蔬菜經營量分別達到了市場供應量的20%、27%、33%和54%。
1955年12月，國務院規定蔬菜由國營商業統一經營，并負責對私營商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1956年3月，國務院決定大中城市、工礦區的干鮮菜供應由商業部統一經營管理，商業部下設中國蔬菜公司具體負責經營。同月，中國蔬菜公司成立，各省、自治區和直轄市相繼也成立了蔬菜專業公司或副食品公司，大中城市和工礦區普遍成立了經營蔬菜的國營公司，并掌握了蔬菜批發市場，擴大了零售比重，基本上完成了對私營蔬菜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由此，國營公司控制了蔬菜的收購、批發和銷售，從而形成了部分大中城市蔬菜統購包銷制的基本形式。蔬菜統購包銷制“由國家根據市場的需要和農業生產情況，對社隊下達指令性的蔬菜統一種植計劃（包括：面積、品種、茬口）；對蔬菜全部實行統一收購、集中組織調撥；蔬菜的收購價和零售牌價由國家統一制訂；對商業財務實行統收統支，盈利全部上繳，虧損全部補貼”。統購包銷制的建立對此后城市蔬菜供應產生了重大影響。
1949—1956年，城市蔬菜供應問題的出現及其應對與這一時期經濟社會體制的重大變革聯系在一起，對新中國城市蔬菜供應體系的最初形態形成產生了重要影響。
二、蔬菜統購包銷制的調整（1956—1958年）
以國營公司為經營主體的統購包銷制在解決城市蔬菜供應短缺等方面發揮了作用，但是這種制度也存在一些不足。1956年6月，商業部副部長姚依林在一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談到蔬菜供應問題時指出：“目前各地蔬菜經營中存在著許多嚴重的問題，例如在不少地方，生產環節和銷售環節之間是有脫節現象的，蔬菜的品質是下降的，在蔬菜大量上市季節的積壓和腐爛是嚴重的，各地在組織貨源、組織分配、分等評價、加工、運輸和保管上都還沒有創造出一套在大量經營時行之有效的辦法。”以北京為例，調查發現，蔬菜的銷售和價格管理工作存在許多不合理的現象，違反了蔬菜流轉規律，使生產者和消費者都不滿意，因此要求改進城市蔬菜供應工作，如恢復蔬菜自由成交、菜蔬公司以管理蔬菜市場為主等。9月初，《人民日報》刊登多篇反映城市蔬菜供應問題的文章，如北京郊區菜農提出對蔬菜供應的意見《“這辦法不改變是不行的”》、北京城市居民則發表《“幾時才能讓我們吃上新鮮菜”？》等，列出了蔬菜供銷中的諸如質量、生產、價格、運輸、菜站管理等方面的問題，呼吁改革該辦法。各地都對蔬菜供銷中存在的問題及時做出了反應，如湖北武漢對蔬菜供銷工作進行了改革，其核心是發揮市場作用，將生產者和消費者重新聯系起來，改統購包銷為有組織、有領導的自由成交，開辟國家領導下的蔬菜自由市場。這也是當時改革蔬菜統購包銷工作的主要方向。
與此同時，1956年國家統一市場建立后，對于支援國家建設、穩定市場、保障人民生活無疑起了重大作用。但在運作過程中很快暴露出商業網點不均衡、經營管理過死、品質差等缺點，給社會生產和人民生活帶來不利影響。黨和國家領導人很快注意到這些問題并著手進行調整，從而開始了對社會主義改造后市場問題的新探索。同年9月，陳云在中共八大上提出了“主體—補充”觀點：“在社會主義的統一市場里，國家市場是它的主體，但是附有一定范圍內國家領導的自由市場。這種自由市場，是在國家領導之下，作為國家市場的補充，因此它是社會主義統一市場的組成部分。”針對城市蔬菜供應問題，姚依林在會上提出統購包銷制存在的幾個問題后明確指出：“要盡可能提倡生產者和消費者直接見面，把中間環節減少到最低限度，使消費者購買便利，并能吃得到當天上市的鮮菜”；“為了要達到以上的要求，在蔬菜經營上，就不能采取統購包銷的辦法”。他強調：城市蔬菜市場應“成為國家領導之下的有一定范圍的自由貿易的市場。國家的領導表現在：有生產的參考計劃，有國營蔬菜公司在缺菜季節按國家牌價出售大宗的、能較長時期保管的蔬菜調劑人民需要，有最高限價和統一的管理安排。這個市場同時又有一定范圍的自由，表現在：生產者能根據市場需要訂定和改變計劃，能在國家規定的范圍內同消費者自由論價，直接成交”。統購包銷制的改革思路逐漸形成，即建立國家領導之下的有一定范圍的自由市場。
如前所述，在中共八大召開前，武漢等部分城市已嘗試開放城市蔬菜供銷的自由市場。中共八大召開后，這一進程加快，廣州、長沙、南京、杭州、南昌等地陸續開放了國家領導下的蔬菜自由市場，“上市的蔬菜品種和數量顯著增加，價格也公平合理，消費者、販運者和生產者都很滿意”。
國家領導下的蔬菜自由市場是一個新生事物，全國對其是否放開也實行了不同的舉措。到1957年2月，各地蔬菜市場基本上有三種類型：一是已經開放蔬菜自由市場的城市，如上海、廣州、南昌、武漢等，這些城市大都建立了交易市場，允許菜農同商販等直接成交；二是還沒開放自由市場的城市，如哈爾濱、長春等，這些城市認為開放自由貿易市場作用不大；三是自發地開放了蔬菜自由貿易市場后又限制和取消蔬菜自由貿易市場的城市，主要原因是這些城市的國營公司難以掌握貨源導致某些蔬菜品種價格猛漲。
應該說，自由市場開放后市場有波動，各地根據具體情況慎重地研究解決這些問題，正確發揮自由市場的作用，是有必要也是可能的，但一種觀點卻認為自由市場屬于資本主義，反右派運動后，自由市場更是成為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靶子之一。在這種氛圍下，加上蔬菜供應不足、價格上漲和部分菜販的投機行為等因素，一些城市便開始取消蔬菜自由市場。如1957年5月北京決定將蔬菜列為管制物資，取消了自由市場，實行統購包銷。但這很快就引起了多方不滿，同時也使原來積極推行自由市場的城市加強了對自由市場的領導。
1957年8月，針對蔬菜自由市場是否開放問題，城市服務部（1958年與全國供銷合并總社合并，成為第二商業部——筆者注）負責人通過新華社記者公開發表如下意見：“各地是否開放蔬菜自由市場，應該根據蔬菜生產是否足夠、供應是否緊張來決定。在蔬菜生產不足、供應緊張的情況下，可以不開放自由市場”；“蔬菜市場的管理是個復雜的問題，而且各地情況不一，各地可以根據具體情況靈活掌握”。與此同時，由于市場欺詐行為、物品短缺、漲價、某些統購商品流入自由市場、雇傭勞動出現、農業和手工業合作組織渙散等原因，國家最終決定關閉自由市場。人民公社化運動后，各地自由市場相繼被正式關閉。之后，加上1958年“大躍進”和隨之而來的三年經濟困難時期，大中城市相繼恢復了以國營公司為主體的蔬菜統購包銷制度。1956—1958年，蔬菜購銷體制變化受到蔬菜自身特點和當時整個國家政策的影響，既體現了蔬菜的市場屬性和客觀規律，也預示了此后進一步調整的必然性。
三、郊區蔬菜生產與儲藏工作進一步強化（1958—1961年）
1958年“大躍進”運動開始后，國家基本建設規模和職工隊伍急劇膨脹，農村勞動力被大量抽走，農業生產受到嚴重影響。這也導致了農業歉收、糧食供應減少和其他副食品供應不足，使得城市對蔬菜的需求大幅增加，客觀上要求進一步加強蔬菜生產與供應工作，以快速緩解城市蔬菜供應緊張局面。
（一）城市郊區“以菜為綱”及菜地建設的強化
1958年冬，全國許多地區尤其是北方地區蔬菜供應緊張，其中尤以遼寧、吉林和北京等地最為嚴重，蔬菜庫存比1957年同期減少了1/3左右，市場供應同期減少了一半左右，按當時很低的標準供應，其庫存也僅能維持到1959年1—2月，在1959年新菜上市前還差2—3個月的菜，因此只得采取定量供應。為此，中央接連做出指示，要求加強城市郊區蔬菜生產，解決蔬菜供應不足的問題。例如，1958年1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關于進一步加強蔬菜生產和供應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地“把蔬菜生產和供應工作作為當前的一項重要工作來安排”，采取“將蔬菜生產列入地方的農業生產計劃，根據充分滿足需要的原則，按照人口多少，產量高低，播種足夠的面積……在一般地區以多種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為宜。在城市郊區和集中的蔬菜產區，應當專門撥給一部分化學肥料作為種菜之用……商業部門必須積極促進蔬菜生產，做好收購與供應工作”等一系列措施，保證蔬菜的充分供應。1959年6月，中共中央批轉《廖魯言關于召開十四個城市蔬菜會議情況的報告》，要求切實抓緊做好蔬菜和其他副食品的產供銷工作，力求早日緩和城市副食品供應緊張的局面。該報告明確提出：“近郊區的農業生產方針應該‘以菜為綱’，其次是豬、雞、鴨、鵝和飼料的生產。蔬菜和糧棉爭地的時候，糧棉應該讓路，菜農的糧食不足，由國家供應”。上述兩個文件高度肯定了城市郊區應以蔬菜種植為主，并就土地、勞動力等問題做了相關規定，以盡快緩解城市蔬菜供應緊張局面。
1959年7月，中共中央做出《關于在大中城市郊區發展副食品生產的指示》，提出：“凡是城市郊區，都應當為城市生產副食品。但是，近郊區與遠郊區應當有所區別。近郊區的生產……應當以生產蔬菜為主，同時生產其他副食品。遠郊區應當大體上像過去一樣以生產糧食、棉花、油料和其他經濟作物為主……目前還有少數大中城市的郊區過小，應當適當擴大，使他們也能夠有條件建立自己的副食品基地”。“發展郊區的副食品生產，應當以蔬菜和豬肉為綱，帶動其他，全面發展。在某些不吃豬肉的少數民族的地區，應當以蔬菜和牛羊肉為綱。只要有了蔬菜，有了豬肉（或牛羊肉），其他副食品問題就容易解決了”。由于郊區的蔬菜生產長期被糧食供應問題所束縛，該指示的下發則解決了近郊菜農的后顧之憂，進一步推動了城市近郊“以菜為綱”方針的實現。
在黨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大中城市郊區尤其是近郊的菜地面積和蔬菜產量均持續增長。截至1959年11月，全國39個大中城市蔬菜種植面積達1140萬畝，占郊區耕地面積的6.2%；蔬菜產量從1958年的230億斤增加到477億斤，增長了107%。因遭遇嚴重的自然災害，生產受阻，1960年，全國糧食和其他主要農副產品產量大幅度下降，全國各主要城市均面臨糧食危機，如5—6月北京的糧食庫存僅夠銷售7天，上海則幾乎沒有大米庫存；截至9月底，全國82個大中城市的糧食庫存比1959年同期減少近一半，不到正常庫存量的1/3。為應對糧食危機，各城市郊區進一步擴大了蔬菜種植面積。據北京、天津、上海等32個大中城市和工礦區統計，1960年蔬菜播種面積規劃較1959年擴大了30%左右。蔬菜種植面積的擴大及其產量的提升有助于各地盡快渡過難關，推動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
（二）蔬菜儲藏工作進一步加強
1958年7月，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關于加強蔬菜生產和供應工作的領導，適時地做好秋菜播種工作的指示》，要求：“發動和組織群眾大量加工干菜和咸菜”；“必須做好蔬菜儲藏調運工作，改善經營管理，改進供應方法，做好地區之間的調劑”。隨即，全國各地開展了聲勢浩大的加工和儲存蔬菜的群眾運動：許多城市動員大量勞動力和運輸力量搶收、搶運和儲存秋菜；有些城市提出“城鄉協作，公私并舉，戶戶儲存，人人動手”和“一院一窖菜，一家一缸菜，片葉不丟，棵菜不爛”等口號，發動市區和郊區廣大群眾大量加工和儲藏蔬菜。據對北方63個城市統計，截至1959年底共儲存了82億斤蔬菜，比1958年增加了2倍，在基本保證各大中城市每人每天一般可以吃到一斤到一斤半菜的同時，全民儲藏蔬菜的意識也進一步增強。
1960年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做出《關于當前蔬菜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地“既要安排蔬菜的生產，又要安排蔬菜的加工和保管，增添加工儲存設備”；“對過去蔬菜工作在播種、田間管理、收獲、分配、供應、加工、儲藏等各方面經驗進行系統的總結，并且不斷加以補充和完善，以促進蔬菜工作的繼續發展”。7月，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關于秋季蔬菜生產的指示》，對如何做好秋菜儲藏工作做出明確規定：“儲存鮮菜的，要事先挖好菜窖，搞好防凍防腐的設備；儲存干菜的，要準備好場地，準備好曬架或烘烤設備。要建立合理的科學的保管制度和取用制度；要訂好保管計劃和使用計劃。各地應當認真地總結去年秋菜保管的經驗，堅決把今年的秋菜保管好、使用好”。這就為蔬菜儲藏工作提供了具體指導。
在黨和政府的高度重視下，全國各地的蔬菜儲藏工作不斷推進，其中尤以北方城市的“秋菜冬儲”最為突出。總體而言，“秋菜冬儲”基本上可分為生產部門儲存、商業部門儲存和社會儲存三種。早期的儲存主要以生產部門就地儲藏為主，之后逐步發展到以商業部門為主，并發動社會儲存。由于當時商業部門自身的儲藏能力有限，因此更多還是發動社會儲藏。比如，1959年河北保定秋菜大豐收，商業部門一時無法完成蔬菜儲藏任務，故發動社會力量，人人動手、戶戶儲菜。與此同時，該地還制訂了獎勵措施，如獎勵布票、化肥、糧食等，以增加全社會儲存蔬菜的動力。
通過蔬菜儲藏工作，全國各地尤其是北方城市的蔬菜供應得到進一步保障。如1959年內蒙古呼和浩特開始搞儲存供應，其中，商業部門在市內建菜窖5處，總面積1.9萬平方米，可儲存1400萬斤蔬菜；郊區蔬菜生產社隊建菜窖47個，總面積達到2萬平方米，可儲存800萬斤左右蔬菜，從而有效應對了蔬菜供應不足的問題。1959年冬遼寧撫順儲藏蔬菜10.3萬噸，可在冬春為全市92萬人每人每天供應1.2斤蔬菜。
1958—1961年，城市郊區尤其是近郊的蔬菜生產進一步強化，郊區進入“以菜為綱”的時期。與此同時，為應對城市蔬菜供應不足問題，各地也進一步加強了蔬菜儲存工作。這些都為此后城市蔬菜供應體系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礎。
四、蔬菜供應體系基本形成（1961—1965年）
針對國民經濟遭受的嚴重困難，1961年1月，中共八屆九中全會正式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開啟了對國民經濟的全面調整。隨著糧食和其他副食品供應逐漸恢復，人們對蔬菜的需求量有所下降，全國各城市郊區菜地面積開始縮減。1961年開始，部分城市減少了郊區菜田種植面積。部分地方雖已經對菜地壓縮，但仍出現蔬菜積壓和腐爛現象，故國家要求“進一步適當地縮小菜田面積，著重安排在老菜區和近郊區”。據全國35個重點城市統計，各地菜地面積從1961年的355萬余畝減少到1964年的187萬余畝。與此同時，蔬菜的收購價格也進一步降低。在此基礎上，各地加強了蔬菜田間管理，將重心放在提高單產和質量上。如北京、天津、蘭州等70多個城市郊區菜田通過加強水利建設，即使遇到旱澇，也能基本上保證豐收；許多城市挖掘城市肥源，培養郊區菜田肥力；此外，國家在化肥、農藥生產、供應等方面還大力支援郊區蔬菜生產，使蔬菜單位面積產量有了很大提高，1963年秋菜單產較1962年增長了20%左右。據全國35個大中城市統計，1965年的蔬菜平均畝產達6494斤，超過了之前最高產量1955年的5552斤。可見，全國各地菜地面積雖有所減少，但其產量卻有所增加。
與此同時，在國民經濟調整的方針下，蔬菜生產者和市場的關系也進入了新的調整期。以廣西南寧為例，1959年上半年，為應對副食品供應困難，該市增加了郊區蔬菜種植面積，1960年菜田面積增加到1.7萬畝，比1956年擴大了2.69倍，蔬菜上市量增長了2.54倍，而人口只增長了0.72倍。但在這種情況下，當年南寧的蔬菜供應卻仍然緊張，甚至需要從外地調運，其原因就在于購銷環節出了問題：一方面，由于蔬菜統一定價（價格差異小），為了保計劃數，故在生產上只管數量不管質量，且實際能吃的蔬菜數量少，消費者買3斤只能吃1斤；另一方面則是流通環節損失較大，即蔬菜從生產隊到消費者手中環節過多，造成霉爛等損失高達30%。可見，出現這些問題主要是因蔬菜生產者與市場的脫節造成的。
1960年11月，《中共中央關于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即“農業十二條”）頒布，強調以生產隊為基礎的三級所有制，并明確提出：“有領導有計劃地恢復農村集市，活躍農村經濟”。據此，12月，南寧的集市貿易恢復，其蔬菜交易日漸繁榮，但國營蔬菜商業公司的經營隨之受到影響——每天收到的蔬菜數量下降、品種單調、質量較差，集市則是數量多、品種多、質量好。雖然國家規定70%的蔬菜由國營商業掌握，30%可以自由上市，但兩個市場的存在使得這一指標很難實現。為此，該市提出了“同時實行多種產銷形式”的解決方案，即在農民自愿的原則下，同時實行幾種產銷辦法：除國營農場產品全部由國家分配外，各生產隊的商品菜自行決定賣給國家或自產自銷；國家可以根據市場需要向各生產隊派購訂購一定品種、一定數量的蔬菜。該方案既平衡了兩個市場的關系，也有助于激發生產隊這一基本核算單位種植蔬菜的積極性，有利于城市蔬菜市場的繁榮。上述方案還強調：“生產隊是社會主義的集體經濟，不同于合作化之前的個體經濟，各生產隊的生產仍受國民經濟統一計劃的指導。在為城市服務的方針指導下，根據各隊的具體情況，選擇蔬菜商品交換的形式，不能說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可見，與之前的統購包銷制相比，該方案更符合當時實際，也是當時對社會主義市場認識能達到的一個新高度。
除南寧外，其他城市也做出了類似變革。如南京的蔬菜產銷雙方簽訂了包產包銷協議，并且互派代表駐隊、駐場，共同負責安排蔬菜上市，組織運輸、驗收議價等工作。北京則“正確利用價值規律，隨時調節產銷過程中發生的各種矛盾”，并授權商業部門可以在“全年菜價總水平”上下差10%的漲落幅度內隨時調整蔬菜收購中的品種比價、季節差價和按質論價，解決產銷過程中發生的各種矛盾。這些情況反映了市場的積極作用和生產隊在市場中地位的變化，得到了中央的高度認可。1963年12月，商業部在《關于做好蔬菜產銷工作的基本經驗》中指出，幾年來，各地在做好蔬菜產銷工作方面積累了不少的經驗，其中包括：“根據蔬菜的商品特點，掌握價格要有計劃，執行價格要有靈活，也就是說要在計劃價格的前提下，結合市場供求情況，靈活地確定具體價格”；“經營郊區蔬菜必須實行產銷直接見面”，“批發部門只做組織工作，不直接經營”。與此同時，全國還形成了兩種產銷直接見面的形式：一種是以北京為代表的統一收購和分配，即組織若干個生產隊與若干個大型菜場建立直接掛鉤關系，這種掛鉤既可以是全年的也可以是季節性的，還可以只是大宗的、主要的品種。另一種則是以上海、廣州等為代表的恢復歷史上的交易市場，即由生產隊送菜進場與零售店在牌價幅度內直接成交，恢復農民送菜進城。這是從地方到中央對蔬菜產銷形式多樣化的共識，是基于對集體經濟、計劃與市場結合的一種認同。
由此，城市蔬菜產銷找到了社會主義制度（集體經濟）與市場之間的一種結合形式，不但郊區蔬菜生產基本穩定下來（即城市蔬菜供應以城郊為主），而且基于集體經濟的、計劃與市場結合的多種蔬菜產銷方式形成，城市蔬菜供應體系基本形成。這也是改革開放前中國城市蔬菜供應體系的基本架構。
新中國成立后，建立現代城市蔬菜供應體系對黨和政府而言是一個全新的課題。我們既要肯定1949—1965年城市蔬菜供應體系發揮的基礎性作用，尤其是城市蔬菜供應以郊區為主、計劃與市場相結合、多種產銷方式直到今天仍在發揮著重要作用，同時也應客觀評價其效率。如《全國蔬菜產業發展規劃（2011—2020年）》就明確提出：“在優勢產區和大中城市郊區，重點加強菜地基礎設施建設，著重品種選育、集約化育苗、田頭預冷等關鍵環節，加大科技創新和推廣力度，健全生產信息監測體系，壯大農民專業合作組織，促進蔬菜生產發展，提高綜合生產能力”。在探尋、構建城市蔬菜供應體系的過程中，黨和政府對計劃與市場關系進行了初步的探索，豐富了其對社會主義制度的認識。隨著新中國城市蔬菜供應體系的日漸形成，黨和政府對國家與市場關系認識日益深化，這對此后的蔬菜體系變革乃至改革開放都發揮了重要作用。
［作者簡介］陳禮軍，歷史學博士，副教授，廣西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24年第2期，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