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史研究自20世紀80年代全面復興以來，逐步從歷史學的邊緣領域走向舞臺中心。1996年，為進一步確立社會史學科的性質、任務和地位，加強對社會史研究的“宏觀把握、整體架構工作”，由龔書鐸任總主編，曹文柱和朱漢國任副總主編的8卷本《中國社會通史》出版面世，描摹了先秦至民國數千年間中國社會發展變遷的歷史圖景。較為遺憾的是，《中國社會通史》所述內容止步于新中國成立前，在時序上尚不能稱為貫通。2010年，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國當代社會史”正式立項。該項目著眼于新中國成立以來社會領域的發展變遷，接續了此前的中國社會通史研究，對于構建當代中國社會史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具有重要意義。2019年12月，項目的最終成果——朱漢國主編的《當代中國社會史》由四川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全書分3編，共6卷，總計240余萬字，全面、立體地展現了當代中國社會歷史全貌，深入探討了新中國成立70年來社會運行的狀態、特征和一般規律。這一研究成果不僅學術價值突出，而且具有深遠的現實意義。
一、框架與體系：準確把握當代中國社會的脈絡與特征
當代中國社會史研究起步雖晚，但發展迅速，近年來，與之相關的理論探討和實證研究層出疊見，其中不乏涉及各領域的、頗具深度和前瞻性的專題性研究，也有反映學科發展總體成就的通史性著作。截至目前，以當代中國社會史為研究對象的通史性論著主要有三部：一是由張靜如主編的《中國當代社會史》；二是由李文主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史（1949—2019）》；三是本文所討論的《當代中國社會史》。三部通史性著作的相繼推出，標志著當代中國社會史研究從拓荒階段向穩步發展階段邁進。
研究對象的界定影響著理論框架的搭建和編寫體例的選擇。就當代中國社會史而言，三部通史性著作均從自身理解出發，提出了不同的研究觀點。《中國當代社會史》基于“社會史是一門綜合性學科”的認識，認為有必要把經濟、政治和外交等納入研究框架之中。《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史（1949—2019）》提倡“小社會”的研究視野，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史中的“社會”內涵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中的“社會建設”大致相當。《當代中國社會史》承襲并發展了《中國社會通史》關于社會史研究的基本觀點，主張從社會學的視角來觀察人類歷史上的社會，提出社會史的研究對象可概括為“社會基本構成和社會運行兩大部分”，社會運行在當代中國又主要表現為社會建設和社會變遷兩個方面。所以，當代中國社會史研究可圍繞社會構成、社會建設與社會變遷三部分展開。
根據各自對當代中國社會史研究對象的理解與認識，《中國當代社會史》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史（1949—2019）》主要按照由橫到縱的體例來架構全書，即依照一定的時間線索，分別概述當代中國每個歷史階段“大社會”或“小社會”的發展狀況。這種編寫方式的優勢在于牢牢把握住宏觀政治經濟變革與社會發展之間的緊密關系。確實，深化當代中國社會史研究，離不開對當代中國歷史演進脈絡的總體關照，但社會領域各要素的演化流變有其相對獨立的一面，諸如生活方式和傳統習俗等，具有穩定性較強、反應變化相對緩慢的特點。鑒于此，有別于前兩部通史性著作，《當代中國社會史》在謀篇布局上采用的是由橫到縱體例，即以社會構成、社會建設與社會變遷為枝干，每個枝干下伸展出若干可深入分析的基本問題，通過以點帶面的方式勾連當代中國的社會構成狀況和社會運行狀態，以彰顯“其自身內在的發展變化”。從框架結構來看，《當代中國社會史》正好可與前述兩部論著形成有機互補。此外，為處理好社會構成、社會建設與社會變遷這一主脈絡與各基本問題間的關系，《當代中國社會史》在總體架構和內容編排上也有一番精心設計，體現了彼此之間的邏輯關系，反映了當代中國社會變遷的深層次內涵。
《當代中國社會史》認為，剖析當代中國社會的基本構成及其發展是分析認識社會運行狀態的前提與基礎。因此，該書第一編即“當代中國的社會構成”，旨在深入考察當代中國社會構成諸要素的發展特征及相互關系。根據“人口是當代中國社會最基本的構成要素”的認識，全書第一章“人口增長與人口結構”首先探討了當代中國人口的數量、質量與流動變化特點。人非孤立存在，人與人之間總會產生如家庭關系、地緣關系等社會關系。據此，第一編按照由小及大、由橫入縱的編排原則，分別論述了當代中國的家庭、行政區劃與基層行政組織等一般結構性要素的演進。這部分內容還特別關注到新中國成立以來逐步形成的特殊社會結構，即“城鄉二元社會”“單位社會”及民眾組成的新式社會團體，揭示了國家力量對社會的整合作用。
該書第二編“當代中國的社會建設”是全書核心內容。與其他時段的社會史相比，當代中國社會運行的最大特點在于黨和政府根據形勢變化，不斷地調適、完善有關社會建設的目標與方案，推動社會前進。因此，黨和政府領導下的社會建設既是當代中國社會發展的主軸，也是當代中國社會史研究的核心內容。由此出發，第八章“中共對理想社會的追求”首先考察了1949年以來黨和政府對于“建設一個什么樣的理想社會”這一宏大理論問題的不懈思考與探索。隨后，分章詳細論述了黨和政府為確保社會的良性運行，逐步完成建設理想社會的規劃和目標，在建立健全社會保障制度體系、實現招生與就學的公平正義、妥善解決廣大人民群眾的勞動就業問題等方面進行的探索與實踐。從黨和政府關于理想社會的頂層設計，到保障和改善民生舉措的貫徹落實，再到社會治理體系的構建運行，第二編充分展現了新中國成立70年來黨領導社會建設的艱辛奮斗歷程及取得的偉大歷史成就。
第三編“當代中國的社會生活變遷”圍繞新中國成立以來城鄉居民生活所發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展開。一般而言，社會變遷是指人類社會發生的整體性、綜合性變化，涉及政治經濟體制轉型、思想文化變革等方方面面。在吸收借鑒社會學相關論點的基礎上，《當代中國社會史》主要從社會史的研究視角來界定該書所討論的“社會變遷”內涵，指出“社會變遷涉及社會各層面的變化，但其最終變化必然要反映到社會民眾日常生活的變化、社會習俗的變化上”。其中，社會的基本構成影響著個體的生活方式和主觀感受；保障和提高民眾生活水平，使民眾產生切實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是黨領導社會建設的重要目標與結果呈現。由是，第三編重點從城鄉居民生活的變化層面來把握當代中國的社會變遷，從而更好地聚焦該書的主旨。至于社會生活變遷研究的具體范疇，《當代中國社會史》首先從民眾的“勞動生活”著手，認為“勞動是大多數人謀取生活資料來源的主要方式，勞動生活是社會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要理解民眾日常生活的互異形態，有必要給予勞動生活以充分關注。因此，第三編開篇便是“勞動生活”，對比分析了新中國成立以來不同群體不同的勞動方式、勞動強度、勞動報酬及勞動保護等。緊隨其后，第十九章至第二十六章分別論述了民眾的衣食住行、社會交往、娛樂休閑、宗教生活以及社會習俗的演進歷程，描繪了社會生活變遷的鮮活歷史場景，歸納總結出在不同歷史時期民眾的日常生活和社會習俗所表現出的新變化和新特征。
總的來說，《當代中國社會史》圍繞當代中國社會的基本構成、社會建設、社會生活變遷三大部分，一共探討了26個基本問題。該書通過細致、深入地研究每個基本問題，厘清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社會歷史的演進脈絡與基本特征，描述了當代中國社會運行的真實狀態，探索并總結了其中的發展規律，既推動了學術研究走向深入，也為社會發展進步提供了智力支持。
二、史料與方法：系統反映當代中國社會的發展過程
《當代中國社會史》在廣泛搜羅史料的基礎上，堅持唯物史觀的理論指導，運用整體史的研究視野，注意借鑒社會科學分析方法，從而達到“對當代社會進行系統、全面、深入、貫通的整體研究”的目標。
（一）憑借多元的史料構建起主線清晰、內容豐富、論述嚴謹的當代中國社會歷史發展圖景
中國社會史研究復興以來，有學者主張深耕某地材料，或抓取某一典型個案，嘗試通過以小見大的方式來展現“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復雜關系”，反映時代變遷的整體趨向。然而，在具體的史學實踐當中，區域化或微觀化的社會史研究面臨難以橫通縱貫的困境。一些研究或“用碎片的史料解構整體的歷史”，或僅滿足于具體而微的史實陳述，進而產生了“碎片化”的研究傾向。《當代中國社會史》作為一部通史性著作，它的出現本身就是對“碎片化”研究取向的回應。為使研究具有系統性和貫通性，該書在史料搜集與運用、史實鋪陳與釋讀方面做了許多努力。
首先，該書充分利用各地檔案館館藏的未刊史料，較好地再現了歷史過程和細節。僅書末列出的征引未刊檔案數目有169條，從南至北，從省到市再到縣，從城市問題到農村問題，從政策文件到個人匯報，檔案的類型和內容都十分豐富。這些未刊史料與《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等各類公開出版文獻材料形成映照，共同描摹出社會領域發展的歷史景象。其次，該書對親歷者做了大量口述訪談，這在彌補文字資料不足的同時，也呈現了社會史的鮮活面貌。例如，第六章“單位社會”在論述單位對職工思想、思維方式產生的柔性塑造作用時，不僅引用大量歷史文獻進行說明，還加入了作者對職工群體的口述訪談，既給書中增加了生動的個案，也增強了論證的說服力和感染力。最后，該書搜集并使用一批內部出版的廠史、廠志等，嘗試用民間文獻來進一步充實研究內容。當然，相較于已刊文獻和未刊檔案，全書所用的民間文獻種類比較有限，日記、信件等一手材料尚付闕如。事實上，如何搜集并利用民間文獻已是當前學界深化當代中國社會史研究面臨的共同難題。該書在史料開拓方面已有較大突破，后續研究可繼續從史料著手，從發掘和搶救珍稀民間文獻開始，使歷史書寫更加貼近民眾在社會變遷中的真實狀態。
（二）在唯物史觀、整體史的研究視野下做到上下之間、動靜之間的有機結合
該書主張將當代中國社會置于宏闊的歷史視野之下進行全面分析，既思考“個案與中國社會整體發展關系”，也揭示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對社會發展的作用。以第三編第十九章“衣著與服飾”為例，這一章節將最尋常不過的衣著與服飾視為“民族文化的表征”，指出其“是國家形象的一個重要標志，也是時代的一面鏡子”，“它作為一種顯而易見的符號，成為特定時代意識形態的載體”。透過服裝服飾的變遷，此章探討了政治體制、經濟制度、社會結構以及思想觀念是如何影響民眾的日常生活并與之發生互動的重要議題。新中國成立以來，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找出社會各領域發生變化的關鍵歷史節點，清晰勾勒其縱向演變的軌跡，成為當代中國社會史研究的基本任務之一。為此，該書每一章的論述幾乎都圍繞不同歷史階段的新變化和新特征展開。例如，在討論當代中國社會福利制度時，該書抓住了“補缺型”“社會化”和“普惠型”三個關鍵詞來描繪這一制度的變遷輪廓。與此同時，該書也注意跨越歷史分期，在一個較長的時段里尋覓變中之常，覺察歷史變遷下得以延續流傳的恒常之物。例如，第二十六章“社會習俗”指出，新中國成立后，在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當代中國的婚姻、喪葬、節日節慶等社會習俗發生了劇烈變革，但“有的傳統習俗經過不同的歷史階段的洗禮以后，仍然影響著人們的生產生活”，“中國當代的社會習俗處于新舊交替的狀態”。由此可見，該書不是孤立、凝滯地看待問題，而是有意識地去分析社會各領域、各方面的相互作用與影響，探討了當代中國與其他歷史時期在社會層面的延續與斷裂，既展現了唯物史觀實事求是的一面，也體現了聯系與發展的整體史研究視野。
（三）在堅定史學本位的基礎上綜合運用一定的社會科學理論展開研究，使得全書既具有歷史感又不乏理論見地
廣泛地占有史料，通過敘事回溯歷史場景是史學研究的基礎。但也有學者指出，社會史研究若只滿足于史料堆砌，其結果便是“落入史實羅列和收集信息的窠臼，倒回流水賬式敘事的老路”。社會史作為一門交叉學科，通過借鑒運用一定的社會科學理論來拓寬研究視野、增進問題意識、加強解釋力度，向來為學界所提倡。然而，有學者發現個別研究只是簡單地引入社會科學所提出的抽象概念，“在史實建構和概念解釋上不能充分融會貫通，致使‘兩張皮’現象嚴重”。因此，如何平衡史學與社會科學的關系，既不被社會科學理論“牽著鼻子走”而歪曲史實，又不至于僅擺史實而缺乏一般性的理論見解，是社會史研究者必須注意和解決的問題之一。
《當代中國社會史》在借鑒運用社會科學理論時，尤為強調適度與合理，即未隨意使用社會科學的相關概念，堅定史學本位。該書是在仔細爬梳整理史實的基礎上，合理、恰當地運用一定的社會科學理論，釋讀出歷史表象背后所蘊藏的深刻意涵。例如，第十七章“社會管理”通過詳盡考察城鄉基層社會管理體制建立及演進的相關史實，總結指出改革開放以來，基層社會管理工作逐步呈現“小政府、大社會”格局。基層管理制度變遷背后反映的是“基層群眾自下而上的立場與國家政權自上而下的制度建設的結合”。這一認識正是在翔實的史實論述基礎上參考社會科學分析框架得出的。
概言之，《當代中國社會史》一書正是在豐富的史料基礎上，在唯物史觀和整體史研究視野的指導下，正確運用一定的社會科學理論方法，使得國家與地方、社會與個人上下左右連成一片，全面而深入地反映了當代中國社會領域的歷史發展過程。
三、價值與貢獻：推進學科建設，助益社會發展
綜上所述，《當代中國社會史》最突出的學術價值在于探索并構筑起一套脈絡清晰、邏輯縝密的研究體系，有助于“打造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和中國話語體系的中國當代社會史”。在承繼前人研究的基礎上，該書頗具創造性地提出，當代中國社會史研究“要以剖析社會結構為基礎，以論述社會建設為核心，以揭示社會變遷及其規律為目標”。這一研究體系既有利于廓清當代中國社會史研究的邊界，同時又具備較強的延展性，為將來的研究提供了充裕的空間。
與此同時，《當代中國社會史》還全方位、多層次呈現了當代中國社會的基本構成狀況與社會運行狀態。例如，該書在全面、系統地回顧分析新中國成立70年來社會建設的歷史過程與基本特點、取得的偉大成就與面臨的問題挑戰的基礎上，歸納總結出“社會建設和發展要以經濟建設為基礎”“以改善民生為重點”“堅持從實際出發”等基本經驗。這些經受過歷史錘煉的寶貴經驗，既是當代中國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也對探尋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建設道路有著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總而言之，《當代中國社會史》作為一部體量龐大的通史性論著，其所具有重大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是確切無疑的。就目前全書來看，一個值得繼續思考與討論的問題是如何在社會史研究中彰顯人的作用？一般而言，社會史研究區別于政治史、經濟史等專史研究的關鍵之處，正在于它的基本立場是“自下而上”，它內在地要求給予普通人以更多的關注，從民眾視角出發來理解和認識歷史。該書及其他社會史研究仍多側重討論黨政部門在社會領域建立的制度、頒布的政策及其貫徹實施的過程和效果上，民眾感受常作為背景或結果出現，由此造成分析視角的相對單一，無法很好地揭示社會運行過程中的復雜面相。相較其他時段的歷史研究而言，當代中國社會史研究不但擁有異常豐富的各類檔案文獻史料，而且研究者還有機會走進現場，通過田野調查，探尋不同群體在不同歷史階段社會態度的變化。因此，從歷史的維度出發，關注民眾社會態度的演進趨向及其對社會構成和社會運行的作用、影響，這或許是《當代中國社會史》仍需繼續深化之處。
［作者簡介］黃岑玥，歷史學博士，講師，四川農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611130。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22年第1期，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