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后，黨和政府在加強政治建設、經濟建設、文化建設的同時，十分重視社會建設。社會建設與人民生活息息相關，內涵極其豐富，涉及社會保障、收入分配、就業、就學、社會治理等直接關系人民群眾利益的諸多問題。70年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新中國的社會建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在新中國成立70周年之際，系統梳理新中國社會建設所取得的成就，總結成功的經驗，正視面臨的挑戰，將有助于我們進一步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對推進我國新時代的社會建設，促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都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和深遠的現實意義。
一、新中國社會建設的主要成就
新中國成立70年來，黨和政府一直注重社會建設，并將其作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目標之一，動員各方面力量，保障民生，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形成并積極推進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的總體布局”，致力于“解決好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讓改革發展成果惠及更多群眾，讓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滿”。［1］經過70年的探索與發展，新中國社會建設取得了令世界矚目的成就。
（一）建立并日益健全社會保障體系
建立健全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社會保障體系，是社會安定的重要保證，也是社會建設的主要內容。新中國成立70年來，我國逐步建立了“以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社會福利為基礎，以基本養老、基本醫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為重點，以慈善事業、商業保險為補充”［2］、覆蓋城鄉的社會保障體系，形成了世界上規模最大的社會保障安全網，社會保障水平不斷提高。［3］
新中國成立之初，社會保障尚屬空白。新中國成立后，黨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保障人民生活安定、社會發展的政策，如對國家公職人員、大學生實行公費醫療制度，在農村實行“五保”制度等。這些制度的實行，對保障群眾生活和生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毋庸諱言，我國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實行的國家（通過政府）保障、城鎮單位保障、農村集體保障三大板塊組成的“國家—單位”保障制度，尚是一種低水平、低層次的社會保障系統。改革開放以后，黨和政府對原有的社會保障模式進行改革，社會保障模式逐步由國家統管向國家、單位、個人三方負擔轉變，由企業自保向社會互濟轉變，由現收現付向部分積累轉變，由政策調整向法律規范轉變，構建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保障體系。
基本建立社會救助體系，普遍實行城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城鄉絕大多數貧困群眾基本生活得到了較好保障?新中國成立之初，災民、貧民、無依無靠的孤老殘幼等城鄉貧困人口眾多。黨和政府及時開展臨時性、應急性救助，妥善解決了歷史遺留問題。此后，城市的就業單位和農村生產大隊承擔了主要的社會保障功能，國家和集體對“五保戶”、孤殘人員等特殊困難群體進行救濟。改革開放后，中國進一步建立完善城鄉救濟制度，對特殊困難群體給予救濟。經過70年的發展，中國的社會救助形成了以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員救助供養、受災人員救助、醫療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就業救助以及臨時救助為主體，以社會力量參與為補充的制度體系。［3］
據國家統計局統計，2018年末，全國共有1008萬人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3520萬人享受農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455萬人享受農村特困人員[?農村特困人員是指無勞動能力，無生活來源，無法定贍養、撫養、扶養義務人或者其法定義務人無履行義務能力的農村老年人、殘疾人以及未滿16周歲的未成年人。]救助供養，全年臨時救助[?臨時救助是國家對遭遇突發事件、意外傷害、重大疾病或其他特殊原因導致基本生活陷入困境，其他社會救助制度暫時無法覆蓋或救助之后基本生活暫時仍有嚴重困難的家庭或個人給予的應急性、過渡性的救助。]1075萬人次。［4］
社會保險覆蓋范圍不斷擴大?新中國的社會保險體系從建立到逐漸完善，大體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從新中國成立到20世紀80年代初期。1951年以草案頒布實施并經1953年、1956年兩次修訂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保險條例》，雖然其適用范圍只包括“雇用工人與職員人數在一百人以上的國營、公私合營、私營及合作社經營的工廠、礦場及其附屬單位與業務管理機關”和“鐵路、航運、郵電的各企業單位及附屬單位”［5］，但這標志著當代中國勞動保險制度的初步建立。此后，國家又陸續規定了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養老、醫療、疾病、生育、死亡撫恤的待遇，有關費用由財政撥付。企業職工的勞動保險金一部分由企業直接撥付，一部分（按工資總額3%提取）由全國總工會統籌。［6］“文化大革命”（以下簡稱“文革”）中，勞動保險曾一度改為“企業保險”，但其無法發揮社會保險惠及全社會的功能。第二階段是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至今。改革開放后，我國的社會保險制度開始逐步健全，較第一階段有了以下幾方面的顯著變化：一是確立了基本養老保險與企業補充養老保險和職工個人儲蓄性養老保險相結合的制度，明確規定職工個人也要繳費。二是以醫療保險、養老保險為主要內容的農村社會保險開始建立。三是商業保險的恢復和發展。上述變化標志著以養老保險為重點的各類社會保險開始惠及全體城鄉居民，傳統意義上的勞動保險開始真正轉變為普惠型的社會保險。
說明：*?參加基本醫療保險人數中，參加職工基本醫療保險人數為31673萬人，參加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人數為89741萬人。
**?參加工傷保險人數中，參加工傷保險的農民工人數為8085萬人。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中華人民共和國2018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國家統計局網，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902/t20190228_1651265.html，2019年2月28日。
初步形成以家庭為基礎、社區為依托、機構為補充的社會福利事業發展格局?在黨和政府的領導與引導下，廣泛動員社會力量，以“孤老、孤殘、孤兒”等群體為主要對象的福利服務不斷走向社會化。據統計，截至2018年末，全國共有各類提供住宿的社會服務機構3.3萬個，其中養老服務機構3萬個，兒童服務機構664個；設有社會服務床位782.4萬張，其中養老服務床位746.3萬張，兒童服務床位10.4萬張；建有社區服務中心2.7萬個、社區服務站14.5萬個。［4］
（二）建立并不斷完善就業與收入分配制度
就業是民生之本，是保障和改善人民群眾生活的重要條件。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國工業基礎薄弱、服務業發展滯后，絕大多數勞動者以農業為生。新中國成立后，黨和政府十分重視民眾的就業問題。我國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社會成員的就業主要由國家統一管理，多在國營或集體單位就業。這種就業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社會經濟發展的程度，但它對保障人民群眾的生活、保持社會穩定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外資經濟等各種類型的非公有制經濟迅速發展，國家的就業制度開始突破原有的局限，農民非農就業人數迅速增加，社會就業方式日趨多元化,勞動力資源得到更為充分的利用。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實施就業優先戰略和積極就業政策，深化就業創業體制機制改革，不斷強化各方面重視就業、支持就業的導向，實現經濟發展與擴大就業良性互動，在推動高質量發展中創造更多高質量的就業機會，為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發揮了重要支撐作用。［7］據統計，2018年末，全國農民工總量為28836萬人，其中外出農民工為17266萬人、本地農民工為11570萬人。［4］從就業結構來看，第三產業在1994年和2011年分別超過第二產業和第一產業，成為吸納就業人數最多的產業。而且，非公有制經濟成為城鎮就業的主渠道。2018年，城鎮非公有制經濟就業人員占比從1978年的0.2%提高到83.6%。其中，城鎮私營企業、個體就業人員分別為13952萬人、10440萬人，分別占城鎮就業人員的32.1%、24.0%。總體來看,新中國成立70年來，我國就業總量從1949年的1.8億人增加到2018年的7.8億人，擴大了3.3倍，其中城鎮就業達到4.3億人，比1949年增加了27.3倍。［7］城鎮登記失業率長期處于4.1%以內的較低水平。［3］
健全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與勞動就業制度息息相關的重要制度。縱觀新中國70年的收入分配制度，大致可劃分兩個階段：一是20世紀50~80年代，隨著50年代生產資料私有制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我國開始實行按勞分配的收入分配制度。二是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推進，我國確立了實行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與此相適應，形成了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相結合的收入分配制度，城鄉居民的收入來源也從單一走向多元。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和政府高度重視收入分配問題，著力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城鄉和區域收入差距持續縮小，收入分配格局明顯改善。
總體來看，改革開放新時期的積極就業政策和新型分配制度的實施，充分調動了人們的勞動積極性，增強了社會活力，夯實了民眾的生活基礎。
（三）教育事業取得跨越式發展
百年大計，教育為本。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我國的教育基礎十分薄弱，全國5.4億人口約80%不識字，學齡兒童入學率僅占20%，只有3000多萬名小學在校生，100多萬名中學在校生，10多萬名大學在校生，大中小學在校生規模類似“倒圖釘形”。［8］在如此薄弱的基礎上，黨和政府大力推行義務教育，迅速完成了對舊中國教育制度的改造，強化基礎教育建設，向工人、農民敞開教育之門，保障了廣大人民群眾受教育的基本權利。盡管在“文革”期間，我國的教育事業遭遇了嚴重挫折，但不可否認的是，我國許多基礎教育設施就是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建設起來的。改革開放新時期，我國的教育事業實現了跨越式發展：一方面以“教育要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9］為指針，探索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發展道路；另一方面啟動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和人才強國戰略，推動教育改革發展邁上一個個新臺階，為加快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提供了有力支持。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做出優先發展教育事業、加快教育現代化、建設教育強國的戰略部署，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教育現代化邁上新征程。截至2018年末，全國小學、初中、高中、大學的在校生人數分別為10339萬人、4653萬人、3935萬人、3833萬人，已經呈現“正梯形”。“全國小學學齡兒童凈入學率為99.95%，初中階段、高中階段、高等教育的毛入學率分別為100.9%、88.8%、48.1%，學前教育毛入園率81.7%，這些指標已達同期中上收入國家平均水平。”［8］新中國教育事業的發展，已構建了基本完善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教育體系，極大地提高了國民的思想道德素質、科學文化素質和健康素質，“實現了從人口大國到人力資源大國的轉變”［10］，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做出了人力資源開發和知識創新等多方面貢獻。
（四）構建并不斷創新社會治理體系
作為社會建設的重大任務，社會治理是“在黨的領導和政府的主導下，政府與社會、市場等多元主體共同協商協作，共同凝聚社會共識、解決社會問題，促進社會和諧發展的動態過程”［11］。社會治理從社會管理演進而來，雖然在黨和政府的文件中提出較晚，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首次在黨的報告中提出“社會治理”的概念，但社會治理、社會管理體系所蘊含的內容與職責，已伴隨著新中國的成長而不斷發展和完善、創新。縱觀新中國70年的歷程，我國的社會治理（管理）體系建設大體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第一階段，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至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我國的社會治理模式基本上依托強大的行政力量實行管理。如在城鎮，依托單位或街居體制實行社會管理；在鄉村，依托基層黨、團組織或人民公社體制實行管理。第二階段，從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至2012年黨的十八大，我國在社會治理領域沖破原有的社會管理模式，開始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管理的新路徑，通過對生產流通體制、勞動人事制度的改革，放松城市單位制、街居制的社會管理模式，社會管理一些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的改革取得了重要進展。第三階段，從2012年黨的十八大至今，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引下，全面深化社會治理變革，著力推進社會治理體系和社會治理能力現代化。
回顧我國社會治理體系建設的歷程，取得的成就主要有：一是基本實現了由高度集中、管控較嚴的社會管理體制逐步轉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治理體制。在黨委領導、政府主導下，政府、社會、市場、公眾多元主體參與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初步確立。二是基本公共服務體系不斷完善，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不斷增強。三是社會治安綜合治理體系不斷完善，人民群眾的安全感日益提高。經過70年的發展和建設，我國已經基本形成了“黨委領導、政府主導、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12］的社會治理體系。社會治理體系的建立和完善，對協調社會力量、穩定社會局面、保障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發揮了重要作用。
（五）社會民生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
新中國成立后，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隨著黨和政府以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的大力發展，特別是扶貧脫貧工作取得驕人成績，城鄉居民收入保持了快速增長，從溫飽不足邁向全面小康，居民消費水平明顯提升，生活質量顯著改善，城鄉居民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城鄉居民收入顯著增長?新中國成立時，國家百廢待興，經濟凋零，民生困苦。1949年，我國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僅為49.7元［13］。隨著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開展，經濟逐漸恢復發展，人民生活水平開始提高。1956年，全國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為98元。［3］但是，直到1978年，我國國民收入的提升還較為緩慢。改革開放以后，隨著我國經濟持續高速發展，城鄉居民收入得以快速提高。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居民收入一直保持快速增長，年均增長達7.4%，超過經濟增速，形成了世界上人口規模最為龐大的中等收入群體。“2018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28228元，比1956年實際增長36.8倍。”［3］
民眾生活質量不斷提升?隨著社會建設的推進和城鄉居民收入的增長，人民群眾的生活質量不斷提升。一方面，消費水平逐年提高。1956年全國居民年人均消費支出僅為88元，至2018年“人均消費支出為19853元，比1956年實際增長28.5倍”。［3］另一方面，消費結構發生明顯變化。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鎮和農村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恩格爾系數即居民家庭食品消費支出占消費總支出的比重，是國際上通用的衡量居民生活水平高低的一項重要指標，一般隨居民家庭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下降。聯合國糧農組織曾根據恩格爾系數的高低，對世界各國居民的生活水平進行劃分，即一個國家平均家庭恩格爾系數大于60%為貧困，50%~60%為溫飽，40%~50%為小康，30%~40%屬于相對富裕，20%~30%為富裕，20%以下為極其富裕。參見彭訓文：《中國人還有更多追求》，《人民日報·海外版》2018年5月7日。]在逐年降低，已分別由1978年的57.5%和67.7%下降到2018年的27.7%和30.1%。［14］2018年，全國城鄉居民平均恩格爾系數為28.4%，比1978年降低了35.5個百分點。［3］我國城鄉居民的生活水平已進入聯合國劃分的“富裕”區間標準。
民眾生活條件日益改善?改革開放以來，黨和政府推出的一大批惠民舉措落地實施，民眾的日常生活日益豐富多彩，居住條件顯著改善，出行和社會交往越來越便利，文化休閑娛樂已成為人們日常生活的重要內容。例如，在住房方面，2018年，城鎮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積達到39.0平方米，比1956年增加33.3平方米，增長5.8倍；農村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積達到47.3平方米，比1978年增加39.2平方米，增長4.8倍。［3］在出行方面，截至2018年，全國鐵路營業里程達13.1萬公里，比1949年增長5倍，其中高速鐵路達2.9萬公里，占世界高速鐵路的60%以上；全國公路總里程達485萬公里，其中高速公路通車里程達14.3萬公里，97.1%的建制村通了客車；農村地區有99.9%的戶所在自然村通公路，實現了“縣縣通公路”；全國城鎮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戶家用汽車擁有量達41輛，農村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戶家用汽車擁有量達22.3輛。［3］在公共文化服務方面，截至2018年，全國共有公共圖書館3176個，比1949年增長56.7倍；文化館（群眾藝術館）3328個、鄉鎮（街道）文化站41193個、村（社區）綜合性文化服務中心340560個；博物館總數達5354家。［3］在旅游方面，全年國內游客達55.4億人次，國內居民出境達1.62億人次， 其中因私出境達1.55億人次 。［4］人們對日益改善的生活條件和不斷提升的生活質量滿意度越來越高。
絕對貧困基本消除?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和政府帶領全國各族人民為消除貧困做出了巨大努力。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持續開展以農村扶貧開發為中心的減貧行動。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把貧困人口脫貧作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底線任務和標志性指標”［15］，做出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策部署，確保到2020年“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16］。中國脫貧攻堅力度之大、規模之廣、影響之深前所未有，脫貧攻堅成就卓著。“農村貧困人口（按照2010年貧困標準）由1978年的7.7億人減少至2018年的1660萬人，農村貧困發生率由1978年的97.5%下降至2018年的1.7%。”2012~2018年，中國每年有1000多萬人穩定脫貧。中國成為世界上減貧人口最多的國家，是第一個完成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減貧目標的發展中國家，對全球減貧貢獻率超過70%。［3］
二、新中國社會建設面臨的挑戰
經過70年的艱辛奮斗，新中國穩定解決了十幾億人的溫飽問題，社會建設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正在向全面小康邁進。但毋庸諱言，我國在社會建設過程中仍面臨艱巨的任務和嚴峻的挑戰，如脫貧攻堅任務依然艱巨，城鄉區域發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較大，改善民生方面還有不少短板等。我們必須正視這些問題，應對挑戰，以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
黨的十九大后，黨中央把打贏精準脫貧攻堅戰作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三大攻堅戰之一。在肯定扶貧脫貧成就的同時，我們還應清醒認識全面打贏脫貧攻堅戰仍面臨一定的困難和挑戰：一是直接影響脫貧攻堅目標任務實現的問題；二是脫貧攻堅工作仍需進一步改進的問題；三是需要長期逐步解決的問題。 ［17］這充分說明脫貧攻堅任務依然艱巨，還要繼續付出艱苦努力。
我國社會還存在發展不充分的問題。社會發展的不充分問題，在社會領域主要體現在解決民生問題還存在短板，有關社會保障體系尚需進一步完善，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還有待進一步提升和加強。民生領域的短板主要是指與人民群眾生活息息相關的教育、醫療、養老等方面還面臨不少問題，與人民群眾的期待還有一定距離。此外，食品安全、環境污染、社會治安等也是人民群眾較為關注的問題。這些問題的存在，說明我國的社會發展還不充分，社會建設還面臨繁重的任務和嚴峻的挑戰。
由于我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雖然黨和政府采取了諸如西部大開發、新農村建設、精準扶貧等一系列舉措，力爭保障全國協調發展和區域均衡發展，但由于自然、經濟等原因，我國區域間仍存在發展不平衡和收入分配有差距等問題。
一是城鄉發展不平衡和城鄉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我國逐漸形成城鄉二元社會結構。在優先發展工業的政策主導下，城鄉發展的差距在逐漸加大。這種城鄉經濟不平衡發展直接導致城鄉居民收入的差距（見表2），1957年工業職工年平均工資一度是農民年人均收入的9倍。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工業年鑒編委會編的《中國工業年鑒（1993）》（中國勞動出版社1993年版）相關數據制作。
改革開放后，城鄉居民的收入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但是兩者間的收入仍有較大差距（見表3）。2018年與1990年相比，城鄉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雖各自增長了25倍和21倍，但二者之間仍有2倍以上的差距。
城鄉居民收入上的差距直接反映在兩者的消費水平和生活質量上。據統計，2000年城鄉家庭恩格爾系數分別為39.4%和49.1%，至2018年分別為27.7%和30.1%，可見城鎮家庭的恩格爾系數低于農村家庭，當然也應看到兩者的差距在縮小。農村家庭所擁有的代表現代生活主要耐用消費品明顯少于城鎮家庭，如2017年城鎮居民平均每百戶擁有空調128.6臺、計算機80.8臺、照相機29.1臺，農村居民平均每百戶擁有空調52.6臺、計算機29.2臺、照相機3.9臺。［18］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2018）》，中國統計出版社2018年版，第184頁。2018年數據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2018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國家統計局網，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902/t20190228_1651265.html，2019年2月28日。
二是不同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和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當代中國社會發展的不平衡同樣體現在地區之間，尤其是東南沿海地區與西部及邊疆地區之間。據調查，2017年我國東部沿海地區人均生產總值明顯高于西北、西南地區。通過表4可見，東部沿海各省市（除河北省外）的人均生產總值，均明顯高于西北、西南各省。東部地區北京、上海、天津為直轄市，與西部各省無可比性，但就江蘇省而言，其人均生產總值是西部甘肅省的3.8倍。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2018）》，第70頁。
地區之間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也一定程度地反映到居民的收入分配和消費生活的差距上。如表5所示，無論是人均收入，還是人均消費，東部的浙江省明顯要高于中西部的省份，而中部的河南省則要高于西部的貴州省。
我國區域發展的差異不僅影響不同區域居民的收入分配和消費水平，也影響不同區域居民醫療、教育等一系列有關民生方面的問題。這種發展不平衡和收入分配的差距問題，已是我國社會建設和發展中亟待正視和必須解決的問題。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2018）》，第185、187頁。
三、新中國社會建設的歷史經驗
新中國的社會建設，經過70年的發展積累了極為寶貴的經驗。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社會建設要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
新中國70年社會建設的歷程告訴我們，中國共產黨始終是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在社會建設中發揮著“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作用，把握方向、確定愿景、整合資源、制定政策，取得了偉大的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19］。因此，我們必須要堅持和加強黨對社會建設事業的全面領導，充分發揮黨推進社會建設事業的核心作用，不斷提高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能力。
（二）社會建設要以經濟建設為基礎
新中國的社會建設是在舊中國積貧積弱、“一窮二白”的基礎上起步的，通過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實現了向社會主義的過渡。1956年，黨的八大基于國情，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做出了準確的判斷，明確指出國內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20］對于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社會建設和發展的中心應該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大力發展生產力，以滿足人們對于物質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和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但是，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探索中，也曾發生過曲折。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果斷做出了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改革開放40多年，我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綜合國力顯著增強，人民群眾生活得到極大改善。新中國社會建設70年的經驗告訴我們，社會建設必須以經濟建設為基礎。
（三）社會建設要以改善民生為重點，循序漸進、量力而行
社會建設和發展離不開經濟的發展，但經濟發展的目的應以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和改善民生為重點。新中國成立之初，基礎薄，家底弱。人民群眾熱切希望改變經濟落后的局面，熱切希望改變生活困苦的狀況。但是，社會建設尤其在改善民生問題上，既要盡力而為，也要循序漸進、量力而行。要堅持從實際出發，將人民群眾的收入提高建立在勞動生產率提高基礎上，將人民群眾的福利水平提高建立在經濟和財力可持續增長基礎上。這是新中國社會建設實踐揭示的又一經驗。
回顧新中國70年社會建設的發展歷程，總結其成就與經驗，分析其發展中遇到的困難和挑戰，對于我國未來的社會建設和發展，無疑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和深遠的現實意義。現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已進入新時代。黨的十九大報告在對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做出部署的同時，明確了從2020年到21世紀中葉分兩步走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目標：第一階段，從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再奮斗1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第二階段，從2035年到21世紀中葉，在基本實現現代化的基礎上，再奮斗15年，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到那時，我國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將全面提升，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成為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領先的國家，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實現，我國人民將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 ［21］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到來，開啟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
［參引文獻］
［1］《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8、364、368頁。
［2］胡錦濤：《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07年10月15日）》，《人民日報》2007年10月25日。
［3］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為人民謀幸福：新中國人權事業發展70年（2019年9月）》，《人民日報》2019年9月23日。
［4］國家統計局：《中華人民共和國2018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國家統計局網，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902/t20190228_1651265.html，2019年2月28日。
［5］《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55頁。
［6］鐘財：《〈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名詞術語解釋》，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1頁。
［7］國家統計局人口司：《就業規模不斷擴大?就業形勢長期穩定——新中國成立70周年經濟社會發展成就系列報告之十九》，國家統計局網，http://www.stats.gov.cn/ztjc/zthd/sjtjr/d10j/70cj/201909/t20190906_1696328.html，2019年9月9日。
［8］張力：《新中國70年教育事業的輝煌歷程》，《中國教育報》2019年9月14日。
［9］《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頁。
［10］袁貴仁：《百年大計?教育為本——黨的十六大以來教育事業改革發展回顧（2002~2012）》，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3頁。
［11］國務院研究室編寫組：《十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政府工作報告〉輔導讀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95頁。
［12］《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年版，第819頁。
［13］國家統計局：《人民生活實現歷史性跨越?闊步邁向全面小康——新中國成立70周年經濟社會發展成就系列報告之十四》，國家統計局網，www.stats.gov.cn/ztjc/zthd/sjtjr/d10j/70cj/201909/t20190906_1696323.html，2019年9月9日。
［14］《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文件匯編》，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86頁；國家統計局：《中華人民共和國2018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國家統計局網，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902/t20190228_1651265.html，2019年2月28日。
［15］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改革開放40年中國人權事業的發展進步（2018年12月）》，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8頁。
［16］《習近平關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年版，第14頁。
［17］習近平：《在解決“兩不愁三保障”突出問題座談會上的講話》，《求是》2019年第16期。
［18］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2018）》，中國統計出版社2018年版，第180、183頁。
［19］習近平：《在慶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六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2014年9月5日）》，《求是》2019年第18期。
［20］《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9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第341頁。
［21］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17年10月18日）》，《人民日報》2017年10月28日。
［作者簡介］朱漢國，歷史學博士，教授，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100875。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19年第5期。
［責任編輯：周?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