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居儉曾在2007年撰文呼吁將當代社會史研究提上日程。［1］如今已過去十載有余，作為當代中國史研究領域一門新興的分支學科，當代社會史研究已不再是當年那個需要加強研究的“薄弱領域”［2］或有待填補的空白，而是已發展成為國史學界內外所關注的熱點。隨著相關研究成果日漸積累，當前學界有必要對現有研究進行系統的梳理和總結，以為后來者提供參考。與此同時，當代社會史學界的史學理論研究也有必要隨之跟進。在當代社會史研究的興起過程中，學界一直呼吁拓展研究視野，創新研究方法。而此類倡議中最受人矚目者有兩個：一是視野下移，二是跨學科。如今，這兩者已逐漸從學界的倡議發展成為研究實踐的現實，這在豐富學界對當代社會認識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帶來了研究意義瑣碎和學科重心偏移的問題。就視野下移趨勢所產生的思想缺位，筆者已在《思想“在場”：當代中國社會史研究的基點》一文中做出論析。［3］與之對應，在跨學科研究已逐漸成為一種學術風尚的情況下，本文試回答當代社會史研究的學科邊界問題，并以此為基礎，在學科比較中探索當代社會史研究的優勢與不足。當代社會史研究雖然起步較晚，卻已有相當多的論著問世。在此將其盡數收錄整理，不僅是不可能的，也并非本文的用意。正因如此，若要考察學界目前整體的發展狀況，問題的關鍵就是如何選擇一個合適的樣本做參考?！懂敶袊费芯俊纷鳛槲覈鴩穼W界唯一的專業學術期刊，其論文刊載在很大程度上代表著學界的發展主流。故本文主要以《當代中國史研究》所刊載的相關論文為樣本，試歸納并分析當代社會史的研究進展。
一
當代社會史研究的既有議題及其類別較為豐富，從食品消費到醫療保障，從城市化到社會運動，可謂包羅萬象。就當前學界而言，現有研究主要圍繞社會生活、人口配置、國家介入社會及方式和社會建設四個方面展開。
（一）社會生活
普通民眾的吃穿住用常常被理所當然地視為社會史研究的組成部分。在當代社會史學界，既有學者從總體上研究普通民眾的生活水平，也有學者著眼于食品消費、服飾變化、住房制度、家庭收支等專門領域。張太原的兩篇論文即描述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居民從主食型消費轉為副食型消費的歷程，并以此揭示出民眾整體生活質量的變遷。［4］與此不同，另一些學者從“制度與生活”（基于對“國家”和“社會”的實體論想象的批判，有些學者提出了“制度與生活”這一替代性視角，認為“‘制度’指以國家名義制定并支撐國家的各個層級和部門代理人行使其職能的正式制度；‘生活’指社會人的日常活動，既包括各種權宜性生產的利益、權力和權利訴求及生活策略和技術，又指涉相對例行化的民情和習慣法”。參見肖瑛：《從“國家與社會”到“制度與生活”：中國社會變遷研究的視角轉換》，《中國社會科學》2014年第9期。）之間的張力入手，研究在制度干預下社會生活所發生的變化。在20世紀50年代婦女走出家庭參與社會勞動的過程中，原本被視為女性天職的種種家務勞動被集體化，“大躍進”時期的公共食堂制度興衰就是學界研究此問題所選取的典型。［5］
（二）人口配置
李文在其論文中討論了中國城市化與工業化、就業結構之間的關系，這為本文對人口配置相關議題的梳理提供了一種可行的思路。［6］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國家為解決城市失業問題，采取“包下來”的辦法實施救濟，最終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建立起了統一的就業介紹和勞動力調配制度。［7］在計劃經濟時期，食品和住房等資源供給有限，且主要掌握在國家手中。在這種情況下，國家優先將資源配置給符合國家發展戰略的人口，從而造成了身份上的差序，而家庭婦女和農村就成為勞動力的“蓄水池”，20世紀50~60年代各地因糧食供應不足而出現的城市人口精減即反映了這一問題。［8］工業化通常是城市化的助推力，但有學者就“一五”計劃和“三線”建設對地方城市化的影響做專門研究，證明這種重工業優先戰略和單位化經營模式并未改變我國城市化進程在60年代初至70年代末處于停滯的事實。［9］而在城鄉二元結構下，農民盡管可以在有限范圍內遷移或短期進城務工，但終究無法改變其農民身份。正是改革開放后黨和政府對經濟政策和就業政策的一系列調整，使這一身份禁錮得以解除，廣大農民逐漸有機會去選擇農業與農村以外的生活方式，農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顯著提升。［10］
（三）國家介入社會及方式
在當代社會史研究中，改革開放前30年的歷史一直是學界著墨頗多的研究時段。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不僅僅是接管了舊政權，而且在接管過程中建立起諸如街道工作組和居民委員會等基層組織。［11］除此之外，中國共產黨在執掌全國政權后，大力革除各地各行業的陳規陋習與封建舊俗，這尤以1950年《婚姻法》頒布后新式婚姻制度在全國各地的落實為典型。［12］隨著社會環境的劇烈變遷，新中國很快走上了集體化的道路，這就包括對生產領域的改造。［13］盡管在這一時段，國家以前所未有的姿態介入到社會的各行各業之中，但我們若將視野拉回到地方一級的那些具體制度和方針的執行者身上，我們仍可以發現張力是始終存在著的。［14］這就需要學界更深入一步去討論在此一時段下國家介入社會的具體方式。按照學界現有研究情況，國家介入社會的主要方式有三種：樹立模范、社會運動、社會教育。這三者既相互聯系又各有特征。一些學者考察了不同時期的模范表彰，體現出國家如何通過這一方式為某種社會角色及其行為規范賦予正當性以及如何將模范作為紐帶，以構建國家與普通民眾之間相互溝通的特殊機制。［15］另一部分學者關注到新中國成立后的各種運動。［16］從掃盲識字到學習哲學、學習黨史，這些教育的內容深淺不一，卻都或多或少帶有社會重塑的深層意義。［17］
（四）社會建設
盡管多數學者選擇了就民生事業建設和社會治理的某一方面展開討論，但無論是社會福利還是社會保障，無論是醫療衛生還是災害救助，相關研究均體現出當代中國社會建設史中的“變”與“不變”。所謂“變”，即不同時期社會建設思想所呈現出的階段性和時代特征。所謂“不變”，即黨和政府的社會建設思想不論社會環境如何變遷而一以貫之。我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發展變遷就是這種“變”與“不變”的生動寫照。該項制度的指導方針經歷了從集體化和社會運動的思路轉向鼓勵社會與個體承擔的思路，再到以國家為主并鼓勵多方參與的思路這一變遷過程，但在這一過程中始終可見國家對于農村醫療衛生工作的重視與不懼困難堅持改革的決心。［18］
現有研究不僅僅大大拓寬了國史研究的選題范圍，更是為既有宏大敘事下的歷史書寫提供了新的研究視角。相比于國史研究的主體而言，目前當代社會史研究除了有更多的區域史研究以外，另一明顯特點就是跨學科。這一方面是指有更多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學人參與到對當代中國史的探討中來，另一方面是指當代社會史學界更傾向于借鑒和運用其他學科的概念、理論、方法和分析工具。（從《當代中國史研究》所發表論文看，當代社會史學界的大部分作者來自各科研單位和高校的馬克思主義學院、中共黨史系、歷史系，但仍有相當數量的作者來自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人口學等科系。許多學者的研究可能以政治史或經濟史研究為目的，但其“眼光向下”的視野和對基層檔案材料的使用，使其帶有明顯的社會史研究色彩。所以，這些研究或許有“被社會史”的質疑。但即使如此，在國史學界（乃至整個史學界）以外，帶有當代社會史研究色彩的論文也多見于《社會學研究》等社會科學研究的發表平臺，故這種跨學科并非是本文的“一廂情愿”，而是一種當前學界所存在的現實。）如果說跨學科對于國史研究整體來說還是可供選擇的路徑之一，那它之于當代社會史研究而言可謂是不可或缺的核心特征之一。既然是這樣，當代社會史學界就需對跨學科有更深入和辯證的認識?？鐚W科本意在于拓寬研究視野，深化學術研究。然而目前有些研究者卻將用新詞、做新題視為一種學術風尚，以致當代社會史研究的面目漸趨繁雜、模糊。這已成為當前學界不得不反思的問題。
二
當代社會史研究是什么？它與相關學科之間的邊界何在？對于這兩個問題，學界很難做出統一的回答。所謂“學科邊界”，這種表述本身就是一種地理空間的隱喻。恰如現實中國與國的關系一樣，學科邊界也是學科與學科之間的交互（即學科互涉）所產生的結果?；蜓灾?，若無學科互涉，邊界問題也就無從談起。［19］這一結論的啟示在于：對于當代社會史研究來說，所謂“跨學科”實際上并非是單一的。它是多種研究視野的集合，是與不同學科的“接壤”。這種“接壤”既可以是側重方法論的（如社會學、人類學、經濟學、政治學），也可以是側重研究領域的（如醫學、法學、人口學）。限于篇幅，本文選擇在跨學科這個語境下著重討論“社會學—社會史”這一典型。之所以抓取這一典型，理由有三：首先，社會學從創立伊始就帶有“歷史”的胎記［20］，近年來又出現了歷史轉向［21］；其次，相較于其他學科，這兩門學科的交互是認識論層面的常態而非工具性的偶然，因此其學科融合程度更深；最后，由于二者在研究內容和議題上多有重合，這兩門學科也是在學術界內外最容易被混淆的。因此，“社會學—社會史”這對關系在某種程度上可被視為當代社會史研究的“克什米爾”，厘清這一最富爭議的邊界問題，將有助于學界在跨學科語境下對學科邊界問題整體的把握。因此，為了做出有效的回答，上述問題被轉化為：同樣是以“當代中國”為研究對象，社會學研究與社會史研究各自選擇了什么樣的進路？
（一）作為方法論體系的“學科”，社會學研究與社會史研究的切入點有所不同
論及學科邊界，我們必須先講清楚這里的“學科”指的是什么。所謂“學科”可以是現實存在的學術共同體，它在最基礎上是由“有共同興趣的大量個體”［19］（p.44）所組成，繼而由這些人搭建起各種研究項目、專門刊物、研究中心、學會乃至成建制的獨立科系。相對應的，若將“學科”視為一套方法論體系的話，它是超乎于個人而存在的具有本體論意義的知識結構，它在最淺層次表現為其特有的種種概念與理論，在更深層次上體現為方法和分析工具，但在最深層次則是其獨有的方法論，既一套體現出“該學科是該學科，而不是其他”的評議標準和價值認同。同是“學科”這一概念，解讀的角度不同，對學科邊界問題的分析思路也會有所不同。
作為學術共同體的“學科”，社會學研究與社會史研究已無涇渭分明的界線。在國內學術界，正如近年來社會學界所發生的歷史轉向，社會史學界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強調要“把社會學的理論、概念、范疇與歷史學的具體特點有機結合起來”。［22］如今，一批具備海外學術視野和多學科知識結構的史學學者展現出較之以往更為強烈的同社會科學展開對話的意識。我們既可以在《新史學》上看到王銘銘、郭于華、孫立平、應星這些社會學和人類學學者的論文，［23］也能在《社會學研究》上發現趙世瑜等史學研究者的名字。［24］研究成果的跨界，使得這些論著的作者也越來越難被絕對而明了地劃為“社會學學者”或“史學學者”。或者說，這種非此即彼的劃分本就不盡合理，以至于美國社會學家查爾斯·蒂利與沃勒斯坦等知名學者甚至有意以“歷史社會科學”的名義使其研究避免被貼上“歷史社會學”這樣固定的標簽。［25］研究人員個人身份的復合性和鼓勵相互交流的學術環境，使得作為學術共同體的這兩門學科沒有絕對的邊界可言。
作為方法論體系的“學科”，社會學研究與社會史研究從一開始就有所不同，但二者究竟區別何在，學界尚有爭議。學界曾有兩種觀點：一種認為社會學側重研究現在，社會史學側重研究過去；另一種認為社會學主要是一種共時性的研究，社會史學主要是一種歷時性的研究。［26］但這兩種觀點在當前科際整合的學術環境下都越來越難以自圓其說。若將二者的邊界理解為研究對象的古今之別，那么如今社會學界亦有對明清、漢唐乃至先秦時代中國社會的研究，社會史研究也有當代社會史研究這一組成部分。若將二者的邊界理解為“歷時性”這一類似于長時段的研究視角，那么如今社會學界也有如查爾斯·蒂利的《社會運動，1768~2004》［27］這類著作，年鑒學派發展到第三代以后亦把事件史帶回到視野之中。（年鑒學派從費弗爾到布羅代爾這一階段，普遍對于所謂事件史保持著一種蔑視和排斥的態度。但發展到以勒高夫為代表的第三代，這些史學家以“新史學”的名義將事件史研究又帶回到史學界的視野之中。參見﹝英﹞彼得·伯克著、劉永華譯：《法國史學革命：年鑒學派，1929~1989》，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83~87頁。）既然研究對象的古今之別與“歷時性”都無法有效區分這兩門學科，二者在方法論層面上的邊界究竟何在？本文認為，即使研究相同議題，社會學研究與社會史研究的切入點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是不同的。社會學研究的切入點是“機制”，而社會史研究的切入點則是“史實”。所謂“機制”，按趙鼎新的理解，即“可被觀察到的，或者是可以通過推理得出的因果關系”。［28］它是超個案的，是自成一體的，是非敘事性的。它可以被凝練為一個概念、一種理論，也可以是某一特定的解釋路徑。從法國哲學家奧古斯特·孔德一代開始，社會學研究便追求如自然科學（特別是經典力學）一般發現那些支配人類社會運行的規律。盡管這種不切實際的“野心”隨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發展而被拋棄，社會學界也越來越呼吁把所謂的理論帶回具體的歷史場景來研究，但相比于史學，社會學研究的主流仍是以“機制”為核心來展開。在這種模式之下，即使社會學研究要講故事，也是要講“經過社會科學認證過的故事”（至于后者是否更優越便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20］相較而言，史學學科始終是研究基于特定時空條件下的歷史事實，力求以史學技法如實記錄。即使是立論說理，史學家也更推崇“述而不作”，靠敘事本身鋪陳史家之于歷史的理解和看法。作為史學研究的支流，社會史研究亦是如此。
正是因為社會學研究與社會史研究的切入點不同，同樣的論著在這兩個不同的學科下面會被以不同的評判標準來衡量其學術價值。從當代社會史研究的眼光來看，社會學學者研究當代中國，總是有“劍走偏鋒”的感覺。即使研究同一議題，社會學學者的論文大多會用三到四成的篇幅去闡明其核心概念或討論其研究議題所置于的理論背景。從史學的標準來看，他們對史實考訂的著墨常常不及其對概念和理論的辨析。之所以形成這種差別，即是源于“機制”與“史實”之于這兩門學科的必要性有所不同。“機制”對社會學研究來說是必需的，“史實”則多是提煉它的原料或解釋它的論據；“史實”對社會史研究是必需的，“機制”則多是對它的描述或概括。（這是針對社會學研究與社會史研究的主流而言，在二者比較當中才成立，且不排除例外。）例如，周飛舟在《錦標賽體制》一文中，雖然引用了許多有關“大躍進”時期經濟史和組織史的相關資料，但作者本意在于討論“錦標賽體制”的社會現象。［29］在這篇論文中，剔除相關史料，我們仍可以看清作者所表述的“錦標賽體制”的運行邏輯。
?。ǘе吧鐣W的想象力”進入歷史研究，終要達成“求解”與“求真”的統一
對于當代社會史學界，就社會學如何研究歷史的問題而言，相較于那些主要著眼于明清史等領域的學者們，應星等人的研究思路或更值得作為重點去分析。近年來，在國內社會學研究發生歷史轉向的趨勢當中，“把革命帶回來”可視為這一轉向在近代史、民國史、中共黨史以及當代史等研究領域的體現。應星表示，“革命的社會學研究”要有獨特的問題意識。他提出：“我們需要思考中國共產黨獨特的政治支配結構以及中國共產黨人獨特的精神氣質到底是如何形成的”，以及“這種結構和氣質是如何影響中國革命實踐的，又給中共在新中國成立后留下了怎樣一種復雜的歷史遺產”等問題。［30］盡管目前這類歷史社會學研究的重點仍在于新中國成立前的歷史，但其問題意識和治學路徑是不為時段所限的，對于當代社會史研究來說不無借鑒價值?？傮w上，應星等人選擇了事件社會學這一“分析策略”，即“通過復雜的歷史敘事來理解和揭示‘適合的’因果機制”。［30］這種“分析策略”與史學（尤其是實證史學）最明顯的差異在于：這類事件社會學所選擇研究的問題帶有社會理論的意涵，而不是由實證史學的求真本能所決定。或言之，在這類歷史社會學研究中，研究對象可能不具有統計學意義上的代表性，但其必須足夠典型，需要具備隱喻的意義。［29］
然而，恐怕會令當代社會史學界難以認同的是，為了追尋與探析這種有隱喻意義的歷史，從事這類研究的社會學學者在必要時可以“通過社會學的想象力來進行大膽推測和拼貼”，從而完成其論述。［30］社會史研究也容許用“想象力”對史料作盡可能合乎情理的解讀，但就“史實”而言，大多數學者在這方面都是不容疏漏的，一字一句都力求鑿鑿有據。這是兩門學科在方法論層面上關鍵性的區別。
在學術研究道路上，“求真”與“求解”的張力是始終存在的。正所謂“孤證不立”，作者或許給出了一個頗為耐人尋味的“解”，可若要證實此“解”為“真”，則后續需要大量的“細致而具體的研究工作”。社會學研究在轉向歷史時，雖然研究者在某些情況下選擇了敘事，不過若要講出“經過社會科學認證過的故事”，這種嘗試最終還是要經過史學研究的檢驗，方可在“求真”與“求解”兩個維度上都成立。
（三）跨學科與學科邊界本是一體兩面，當代社會史研究有必要堅持“史學本位”
回到前文所提出的兩個問題：相較于其他學科，當代社會史研究是什么？它與相關學科之間的邊界何在？本文以“社會學—社會史”這一典型為例，試圖表明學科之間的“邊界”并不存在于個體的研究者身上，而是存在于不同學科的方法論體系之上，尤其是在談及以何種標準或規范去評議某一具體研究的學術意義時。例如，同是研究當代中國，社會學研究偏重于“求解”，以“機制”為切入點，而社會史研究則是以“求真”為第一要義，以記述“史實”為先。有待進一步探究的是，社會學研究與社會史研究之間的區別，在多大程度上適用于當代社會史研究與政治學、人類學、心理學、文學等等其他人文社會科學學科之間具體的關系。但總的思路是確定的，即學科邊界問題只存在于方法論層面，且在對現有研究的比較分析中得以成立。
在跨學科的語境下，當代社會史研究仍不能放棄其“史學本位”。對于一項具體的研究，最為理想的狀態是史料翔實與理論創新兼顧，或至少應滿足“求真”與“求解”兩項愿景之中的任一一者，否則很容易成為兩面都不認可的“夾生飯”。在現實的學術環境下，當代社會史研究堅持“史學本位”不僅合情入理，這更是對研究資源的一種優化配置。正如有學者所提醒的那樣，盡管科際整合日趨深化，但“聲稱學科的權威正在消失，學科邊界已經消融，則是天真的，甚至是危險的”。［19］（p.173）較之兩百年前，如今在分科置業的學術環境下，各個學科的專業化程度與信息容量都大幅提高。在這種條件下，跨學科不是強求每個學者同時在多個學科上均有建樹，而是主要表現為具有不同教育背景和知識結構的學者之間的交流對話。既然如此，當代社會史學界的任務是應當充分發揮本學科的特長，在史學視野下對同樣的問題提出獨到見解。或許這才是當代社會史研究同其他學科開展跨學科對話的資本，也是其存在的價值所在。
三
跨學科是在承認學科有別的前提下，堅持本學科的學科本位，以此為基礎，尊重并嘗試理解其他學科的視野和經驗，更細微具體地吸取對方的長處，更辯證客觀地認識其不足，并在學科比較之中找到本學科獨有的價值。秉持這種思想，我們回到對具體議題的討論當中，去考察社會學等相關學科與當代社會史研究的異同點，以此來揚長避短，深化我們對于當代中國的研究。
（一）當代社會史研究可以借鑒事件社會學研究思路，發揮“機制”的整合作用
如前所述，國內學界在從事歷史社會學研究時，一些學者選擇了引入時間的維度，但另一些學者則更注重將“社會學的想象力”帶入歷史事件的研究之中。同是研究當代中國，包括社會學、民族學與人類學在內的社會科學界既有對宏大敘事下重要事件的再解讀（如農業集體化、“大躍進”、上山下鄉運動），也有在此宏大背景下不為人所熟知的具體個案（如“銀花賽”、“毛人水怪”、“鐵姑娘”）。［31］相比之下，在當代社會史學界，時間的維度仿佛成了當代社會史之為“史”的底線，甚至于要打破
1949年這個“唯一和固定的界限”，［32］，方能突顯出史學視野的獨到與深邃。而研究對象的古今之別和“歷時性”都不是“史學本位”，這在前文已有討論。因此，“長時段”可能只是當代社會史研究拓寬視野的一個方向，但不具備本體論的意義。今后學界固然有必要消除當代社會史與近代社會史之間的藩籬，從縱向把當代社會的變遷置于“20世紀中國革命的連續與遞進”［33］這一視野下理解。但在社會學研究思路的啟發之下，學界也可另辟蹊徑，從橫向打通社會史與政治史之間的界線，開展更有深度和思想性的事件史研究。
目前學界雖不乏對事件的研究，但其深度仍有被進一步發掘的潛力。例如，有學者研究20世紀50年代山西中部土鹽戶轉業，敘述了當時為保證鹽業稅收和促進農業生產，在利用經濟等手段之后，國家是如何完成土鹽戶轉業的歷程。［34］再如，有學者討論了新中國成立初期克服“李四喜思想”的經驗，記述了當時湖南省委針對土地改革后鄉村干部的“松氣退坡”，利用《新湖南報》對這一問題的討論，開展對廣大農民及干部的思想教育運動。［35］在有限的篇幅內，上述研究以翔實的史料講清楚事件的來龍去脈，可稱為相當優秀的史學研究。但我們仍可以將研究視野進一步拓展，繼而借此事件來討論黨與政府對鄉村社會的治理機制等一系列學術命題。［36］
除此之外，當代社會史學界可以借鑒社會科學研究，發揮“機制”之于史料的整合作用。近年來，當代社會史研究的視野呈現出從整體到區域、從宏觀到微觀下移的趨勢。越來越多的學人使用地方資料，開展區域社會史研究，這幾乎成為學界主流。但隨著越來越多同質化、低水平、重復性研究出現以后，這種做法引起學界頗多爭論。［3］同樣是“眼光向下”，同樣是考察當代社會史，社會學界與人類學界亦不乏聚焦于區域或微觀的個案研究。這些研究也會使用地方的檔案館藏、志書、文獻匯編、口述史料乃至私人日記，但并未造成研究意義瑣碎和思想缺位的情況。［37］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理論視野對于整篇論文架構的支撐，即“機制”之于史料的整合作用。例如，同樣是研究當代史上的鼠疫防治，李洪河與艾智科的視野在于省市一級，著眼點是黨和政府的領導過程及應對措施。［38］相比之下，阿拉坦研究的對象僅是內蒙古東部的科爾沁左翼中旗。但作者以“秩序操練與社會展演”為題，展示國家如何在防控疾疫的同時“既整體又細密地重整了鄉村社會”，從而將看似互不關聯、無特殊寓意的小事件貫穿成一幅完整的圖景。［39］這種敘事手法是值得學習借鑒的。在當代社會史學界，不少學者呼吁走向田野，收集和整理散失在民間的珍貴史料，在這方面學界同仁已做了不少工作。［40］但是，這類史料所反映出的歷史更為細碎零亂，在體量上更為繁復龐雜，僅靠“村莊故事”的個案敘事是很難構成總體性的歷史圖景的。因此，當代社會史研究不僅要重視發掘和呈現新史料，更要學會如何對其做出解讀。
目前學界已有一些研究嘗試將跨學科的概念或理論融入史學的敘事中。如郭若平對新中國成立前后北京與上海的五四紀念活動的研究，即從“儀典”這一社會學概念出發，去理解這種紀念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確立領導地位所發揮的積極作用。［41］但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那樣：“如果我們認為社會學是社會史很重要的理論依據的話，那么這個理論依據如何銜接就有它本身的缺陷?！保?2］當代社會史學界在這方面的主要問題是有時對取自其他學科的概念和理論產生誤用。以“社會結構”一詞為例，雖然這個詞常被用來描述當代社會史研究的研究框架，但學界往往停留在這個詞匯的表層意義，而忽視了它的內涵在社會學學科發展歷程中的爭議。什么是結構？社會結構由哪些要素構成？新要素被納入“社會結構”這一范疇的標準是什么？在社會學界，不同學者依據對其含義所做出的不同解釋，可以形成截然不同的研究視角。［43］相較之下，當代社會史學界往往把這個概念當作一個尚未編織完整的籃子，姑且將人口、家庭、階級階層等議題納入其中。今后學界在引入新名詞、新理論的時候，要避免“拿來就用”，有必要先對其含義加以辨析。
（二）當代社會史研究應具備“歷史感”，避免將“當代中國”概念化、背景化
同是研究當代中國，當代社會史研究應更強調議題的“歷史感”。即使研究同樣的問題，作為史學，當代社會史研究也要尊重問題所在的歷史情境對問題本身的影響，認識到沒有哪一個議題是可脫離于其所處的復雜的時代背景而孤立存在的。如果當代社會史研究若拋棄“歷史感”而盲目追求所謂的“社會科學化”，這很難算得上是一種進步，而更像是一種本末倒置。
一些社會科學界的學者在研究當代中國時，很容易將當代中國這個具體的時空條件概念化。例如，某些論著一提到改革開放前30年，就在一定程度上把這一時段下的歷史視為均質的、靜止的、閉合的一整塊，這一問題尤其是在同改革開放后的新時期作對比時突顯出來。［44］而對當代史有所了解的人，都能體察到新中國成立初期和20世紀50年代、60年代、70年代這些不同階段的時代背景無法一概而論。它們在什么情況下可被視為一體，這是需要前提條件的。此外，一些研究在論及上述年代的中國時，習慣于用“全能主義”、“庇護關系”、“弱者的武器”等概念去套。雖然在某些時候這樣可以“一葉知秋”，但在某些時候也會誤入“一葉障目”的歧途。上述種種概念和理論之于洞察當代社會史固然重要，但學界應當注意到，這些概念和理論的誕生有其具體的社會文化土壤，并非天然具有普適性的解釋效度，更有可能帶有特殊的價值立場和意識形態判斷。從概念和理論入手去考察歷史，雖然會幫助研究者透過表象去把握實質，但有時這也可能會遮蔽“史實”之中本來存在著的諸多面向，甚至使研究者對“史實”做出非歷史的不實評價。姚力在《當代中國醫療保障制度史論》中就提倡“在歷史的脈絡中認識歷史問題”，從而在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上，對傳統醫療保障制度和“單位自保”這些歷史現象做出更為客觀公正的評價。［45］作為史學，當代社會史研究應當更懂得何為時間、何為空間。
除此之外，當代社會史研究要避免將當代中國這個歷史的行為主體背景化。在現有成果當中，某些研究雖可被劃入當代史的范疇，但它們更像是各自學科體系之下既有議題在研究時段的向后延伸。這類論著大多關注社區或村落的變遷歷程，但主導這一過程的往往是市場因素或文化因素，而所謂國家在一定程度上僅是其宏大而寬泛的背景。這使得它們往往呈現為遠離政治史的民族志式的研究。［46］但正如張靜如所言：“嚴格地說，能夠上史書的群眾生活，也很難完全脫離政治。表面上似乎與政治無關，其實總有千絲萬縷的聯系?！保?7］在現今國內社會史學界，回歸政治史已經成為一種共識，國家也成為必要的研究對象。例如同樣是討論鼠疫防控，醫史學界可以就醫學而言醫學，討論鼠疫的觀察與命名、疫情傳播介質、傳播路線與疫苗研制。［48］相比之下，所謂“外史”的醫療社會史研究更關注疫情傳播與防治過程中，政府的防疫措施、政權問題、政治思潮與社會觀念等帶有政治史研究意味的議題。［49］政治史和社會史是同一進程的兩個方面，在社會生活中重新理解政治，開展政治社會史的研究，是拓展這兩個方面研究的最佳路徑。當代社會史研究之為“當代史”，不僅僅因為這是一次政權交替，更是指在新中國成立以后，社會革命對中國所產生的影響前所未有。即使不以舊有的“國家—社會”視角來看，這種制度化的革命也已深深觸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這個“新中國”從一開始便是當代史的內在屬性，那種“進村找廟，進廟找碑”的路徑恐怕很難發現當代社會史的本來面目。打通政治與社會的界線，對于當代社會史研究而言，具有總體史的意義。
長久以來，當代社會史研究都是國史研究的“薄弱領域”，但如今，在學界已有所積累之后，我們更有必要去做方法論層面上的思考。國內社會史研究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復興之初，也曾急迫地想要填充此前遺留的諸多空白。［50］然而到了90年代，國內社會史學界很快意識到史學理論研究的滯后在總體上給研究實踐帶來的束縛，從而開始系統反思何為社會史等一系列問題。時至今日，國內社會史研究已形成區域社會史、社會文化史、新社會史及歷史人類學等不同的治學路徑。［51］這些路徑不見得盡善盡美，但確實有助于推陳出新，而這背后是無數學人在史學理論研究上的辛勤耕耘。作為“后起之秀”，當代社會史研究也正在經歷這一過程。雖然學界目前對既有議題的研究仍是以實證主義研究范式為主流，但新的議題卻正在多學科交匯融通的過程中逐漸步入學界的視野，既有議題也可能在這一過程中被發掘出新的解讀空間。上述趨勢使得學界在堅持“史學本位”的前提下，更有必要自覺地在與相關學科研究成果的比較之中，去反思當代社會史研究現存的不足之處與其獨有價值。正是如此，學界才能在研究視野和方法上不斷推陳出新，在不失其本來面目的條件下，為當代社會史研究這一門新興學科找尋到更為開闊的發展前途。
［參引文獻］
［1］田居儉：《把當代社會史提上研究日程》，《當代中國史研究》2007年第3期。
?。?］張星星：《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研究的現狀》，《當代中國史研究》2008年第2期。
［3］宋學勤、李晉珩：《思想“在場”：當代中國社會史研究的基點》，《史學理論研究》2017年第4期。
?。?］張太原：《1956~1978年北京居民家庭的食品消費生活》，《當代中國史研究》2001年第3期；《改革開放以后北京城鎮居民食品消費生活的變化》，《當代中國史研究》2003年第5期。
?。?］李春峰：《河北省大辦農村公共食堂的歷史考察》，《當代中國史研究》2008年第5期；﹝韓﹞鄭承敏、趙崢：《生產與生活：“大躍進”和經濟困難時期的上海里弄公共食堂》，《當代中國史研究》2014年第1期。
［6］李文：《近半個世紀以來中國城市化進程的總結與評價》，《當代中國史研究》2002年第5期。
?。?］趙入坤：《“文化大革命”以前中國城市勞動就業問題》，《當代中國史研究》2008年第4期。
?。?］黃兢、黃海英：《1957~1965年廣東省城鄉人口遷移流動狀況與特征》，《當代中國史研究》2008年第4期；柳森：《1961~1963年江蘇省國民經濟調整中的職工和城鎮人口精減》，《當代中國史研究》2009年第2期；陳熙：《1955~1956年上海首次城市人口緊縮與糧食供應》，《當代中國史研究》2011年第3期。
［9］岳瓏、王濤：《政府宏觀規劃與地方城市化——“一五”計劃、“三線”建設與陜西城市化初探》，《當代中國史研究》2001年第1期；徐有威、陳熙：《三線建設對中國工業經濟及城市化的影響》，《當代中國史研究》2015年第4期。
?。?0］游海華：《集體化時期農村人口流動剖析——以贛閩粵邊區為例》，《當代中國史研究》2003年第3期；李文：《新時期以來農戶的兼業化發展及其原因分析》，《當代中國史研究》2013年第2期；李占才、運迪：《改革以來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政策的演化及其經驗》，《當代中國史研究》2009年第6期。
?。?1］宋月紅：《建國初期北京市的區街建政與居民自治》，《當代中國史研究》2006年第4期；楊麗萍：《新中國成立初期的上海里弄整頓》，《當代中國史研究》2010年第5期。
?。?2］張志永：《建國初期華北農村婚姻制度的改革》，《當代中國史研究》2002年第5期；李洪河：《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南區婚姻制度的改革》，《當代中國史研究》2009年第4期；劉維芳：《新中國新式婚姻制度的初步確立》，《當代中國史研究》2012年第6期；范連生：《構建與嬗變——新中國成立初期〈婚姻法〉在黔東南民族地區的推行》，《當代中國史研究》2012年第6期；范連生：《新中國成立初期〈婚姻法〉的推行與基層干部動員和教育——以西南地區為中心的考察》，《當代中國史研究》2016年第4期。
［13］周倩倩：《集體生產組：新中國成立初期淮北鹽場生產組織形式的變革》，《當代中國史研究》2015年第1期；張力：《20世紀50年代山西中部土鹽戶轉業的歷史考察》，《當代中國史研究》2016年第2期。
?。?4］張昭國：《人民公社時期農村的瞞產私分》，《當代中國史研究》2010年第3期；姚宏志：《20世紀60年代初安徽省農村救災度荒述論》，《當代中國史研究》2011年第6期。
?。?5］豐簫：《新中國成立初期上海市中小學優秀教師評選研究》，《當代中國史研究》2012年第4期；周蕾：《國家表彰與婦女解放——1960年全國“三八紅旗手”、“三八紅旗集體”表彰研究》，《當代中國史研究》2013年第3期；姚力：《1977~1979年的全國勞動模范表彰》，《當代中國史研究》2015年第5期。
?。?6］肖愛樹：《1949~1959年愛國衛生運動述論》，《當代中國史研究》2003年第1期；肖愛樹：《20世紀60~90年代愛國衛生運動初探》，《當代中國史研究》2005年第3期；趙勝、蘇智良：《新中國的“除四害”運動》，《當代中國史研究》2011年第5期；夏杏珍：《新中國歷史上的兩次群眾詩歌運動——“大躍進民歌”和“天安門詩歌”述評》，《當代中國史研究》2012年第2期；王凜然：《20世紀60年代北京市計劃生育運動述論》，《當代中國史研究》2014年第1期；劉迪成、李劍：《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種痘運動》，《當代中國史研究》2016年第6期。
?。?7］王瑞芳：《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建國初期中共克服“李四喜思想”的成功經驗》，《當代中國史研究》2006年第4期；李飛龍：《20世紀50年代農民業余文化教育述論》，《當代中國史研究》2009年第3期；岳謙厚、杜清娥：《新中國成立初期山西省農村掃盲》，《當代中國史研究》2012年第3期；楊麗萍：《1949~1952年上海市的識字教育》，《當代中國史研究》2015年第2期。
［18］夏杏珍：《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歷史考察》，《當代中國史研究》2003年第5期；姚力：《“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毛澤東“六·二六”指示的歷史考察》，《當代中國史研究》2007年第3期；姚力：《新時期農村合作醫療改革述論》，《當代中國史研究》2009年第2期；姚力：《中國共產黨對醫療保障制度的探索與經驗》，《當代中國史研究》2011年第4期。
［19］﹝美﹞朱麗·湯普森·克萊恩著、姜智芹譯：《跨越邊界——知識學科學科互涉》，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3~46頁。
［20］嚴飛：《歷史、社會與歷史社會學》，王天夫主編：《清華社會學評論》第8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第6頁。
?。?1］肖瑛：《非歷史無創新——中國社會學研究的歷史轉向》，《學術月刊》2016年第9期。
?。?2］田居儉：《中國社會史研究的反思與展望》，《社會科學戰線》1989年第3期。
［23］楊念群、黃興濤、毛丹主編：《新史學——多學科對話的圖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4］趙世瑜：《社會史：歷史學與社會科學的對話》，《社會學研究》1998年第5期。
?。?5］李鈞鵬：《蒂利的歷史社會科學——從結構還原論到關系實在論》，《社會學研究》2014年第5期。
?。?6］吳忠民：《歷史社會學初論》，《社會學研究》1987年第1期；席來旺：《“歷史社會學”再探討——兼與〈歷史社會學初論〉一文商榷》，《社會學研究》1988年第3期；趙世瑜：《打破學科畛域與歷史學的學科本位》，《史學月刊》1997年第6期；朱漢國：《關于社會史研究的若干問題——以民國時期的社會史研究為例》，《史學月刊》1998年第3期。
?。?7］﹝美﹞查爾斯·蒂利著、胡位鈞譯：《社會運動，1768~2004》，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28］趙鼎新：《社會科學研究的困境：從與自然科學的區別談起》，《社會學評論》2015年第4期。
?。?9］周飛舟：《錦標賽體制》，《社會學研究》2009年第3期。
?。?0］應星：《“把革命帶回來”：社會學新視野的拓展》，《社會》2016年第4期。
?。?1］孟慶延：《“生存倫理”與集體邏輯——農業集體化時期“倒欠戶”現象的社會學考察》，《社會學研究》2012年第6期；李隆虎：《食與權：“大躍進”時期糧食流轉體制的研究——以貴州省北潔地區為例》，《社會》2011年第5期；潘鳴嘯：《上山下鄉運動再評價》，《社會學研究》2005年第5期；高小賢：《“銀花賽”：20世紀50年代農村婦女的性別分工》，《社會學研究》2005年第4期；李若建：《社會變遷的折射：20世紀50年代的“毛人水怪”謠言初探》，《社會學研究》2005年第5期；金一虹：《“鐵姑娘”再思考——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的社會性別與勞動》，《社會學研究》2006年第1期。
?。?2］行龍：《從社會史角度研究中國當代史》，《社會科學》2013年第6期。
?。?3］王奇生：《高山滾石：20世紀中國革命的連續與遞進》，《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5期。
?。?4］張力：《20世紀50年代山西中部土鹽戶轉業的歷史考察》，《當代中國史研究》2016年第2期。
?。?5］王瑞芳：《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建國初期中共克服“李四喜思想”的成功經驗》，《當代中國史研究》2006年第4期。
［36］﹝美﹞孔飛力著，陳兼、陳之宏譯：《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版。
［37］張樂天：《國家話語的接受與消解——公社視野中的“階級”與“階級斗爭”》，《社會學研究》2001年第6期；吳艷紅、﹝美﹞J.DavidKnottnerus：《日常儀式化行為：以知青為例的研究》，《社會》2005年第6期；吳艷紅、﹝美﹞J.DavidKnottnerus：《日常儀式化行為的形成：從雷鋒日記到知青日記》，《社會》2007年第1期；林超超：《新國家與舊工人：1952年上海私營工廠的民主改革運動》，《社會學研究》2010年第2期；李耕：《20世紀50年代工廠住宅與主體性重塑——基于北京市某國有工廠職工住宅情況的研究》，《社會學評論》2018年第2期。
［38］李洪河：《建國初期東北地區的衛生防疫事業述論》，《遼寧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5期；李洪河：《建國初期突發事件的應對機制——以1949年察北專區鼠疫防控為例》，《當代中國史研究》2008年第3期；艾智科：《新中國成立初期的防疫網絡與社會動員——以1949年北京市應對察北鼠疫為例》，《黨史研究與教學》2011年第3期；李洪河：《新中國成立初期東北地區的鼠疫應對機制》，《遼寧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4期。
?。?9］阿拉坦：《捕鼠記——內蒙古防疫運動中的秩序操練與社會展演（1949~1952）》，《社會學研究》2017年第3期。
?。?0］常利兵：《資料、視角與寫法：關于中國當代社會史研究的再思考》，《中共黨史研究》2014年第2期。
?。?1］郭若平：《塑造新思想：建國前后北京與上海的“五四”紀念活動》，《當代中國史研究》2009年第3期。
?。?2］李良玉、李文：《扎實推進中國當代史研究》，《江蘇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4期。
［43］周怡：《社會結構：由“形構”到“解構”——結構功能主義、結構主義和后結構主義理論之走向》，《社會學研究》2000年第3期。
?。?4］孫明：《家庭背景與干部地位獲得（1950~2003）》，《社會》2011年第5期；姚澤麟：《近代以來中國醫生職業與國家關系的演變——一種職業社會學的解釋》，《社會學研究》2015年第3期；柳建坤、陳云松：《公共話語中的社會分層關注度——基于書籍大數據的實證分析（1949~2008）》，《社會學研究》2018年第4期。
?。?5］姚力：《當代中國醫療保障制度史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208~214頁。
［46］周大鳴、高崇：《城鄉結合部社區的研究——廣州南景村50年的變遷》，《社會學研究》2001年第4期；孫慶忠：《鄉村都市化與都市村民的宗族生活——廣州城中三村研究》，《當代中國史研究》2003年第3期；高永平：《傳統框架中的現代性調適——河北省平安村1949年后的招婿婚姻》，《社會學研究》2007年第2期；宋言奇、張建華：《近30年來皖中村落宗族的復興與衍變——以舒城縣山七鎮牌坊村為例》，《當代中國史研究》2009年第1期；孫慶忠、張蓉：《京郊四村80年：鄉民社會的歷史圖景與現實處境》，《當代中國史研究》2010年第6期；賈俊民、董金秋：《從傳統農莊到現代城市社區轉型的曲折歷程——“無保調查”中保定市薛劉營村城市化進程考察》，《當代中國史研究》2012年第1期。
?。?7］張靜如：《以社會史為基礎深化黨史研究》，《歷史研究》1991年第1期。
［48］吳文清：《中國第一部防治鼠疫的專著——〈治鼠疫法〉》，《中華醫史雜志》2004年第2期；楊微：《霍亂疫苗鼠疫疫苗研制的先驅哈夫金》，《中華醫史雜志》2010年第4期；馬學博：《蚤類傳播鼠疫機制的發現》，《中華醫史雜志》2012年第4期。
［49］李玉尚：《近代中國的鼠疫應對機制——以云南、廣東和福建為例》，《歷史研究》2002年第1期。
［50］馮爾康：《開展社會史研究》，《歷史研究》1987年第1期。
?。?1］劉平：《風生水起：中國社會史研究之演進》，《史學集刊》2018年第3期。
?。圩髡吆喗椋菟螌W勤，歷史學博士，教授，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高精尖創新中心研究員，100872；李晉珩，碩士研究生，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100872。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19年第2期
［責任編輯：周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