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蔬菜在副食品供應中居于首要位置，是城市居民每家每戶、每人每天不可缺少的副食品。改革開放后，全國城市幾乎都存在蔬菜緊張的情況。上海作為全國最大的城市，蔬菜的供銷更是個“老大難”問題。其實質是改革開放后，價值規律向傳統的蔬菜生產、供應、作價模式提出了挑戰。為解決城市蔬菜供銷問題，上海運用價值規律來指導蔬菜的生產和供應，客觀上實現了城市居民對于蔬菜數量充沛、品種多樣、質量鮮嫩、均衡上市、購買方便的要求，同時提高了菜農的收入，為后來蔬菜供銷改革的持續推進奠定了基礎。
［關鍵詞］改革開放；上海；蔬菜供銷；應對之策
民以食為天，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始終離不開各類副食品。蔬菜在副食品供應中居于首要位置。因為這不僅關系到廣大群眾的日常生活，而且“直接影響到黨和政府的威信，影響到安定團結，影響到四化建設”。然而，受“文化大革命”影響，改革開放后，“城市，幾乎全國沒有例外的是蔬菜緊張，一直有這個問題”。作為全國最大的城市——上海，其蔬菜的生產和供應更是個“老大難”問題。因為按市區人口計算，平均每人只有3厘的常年菜地，遠不能滿足市民所需。為解決城市居民吃菜問題，努力做到“數量充沛，品種多樣，質量鮮嫩，均衡上市，購買方便”，歷屆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都把解決蔬菜生產與供應問題作為一項重要工作。
目前，學術界關于蔬菜供銷問題的研究已有一定基礎，研究成果多從政策邏輯和現實邏輯出發，側重對國家或區域層面蔬菜產業和政策所取得的成績、存在的現實問題及未來發展對策等研究，也有對不同時期、不同城市蔬菜供銷特點的個案探討。總體而言，既有研究多側重于宏觀和現實層面，服務于未來產業發展，而缺少對歷史過程和細節的把握，忽略區域差異和歷史復雜性。筆者通過梳理改革開放初期上海蔬菜供銷改革的歷史發現，蔬菜不僅具有商品屬性，而且具有社會屬性；做好蔬菜的供銷工作，不僅是一項經濟工作，更是一項政治任務。上海的蔬菜供銷改革，目的是滿足市民對于蔬菜的需要，但其背后是在國家推進改革開放大背景下，市場經濟價值規律向傳統計劃經濟的蔬菜生產、供應、作價模式的挑戰，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一個漸進實踐過程。因此，本文以大量史料為基礎，以宏觀與微觀、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相結合的研究視角，對1988年上海拉開“菜籃子工程”序幕之前的蔬菜供銷問題進行研究，以期深化和拓展對改革開放史的研究。
一、蔬菜供銷的問題
蔬菜是上海市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品，需求量大，且要求鮮嫩和供應及時，還要做到花色多樣。然而，由于蔬菜自身的時鮮性特性以及現實運輸條件限制，往往無法做到長久保鮮和遠途運輸，只能就近生產和供應。因此，上海的蔬菜供應立足自力更生——堅持依靠郊區生產，就近供應。然而，在20世紀80年代，隨著城市人口的增加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副食品生產和供應不能滿足需要的矛盾仍很突出。具體到蔬菜的供銷兩端，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一）蔬菜供銷的歷史遺留問題
解放初的上海受“大城市”“小郊區”格局影響，蔬菜供應主要依靠江蘇、浙江等鄰省。從1953年起，在“郊區農業生產為城市服務”方針的指導下，上海郊區蔬菜年上市量從解放初的12.6萬噸增長到1957年的50.1萬噸。同期，為了實現蔬菜市場供應品種的多樣及價格的穩定，上海蔬菜的產銷開始轉變為集體為主，摸索出了一條“計劃生產，計劃上市，進場交易，議價成交”的蔬菜購銷基本模式，即生產上的“大計劃，小自由”，價格上的“三管三不管”（即管主要品種，不管花色品種；管當令品種，不管時新和落令品種；管最高、最低價，不管中間價）以及產銷上的進場交易與自由選購品種、質量。這段時期的上海蔬菜供應是歷史上較好時期之一。
然而，自1958年開始，受“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以及自然災害的影響，上海的蔬菜供應出現緊張局面。為保證城市居民的蔬菜供應，上海的蔬菜產銷實行了高度集中的計劃管理模式，采取了統購包銷政策，以指令性計劃和行政性手段組織上市。這對于當時提高蔬菜產量、穩定價格、保證居民需要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也出現了品種單一等問題。隨著1962年下半年蔬菜產大于銷，上海及時總結蔬菜產銷工作的經驗教訓，逐漸恢復以往做法并加以完善。如在批發上，取消了場隊掛鉤的做法，1963年3月恢復原來的進場交易，但統購包銷的政策不變。
“文化大革命”時期，在統購包銷政策下，“就總的情況而言，上海的蔬菜供銷是正常的”。1966—1976年，上海蔬菜供應量每天平均在2200噸—2500噸，總體供應水平保持在每天人均吃菜370克—420克。然而，在“左”傾錯誤思想路線影響下，從1968年起，全市24個蔬菜交易市場全部改為蔬菜購銷站，蔬菜生產隊只能到固定的購銷站出售，零售菜場只能到固定的購銷站按計劃進貨，購銷站按固定的計劃比例分配貨源。
“文化大革命”時期所建立的蔬菜購銷模式使市場調節的杠桿功能喪失，以至旺淡季矛盾十分突出。如“常年菜田多年平均最旺月份上市11.2萬噸，最淡月份僅4.5萬噸，前者為后者的2.5倍”。1973年，更是在“數量第一，品種第二”的蔬菜生產供應方針影響下，出現生產者片面追求產量的傾向，產量高的“粗菜”大種大收，上市大起大落，淡旺矛盾擴大。1973—1976年，每年要有幾十天到100多天蔬菜日上市量低于2500噸的最低需要。
與此同時，這一購銷模式表現在生產上，即國家對農民生產的蔬菜采取全部包下來的方式。菜農生產的品種是否對路，菜場是否銷得掉，在經濟利益上與菜農關系不大。在購銷上，由于實行的是分配制，菜場沒有進貨自主權，不管菜多菜少、地區消費習慣、品種是否適銷，批發部門分配多少拿多少，分配什么拿什么，拿了什么賣什么，也不能自行向外地采購，菜場采購員實際成了提貨員。
“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后，上海的蔬菜產銷恢復了過去經過實踐證明是正確的一系列方針、政策，與外地中斷的產銷關系逐步恢復，擴大了“客菜”采購，蔬菜的生產供應又開始好轉。但是統得過多、管得過死的蔬菜產銷體制和購銷形式還改變不大，蔬菜的品種、質量、價格方面都還不盡如人意。
（二）菜地的減少
有研究指出，新中國成立后，杭州存在蔬菜供應不足現象，原因之一在于城市建設侵占了部分菜田。同樣，這一問題亦存在于改革開放后的上海，且更為突出。為了維持郊區對于城市蔬菜供應的需要，1965年，中共上海市委、市人民委員會曾做出《關于改進蔬菜工作的若干規定》，按照市區居民人均消費蔬菜需要3厘地生產的標準，固定17萬畝常年蔬菜地。此后，上海有關部門長期照此執行。然而與全國各大城市橫向對比，上海的這一標準是最低的。例如，北京1980年常年菜田22.4萬畝，平均每人4.9厘。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上海因郊區大搞農田水利，社隊企業蓬勃興起，社員造房成倍上升，國家建設征地中又存在著寬征寬用、早征晚用、多征少用、征而不用的狀況，“占地出現了第三次高峰”。以松江縣為例，該縣菜地面積嚴重不足，城廂地區原有商品菜地面積2686畝，其中國家計劃面積1961畝，城廂鎮閑散土地列入菜地面積725畝，隨著城鎮建設的發展，菜地越縮越小。另據1980年2月上海各縣、社對蔬菜田面積進行的清查，全市減少菜田2萬余畝。而且，被征用的菜地大部分都是位于近郊的種菜歷史悠久、高產的老菜地。據統計，1964—1990年，近郊新涇、虹橋、龍華、梅隴、長征、桃浦、彭浦、江灣、五角場、楊思、六里和嚴橋12個鄉的菜田，從9.88萬畝下降到5.65萬畝，減少4.3萬余畝。
此外，因工業污染致使部分菜地無法適用于蔬菜種植也是造成菜地減少的一個重要原因。改革開放后，上海郊區的鄉鎮工業大踏步發展。據統計，1976年上海全市郊縣鄉鎮工業數為5055個，截至1989年達16800個，為1976年的3.3倍。數量龐大的鄉鎮工業企業中涉及化工、電鍍、噴漆、造紙、印染、淀粉、制革、水泥、金屬冶煉等行業污染排放量大的企業，致使農村菜區受到的污染日趨嚴重。
1982年，上海市環境保護局會同上海、嘉定、寶山、川沙四個縣的相關部門對蔬菜田地環境污染狀況進行了調查。調查結果顯示，北新涇、漕河涇、桃浦、彭浦、大場、花木、六里7個地區，約9萬畝菜地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1985年，上海市環境保護局調查并繪制的《上海市蔬菜土壤重金屬污染示意圖》顯示，上海菜田重度污染面積為1500畝、中度污染為13900畝，主要分布在北片。以上受污染菜田面積合計15400畝，已不再適宜種蔬菜，只能另做他用。
（三）勞力離農和勞動力結構變化
勞力離農，在菜區直接體現在每勞力負擔菜田的畝數上。據統計，1978年，上海郊區每勞力負擔菜田畝數為1.14畝。此后，由于菜區勞力離農，每勞力負擔菜田畝數持續升高：1984年為2.1畝，1988年達到了4.76畝。1981年，據上海市蔬菜領導小組辦公室統計：川沙縣的465個蔬菜生產隊，每勞力負擔菜田3畝以上的有125個生產隊，占26.8%；寶山縣的334個生產隊，每勞力負擔菜田3畝以上的有91個，占27.2%。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菜區人口中種菜勞力絕對數已下降到3萬—4萬人，即每百名蔬菜人口中種菜勞力只有13—16人。
與此同時，菜區勞動力結構隨著勞力離農而發生變化。由于大量青壯年勞力進入社隊企業，留隊務農的大多數是婦女、少年和老年的半勞力、輔助勞力等。上海縣作為全市蔬菜生產的重要基地，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菜農以青壯年為主，身強力壯，精明能干，富有種菜經驗。改革開放以后，隨著青壯年農民大批進入鄉鎮企業，菜農大多為中老年婦女。據1984年上海縣華港鄉4個生產隊的統計，共有菜農160名，男女占比分別為15.5%和84.5%；30歲以下占24%，30—40歲占23%，40—50歲占18%，50—60歲占27%，60歲以上占8%。
菜農生產積極性降低的主要原因在于菜農的經濟收益相較于務工收益要低。據統計，1980年，上海平均每個勞力年收入低于500元的生產隊，約占47.7%，有些生產隊一個整勞力干一天只有1.5元左右。可是，近郊地區收入門路廣，離農搞勞務、販菜，一天至少四五元；有些女社員在家里搞刺繡、編結等，一天也可以收入二三元。如梅隴公社牌樓大隊有些生產隊的社員，搞花邊、手套編結，每天可收入3元以上。據川沙縣反映，菜區6個公社有1000多名社員棄農經商，販蔬菜、販瓜果、販花卉，什么賺錢就販什么。
由于勞力離農和勞動力結構的變化，使得一些社隊的蔬菜生產受到較大影響。蔬菜生產所要求的精耕細作無法滿足，蔬菜品種越種越“粗”，用工多的“細”品種則越種越少。
（四）蔬菜生產的“靠天吃飯”
上海位于亞熱帶季風氣候區，在夏季多有熱帶風暴、暴雨、干旱和高溫天氣，冬季則有強寒潮低溫冰凍的災害。上海的農業生產因生產條件的限制，深受天氣影響，基本上是“大災大減產，小災小減產，無災能增產”的“靠天吃飯”情形。因此，在蔬菜生產上，上海往往形成冬夏兩個淡季，即每年的1—2月和8—9月。
受寒潮影響，1980年第一季度上海平均每天上市蔬菜只有1500噸，再加上當年又遭百年不遇異常氣候——大伏不熱，氣溫過低，連綿陰雨，從而導致上市蔬菜全年有169天供不應求（低于日均2500噸水平）。1985年，因氣象災害嚴重，上海常年菜上市量只有85.5萬噸，蔬菜供應比較緊張。其中，當年6號臺風致使25%—30%的郊縣菜田被淹，蔬菜上市量銳減，一段時間最低日上市量大致只有2.5萬擔，為正常需要的一半左右。1987年8月下旬，上海連續暴雨和高溫，9月上中旬又出現了多雨低溫惡劣天氣，致使已經搶種的4萬多畝葉菜、刀豆、黃瓜遭淹或枯死，造成了這段時期蔬菜供應緊張的局面。
可見，上海蔬菜的生產和供應，往往會因為天氣原因，產生“氣候正常有菜吃，遇到災害就緊張”的現象。再加上蔬菜相比于一般農作物更“嬌貴”，一旦遭遇自然災害，產量波動明顯。這就使得蔬菜生產的季節性和廣大市民對于蔬菜需求的均衡性的矛盾尤為突出。
綜上所述，改革開放后，上海的蔬菜供銷出現了新老問題疊加的情況——既有“文化大革命”時期蔬菜供銷政策的遺留問題，也有改革開放后因城鄉經濟體制調整而出現的新問題和新情況。能否解決好菜籃子問題意義重大。
二、應對之策
如何解決城市蔬菜供銷問題？1988年5月，國務院總理李鵬在西安召開的全國十城市蔬菜體制改革會議上強調，出路就是繼續堅持改革開放的方針。只有改革，才能進一步調動菜農生產蔬菜的積極性，才能搞好蔬菜的供應和流通環節，進而穩定蔬菜價格。改革的基本方向是放開，更多地用價值規律來指導蔬菜生產和供應。這一方針的提出，離不開上海等城市改革開放以來對蔬菜購銷的有效探索。
（一）在購銷政策上，從“統購包銷”轉向“管放結合”
改革開放后，上海不斷打破“文化大革命”時期的蔬菜購銷形式，做到“大管小活”，逐步放開——在堅持計劃生產和計劃上市的前提下，堅持“以需定產，產大于銷”的原則，對計劃生產的蔬菜繼續實行收購包銷政策；對部分花色蔬菜，按照“大計劃、小自由”的原則逐步放開，實行選購，進而實行進場交易、產銷直接見面、平衡選購或其他購銷形式。
1979年4月，上海以中山西路購銷站為試點，實行計劃分配數量，允許零售菜場選購品種質量。12月，上海從保護和發展花色品種、滿足居民需要出發，對60余只蔬菜小品種的價格管理權下放，實行由菜場自由選購，農商協議成交，收購價適當浮動，零售價實行“死毛利，活價格”的做法。但這些放開的小花色品種只占總上市量的2%—3%。此后，這一比例不斷突破。據統計，1984年市管常年菜田主要品種占全部蔬菜品種計劃的比重已逐步調整到85%，還有15%的細小花色品種實行計劃指導，由各蔬菜購銷站與生產隊銜接安排種植。
1984年10月，國務院批轉國家計劃委員會《關于改進計劃體制的若干暫行規定》。文件根據“大的方面管住管好、小的方面放開放活”的精神，適當縮小指令性計劃的范圍，擴大指導性計劃的市場調節范圍。1985年，國務院批準了商業部、農牧漁業部、國家物價局《關于做好城市蔬菜產銷工作的報告》。這是全國城市蔬菜供銷改革的綱領性文件。根據中央精神，5月，上海市農業委員會（以下簡稱市農委）、市人民政府財貿辦公室（以下簡稱市財辦）和市蔬菜領導小組辦公室（以下簡稱市菜辦）聯合發布了《關于蔬菜產銷體制改革的初步意見》，決定根據“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為輔”的方針，郊菜改統購包銷為“大管小活，合同定購”，“對占上市總量80%的22只大宗蔬菜（旺產月80個品種）仍實行計劃種植、計劃收購、計劃價格，由各蔬菜公司經營部、交易市場與各社隊簽訂定購合同”；其余20%放開搞活，由生產單位自行種植上市、價格隨行就市，簡稱“管八放二”。這一措施跨出了蔬菜改革產銷體制的第一步。為配合這一政策，10月2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批轉了市農委、市財辦和市菜辦《關于做好本市蔬菜產銷工作》的文件，對蔬菜生產和流通提出了18條配套的政策措施，即“雙9條”。
上海之所以采取“大管小活”、逐步放開的供銷政策，是從郊縣蔬菜產銷的實際情況出發的。首先，上海郊縣存在菜田面積和種菜勞動力不穩的情況，菜農離農傾向比較嚴重；其次，在流通環節上，上海批發交易市場的建設和運輸、包裝都跟不上；最后，上海的豬肉等副食品價格已經放開，如蔬菜一下子全部放開，菜價控制不住，會過多地增加群眾負擔。因此，上海對蔬菜供銷采取的是較為穩妥的方針，逐步向“放”邁進。而對于“管”，實為上海一種變通的方式，即要通過“管”來協調好因農村土地包產到戶后蔬菜生產規模小與市民的蔬菜需求市場大的矛盾。
此后，上海蔬菜供銷政策進一步放開。1987年，上海對原來蔬菜的“管八放二”調整為“管七放三”，即管住占總上市量70%的17只主要品種，放開占總上市量30%的其他品種。1988年，上海又開始實行“雙軌分流”改革，即在原蔬菜購銷站增掛“交易市場”牌子，被管住的那部分蔬菜由購銷站經營，實行指令性計劃，執行規定的價格，虧損由國家承擔；放開的那部分蔬菜由交易市場經營，自負盈虧。這一改革一直持續到1991年11月。當年，上海有關部門根據“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原則，進一步擴大市場調節比重，實行放開價格，放開經營。
由上可見，上海的蔬菜購銷政策“管”與“放”的結合，是為應對原有的統購包銷政策無法適應改革開放以后城鄉經濟體制改革所帶來的變化，既尊重了價值規律，又兼顧了生產者和消費者利益。在政策摸索的過程中，上海結合自身特點，逐漸建立起一套符合“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為輔”方針的蔬菜購銷模式。當然，這一模式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逐步深入而不斷完善和發展。
（二）在菜地統籌上，確立蔬菜保護區，穩定和保證蔬菜種植面積
許多城市蔬菜供應緊張的原因之一就是蔬菜種植面積的減少。因此，保證一定的蔬菜種植面積，是改善城市蔬菜供應的一個基本環節，要用“菜園子”來保“菜籃子”。保“菜園子”首先從保菜田總面積出發。“文化大革命”結束后，為了貫徹中央關于“近郊生產應當以生產蔬菜為主”的方針，1978年3月，上海市蔬菜工作會議明確了近郊種菜比較集中的27個公社和16個大隊為“以菜為主”社隊。據統計，這些社隊菜田面積約占全市菜田面積的90%以上，蔬菜的上市量（包括石化總廠附近的5個大隊）占全市的80%以上。這一措施有利于上海確保本市計劃菜地18.7萬畝的種植面積，建立起相對穩定的蔬菜生產基地。
為進一步保護蔬菜種植面積，發展蔬菜生產，上海根據國務院1982年3月頒布的《國家建設征用土地條例》，于同年10月發布《上海市蔬菜生產保護區暫行規定》。文件確定劃為蔬菜生產保護區的耕地共37萬畝，分布在46個公社、334個大隊。同時，文件要求嚴格控制征用和占用劃為蔬菜保護區的土地——凡是劃為蔬菜保護區的土地，任何單位、任何個人都不得征用、占用。對于“確因國家建設特殊需要必須征用的，一律由市計委、建委、農委審核后，報市人民政府審批”。此外，上海還采取不斷通過增補菜田的方式，抵消因各種原因而被占菜田的面積。1981年春，上海決定采取邊補邊種的方式，增補菜田1.7萬畝。截至9月，市郊11個公社的53個大隊增補新菜田約1.33萬畝。其后，市政府決定，再增補常年菜田1.3萬畝，并將上海縣的虹橋、新涇兩公社改為純蔬菜生產公社。通過以上兩次增補，到1982年6月，上海常年菜地計劃面積恢復到19.6萬畝左右。1985年冬，上海先后增補菜田2.3萬余畝。截至1986年底，常年計劃菜田恢復到20余萬畝，即平均每個市民有3厘菜田。
因考慮近郊菜地在城市化和工業化的進程下被大量占用的實際，上海在增補菜地的布局上由近郊向中遠郊地區發展和延伸，形成第二線的蔬菜生產基地。1982年新增補的1.7萬畝菜地，主要向新涇、華漕、封浜、江橋、紀王、黃渡、華新、白鶴和青西地區沿蘇州河西部流域一帶擴展。
由上可見，上海的蔬菜基地隨著近郊鄉鎮工業的發展，逐步由原來的近郊向中遠郊發展和延伸，逐漸建立起以近郊為主、遠郊為輔的多層次蔬菜供應基地模式。顯然，這一模式的建立對于穩定和保證上海蔬菜的種植面積起到了積極作用。但隨著城市化進程的不斷推進，為保證蔬菜供應的充足和均衡，上海還需要加強外埠調劑。
（三）在勞動力管理上，保證蔬菜生產第一線有足夠數量和穩定質量的勞動力
為保證蔬菜生產第一線有足夠數量和穩定質量的勞動力，上海采取行政加經濟手段并舉的方式，協調農、副、工的平衡。1981年5月，上海頒布《關于改進蔬菜生產和供應工作的若干規定》，要求各個蔬菜生產隊按照每個標準勞動力負擔2畝左右菜地的標準（糧菜夾種地區負擔3畝左右）配足配好勞力。同時，要求各個社隊“規定社員參加集體農業生產的基本勞動日，防止自行外流；對自行外流的勞動力要教育制止，教育無效者，可根據其情節輕重，從經濟上給予必要的處理”。
《上海市蔬菜生產保護區暫行規定》的出臺則進一步加強了對勞動力的管理。該規定除提出社員不得擅自離農外流外，對于確有多余勞動力的生產隊，要求組織社員外出從事勞務活動，必須經大隊同意、公社批準，由生產隊與外出社員簽訂合同。同時，也明確了對擅自離農社員給予適當的經濟制裁——不給予享受社員各項福利待遇，直至停止供應本人及其供養的直系親屬的全部口糧和燃料。
除以上行政手段外，上海還要求用鄉鎮工業的積累扶持農副業，促進農村經濟持續、穩定、協調發展，“提高菜農的分配收入水平”，“縮小務農與務工社員實際收入水平的差距”，“實現務農社員的實際分配收入水平，要相當于或略高于務工社員”。一方面，各鄉各村利用鄉鎮工業利潤，購置各類農用機械以提高種菜勞動效率，減輕勞動強度，保持蔬菜生產精耕細作的傳統。截至1986年，鄉鎮工業平均每年在這方面的投入達1.5億元，實現由國家“輸血”向集體“造血”轉化。另一方面，直接以工副業利潤來貼補務農社員的收入。如長征公社四中大隊在堅持“以菜為主”的前提下，1980年拿出工副業收入38000元，貼補給生產隊，用于分配資金，使每個勞動力平均分配收入達到937元，比1979年提高165元。1985年，上海市人民政府批轉了市農委、市財辦、市菜辦《關于做好本市蔬菜產銷工作的請示報告》，出臺了促進蔬菜生產的具體政策措施，其中明確提出：繼續實行菜區鄉鎮企業工副業利潤共享，支持蔬菜生產；菜區鄉鎮企業稅收與種菜好壞掛鉤；等等。
（四）加強科技工作，提高蔬菜生產抗災能力
上海郊區菜農之所以能在全市平均每人只占3厘菜地的耕地上，每天為每個城鎮居民提供1斤左右的各色新鮮蔬菜，其中原因除提供必要的菜田面積和勞動力外，更重要的是通過加強科技工作，提高蔬菜生產抗災能力，從而實現蔬菜的高產，破除“靠天吃飯”的窘境。
噴灌是一種借助水泵和管道系統，把具有一定壓力的水噴到空中，散成小水滴或形成彌霧降落到植物上和地面上的灌溉方式。其優勢在于可以嚴格控制土壤水分，保證蔬菜在最好的水分條件下生長；可以保持土壤的肥力和良好的團粒結構，防止土壤板結，促進養分分解；還可以調節田間小氣候，遏制病蟲害的繁殖與生長。1982年底，上海菜區社隊在國家支持下，建成噴灌泵站154座，菜區噴灌總面積達到7萬余畝，1987年菜區噴灌面積達到近11.5萬畝。這一措施，有效緩解了因夏季持續高溫干旱帶來的蔬菜減產。如1984年7月，上海遭遇百年少見的持續高溫干旱天氣，但由于排灌能力增強，蔬菜仍然豐收，實現上市和畝產量雙超歷史紀錄，全年郊菜上市168萬噸，平均畝產7600公斤。
地膜覆蓋栽培農作物，對調節地溫、穩定土壤含水量、防止肥料流失、分解和提高肥效、防止土壤板結、促進土壤熟化和疏松、抑制雜草生長等方面都能起到重要作用。因其技術簡單、成本低廉、用工省等特點，自國外引進后被廣泛推廣。更為主要的是，采用地膜覆蓋栽培的一些蔬菜，不僅能早熟應市，而且可獲得高產。上海縣新涇公社農科所曾在程橋大隊郁家宅生產隊大棚組，用地膜對一畝番茄、一畝雜交辣椒、一畝露地豇豆、半畝土豆和乳瓜以及零星蔬菜小品種進行地膜覆蓋對比試種。試種結果表明，地膜覆蓋的菜田，地溫一般要比露地菜田高3—5度，有利于促進植物生長。春土豆畝產達2859斤，比露地栽培增產11%。由于上市早，畝產價值達到402元，比一般增值39%。辣椒、豇豆等蔬菜增產增值達20%左右。
溫室大棚是通過人工控制或改變農作物生長的局地氣候環境的措施，從而突破農作物生長的季節和地域限制，生產出各種“非時之物”來。同時，在這種人造的“小天地”里，形成一種能夠長年種植蔬菜的“小氣候”，有些還可以按蔬菜生產的需要，調節和控制溫度、濕度、氣體，因此能使蔬菜的單位面積產量成倍或幾倍地增長。
據上海市農業局報國家農林部農業局的報告顯示，大棚栽培的番茄、甜椒等，春季一般比露地栽培提早15—30天上市，秋季可推遲供應至1月份，產量比露地栽培提高30%—50%。冬季的青菜、芹菜、菠菜、薺菜、塔菜等蔬菜，在塑料棚覆蓋的條件下，一般每畝可比露地生產增產一二十擔。
在種子培育上，以雜交方式提高品種的抗病性和產量。如彭浦公社農科站選育的耐病冬青菜605，平均畝產四五十擔，高的七八十擔，比秋青菜產量還高。此外，還有彭浦704、新選1號等選育出來的種子，普遍具有抗性強和產量高等優點。同時，上海利用溫室進行蔬菜育苗“工廠”化實驗，打破了傳統采用冷床和塑料薄膜保護地育苗受季節影響的因素，實現了四季化育苗。比較而言，“工廠”化育苗，種子出苗齊，出苗率一般可以達到80%，秧苗生長也快，根系發達，早熟性、豐產性都比較好。據長征公社試驗表明，番茄秧現蕾比冷床早一個月，茄子秧現蕾要早兩個月，單位面積增產3—5成。
在提高蔬菜抗病能力上，上海各相關部門積極配合，采取綜合防治措施，控制病毒病、軟腐病、瓜類疫病等對蔬菜生產的影響。以青菜為例，上海市民對其有著特殊的需求，常有“三日不見青，兩眼冒火星”之語。然因青菜受病毒病影響，無法滿足消費者所需。后經科研人員努力，培育出了抗病毒能力強，耐寒耐熱，耐霜露病，外觀與口感俱佳的“矮抗青”。因為其優異的品質，“矮抗青”1985年獲得上海市科技進步一等獎，1987年獲得國家科技進步三等獎。
綜上，上海在蔬菜購銷、種植面積、勞動力保證以及科技種植等方面出臺和修正的應對之策，是上海在蔬菜供銷改革中不斷實踐改革開放的嘗試和摸索，體現了上海以更大的開放來擁抱改革的態度。通過十年摸索，上海一定程度上解決了蔬菜供銷存在的問題。
三、蔬菜供銷改革的成效及意義
改革開放以后，隨著上海對近郊區農業生產“以菜為主”“服務城市”方針的恢復和為解決蔬菜供銷問題而進行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的探索、制定及執行，上海蔬菜供銷取得一定成效，為后來的蔬菜供銷體系改革奠定了重要基礎。
（一）客觀上實現了城市居民對于蔬菜“數量充沛，品種多樣，質量鮮嫩，均衡上市，購買方便”的要求，增加了菜農的收益
根據《上海蔬菜商業志》相關數據統計，1978—1988年，上海郊菜年上市量在98.89萬噸—168.04萬噸之間，每天平均在2900噸—4800噸，零售供應水平保持在每天人均吃菜340克—460克，基本保證了市民對于蔬菜每日消費330克—420克的需要，實現了數量上的充沛。如1978年，上海全年上市郊菜145.43萬噸，相比1977年的115.84萬噸，增幅超過30%。1984年郊菜上市更是達到歷年的高位，為168.04萬噸。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成績是在上海市區人口逐年增加的前提下獲得的。1978—1988年，上海市區人口由原來的557.38萬人累增到732.65萬人。
當然，上海蔬菜生產雖然仍會受到天氣影響，表現出豐年、平年以及歉年交替出現的現象。但是，由于一靠政策、二靠科技、三靠投入，上海蔬菜生產“靠天吃飯”的影響逐漸降低。1983年為上海氣象災害頻發的一年，但在上述政策等因素的支持以及郊區農民的努力下，當年郊菜上市量為113萬噸，畝產量達5200公斤。1987年，上海蔬菜生產遇到114年來罕見的異常氣候。但是當年郊菜上市總量為108萬噸，全年除受災最嚴重的5月和8—9月有30多天供應偏緊外，多數月份郊菜日上市量均在2000噸以上。這兩年的零售供應水平能夠滿足甚至超過當年市民對于蔬菜的消費需求。
除了蔬菜總量保證，市民在市場可選擇的菜品花色日漸繁多，南方人喜愛的竹筍、毛筍、花菜、菠菜、雪菜，北方人喜愛的土豆、韭菜、青大蒜等品種均可見于市場。與此同時，普遍受上海市民歡迎的地方“名、特、優”產品也逐漸恢復和發展。小閘南瓜、虹橋芥菜、寶山的矮腳萵筍、嘉定的大蒜頭、黃渡的雪菜等種植面積都有增加。上海縣還采用各種新技術、新措施栽培了筒子蘿卜、矮萁青菜、薺菜、上海條茄、黃狼南瓜、小青冬瓜、鰻鯉豇豆、小青莢豌豆、大綠蠶豆等20多個品種的優質蔬菜。
同時，蔬菜供應不均衡有所緩解。以1981年為例，往年1—2月是上海蔬菜生產的傳統“淡季”，市場上蔬菜常常供不應求。但1981年2月上海的蔬菜上市量多達120萬擔，比1980年同期增加近1倍，還有20多萬擔蔬菜運往北京、沈陽、哈爾濱等地。1—3月，已上市蔬菜460多萬擔，比1980年同期增長70%以上。E以下兩則報道更能直觀地說明問題。
報道一：
1、2月份歷來是上海市蔬菜供應的淡季，往年這個時候，在國營菜場等待買菜的顧客經常排成彎彎曲曲的“長龍”；今年情況不同了，菜柜上擺滿了新鮮蔬菜，顧客花一角錢就可以買到一籃子綠葉菜。
報道二：
清晨六點半，市委市政府領導來到黃浦區寧海東路菜場。節日的菜場，人群熙攘……在蔬菜攤，市政府領導問了兩個中年消費者對元旦副食品供應的意見，消費者指著貨架上琳瑯滿目的商品表示滿意。
除了市民滿意，菜農也因此受益。據統計，20世紀60年代上海蔬菜畝產值在200元—300元，70年代已提高到400元—500元，80年代前期達600多元，1988年起已超過千元；蔬菜上市總金額也相應增加，從60年代每年的5000萬元—6000萬元、70年代的7000萬元—9000萬元，到1982年已超過億元，1988—1990年三年分別達到1.8億元、2億元和2.2億元。可見，上海無論是在蔬菜畝產值還是在總收入金額的絕對值上都有所提高。同時，隨著郊區工副業的發展，菜農收入大幅提高。1988年，上海菜區“以菜為主”鄉三級勞力年均分配已由1979年的522元增加到2431元，增幅為365.8%，其中近郊菜區工副業發展特別快的鄉村人均年收入已達4000元左右，少數村隊高達6000元以上。
（二）為后續蔬菜供銷改革的持續推進奠定了基礎
1988年8月，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召開區縣局干部大會，會上宣布了《關于建設郊區副食品生產基地，改革產銷管理體制的決定》，拉開了上海“菜籃子工程”建設序幕。1992年，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明確提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的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個決定為徹底解決蔬菜產銷中的問題指明了方向。1994年，上海新一輪“菜籃子工程”啟動，力求探索出一條國際化大都市“菜籃子工程”建設的新路子。上海蔬菜供銷改革的持續推進，離不開改革開放十年來的摸索。在這十年摸索中，上海勇于改革，為后續改革的持續推進奠定了基礎。
首先，確定了政策方向。在生產端，上海始終堅持“郊縣為城市服務”“菜區生產以菜為主”的方針，明確郊區蔬菜生產的責任和目的，通過不斷理順農、副、工關系，減少農、工收入的差距，發揮菜農的生產積極性。在流通端，改善蔬菜經營體制，不斷密切產銷關系，確保市場供應；改善流通方式，活躍蔬菜購銷，以更加適應生產發展和市場需求的新變化；堅持“管放結合”的方針，適時調整管放比例：由1985年的“管八放二”調整為1987年的“管七放三”，再到1991年根據“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原則，實行放開價格，放開經營。
其次，建立了制度體系。上海陸續制定并出臺一系列適應改革所需的政策，如《關于蔬菜產銷體制改革的初步意見》《關于改進蔬菜生產供應工作若干規定》《上海市蔬菜生產保護區暫行規定》《關于做好本市蔬菜產銷工作》等，初步構建了上海蔬菜供銷體系，并為后續制度體系的進一步完善提供了經驗。其中，1988年上海推行的“菜籃子工程”相關配套措施就是在《關于做好本市蔬菜產銷工作》（即“雙9條”）基礎上，結合新情況而制定。相關政策既保留了“雙9條”行之有效的部分，又補充了若干有利于促進生產、搞活流通的具體措施。
最后，明確了蔬菜產業未來發展的方向。傳統的蔬菜產業是典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蔬菜生產的精耕細作，離不開一定數量勞動力的投入。但受多種因素影響，農村種菜勞力逐漸流失。為實現蔬菜的穩產和高產，只有以現代農業的思維，采用科學技術手段，使蔬菜生產向專業化、社會化和現代化的方向轉變：一方面從菜種的選育、先進栽培技術的推廣、蔬菜病蟲害的控制和減輕等入手，不斷提高蔬菜栽培的技術水平；另一方面，通過實現整地機械化、保植機械化以及發展小農具等方式，積極發展蔬菜生產的機械化，減輕勞動強度，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保證精耕細作，提高蔬菜質量，增加種菜收入。
（三）關心和改善民生問題是各級政府進行城市治理的重要內容
“菜籃子里看形勢”，一只菜籃子，似乎無足輕重，卻關系千家萬戶的日常生活。“老百姓觀察形勢，往往是從菜籃子開始的”。農村的經濟體制改革打破了以往我國學習蘇聯模式下的城市與郊區的定位——郊區是為克服城市經濟凋敝、物資匱乏的困難而設立的，是用于保障大城市居民的鮮活農產品供應的場所，改變了以往人們對于城市即工業、郊區即農業的認知。郊區在承接城市工業下移的過程中，社隊辦鄉鎮企業得到了快速發展。這為實現農業勞動力的轉移提供了可能，突破了農民只能在農村從事農業生產的就業限制。前幾年還挽著褲管在菜地里“滾打”的種菜能手，多數穿上了工作服，或進企業當工人，或經商跑買賣。
作為蔬菜生產者——菜農，開始摒棄原有的計劃模式，主動參與市場改革。這是來自生產端的實踐。對于菜農而言，這是一種樸素的經濟收益追求。他們這種自覺或不自覺的追求，使得自己即成為蔬菜這一特殊商品的生產者，也是消費者。“靠行政命令，誰聽？”這一方面體現的是行政命令的局限性，另一方面也顯示了改革的迫在眉睫。對于蔬菜的主要消費者——城市居民，他們所關心的是是否能以合理的價格購買到新鮮質優且品種豐富的蔬菜，否則就會“罵山門”。“要使城市人民365天，天天開心，難度很大，擔子很重”。“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數量第一，品種第二”的口號，已經不再適應改革開放后市民對于蔬菜精細化的需求。
來自生產和消費方聲音的背后，其實質是改革開放后價值規律向傳統的蔬菜生產、供應、作價模式提出了挑戰。“當缺菜了，那就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催著菜農趕快生產。等我們一看苗頭，這個東西多的不得了，剎車。”因為菜“多了賣不掉，少了就緊張”。這種蔬菜的生產和銷售關系，被上海農民形象地比喻為“鴨屁股里面裝開關”——要它生蛋就生，不要它生蛋就關起來。這樣的方式所帶來的結果是蔬菜生產和消費的兩端都不滿意。
可見，蔬菜的供銷并非簡單的民生問題，而是有其特殊性——既要保證生產者的利益，也要照顧到消費者的需求；既要調動菜農的生產積極性，也要穩定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顯然，在相對落后的生產條件下，政府以單一的計劃手段，抑或完全的市場行為無法有效解決上海蔬菜供銷的矛盾。這在既往的歷史中已被證明。上海在解放初期的蔬菜產銷，完全依靠價值規律支配，在生產上表現為大起大落，致使蔬菜供應無法有效保障，價格波動較大。“一五”計劃及其后來一段時間，上海蔬菜供銷開始轉變為以集體為主，同時保留市場的靈活性，保證了蔬菜產銷的穩定，供應良好，實現了基本自給。進入20世紀60年代，蔬菜產銷以高度集中統一的方式代替了之前的政策措施，有限的自主性被去除。
改革開放后，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邁進，黨和政府越來越重視來自生產和消費端的聲音，要根據蔬菜市場的需求和消費特點，兼顧城鄉各階層的利益，變被動為主動，以“管放結合”的方式，不斷推進蔬菜供銷的改革：以市場為手段，堅持市場引導與政府調控相結合；以科技為依托，開展高產值蔬菜生產；完善大流通，從半封閉走向開放，實現互惠互利，共同發展，從而達到蔬菜在供銷兩端的平衡，最大限度地保障菜農生產和市民消費的利益。
結語
蔬菜在副食品供應中居于首要位置，是城市居民每天不可缺少的副食品。1987年9月，上海市領導在上海縣虹橋鄉聽取上海、嘉定、川沙、寶山、青浦5個縣的主要領導匯報蔬菜生產情況時指出：要用戰略眼光看待大城市的蔬菜生產和供應問題。因為做好蔬菜產銷工作，不僅是個經濟工作，也是個政治任務，因為搞好大城市的蔬菜供應，直接關系到城市居民生活和社會安定。
受各種因素影響，改革開放初期，上海的蔬菜供銷矛盾突出。為解決城市居民吃菜問題，實現“數量充沛，品種多樣，質量鮮嫩，均衡上市，購買方便”，上海的蔬菜供銷改革從生產、銷售和消費等多方因素著手，用價值規律來調動菜農的生產積極性，用市場機制去“引導”和改革蔬菜的流通，不斷打破各種藩籬，以保證市民的“菜籃子”。十年探索成績顯著，但蔬菜供銷中存在的問題并未完全解決，郊區蔬菜生產中“以工擠菜”和“以副壓菜”現象依然存在，蔬菜基地不穩、菜田面積減少、菜區離農傾向依然存在。為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問題，國家不斷推進改革和開放。1988年，國家推行“菜籃子工程”，就是希望在中央宏觀調控下實現蔬菜供銷的系統建設和轉變。
綜上所述，改革開放以來的蔬菜供銷改革實踐無不體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邏輯——在國家宏觀調控的前提和基礎上，不斷打破各種藩籬，擴大市場的調節作用，以市場的需求來開展產銷的工作。這一實踐過程，其目的是在探索一條菜農、市民、政府共同滿意的蔬菜供銷之路，也是在找尋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局部利益與全局利益、眼前利益與長遠利益的平衡點，最終實現以現代化的大生產來滿足市民對蔬菜的需求。
［作者簡介］林升寶，歷史學博士，講師，上海政法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24年第3期，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