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初期街道婦代會與基層民主建政——以湖南長沙為例
街道婦女代表會議（以下簡稱街道婦代會）是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共產黨在城市基層領導并開展婦女工作的重要群眾團體組織。作為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lián)合會（1949年3月24日至4月3日，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婦女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平（今北京）召開，成立了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lián)合會，這是全國各族各界婦女為爭取進一步解放與發(fā)展而聯(lián)合起來的群眾組織。
1957年9月，中國婦女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決定將組織名稱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聯(lián)合會。1978年9月，中國婦女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將其更名為中華全國婦女聯(lián)合會。）（以下簡稱全國婦聯(lián)）的基層組織，它是中國共產黨與廣大婦女之間聯(lián)系的橋梁和紐帶，也是廣大婦女參與政治和社會治理的重要渠道。關于兩者的關系和性質，“婦聯(lián)是黨領導下的勞動婦女的群眾組織，同時也是各民主階層婦女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組織，這種性質不論在大、中、小城市婦聯(lián)和基層婦女代表會議都是同樣的”［1］。
在新中國成立之初的街道民主建政過程中，街道婦代會發(fā)揮了重要作用。歷史表明，加強街道婦代會的組織建設并發(fā)揮街道婦女的積極作用，是新中國城市街道民主建政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長期以來街道婦代會并未受到學界應有的關注。目前僅有少量論著探討了開封、鄭州、上海等城市的街道民主改革運動和民主建政工作，立論基點是建立和鞏固新政權，但均未涉及街道婦代會。（相關論著主要有：霍曉玲的《城市民主改革運動與新中國初期的政權建設——以河南開封為例》（《中共黨史研究》2014年第7期）；黃天弘的《建國初期城市街道民主改革運動述論——以鄭州市為中心的考察》（《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6期）；郭圣莉的《城市社會重構與國家政權建設——建國初期上海國家政權建設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等等。）因此，本文以湖南長沙為研究對象，通過挖掘歷史資料，分析新中國成立初期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組織下，街道婦代會積極參與基層民主建政、促進街道治理體系建設的重要作用和歷史啟示。
一、城市街道婦代會的建立
組織婦女并領導婦女參與政權建設，是剛剛執(zhí)掌全國政權的中國共產黨面臨的重要課題之一。1950年9月，鄧穎超在全國婦聯(lián)第三次執(zhí)行委員會擴大會議上做了《關于城市婦女工作的幾個問題的報告》，肯定了婦女組織存在和發(fā)展的必要性：“經驗證明，城鄉(xiāng)的各種婦女代表會議確實合乎目前中國婦女的覺悟程度和組織水平的，是能更廣泛、更民主、更靈活地聯(lián)系婦女群眾的一個主要的、最好的組織形式；它通過無數(shù)的代表作紐帶，使領導與群眾相結合”。［2］鄧穎超的講話反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婦女運動的基本立場和方法。
但是，城市基層婦女組織發(fā)展的重心應該在哪里，黨和政府的認識有一個不斷深化和明確的過程。城市基層婦女組織包括行業(yè)婦代會和街道婦代會兩類。當時行業(yè)女職工代表著先進生產力，因此，建立行業(yè)婦代會成為當時基層婦女組織工作的重心。新中國成立之初，黨確定城市婦女工作要以女職工為中心，主要有兩方面的考慮：“一方面是從生產觀點上看，這毫無疑問是重要的，培養(yǎng)一個產業(yè)女工，勝于培養(yǎng)幾十幾百個好的手工業(yè)婦女；而另方面女工是革命先鋒，是政治活動中的堅毅分子，她們是最堅決執(zhí)行革命任務的。忘了這點也是會犯錯誤的”。［2］（pp.18-19）這顯然是從生產與革命的立場出發(fā)而言的。但是，行業(yè)女職工的組織問題歸屬工會，由工會下設的女工委員會負責，而婦聯(lián)只是起協(xié)助作用，配合工會做好女職工工作。
鑒于新中國成立之初街道婦女居住分散、情況復雜，街道婦女工作并未受到足夠重視的現(xiàn)狀，長沙市婦聯(lián)便著手推動組織街道婦女，成立街道婦代會。市婦聯(lián)最初的組織工作非常困難，但是很快找到了方法，即與各區(qū)政府、派出所、居民委員會、居民小組（長沙和平解放之初，新政權接管了區(qū)公所，基層政權沿用保甲制度。1950年8月，廢除保甲制，設居民委員會，下有居民小組。1951年9月，區(qū)公所改為區(qū)人民政府。居民委員會于1952年改為街道人民代表會議辦事處，1955年改為街道辦事處。）聯(lián)系，在他們的協(xié)助下組織召開婦代會，做動員工作，不斷發(fā)現(xiàn)、培養(yǎng)積極分子。［3］基層婦代會以行政區(qū)域為單位建立，由每個居民小組產生代表1-3人（原則上每15人中產生1人），每個居民委員會（原檔案為“戶籍區(qū)”，按照當時建制應是指居民委員會。）建立1個婦代會，選出正、副首席代表1-3人；以派出所為單位產生婦代會，由各居民委員會婦代會的正、副首席代表組成，可按具體情況增加或減少。［4］1950年11-12月，長沙市婦聯(lián)首先在營盤街、城南街、文星街、荷花池街4個重點街道試點成立婦代會。［5］自此，長沙市基層婦女的組織發(fā)動工作逐漸打開局面。
在各種紀念活動和愛國運動尤其是1951年的紀念國際勞動婦女節(jié)及抗美援朝運動中，街道婦女組織得以建立、發(fā)展和擴大。在各地婦女的游行隊伍中，街道的勞動婦女與家庭婦女特別多。如3月8日，在上海30萬名婦女的游行隊伍中，街道婦女占60%-70%；重慶市區(qū)8萬名婦女的游行隊伍中，街道婦女占50%。經過國際勞動婦女節(jié)的紀念活動，各方對婦女工作有了進一步的了解，對婦女的力量和作用有了更正確的認識，改變了過去輕視婦女工作與婦女力量的看法。婦女干部工作的積極性也大大提高，有的婦女干部說：“通過這次工作，才認識到婦女工作的重要?！保?］（pp.100-101）婦女的自我認知也發(fā)生重大轉變，涌現(xiàn)出大批積極分子。在抗美援朝運動中，長沙涌現(xiàn)出不少婦女積極分子，如志愿軍媽媽羅夢山。在參加大掃除、修通陰溝、修筑垃圾圍和滅蚊滅蠅等愛國衛(wèi)生運動的人員中，婦女占80%以上，尤其是勞動婦女積極分子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如長沙市東區(qū)黃玉珍帶領群眾清理了積臭多年的溝渠。［6］
參與政治活動逐漸增強了婦女的自我認同，也大大推進了婦女的組織工作。到1951年11月，長沙市婦聯(lián)在報告中指出：“本市各區(qū)婦代會是從今年‘三八’節(jié)后，通過抗美援朝、鎮(zhèn)壓反革命、民主建政等中心工作建立起來的，現(xiàn)在已成立婦女代表委員會十八個，婦女代表會一百五十六個，代表共二千一百人，聯(lián)系了家庭婦女四萬一千四百一十四人。”［7］婦女代表認識到：“婦女只有以積極參加勞動生產、社會活動來爭取參政，和求得男女真正的平等”；“沒有婦女的力量，居民工作就作不好，群眾也發(fā)動不起來，任務就完不成。”［8］在文星橋街道第一次婦代會上，一名居委會委員說：“以前我以為婦女搞不出什么名堂來，看樣子，將來一定是居委會得力助手?！保?］街道婦代會開始在城市基層政權建設和社會治理中嶄露頭角。原來松散的街道婦女被組織起來，街道婦代會成為街道婦女的“娘家”，街道婦女工作初步打開了局面。
二、街道婦代會成為街道民主建政的生力軍
新中國成立伊始，新解放城市的“基層政權未打下堅實的基礎，封建殘余勢力未打垮，他們尚在街道上或明或暗地壓制群眾，有的混入我基層組織，隔斷政府與群眾的聯(lián)系”。［10］針對這種情況，需要在城市大力開展民主建政工作。隨著城市政權建設條件的逐漸成熟，街道政權的調整、改革提上日程：一方面街道民主建政為婦女組織提供了參與政治活動的舞臺；另一方面婦女組織將婦女發(fā)動起來，成為一支生力軍，也推動了街道民主建政的深入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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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5月，中共中央中南局召開城市工作與工礦工作會議，討論開展民主改革運動的問題。10月，長沙市按照中共湖南省委的指示，確定“通過民主建政，貫徹街道民主改革”的方針，“在街道中進行一次系統(tǒng)的社會改革，了解社會情況與政治情況，完成基層建政工作，鞏固人民民主專政的基礎”。［10］同月，長沙首先選擇南區(qū)的天心閣居民委員會進行試點。11月中旬，東區(qū)以東站路、西區(qū)以西長街、北區(qū)以星子橋等居民委員會為重點，先后展開試點工作。1952年4月，長沙市街道民主建政試點工作完成。在民主建政試點的街道，群眾經過組織和動員發(fā)揚了民主，提高了覺悟，掃清了建政的障礙，基層組織也得以整頓，街道人民代表會議成功召開，氣象為之一新。
由于有了前期的基礎和試點經驗，1952年8月，中共長沙市委確定民主建政為8-10月全市的主要工作，并于11月基本完成。按照工作規(guī)劃，民主建政分為兩個階段進行：第一階段從思想上充分發(fā)動群眾，在此基礎上進行必要的民主斗爭；第二階段發(fā)動群眾并掃除障礙后進行街道的政權和治理體系建設。［11］
?。ǘ┙值缷D代會在街道民主建政中發(fā)揮著生力軍作用
街道民主建政的第一階段可歸納為六個字：“扎根”、“串聯(lián)”、“訴苦”。所謂“扎根”，就是在工人和勞動人民中培養(yǎng)骨干、積極分子。骨干、積極分子被稱為“根子”。選取“根子”的條件為：真正是勞動人民；歷史清楚；作風正派；熟悉當?shù)厍闆r。所謂“串聯(lián)”，即“訪貧問苦”，通過這一方式將積極分子組織起來。“貧”即是符合“扎根”對象條件的貧苦居民；“苦”即是勞動人民在政治上受反革命分子與封建殘余分子迫害之苦，不能單純解釋為生活困苦。所謂“訴苦”，即民主建政工作開展起來后，運用適當?shù)男问郊皶r將積極分子組織起來，開展對比訴苦運動，提高群眾的階級覺悟，進行反封建的民主斗爭。［12］
中共長沙市委通過對街道工作的了解和街道民主建政的試點，認識到街道民主建政的關鍵在于全面發(fā)動群眾，要始終堅持“男女一起發(fā)動”的方針，特別提出要重視發(fā)動婦女的工作。［13］在客觀上，街道居民中男性多有組織，居家的大多是職工家屬和家庭勞動婦女，她們受封建統(tǒng)治的殘害壓迫更深，了解情況多，社會經驗少，因此斗爭性更強、更堅決。［14］但是，在運動剛開展時，婦女們有很多顧慮，有的不了解政策，認為搞民主建政是居民小組的事，“建他的政不關我們婦女的事，我們婦女又沒做惡事”；有的長期受封建思想的禁錮，膽小怕報復，訴苦怕丟丑；等等。［14］這些都影響了街道婦女參加民主建政工作的積極性。
對此，民主建政工作組開展廣泛宣傳，闡述民主建政的意義；通過居民小組大討論，深入“扎根”、“串聯(lián)”，啟發(fā)訴苦人，回憶對比，進行階級教育，從思想上啟發(fā)婦女尤其是勞動婦女，提高婦女的階級覺悟。長沙市婦聯(lián)通過街道婦代會強調“加一把力”，對婦女進行階級教育，使她們從階級立場上認識到個人的苦是受壓迫階級的體現(xiàn)，是封建反動勢力造成的。長沙市婦聯(lián)還注意發(fā)現(xiàn)培養(yǎng)婦女積極分子，使之成為“扎根”、“串聯(lián)”、“訴苦”的重要力量，這是破除封建思想禁錮、選好街道人民代表的重要環(huán)節(jié)。如復興街的侯九奶奶運用各種辦法，很快“串聯(lián)”了30多個正派老實的勞動群眾；謝曾氏“串聯(lián)”發(fā)動了28個積極分子。民主東街說理斗爭會上的13名訴苦人中婦女有7人。南區(qū)訴苦人白素珍，開始怕當眾訴苦，經過婦代會耐心教育啟發(fā)，她提高了階級覺悟，成為骨干之一。此后，她又啟發(fā)“串聯(lián)”了周雪梅（工人家屬）和婦女代表蔣木香（工人家屬）、帶動朱桂貞（城市貧民），這就在“串聯(lián)”中擴大了隊伍，壯大了反封建斗爭力量。［13］
街道民主建政的第二個階段工作主要是整頓、選舉和建政，著重在思想上提高群眾對新政權的認識，發(fā)動群眾自我管理，參與各項建設，對基層政權進行整頓和改造。
一是自下而上整頓規(guī)范各種組織。當時街道組織名目繁多，據(jù)調查，街道成立的各種小組有20多個。群眾反映開會多、活動多，不勝其煩，影響了正常的生產和生活。為了扭轉這種局面，長沙市政府頒布了《街道組織條例》，規(guī)定除重大工作任務經批準后可成立臨時機構外，一律不得擅自成立組織。另外，針對在群眾中籌募攤派款項過多，加重了居民負擔的問題，市政府決定，非經市政府批準并經區(qū)各界人民代表會議通過的事項，一律不得擅自組織捐獻攤派。［10］據(jù)此，長沙市街道婦代會也進行了組織的整頓。首先，確定了選舉婦女代表需具備的4個條件：工作積極負責，在各項運動中起模范帶頭作用；歷史清楚；積極聯(lián)系群眾，關心婦女疾苦，為婦女解決特殊問題；有一定的階級覺悟，能分清敵我界限。其次，在組織形式上，改變了過去以居民委員會和派出所為單位的做法，以街道人民代表會議辦事處（以下簡稱街道辦事處）的選區(qū)為單位成立組織。每組20-30人（均須15歲以上）選出婦女代表1人，大的選區(qū)大致分3組；以街道辦事處的常委區(qū)（即街道人民代表會議常委所聯(lián)系的片區(qū)）為單位，在若干代表中（大致6-10組）選出婦女常委1人；以街道辦事處為單位，若干婦女常委（大致11-19人）成立街道婦代會，推選正、副主任委員3人及組織、宣傳、福利等若干名委員，實行分工負責制。［6］
二是發(fā)動群眾開展民主建政。街道民主建政工作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發(fā)揚民主，選好代表，召開街道人民代表會議；二是改變街道的組織形式，取消居民委員會，成立街道辦事處，并根據(jù)實際需要在街道辦事處下設文教、衛(wèi)生、調解、救濟、治安等機構。在組織建設中，還開展了司法改革、勞動就業(yè)登記等工作。1952年9-11月，長沙城內4個區(qū)分兩批成立了32個街道辦事處。［15］12月，在街道民主建政工作基本完成后，長沙城內4個區(qū)召開了區(qū)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代行人民代表大會職權，選舉區(qū)長、副區(qū)長，完成了整個區(qū)政權的建設。由群眾選舉產生的4名副區(qū)長中，有3名婦女（2人為家庭婦女）。［10］街道婦代會激發(fā)了基層婦女參與政治生活的積極性，也使婦女在基層政權中的地位大為提高。
三、街道婦代會成為新中國街道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長沙市婦聯(lián)在街道民主建政開展之初就提出要防止兩種錯誤傾向：一是認為婦女不頂事或受封建思想嚴重束縛，不敢培養(yǎng)積極分子的傾向；二是只吸收婦女參加斗爭訴苦，忽視發(fā)動婦女參政，不敢使用的傾向。［14］市婦聯(lián)認為：“婦女要積極關心和參加建政工作，要認真選人民代表，還要注意選舉夠代表條件的勞動婦女到街道政權組織中去，當代表，當常委，當主任，就能更加關心和切實保障婦女利益”。［16］從民主建政的宗旨來看，婦女組織不僅要積極參加婦女的發(fā)動、組織工作，還要深入?yún)⑴c制度建設，推動新中國街道治理體系建設。
（一）積極參與街道治理體系建設
婦聯(lián)作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群眾團體組織，從成立之初就積極圍繞黨和政府的中心任務制定工作方針，成為黨和政府的重要助手。［17］婦聯(lián)領導下的街道婦代會是中國共產黨聯(lián)系城市基層婦女群眾的橋梁和紐帶，積極參與街道治理體系建設，是實現(xiàn)街道治理結構調整和優(yōu)化的有力助手。
培養(yǎng)選拔婦女骨干參與街道政權建設 中國共產黨通過婦聯(lián)引導廣大婦女參加民主建政工作，不斷提高婦女的參政意識和參政能力，同時注重婦女干部的培養(yǎng)工作。發(fā)動廣大婦女的有效形式之一就是成立居民學習組。長沙市在民主建政之前基層就已成立了各種學習組，如婚姻法學習組、產婆學習班等。在民主建政過程中，學習組利用原有基礎加以整頓培養(yǎng)將積極分子分派下去，借此在群眾中樹立威信，“既整頓了組織，又組織了群眾”。［12］培養(yǎng)積極分子的有效形式之一就是建立運動中心組或骨干部。中心組的積極分子經過培養(yǎng)教育，一般均當選為學習組的領導成員。
通過選舉支持優(yōu)秀婦女代表參政，直接參與街道治理工作 長沙市婦聯(lián)在全市街道婦女代表會議上提出，在進行民主建政、選舉人民代表時，“要爭取選舉夠條件的勞動婦女當人民代表、委員、街辦事處負責人”，“婦女群眾要支持婦女領袖人物，支持他們，幫助他們出來”。［16］在先行試點的街道中，由于婦女積極分子發(fā)揮了很大的作用，改變了一些人輕視婦女的看法，試點街道共選出婦女代表170人、常委24人，占所選舉代表總數(shù)的一半左右，職工家屬黃玉蘭還當選為西長街街道辦事處副主任。［16］
?。ǘ┩苿又厮芤噪A級為基礎的街道社會關系
1949年8月長沙和平解放后，人民政權要迅速掃清舊社會的“污泥濁水”，凈化和重塑城市街道的社會關系。長沙是商業(yè)性消費城市和物資集散地，人口流動性大，居民階級成分較為復雜。新中國成立前，街道的反動會道門組織甚多，如東區(qū)東站路有所謂“八大金剛”、“十三路諸侯”、“八姊妹”，等等；西區(qū)西長街有所謂“天九虎”、“五虎十三霸”、“十姊妹”，等等。［12］這些有的就是國民黨特務的外圍組織，依仗反動勢力，隨便打人、殺人、強奸婦女、霸占財產、敲詐勒索。新中國成立后，這些反動殘余勢力又偽裝成進步分子，混入基層組織，甚至成為居民小組、學習組的組長或委員，借機蠱惑群眾，造謠破壞，瞞上欺下，伺機破壞人民政權建設。［12］
街道民主建政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掃清殘余的反動黨團勢力和封建勢力，并以工人階級（包括其他勞動階層）為基礎重塑街道社會關系。因此，中共長沙市委在開展民主建政時即強調要貫徹依靠工人階級的思想，“在街道上主要發(fā)動的基本群眾對象是手工業(yè)工人、無固定雇傭關系的勞動人民、勞動婦女、職工家屬、軍工烈屬及貧苦知識分子、自由職業(yè)者等，并爭取一切可能爭取的力量，要求發(fā)動居民百分之九十以上”。［10］由于多數(shù)產業(yè)工人白天參加生產，晚上參加業(yè)余學校，直接參加街道民主建政比較困難，較為可行的方法就是通過他們動員其家屬積極參與政治活動。勞動婦女和職工家屬成為重點依靠的力量之一。
街道婦代會的內部整頓也是重塑街道社會關系的一部分。在民主建政過程中，不合格的婦女代表屢被群眾檢舉。如北區(qū)星子橋婦代會代表共有123人，其中反革命分子家屬及反動黨團骨干分子家屬25人，占總數(shù)的20.3%，既是幫會大姐又是妓女的1人；又如南區(qū)天心閣婦代會所屬朗公街婦代會代表有29人，有2人丈夫有問題，8人工作不積極，4人作風不正派。［10］結合民主建政工作，婦代會清除了不合格的婦女代表，在新的選舉中選出的職工家屬和勞動婦女代表占2/3，其他階層代表占1/3。［14］通過對婦代會組織的整頓，不僅凈化了組織，也凈化了街道社會關系，掃清了阻礙貫徹政府政策法令的反動勢力和封建殘余勢力。街道婦代會真正成為黨和政府與婦女群眾之間的橋梁和紐帶。［15］
?。ㄈ┴S富了街道治理的方法和手段
街道治理面對的矛盾和問題有兩大類：一類是敵我矛盾，一類是人民內部問題。在敵我矛盾方面，經過鎮(zhèn)壓反革命運動和“三反”、“五反”等運動之后，罪大惡極的反動分子基本上被鎮(zhèn)壓了，人民內部問題逐漸成為街道治理中面臨的主要問題。
婦代會讓街道處理人民內部問題的方法手段更加靈活 街道治理側重采用教育、說服、調解的方法解決問題、開展工作。在推動中心工作時，各區(qū)領導注意借助婦代會和婦女群眾的力量。曾有區(qū)領導指出：“忽略了發(fā)動婦女，忽視了婦女代表的作用，工作就不能全面展開?！保?8］在民主建政中，婦女代表把傳單念給大家聽，動員她們參加討論和選舉。如東區(qū)政府發(fā)動婦女代表大膽向候選人提意見，帶動了其他婦女參與選舉工作；南區(qū)麻園塘街道的居民愛國公約就是由居民委員和婦女代表共同組織訂立的，并選舉婦女代表作為居民愛國公約檢查員。［7］此外，婦女代表在填報戶口、儲水、防蟲、打掃環(huán)境衛(wèi)生等工作中都發(fā)揮了積極作用。
婦代會在解決家庭和婚姻問題上功不可沒 通過大力宣傳婚姻法和召開宣傳婚姻法座談會，婦女代表積極學習，并抓住居民大會、小組會、學習班、反革命分子家屬座談會等各種群眾會議的機會廣泛深入地展開宣傳工作。要求解決婚姻問題的婦女增多，婦女代表便成為基層矛盾的調解工作者，很多婦女代表經過學習更關心婦女婚姻問題，懂得支持什么、反對什么，能夠較為客觀公正地處理一些婚姻案件，解決不了的就反映給婦聯(lián)。婦代會還成為制止虐待婦女問題進一步發(fā)展的力量，如東區(qū)紫荊園一居民經常打罵妻子，通過對他進行婚姻法的宣傳和批評教育后未再發(fā)生暴力行為；西園一婦代會1個月內調解了5件虐待婦女、夫妻不和的案子。婦代會還積極宣傳婚姻自由，如北區(qū)姚家巷的鰥夫與寡婦戀愛，寡婦的兒子進行攔阻，婦女代表極力支持他們結婚；此外，還支持有正當理由的婦女離婚。婦女代表大都能夠耐心細致地調解矛盾，群眾普遍反映“婚姻法真好”。［19］街道婦代會以其特有的工作方式配合了基層政權組織的各項工作，促進了街道治理體系的初步形成。
新中國成立后，婦聯(lián)領導下的街道婦代會將分散的、長期被忽視的城市基層婦女群眾組織起來。這些基層婦女群眾通過街道婦代會，第一次以極大的熱情參與基層政治活動，從被動到主動地參與，在民主建政中發(fā)揮了生力軍的作用。街道婦代會推動了基層民主建政的深入展開，促進了新中國成立初期街道治理體系的建設，影響了城市街道的治理格局，重塑了以階級為基礎的街道社會關系，也在民主建政中完成了自身的整頓。可以說，圍繞黨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各級婦聯(lián)和街道婦代會已逐漸發(fā)展成為黨和政府的有力助手，同時也為婦女解放和發(fā)揮“半邊天”作用創(chuàng)造了條件。
回顧新中國成立初期街道民主建政的歷史，一個重要啟示就是要重視婦女組織，加強其基層組織建設，并積極發(fā)揮它的橋梁和助手作用?？偠灾?，婦聯(lián)領導下的街道婦代會在民主建政過程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其歷史經驗對當今婦女運動、婦女組織的發(fā)展和街道治理都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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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耿化敏：《中國共產黨婦女工作史（1949-1978）》，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版，第39頁。
?。?8］長沙市婦聯(lián)：《天心閣婦代會調查報告》，長沙市檔案館：120-1-15。
?。?9］長沙市婦聯(lián)：《街道婦女代表情況報告（1951年11月）》，長沙市檔案館：12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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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尹紅群，歷史學博士，副教授，湖南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410081。
?。ū疚陌l(fā)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18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