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計劃期間，中國從蘇聯和東歐國家引進了156項重點工礦業基本建設項目（實際落地150項，統稱“156項工程”），這些項目通過“建立和擴建電力工業、煤礦工業和石油工業；建立和擴建現代化的鋼鐵工業、有色金屬工業和基本化學工業；建立制造大型金屬切削機床、發電設備、冶金設備、采礦設備和汽車、拖拉機、飛機的機器制造工業”，初步奠定了中國工業化的部門經濟基礎。為了平衡區域之間的經濟發展，發揮原料產地和地理交通優勢，并出于國防安全的考慮，156項工程基本沒有在沿海工業重鎮設點，而是將79%的重點項目放在了西北、西南和東北等內陸地區。這些城市原有的工業和市政設施都較為落后，缺乏足夠的技術管理人員，難以獨自承擔繁重的工業建設和城市建設任務。在這一過程中，以上海為代表的沿海工業城市給予大力支持。據初步統計，“一五”計劃期間，上海共調出各種專業人員217804人，其中工人128144人、工程技術人員29790人、職員41511人、其他人員18359人，為內陸地區的工業發展和城市建設做出重要貢獻。
目前關于156項工程的研究成果，已經關注到上海對內陸城市的技術和人才支援，也有論述156項工程和工業城市發展過程中上海技術管理人員起到的重要作用，但對于地方之間資源轉移和橫向支援的過程細節論述尚不充分，也未能充分揭示出地方政府和企業在支援過程中的作用，以及具體參與者對于支援活動的態度及看法。本文選擇上海和156項工程建設重鎮洛陽的互動過程為研究對象，探討上海如何通過企業動員和人員內遷的方式，推動技術人力資源在洛陽的集聚，進而使洛陽實現城市的“再造”。筆者認為，盡管156項工程沒有落戶上海，但上海通過資源的橫向支援，在重點工程和工業城市的建設過程中，時時處于“在場”狀態。這說明，在對156項工程進行研究的過程中，不能僅僅關注自上而下的宏觀政策制定，也不能局限于地方自身的微觀角色作用，而是要從橫向關聯的角度出發，將重大建設項目置于“全國一盤棋”的中觀視野之中，全方位關注資源在城市之間橫向轉移的過程、機制和效果，為闡釋“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提供經驗支撐。
“一五”計劃期間重點項目的開展與上海的資源轉移
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呈現出沿海工業經濟發展相對較快、內陸發展相對遲緩的區域格局。據1952年的統計，沿海各省的工業總產值占全國工業總產值的72.6%，其中僅上海、天津、沈陽三市的工業總產值即占全國工業總產值的35%，80%的鋼鐵工業位于沿海。正如毛澤東1956年所言：“我國全部輕工業和重工業，都有約百分之七十在沿海，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內地。”這種工業布局不僅不利于區域之間經濟的平衡發展，造成原材料和成品運輸的浪費，還容易遭到敵人對沿海地區的騷擾，甚至破壞轟炸。為此，“一五”計劃建設布局的指導思想就是“逐步改變舊中國遺留下來的這種不合理的狀況，在全國各地適當分布工業的生產力，使工業企業接近原料、燃料產區和消費地區，并使工業布局適應鞏固國防的要求，逐步提高落后地區的經濟水平”?？傮w來看，“一五”計劃期間動工的694個大型項目中，472個在中西部，占68%，222個在東部，占32%。而在156項工程投入施工的150個項目之中，包括106個民用項目和44個國防項目，其中106個民用項目，東北和中西部地區各有50個；44個國防項目，除了部分造船廠必須在沿海布設之外，有35個項目位于中西部地區。150個項目實際完成投資196.1億元，其中東北和中西部地區共獲得190.8億元投資，約占總投資額的97.3%。
將重大建設項目放在中西部地區，面臨的直接問題是設備、資金和人才缺口，這些資源“都需要近海城市原有工業來供應和支援”。上海作為“全國工業的最大的中心，也是全國技術的中心”，對于“全國工業化的支援方面，對于技術生產方面，有它決定性的作用”。為了推進156項工程的建設，自1954年起，重工業部、第二機械工業部等部委要求上海選派技術人員去內陸城市支援生產。對此，上海市積極響應。1954年6月，上海市政府和市總工會聯合召開大會，動員技術工人參加國家重點建設，會議指出：“以技術人才支援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是全上海人民、首先是工人群眾帶有長期性的光榮任務，因此，國營、地方國營、公私合營和私營企業及各級工會組織，都應重視和支持這項工作，把大批優秀的技術工人動員到國家建設最需要的地方去?！睋煌耆y計，1950—1958年，上海動員赴外地參加工農業建設的勞動者超過150萬人，“其中工程技術人員4萬多人、技術工人13.7萬人，為各地培訓藝徒13萬人”，支援各地數以萬計的機器設備、工藝品和原材料。其中，在156項工程建設方面，“一五”計劃期間，上?？偣矂訂T了8.21萬名熟練技工、2.38萬名工程技術人員以及大批一般勞動力參與其中，尤其是在1955年、1956年重點項目建設的高峰階段，上海從企業中選拔輸送了53895名技術工人、14662名技術人員投入生產，還在企業內部抽調了各類人員92244名，并輸送統一分配的各類學校畢業生23434名，社會勞動力90231名。這些技術人員多數是鉗工、車工、電焊工、氣焊工、冷作鉚工、銑工等核心工種，一半以上的人員技術等級在五級以上，部分技工的工齡超過20年，不少技術人員還是勞動模范、工會干部、車間主任等骨干分子。
除了技術人員內遷之外，上海還動員企業整體搬遷，這與“一五”計劃初期的“發展內陸、沿海緊縮”策略有關。1951年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以下簡稱中財委）在《關于制定一九五一——一九五五年度恢復和發展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經濟國家計劃方針的指示（草案）》中提出，上海等沿海工業發達地區禁止建設大規模的企業，以便在可能范圍內將新興的工業建設向內地轉移。1953年初，中共中央華東局（以下簡稱華東局）在上海召開工業會議，華東局第三書記譚震林在會上指出：華東地區在今后相當長時期中，均不是國家建設的重點，因此今后在工作上，除了堅決保證中央所規定的重點建設與新建任務的完成外，應著重利用現有企業的基礎，充分發揮其潛在力量，為國家積累資金，培養大批技術和管理人才，以支援在全國建設中具有決定意義的重工業和國防工業的建設。根據這一指示，1953年編制的上?！耙晃濉庇媱澨岢觯骸皩ΜF有企業，一般不作新建和擴建”，“對城市畸形臃腫的不合理狀態，逐步加以緊縮”，“充分發揮上海工業基地的作用，支援全國重點建設，力爭出產品、出資金、出技術、出人才”。在這一政策的引導下，上海數十家企業陸續遷往內陸城市，這些企業以原私營企業為主，涉及機械、水泥、化工、服裝、橡膠、針織等行業，對于改善內陸較為貧乏的物資供應狀況、恢復地方經濟、滿足人民生活需求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發展內陸、沿海緊縮”的策略在實施過程中，固然使內陸城市得到所需的技術、資金和設備支援，但也對沿海發達城市的工業生產造成阻礙。此前，中財委已經提醒工業城市的重點企業，要準備在幾年內預先在舊廠中培養足夠的技術員工，“以便割了三四道韭菜之后，一切舊廠仍能照常辦事和提高生產”。中共上海市委也多次要求工廠“精打細算，合理和節約使用技術勞動力……保證抽調一批，成長一批”。但是，隨著國家工業建設任務的逐年擴大，上海承擔的技術轉移和城市建設的任務日漸繁重，仍然出現了“捉襟見肘”的情況，表現在經驗豐富的技術人員調離出去，但新生力量沒有成長起來，嚴重影響了原有企業的生產。1955年，上海工業總產值比前一年下降2.8%，其中紡織工業下降11.1%，輕工業下降1.4%。
為了完成生產任務，部分企業開始“壓人”，通過強調本部門業務重要性的方式保留技術骨干。對此，中共上海市委既批評企業負責人的“本位主義”和“保守思想”，有意夸大困難，但同時要求各級黨組織在抽調干部支援工業建設時，需要照顧其他各項工作所必需的主干力量，如果抽調過度，也是要批判和糾正的。1955年2月，上海就解決人員內遷和企業生產之間的矛盾提出建議，認為“抽調技術員工必須是有組織有計劃地進行，而不應是零星地無計劃地進行，否則不僅使有關的大城市工作陷于被動、困難，而且對國家長遠培訓和統一調配技術干部的要求也是不利的”，這一建議得到中央的認可，提出各工業部門抽調技術員工應盡量避免零星、無計劃的現象，并表示“上海如有困難，可暫緩執行”。
1956年初，毛澤東在考慮國內外局勢后表示，要合理發展沿海地區工業，不能限制，“不用說有了十年、十二年，我們應當辦好沿海的工廠，就算只有八年、七年、六年，甚至只要有五年時間，我們也應當在沿海好好地辦四年的工業。辦了四年以后，等到第五年打起來了再搬家，也是完全合算的”。5月，陳云在上海工商界上層人士座談會上傳達了毛澤東“上海有前途，要發展”的指示。中共上海市委很快做出反應，要求今后除中央根據全局需要決定內遷的工廠外，不再向內地遷移工廠。7月，中共上海市第一屆黨的代表大會提出“充分利用、合理發展”的工業建設方針，“充分地利用上海工業潛力，合理地發展上海工業生產”。此后，上海技術人員支援全國的速度有所放緩。從統計數據來看，1955年、1956年，上海向外地輸送工程技術人員、技術工人的數量均在3萬名以上，而在1957年降至不到1萬名，內部抽調、社會勞動輸送的數量也有所減少。
綜上所述，“一五”計劃期間，上海充分發揮工業門類齊全、專業化水平高、配套能力強、人才資源集中的特點，全力支援156項工程的建設，推動新工業基地和新興城市發展，包括為內陸城市的發展輸送大批管理干部、技術人員和普通勞動者，動員相關工廠企業加班生產各類機械設備，從各個方面為推動工業化進程發揮作用。
人才遷洛與技術推動：上海對洛陽的支援
上海的人才、設備和資金輸出之后，主要支援對象是156項工程的建設目的地，如洛陽、西安、蘭州、包頭、長春等城市，其中洛陽、西安、蘭州三地為重中之重。1954年6月召開的建筑工程部第一次全國城市建設會議上，國家計劃委員會（以下簡稱國家計委）副主任李富春提出：“全國各城市要相互援助，本錢大的任務少的城市應挺身而出，支援本錢小的工業任務大的城市。東北自力更生，以沈陽、哈爾濱支援東北其他城市；西南以重慶支援成都；華東支援西北，華東很慷慨，已經包下洛陽的任務，仍需包西安、蘭州兩個城市；中南區的武漢由廣州支援；包頭、太原由北京、天津支援，大家可以訂支援合同”。1955年7月，上海與洛陽、西安、蘭州等城市的代表團簽訂初步協議，為配套重點建設項目輸送人、財、物。上海對上述城市進行“點對點”的支援，不僅提升了這些城市的工業生產水平，也顯著改變了這些城市整體的建設風貌。其中，上海對洛陽的支援持續時間長、投入資源多、后續影響大，可以作為典型案例加以論述。
洛陽作為156項工程的重鎮，始于第一拖拉機制造廠（以下簡稱第一拖拉機廠）的建設。1953年8月，中央從工業布局和國防安全考慮，提出在河南省選擇拖拉機制造廠的廠址。洛陽“地勢平坦，有足夠的面積安置所有的廠房和其它建筑物，并有發展余地，宿舍區可以離廠不遠，衛生條件也好”，這些優勢得到第一機械工業部的認可，向中央做了匯報。經毛澤東批準，國家計委正式決定在洛陽澗西地區建造拖拉機廠，并產生“磁場”效應，將與之配套的滾珠軸承廠、礦山機械廠、熱電廠、有色金屬加工廠、柴油機廠等其他156項工程也一并落子澗西。正如毛澤東所言：“要把軸承、拖拉機等大廠建在洛陽，將九朝古都復興起來”。
選擇洛陽作為重工業生產基地，面臨的最大阻礙是生產基礎薄弱、技術力量不足。1949年之前，洛陽僅有1家裝機容量500千瓦的小發電廠，其他都是翻砂、采煤、鐵工、印刷、面粉、紡織等小廠或手工作坊，“其中最大的不過30個人，最小的只有3個人”，且工人整體教育程度和技術能力較差，多數為文盲。通過“借力”的方式集聚優質的勞動力資源，能夠盡快縮短技術落差，改變人才匱乏的狀況，提升項目建設水平。1954年9月，建筑工業部副部長萬里前往上海，要求上海支援相關配套工廠，通過與洛陽有關部門的具體接洽，落實技術裝備轉移的事宜。12月，上海將建筑機械廠、汽車修配廠以及公私合營榮大水泥制品廠遷往洛陽。在裝備方面，上海也給予了大量的機器和零配件支援，如制造拖拉機的過程中，上海工具廠承制了15000多件工具，上海機床廠支援了100多臺精密磨床，上海交電公司供應五金零件，上海橡膠廠提前制好所需輪胎，等等。
隨著重點建設項目的開展，上海組織大批工人內遷洛陽，并在培養技術骨干方面提供充分支持。從1955年2月至1956年3月，上海先后動員組織了自行車廠、新中動力機廠、中國紡織機械廠、上海鍋爐廠等20余家國營、公私合營工廠為第一拖拉機廠培養了600多名技術工人。上海自行車廠廠長直接對人事科制訂的學員教學大綱和教學計劃進行指導，并指定專人進行授課輔導；修理車間高級技工利用休息時間到車間進行技術傳授，督促學員盡快掌握技術。通過重點教授，學員的技術能力提升很快。工廠原有的400多名三級、四級技工，經過一年的培養，成長為四級至七級的技工；200多名工人原先只是不懂技術的初中生和小學生，最后也被培養成為二級、三級技工。企業之間還進行聯合培養，加強技術交流，使工人能夠在不同的車間、崗位之間學習技術，提高生產效率。而在洛陽滾珠軸承廠，上海先是在全市企業中挑選五金技工前往蘇聯學習技術，其中25名技工回國之后被派往滾珠軸承廠工作，此后又于1954年派出300名技工支援滾珠軸承廠的生產工作。另外，上海柴油機廠還選派從廠長到一般管理干部的一整套班子，輸送給洛陽柴油機廠。
為了選拔合適的人員內遷洛陽，中共上海市委采取“四步走”的措施。首先確立黨委領導，由黨組織設立專班進行統一指揮，明確選拔標準是“歷史清楚，政治可靠，身體健康，有培養前途，能服從組織調配，愿為國家重點建設服務者”；其次進行“思想動員”，說明“遷洛”是為了國家大規模經濟建設的需要，激發工人的使命感與責任感，團委、婦聯還有針對性地對青年技工和家屬進行動員；再次是“摸底審查”，對技術人員的情況進行“內部排隊”，由上海市總工會辦事處和勞動科負責具體工作；最后進入報名程序，先召開全體大會，介紹動員步驟計劃，解決困難問題，然后進行個人報名，經由所在部門的領導批準和公安分局的政治審查，最終確定遷洛人選，進行政治思想教育和任務分派。從后來前往洛陽的工人情況來看，黨員、團員的比例超過35%，政治審查較為嚴格，“歷史上如果有一點小問題就通不過”，甚至主動報名的工人也不允許前往。
在工人最關心的工資方面，相關文件中要求原則上按照技術等級，根據國家規定的工資標準支付。如果新廠工資標準低于原來工資收入，參照原單位同級技工的基本工資收入，一段時間內保留其超出規定的工資標準部分；如果新廠工資高于原來工資收入，則按照新廠工資標準支付。技術等級由新廠評定（一般在三個月內完成），根據評定結果按新廠工資制度支付工資，另發調職津貼。總之，盡可能保證工人在洛陽工作之后，其工資收入不低于上海同級別工人的收入水平。此外，為了使工人無后顧之憂，文件還提出工人可攜帶家屬，經本人申請、上級批準之后，家屬可以在一年之內前往洛陽，直系親屬的旅費及住房費用由工業部門按照規定制度報銷，在此期間，工人還可以領取一定數額的補助費用于貼補家用，各基層單位應主動加強聯系和照顧家屬。如果家庭負擔過重或者家屬不同意，“經說服教育無效者”，應當以不動員為原則，“亦不勉強”，防止湊數硬拉，避免日后產生問題難以解決。此外，工人的勞保福利均按國家規定辦理，本企業工齡根據原勞?？ㄋ泄g轉入新廠。
獲得選拔的工人，最初的計劃是繼續留在上海的國營工廠培養一個時期，從政治上、技術上進一步提高后再調往洛陽。但從一些工人的回憶情況來看，多數安排遷洛的工人稍作休整即前往長春第一汽車廠，在長春完成了幾個月的技術培訓后，再遷至洛陽。1955年7月，第一批內遷洛陽的工人在上海火車站（即老北站）整裝待發北上長春，各界人士敲鑼打鼓送行，宣傳部門還專門拍攝了紀錄片。前往長春之后，工人參加了由長春第一汽車廠、第一拖拉機廠和洛陽滾珠軸承廠共同舉辦的俄文班，由蘇聯專家講授技術知識，隨后前往車間進行實習。支援第一拖拉機廠設備安裝工作的第一批工人在1956年6月上旬由上海到達工地。
前往洛陽工作的上海工人，多數原先就已經是技術骨干，再經過上海、長春等地的短期培訓，普遍以技術出眾而著稱。時任中共河南省委常委、洛陽市委第一書記的李立就曾來到第一拖拉機廠總裝車間，拜一位來自上海的老工人為師，在其指導下加工零件。上海技工進入第一拖拉機廠之后，很快就開始帶學徒，把技術能力和寶貴經驗傳授給年輕工人，有年輕的三級工在上海老師傅的教授下，數月之內便達到了五級工水平。還有工人“一專多能，掌握了車、鉗、刨、磨等多種工作，減少了人員配置，節省了國家開支”，被評為設備保養能手。部分車間因上海人“扎堆”，互相用方言交流，甚至使年輕人也耳濡目染地學會了上海話。還有文藝作品描寫遷洛工人，如相聲《打“虎”》描繪某企業自主研發煤氣發生爐，關鍵技術始終無法突破，只能搬請“上海調來的老工人”來“會診”，最終解決了核心問題。當時還有“東北的干部、上海的技術、河南的工人”這樣的口頭禪流傳。這些遠離故鄉的技工“拼命干工作，有多少力量就使多少力量。白班連二班，二班連三班，有時候三班連著白班干……趕都趕不回家，都在那里干，有的人在邊上睡著了，醒來又接著干，也不回家”，這種工作精神得到了本地工人的高度贊譽。上海工人丁志良、朱明等在第一拖拉機廠的工程建設中積極投入，被評為洛陽市、河南省勞動模范，出席了1956年全國先進生產者代表大會。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上海市委多次強調，要實事求是介紹各地各需工單位工作條件、生活條件和工資狀況，使工人報名參加重點建設時有足夠的思想準備，“不得盲目許愿，亂開空頭支票”。但從一些工人的事后回憶來看，招工時仍不免有夸大其詞的成分，“說什么住洋房、牛奶當開水喝等，而實際情況不是那樣”。上海市勞動局做動員宣傳時，聲言所有的廠房和宿舍都建好了，“其實就是在講以后會是什么樣”。
在各類意見中，“工資問題是最多最尖銳的問題”。遷洛工人發現，“工資政策一宣布，大部分都比上海工資低”。有工人表示，在上海夫妻兩人月收入180多元，到洛陽每月僅有90元左右，少了一半，原先允諾工人的探親費、勞保待遇、家屬就業等問題，部分也未得到解決。盡管工人表示“我們主要是支援國家”“都不講究報酬”“沒有去想經濟問題”，但落差感仍然普遍存在，“能沒有落差嗎？生活條件落差，家庭習慣（不適應），老母親（也）不在這個地方。（領導）講新工廠要搞建設，去了可能要吃點苦，要有點思想準備。講了幾個道理，來了以后，你一看……”，甚至還出現來到洛陽之后，發現條件不佳、收入下降，還沒報到就“打道回府”的情況。除此之外，部分上海工人自詡掌握先進技術，對洛陽本地的工人態度不夠友善，雙方也因此產生了一些矛盾，一度出現了“上海人不喜歡河南人講話，河南人不愿聽‘阿拉（上海話）’”等狀況。
盡管出現上述問題，但總體而言，留在洛陽安心工作的上海工人仍占多數。據20世紀后期的一項不完全統計，在156項工程云集的洛陽澗西區8個派出所271407名常住居民之中，籍貫是上海的占2.17%，約有6000人?？紤]到上海人的籍貫有相當比例來自江蘇、浙江，則在17000多名籍貫是江蘇、浙江的居民中，理應也有不少是從上海來到洛陽。1956年的遷洛上海工人家屬區，“不只是可以聽到居民們說話時全操著上海一帶的口音，你還會看到那完全是南方風味的生活景象”，帶有南方口音的普通話取代洛陽方言成為通用語。
洛陽的“城市再造”：工業新城的初步形成
隨著生產建設人員及其家屬的大量遷入，洛陽的城市規模迅速增大，基礎設施建設跟不上城市發展的矛盾逐漸顯現。1949年，洛陽城區面積僅有4.5平方公里，總人口不到9萬。時人回憶：“洛陽的街道大都是土路，只有民主街口到體育場的一小段是柏油馬路。街上沒有自行車和汽車，更沒有公交車”。運輸、商業、飲食、旅館、服裝、照相等行業都存在很大缺口，服務業的整體水準也相對較低，制作一件正裝的時間需要兩三個月。隨著企業和人員內遷，洛陽服務型行業供不應求的矛盾日益凸顯。例如，全市只有3家小浴池共能容納200人，而每天需要沐浴的有1000人以上，有的工人甚至1個月洗不上澡。總之，這一時期的洛陽“工業基礎以及其他條件都很差，應付當前面臨的基建任務、困難確實很大”。
為了提升內陸城市的建設水平，1954年8月1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貫徹重點建設城市的方針》，要求“集中力量建設那些有重要工程的新工業城市”，尤其建造與工業化相匹配的公用設施，這是“全部城市建設工作的重點”。1955年，國務院工作組也在調查報告中提出，洛陽等新建工業城市“凡需要市政工程建設、公用企業管理及其他有關城市建設方面的工程技術人員、生產管理人員、技術工人和機具設備（包括公共汽車），首先由上海全力支援，確實不能滿足需要時再由其他城市援助或自行解決”。以上述方針與報告為要求，上海加大了對洛陽基礎設施、服務行業、文化娛樂等部門更新換代的支持力度。
在基礎設施方面，上海立足自身優勢和新興城市的發展需要，向洛陽轉移了大量與基建相關的生產和服務單位。1954年9月，萬里和建筑工業部城市建設局副局長孫敬文來到上海，要求對重點建設城市進行基建支援，包括抽調技術人員組建上下水道設計院，專為洛陽等城市進行設計；組織城市建設隊伍到新建城市施工；依托技術學校訓練城市建設的技術人員等。此后，上海第五建筑公司和安裝公司共1.2萬人開赴洛陽，負責新建廠房的建設工程項目。上海市給水排水設計院承擔了洛陽的城市供水、排水設計任務。同年，上海市建筑工程局下屬榮大水泥制品廠遷往洛陽，該企業主要生產城市建設所需的機制鋼骨水泥管、無筋水泥管、排水管、陰溝管等，以及工業、水利、鐵道建設所需用的式樣復雜的水泥預制品，遷至洛陽之后，很快就獲得了洛陽及周邊省市的大量訂單，且利用洛河的黃沙石子制造水泥，解決了原材料的供應問題，節約了成本。
在服務行業方面，由于上海的城市功能定位逐漸由消費型城市向生產型城市轉變，部分服務行業從業人員出現富余狀況，有條件向洛陽轉移輸送。1955年7月，在工業內遷及勞動力調配座談會上，上海與洛陽等城市的代表團簽訂初步協議，計劃輸送服務行業以配套重點建設項目，并為洛陽培養服務行業所需人才。11月，中共上海市委在報告中提出，希望能在遷移工廠的同時，把一部分服務性行業帶過去，“這在內地新建城市是非常缺乏的，最好的辦法是把內地某些城市所需要的服務性行業包下來，由上海負責動員滿足它們的要求”。這種在建立企業的同時，一并組建企業所需社會服務機構的思路，在20世紀50年代工業建設時期普遍存在，節省了大量社會資源，為城市發展奠定基礎。
1956年，上海開始成批動員服務性商店及人員遷往洛陽，特意選擇知名度高、影響較大、服務質量優異的老字號商店整體搬遷，如老介綸棉布店、萬氏照相館、萬國藥房、大新酒樓、民康體育用品商店、英明紙號、榮華禮品店、大東百貨店、廣升祥百貨店、南貨百貨店、新源實祥布店、義生泰絨線店、三聯文具店、野味香飯店、新邨飯店、大利食堂、三友理發店、旭東印染店等。同時，上海還要求遷洛企業內附理發、洗染、飲食、服裝、照相等服務部門，除經理外，全部人員由上海配備。有學者統計，從1955年3月12日至1956年底，從上海遷入洛陽的商業職工共678人。
在文化娛樂方面，隨著城市硬件的日新月異，文化方面供給貧乏的問題逐步顯現。1955年，洛陽人口超過20萬，卻只有1家電影院，工人普遍反映“無聊的禮拜六，苦悶的星期天”。在1955年7月與重點城市簽訂的服務行業輸送協議之中，上海提出向洛陽輸送353人，動員私營商業轉移資金45萬元，在洛陽新建1家電影院，以及新建旅館1所、浴室2座。10月10日，洛陽專就此事來函催調，上海市文化局回復，“已商得代管文華影片公司同意投資3萬元、代管國光影院公司投資4萬元，多余機器設備一套。工作人員由我局所屬影劇院場冗員中抽調，其中劇場十七名，影院八名，皆已動員就緒，多數是無家屬負擔之青年職工”，并獲得中共上海市委的批復。之后，上海市文化局致函中共洛陽市委通報具體事宜，決定：調撥資金7萬元，其中除保留部分作為工作人員之旅費今后報銷轉賬外，余數即可撥匯；調撥35毫米落地式放映機1套，并詢問是否需要添置銀幕，如需添置，在第一項資金內扣除；抽調工作人員24人來洛陽工作，工作人員及家屬擬由12月25日以后分批啟程，旅費由洛陽負責。
對于上海國營商店和從業人員的遷洛工作，洛陽方面高度重視。在上海遷洛人員抵達洛陽之前，洛陽黨政機關即召開商業局、手工業管理局和房產管理局局長會議，研究安置遷洛人員及其家屬的住房、飲食等生活問題，專門組建內遷人員接待辦公室，負責宿舍修繕和物資采購工作，并對生活上有困難的人員提供補助，還在老城區的核心區域騰出鋪面作為遷洛商店的營業場所，使這些商店很快完成前期準備，抵達洛陽之后僅休整三五天即開門營業。
一些遷洛人員反映，洛陽的住房條件比上海好，一般有獨立廚房和自來水抽水裝備，1個月的租金只有2元多，桌子、條凳等全套家具也都是公家借給的。上海遷洛人員不習慣燒散煤，希望能夠制成煤球供應。1955年8月，“華南”“復興”兩個煤球廠從上海遷至洛陽，合并為洛陽市煤球加工廠。此外，洛陽有關部門還主動要求“燒肉要加糖，湯要清，味要鮮，并且頓頓能吃到米飯”，洗澡用水也盡量照顧南方人的衛生習慣。
在洛陽各界的精心組織下，遷洛商店和從業人員很快融入當地。例如，1955年從上海內遷到洛陽的“上海理發店”，設備齊全整潔，技術又好又快，深受消費者歡迎，是參加全國工交、基建、財貿系統社會主義建設大會的先進集體，還于1964年榮獲洛陽市財貿戰線五好企業、五好集體稱號。大新酒樓將上海原店的設備運至洛陽，徽廚名師程氏兄弟等隨店北上，全酒樓可同時容納500余人就餐，是洛陽的一流飯店，連年被評為省、市紅旗單位。
萬氏照相館1934年始創于上海，1955年遷至洛陽，與同時遷洛的卡德、太平洋、鵬飛、永余、王家、汪明、勝利、麗娜8家照相館合并成為河南省最大的照相館，仍名萬氏照相館，后更名為洛陽人民照相館，1959年獲得河南省財貿戰線紅旗單位榮譽稱號。久大五金號職工高元祥，萬氏照相館職工蔣寅，瑞元銅錫店職工汪正祥、許涵鑫、李阿壽等，在洛陽工作的第一年即被評為洛陽市先進工作者，高元祥還被提拔為洛陽市五金公司五金工具門市部主任。
因上海遷洛服務型行業的大量聚集，在距離工廠500米的區域，出現了占地近5萬平方米的“上海市場”，“區域內最好的照相館、理發店、飯店都在這條路上……使其成為完全不同于舊城區的商業設施”，“只要進入百貨公司或商場，人們就會忘記這是在洛陽”。由于地理位置接近，第一拖拉機廠職工的生活用品幾乎完全來自上海市場，企業和市場之間“相互成就、榮辱與共”。
通過上海等沿海城市的大力援建，洛陽完成了整體風貌的華麗轉身，人口從1949年不到9萬人，迅速增長至1955年底的38.6萬人。1956年底，重點工程云集的洛陽澗西區，修建了幾千間職工宿舍、數萬公尺的自來水管道、污水管道和電線電纜，加上新建戲院、電影院、工人文化宮及“上海市場”，“已經開始形成為一座新型的大工業城市”。有作家感嘆：“大上海不但調來了拖拉機廠各工種，也帶來了整條的繁華街道。洛陽因此復活了，洛陽有福了。這是老城市支援新城市，這是老廠帶新廠。這是創造性的，又是延續性的”。
結語
上海對洛陽的人才和企業支援并非孤例?！耙晃濉庇媱澠陂g，為推進156項工程的建設，上海派出了十余萬名技術人員投入長春第一汽車制造廠、哈爾濱電機廠、華北制藥廠、蘭州煉油廠、鞍山鋼鐵公司、太原重型機器廠等建設項目的生產工作之中，并為長春第一汽車制造廠、洛陽滾珠軸承廠、西北第一機器廠、湖南機器廠等十余家企業培訓學徒和技術管理人員。1950—1962年，上海還向四川、貴州、云南、山西、福建、新疆等20多個省、自治區外遷了近700家企業，涉及紡織、輕工、五金、醫藥、電機等20多個行業。此外，“一五”計劃期間，上?！鞍隆绷宋靼病⑻m州等城市的基礎設施建設任務，往這些城市派出數千名建筑工人、工程人員，從事廠房營造、鋪路埋管、汽車修理等方面的工作，還輸送了一批學校、商店、銀行、醫院等行業的從業人員。這些“連人帶馬”式的資源轉移一直持續到20世紀70年代，一定程度上填補了內陸城市工業建設和社會事業發展的空白，為當地發展打下了人和物的重要基石，進而形成持續性的“造血功能”。
由上海支援洛陽的案例可以看到，從沿海的工業中心將人力、設備、資金等資源遷移到內陸經濟相對落后的地區，這一宏偉計劃能夠順利實現，既有賴于沿海與內地各級政府全力落實政策、推進支援工作，也是依靠發揮企業積極性，有效利用各類動員方式的結果。從具體的情況來看，無論是政府對企業的動員，還是企業對技術人員的號召，都借助“黨委領導”和“思想動員”這樣的方式，表現在黨委居中統籌協調、黨員干部帶頭報名，并從思想和情感層面對技術人員進行激勵。由此可見，只有充分發揮黨委作用，從情感上對員工進行動員式管理，才能在時空之間進行資源的合理調配，形成戰略協同、優勢互補的效果，創造共贏價值。
總之，盡管156項工程無一落戶上海，但上海并未“缺席”這些項目的建設，無論是各類企業的內遷、還是技術管理人才的悉心培養、抑或是商業服務人員的大量遷居，都體現出上海的時時“在場”。正如鄧小平1959年所總結的：“關系全局、牽動全國最大的首先是上海。上海不貫徹‘全國一盤棋’，上海的每一個廠、每一個部門考慮問題不是從‘全國一盤棋’出發，都要影響全局?！鄙虾Ｖг尻柕陌咐?，體現出“從全局出發，保證重點，照顧一般”“技術力量強的要支援技術力量弱的，先進的要幫助落后的”等特征，在技術、設備和人才方面，充分支援中小城市地方工業的發展，幫助工業不發達的地區。落后地區在其起步階段，需要國家政策措施的鼎力扶持，以促進地區之間的經濟平衡發展。以上海為代表的經濟發達地區，則成為國家政策的執行者，通過企業和人才內遷的方式，既實現了重點項目的建設，也推動了城市“再造”的過程。在落后地區設立重點建設項目，“可以帶動那里的工業、交通運輸、商業、服務業和城市建設的發展，也便于城鎮人口就業”。研究表明，資源集聚和城市“再造”具有長期顯著的影響，依靠前期投入形成的先發優勢，使其能夠在內陸地區持續領先。當前，我國經濟正處于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仍然需要發揚“全國一盤棋”和“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精神，統籌協調各方力量，形成“勁往一處使”的強大合力。
?。圩髡吆喗椋萘峙?，歷史學博士，副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
*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156項’建設工程資料整理與相關企業發展變遷研究”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23年第2期，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