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級社帶動下的互助組第二次大發展（1953—1955年）
——以貴州省為中心的考察
1953年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的提出，加速了對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在小農經濟向社會主義集體經濟逐步改造過程中，農業生產互助組（以下簡稱互助組）作為最初過渡形式，包括臨時互助組和常年互助組，是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以下簡稱初級社）的堅實基礎和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以下簡稱高級社）的重要補充。一直以來，學界通常以互助組、初級社和高級社對農業合作化運動進行分期研究，時間界限分明，層次清晰。然而，對于交叉重疊部分，難免會忽略前一事物的繼續發展，導致研究完整性略有欠缺，關于貴州省互助組的研究僅截至1953年底，1954—1955年互助組的發展狀況卻鮮有研究。1953年底，貴州省常年互助組農戶占組織農戶的比例是7%—10%，而自《貴州農村合作經濟簡史》將該比例7.357%誤計為73.57%以來，相繼被《貴州農業合作化運動述評（上）》等著述誤引，這就使人誤以為1953年底貴州省常年互助組已經充分發展，接著以發展初級社為主。然而這與實際情況極不相符。本文通過收集有關貴州省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史料，結合統計分析等方法，提出自1953年11月到1955年6月貴州省互助組第二次大發展、常年互助大發展、農業合作化運動仍以發展互助組為主的結論，并說明1955年7月后初級社大發展及其高潮的緣由。
一、貴州省互助組第二次大發展的背景
緊隨土地改革成立的互助組已經具有社會主義萌芽的性質。1953年，黨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并指導對農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加快農業合作化的步伐。貴州省屬于農業合作化運動薄弱地區，以繼續發展互助組為主。
（一）發展與整頓鞏固相交錯演進規律的內在要求
貴州省互助組有著自身的發展規律和邏輯。1951年，貴州省互助組經過試辦之后迎來初步發展，但是發展中出現了“大轟”“大編組”“吃大鍋飯”等一哄而起的現象。針對上述問題，貴州省對互助組進行了簡短的整頓鞏固。因此，半年時間“組織了一些互助組，停了一批，還存在一批”，到年底，貴州省互助組僅剩2809個，參加農戶17500戶。經過整頓鞏固、明確發展方向之后，貴州省互助組于1952年迎來了第一次大發展，截至12月底，全省互助組發展到約22.29萬個，參加農戶142.62萬戶，占全省農戶總數的50.4%，其中常年互助組0.8萬個，入組農戶5.93萬戶。但是發展中出現了強迫命令和歧視單干戶等問題，“全省大約有40%左右的互助組是形式主義，不起作用的”。1953年，貴州省對互助組進行全面整頓鞏固。截至8月，全省互助組為13.5萬個，參加農戶82.46萬戶，占全省總農戶的29.1%。整頓鞏固之后，互助組由大變小、由多變少、由高變低、由復雜變簡單了。
從上文可以看出，從1951年到1953年，貴州省互助組大體經歷了“發展→整頓鞏固→發展→整頓鞏固”的演進。按照這一規律，1953年互助組全面整頓鞏固后，必然迎來新的發展，而且后一發展比前一發展更加健康、成熟和完善。
（二）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必然要求
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指出：“這種由帶有社會主義萌芽到具有更多社會主義因素、再到完全社會主義的合作化的發展道路，就是逐步實現對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道路。”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與社會主義工業化、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一起構成了不可分離、相輔相成的“一體兩翼”“一化三改”的總路線。
第一，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要求首先發展互助組。老解放區的農民通過大量組織互助組，解決了生產困難，提高了生活水平，許多貧農逐漸上升為中農，但是卻出現互助組渙散的現象。為此，中國共產黨人從理論和實踐上進行充分論證，提出“辦好農業生產合作社，即可帶動互助組大發展”的方針。初級社為互助組的具體發展做出榜樣并指明方向，鼓勵互助組逐步增加社會主義因素；同時，互助組尤其是常年互助組是初級社的主要基礎。除了沒有土地入股和集體經營，常年互助組已經具有初級社的許多特征。所以，辦好初級社的前提就是發展互助組。
第二，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對原材料和市場的大量需求，要求大量發展互助組。一方面，互助組勞動生產力高于單干戶，比單干戶可以生產更多的糧食、棉花等；另一方面，互助組組員的集體勞動和收入增加，給工業產品提供了比單干戶更多的市場，促進了水利、農具、肥料、耕作法等的推廣和應用。1953年社會主義改造全面開啟之后，這種需求越來越大，單干農民已經不能再適應社會生產力發展的要求，而加入互助組逐步集體化卻能滿足這一需求。
第三，糧食統購統銷與發展互助組相輔相成。1953年10月，陳云在全國糧食會議上指出：“現在，全國糧食問題很嚴重，如果不采取適當的辦法加以解決，還要更加嚴重”，“如果今年度銷到了五百六十七億斤，就比原計劃多銷了八十七億斤；如果收購計劃減少三十億斤，差額就是一百一十七億斤。即使收購計劃全部完成了，八十七億斤的差額也不是一個小數目”。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總結道：“我國經濟的主體是國營經濟，它有兩個翅膀即兩翼，一翼是國家資本主義（對私人資本主義的改造），一翼是互助合作、糧食征購（對農民的改造）。”因此，糧食統購統銷被提高到社會主義改造的高度。“實行糧食的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既然基本上取締了糧食的自由市場，就能夠削弱資產階級對農民的聯系和影響，加強農民和社會主義經濟的聯系和合作，引導農民拋棄資本主義的道路，積極地走互助合作的社會主義道路”。互助組糧食產量普遍高于單干戶，有助于完成統購統銷任務。所以，互助組的發展促進糧食的統購統銷，糧食的統購統銷促進互助組的發展，兩者相輔相成。
（三）仍以發展互助組為主是貴州省情的客觀要求
貴州省仍以發展互助組為主有著特殊的歷史、地理和文化原因。第一，作為新解放區，貴州省基層干部少、農業合作化運動起步較晚。直到1951年5月，全省79個縣、1個市才成立人民政府；1954年9月，全省6000個鄉中的3000多個鄉才建立黨支部。農業合作化運動的發展，還需要從省、市、縣分別抽調干部下鄉進行領導。第二，貴州省有“360余萬少數民族”，生產方式落后，農業合作化的基礎較差。第三，貴州省有41個中心縣和38個邊沿縣，組織程度分別是30%—40%和10%，互助組發展極不平衡。1954年1月，貴州省對1954—1957年臨時互助組、常年互助組和初級社做了詳盡的發展計劃。按照計劃，貴州省將于1955年組織257.13萬戶農民，其中臨時互助組118.56萬戶、常年互助組128.56萬戶、初級社10.01萬戶，初級社農戶約占組織起來的農戶的4%，而互助組將占到96%。由此可以看出，貴州省按照中央精神，結合地方實際情況，做出了以互助組為主的發展計劃。
二、初級社帶動下的互助組第二次大發展
從1953年11月到1955年6月，在初級社的帶動下，貴州省互助組通過恢復、加速和穩步三個發展階段，不但恢復到第一次大發展的規模，而且迅速實現勞動互助化，內部不斷組合升級，數量和質量都得以提升，從而促使互助組第二次大發展。
（一）恢復發展
1953年11—12月是互助組第二次大發展的恢復階段。在這兩個月的恢復過程中，互助組的發展呈現以下三個特點。其一，互助組數量和入組農戶基本恢復到1952年第一次大發展的水平。互助組數量從13.5萬個恢復到22.2萬個，接近1952年的22.29萬個；入組農戶從82.46萬戶恢復到133.21萬戶，接近1952年的142.62萬戶。其二，常年互助組比1952年有所發展。互助組數量從0.8萬個發展到1.63萬個，新增0.83萬個，翻了1倍；入組農戶從5.93萬戶發展到9.81萬戶，增加3.88萬戶，增加了65.4%。其三，互助組規模有所縮小。1952年，平均每個互助組為6.4戶、常年互助組為7.4戶；恢復發展后，平均每個互助組和常年互助組均為6戶。這也說明恢復發展中新增互助組規模普遍較小，許多農戶處于猶豫和觀望中。
互助組恢復發展呈現上述特點，主要有以下三個原因。第一，1953年互助組全面整頓鞏固提高了干部和群眾對農業合作化運動的認識。當年4月，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在全國第一次農村工作會議上指出：“今天在全國范圍來說，急躁冒進是主要的偏向，是主要的危險”，“互助合作運動必須采取穩步前進的方針，絕不能操之過急”，“首先在數量上，原計劃五年組織起來的數目達到總農戶80%，可能還多了一點，最好再約束一下，老區發展到70%至80%左右，新區發展到50%至60%左右”。在全面整頓鞏固中，貴州省向農民講清互助組的“界限和條件”，貫徹自愿、互利和民主三大原則，清理掉不符合要求的“公共財產及副業收益”，將名為互助組實為換活路的勸回換活路狀態，將被強行編組而不愿互助或換活路的直接解散或勸退。第二，全國第三次農村互助合作會議期間毛澤東的兩次談話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1953年10月26日到11月5日，毛澤東同農村工作部負責人進行了兩次談話，提出“辦好農業生產合作社，即可帶動互助組大發展”的方針。毛澤東指出：“這大半年，縮了一下，穩步而不前進，這不大妥當”，“本來可以發展的沒有發展，不讓發展，不批準，成為非法的”，“這次會議要積極一些”，但是“政策要交代清楚”，要“積極領導，穩步發展”。因此，貴州省對勸回換活路的農民反復交代政策，積極領導他們重新成立互助組，對于那些經過宣傳仍然不愿互助的暫時不組織，對于有一定公共財產、評工計分、勞動計劃的臨時互助組，積極引導其向常年互助組升級。
第三，1953年糧食豐收增強了農民參加互助組的信心。是年，貴州省糧食總產量達到379.4萬噸，人均產量達到252公斤，與1949年人均209.5公斤相比增加了42.5公斤。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改善，對互助組能提高糧食產量不再懷疑，對常年互助組、初級社充滿了期待。
因此，貴州省互助組恢復發展階段經過全面整頓，互助組解散的再次成立，合格的同意升級，實現了理性地恢復和發展，特別是糧食豐收后，互助組組員對農業合作化的未來充滿了憧憬。
（二）加速發展
1954年1—6月是互助組第二次大發展的加速階段。在這幾個月的加速過程中，互助組的發展呈現以下五個特點。
其一，互助組數量和入組農戶都大大增加。互助組數量從22.2萬個發展到28.25萬個，新增6.05萬個，增加了27.25%；入組農戶從133.22萬戶發展到213.09萬戶，新增79.87萬戶，增加了59.95%。以當時總農戶302.75萬戶計算，參加互助組的農戶占總農戶數的比例已經達到70.38%，標志著全省基本實現勞動互助化。
其二，常年互助組大發展。常年互助組從1.63萬個發展到5.83萬個，新增4.2萬個，增加了2.58倍；入組農戶從9.81萬戶發展到54.82萬戶，新增45.01萬戶，增加了4.59倍。新增常年互助組平均每組為10.7戶，比加速發展后的規模（9.4戶）略大，說明新增常年互助組一般由1個臨時互助組吸收少許單干戶或2個臨時互助組合并升級而來。
其三，臨時互助組發展開始放緩。臨時互助組從20.57萬個發展到22.42萬個，新增1.85萬個，增加了8.99%；入組農戶從123.41萬戶發展到158.27萬戶，新增34.86萬戶，增加了28.25%。新增臨時互助組平均為18.8戶，比加速發展后的規模7.1戶大得多，說明加速階段臨時互助組主要進行聯組，同時吸收少許單干戶。
其四，以發展常年互助組為主、臨時互助組為輔。常年互助組新增數量和農戶數量均大于臨時互助組；常年互助組農戶占互助組農戶的比例從7.36%上升到25.73%，而臨時互助組的比例從92.64%降低到74.27%。說明加速階段互助組的發展實質上是常年互助組的發展，與互助組第一次大發展是臨時互助組的大發展有著顯著的區別。
其五，發展時間短，組織迅速。為了不誤農時，貴州省在當年的3—5月春耕繁忙時節以農業生產為主。1953年10月，毛澤東指出，“十月開會后，十一月、十二月、明年一月、二月，北方還有三月，有四五個月可搞”農業合作化。去掉恢復發展的2個月，加速發展主要集中于1954年1月和2月。
互助組加速發展呈現上述特點，主要有以下四個原因。第一，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廣泛宣傳起著重要的推動作用。1953年12月，由中共中央宣傳部制定并經中共中央批準的《為動員一切力量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斗爭——關于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學習和宣傳提綱》發布，過渡時期總路線得到空前規模的宣傳。全國人民明確了國家未來發展方向，認識到小農經濟經過互助組、初級社和高級社逐步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已經進入不可逆的階段。提綱中指出：“農民這種在生產上逐步聯合起來的具體道路，就是經過簡單的共同勞動的臨時互助組，和在共同勞動的基礎上實行某些分工分業而有少量公共財產的常年互助組，到實行土地入股、統一經營而有較多公共財產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到實行完全社會主義的集體農民公有制的更高級的農業生產合作社（也就是集體農莊）。”1954年1月7日，《中共貴州省委關于農業生產互助合作五年計劃》中原計劃于當年組織參加臨時互助組的農戶要達到144.1萬戶、常年互助組農戶達到48.44萬戶，而實際提前半年超額完成了該計劃。
第二，互助組的優越性起著重要的鼓舞作用。互助組通過勞動力和生產資料內部及其相互之間的互助，從而解決生產困難；通過集體勞動、節省勞動力，從而提高勞動生產率；通過精耕細作、改良土壤，從而提高農作物品質。早在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就指出互助組“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生產量的增加，已屬驚人”，1943年，“邊區有許多變工隊，實行集體的耕種、鋤草、收割，收成比去年多了一倍。群眾看見了這樣大的實效，明年一定有更多的人實行這個辦法”。1952年，在互助組的帶動下，貴州省農村節約了“30%左右的勞動力”，其中貴筑縣“4726個互助組平均增產13.6%，4522戶單干也增產2.59%”。因此，互助組的生產力高于單干戶，比單干戶能增產增收，逐步成為貴州省農民的共識。
第三，試辦初級社起著重要的帶動作用。在互助組加速發展的6個月中，貴州省分兩批共試辦了524個初級社，入社農戶達1.32萬戶。這些初級社“多是地、縣、區委的重點，基礎好、骨干強、群眾互助經驗較豐富”。貴州省共有79個縣、580個區，大部分區都有一個初級社起著榜樣作用。初級社的試辦吸引了許多互助組骨干前來參觀學習，帶動互助組自覺訂立生產計劃。有的互助組甚至要求成立初級社，不少單干農民也提出加入互助組或初級社的要求。貴筑縣把火鄉“原已渙散的19個互助組在合作社鼓舞下，又重新活躍了”。因此，“‘單干不如互助，互助不如合作’這一事實，已為一般農民所公認”。
第四，控制初級社發展勢頭的政策起著穩定增長作用。1954年2月，中央農村工作部在《關于目前各地建立農業生產合作社情況與問題向中央的報告》中指出：“今年勢必有相當數量的互助組，要求轉社但由于不夠條件而未被批準。為了寶貴他們前進的熱情，必須引導他們前進一步，使他們按其本身的可能條件進一步豐富自己的互助內容，為將來轉社做好充分的準備。”中共貴州省委農村工作部積極響應中央政策，再次強調“堅持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由低級到高級、由點到面逐步發展的方針”和“必須將社建筑在思想發動成熟的基礎上，堅持群眾自愿的原則”。通過這種控制辦社數量的方式，促使了大量臨時互助先向常年互助組升級，大量常年互助組繼續深化互助內容，從而促進互助組自我優化、穩步發展。
在全國大規模宣傳社會主義改造的氛圍中，農民爆發出極大的辦社熱情，大大加速互助組的發展。在中央的指導下，貴州省及時辯證分析群眾的熱情，將其引向互助組自我優化和升級，從而引發常年互助組大發展。
（三）穩步發展
從1954年7月到1955年6月是互助組第二次大發展的穩步發展階段。在這12個月的穩步發展過程中，互助組的發展呈現以下三個特點。其一，互助組略有減少，從213.09萬戶減少到211.66萬戶，減少了1.43萬戶。其二，臨時互助組逐步向常年互助組升級。臨時互助組從158.27萬戶減少到130.04萬戶，減少了28.23萬戶；常年互助組從54.82萬戶增加到81.62萬戶，增加了26.8萬戶，加上向初級社升級的農戶，增加數量更大。其三，互助組規模逐漸加大。常年互助組從平均每組9.4戶增加到11.1戶，增加了1.7戶；臨時互助組有16.65萬個，從平均每組7.1戶增加到7.8戶，增加了0.7戶。
互助組穩步發展主要有三個原因：
第一，基本勞動互助化后，互助組的發展遇到瓶頸。從組織程度來看，貴州省分為三類地區。第一類地區約占全省的40%，大部分為中心地區、人口稍為集中、交通沿線、土地改革較早、領導力強、工作基礎好，原計劃1954年組織80%以上的農民。第二類地區約占全省的40%，大部分為二期土地改革地區，工作基礎稍差，原計劃1954年組織60%的農民。第三類地區約占全省的20%左右，多數為邊沿縣、區，交通不便、地處高寒地帶、少數民族地區、土地改革較晚、領導骨干弱、工作基礎差，原計劃1954年組織農民達到40%—50%。互助組加速發展階段實際上超額完成了第一類和第二類地區的計劃。第三類地區則是較為難啃的骨頭，全省一半多沒有建立黨支部的小鄉大部分屬于第三類地區。中共貴州省委曾指出：“邊沿地區、少數民族地區，工作基礎薄弱，問題復雜，更應穩慎，不要硬趕中心區”，也不要“硬趕漢區”。所以，互助組在穩定發展階段的主要任務是發展黨員，建立基層黨組織，加強黨的領導，做好群眾宣傳工作，努力發展生產。
第二，開始分批控制發展初級社，一些互助組向初級社升級。從1954年7月到1955年2月，貴州省分批控制發展初級社，指導互助組發展生產，引導臨時互助組向常年互助組升級，為初級社作準備。1954年7—9月，在第一批成立的初級社中，有“70%—80%是以常年互助組為基礎建立起來的”。
第三，1955年春全國對初級社發展的叫停，反而促進了常年互助組的發展。在1954年冬臘月間，由于誤解農業合作化政策、統購供銷工作出現偏差、牲畜販運控制過嚴等原因，“不少地區發生大量出賣耕畜，畜價猛跌，和濫宰耕畜的嚴重現象，有的省估計至少殺了三十萬頭，有的省估計耕畜減少百分之二十”。因此，許多地方叫停了合作社的發展，全面轉入鞏固階段。在全國“全力鞏固，堅決收縮”合作社趨勢的推動下，貴州省大部分地區開展了鞏固初級社的工作，領導重心稍從初級社轉向互助組，從而促進常年互助組的發展。截至1955年6月，全省參加初級社的農戶為17.55萬戶，僅占組織起來農戶229.21萬戶的7.66%，可見互助組仍然是發展中的主流。在互助組第二次大發展中，臨時互助組的發展趨勢是先升后降，常年互助組的發展趨勢則是一直上升。
所以，與互助組第一次大發展實質上是臨時互助組大發展相比，互助組第二次大發展實質上是常年互助組大發展。這種發展趨勢體現了貴州農業合作化運動依次從臨時互助組、常年互助組、初級社到高級社的發展規律。
三、互助組第二次大發展的意義
互助組第二次大發展使互助組成為貴州省農業合作化運動中發展得最久的互助合作形式，適應當時大部分群眾的覺悟水平和干部的能力，對農業合作化運動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和作用。
（一）增強了干部能力
互助組經過第二次大發展，培養和訓練了大批組長、骨干和積極分子，為初級社的大發展和高潮奠定了堅實的干部基礎。按“每組有二、三個或三、五個積極分子”中最少2個計算，加上組長，1954年6月，28.25萬個互助組相當于至少有84.75萬個積極農戶，占當時總農戶數302.75萬戶的28%。這28%的農戶是貴州農業合作化運動中最堅定的力量，他們又經歷了一年的互助合作實踐，經驗更加豐富。1955年6月，臨時互助組平均每組為7.8戶，常年互助組平均每組為11.1戶，初級社規模26.5戶，可知1個初級社一般由1個常年互助組和2個臨時互助組組建而來。所以初級社中的1個正主任和2個副主任一般由3個組長分別擔任，這與《省委農村工作部關于貫徹中央第四次互助合作會議情況和意見的報告》中提到的“728個”初級社里有“2104個正副主任”基本吻合。互助組中原來的骨干和積極分子，一般在初級社管理委員會和各生產隊中擔任科長、隊長、會計等干部。所以，互助組的小班子為初級社解決了干部的問題，是初級社大發展的“必要條件”和“可靠的基礎”。
（二）提高了群眾覺悟
互助組經過第二次大發展，提高了組員的文化水平、社會主義覺悟和合作化經驗，為初級社大發展及其高潮奠定了堅實的群眾基礎。1954年，貴州省邊沿地區村也有了互助組，勞動互助已經成為全省74%農戶日常生活的主要內容。到1955年6月，互助組組員已經逐步熟練集體勞動、評工計分等經營管理。隨著互助組的發展，組員需要計工分、學政策，對提高文化水平的要求不斷增長，加上國家對農民的文化教育也在不斷增大投入，從而組員的文化水平在逐步提高。
（三）奠定了組織基礎
經過第二次大發展，臨時互助組尤其是常年互助組，為初級社大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組織基礎。1955年6月，貴州省已有臨時互助組16.65萬個、常年互助組7.38萬個。從7月到9月，以“5萬多個常年互助組作基礎”分兩批“猛烈發展”了約2.4萬個初級社，總共合計“3萬個左右”；從10月到11月，又新建約0.54萬個初級社，總共合計“3.54萬多個”；從12月到1956年1月，再次新建“2.16萬多個初級社”，最終總共合計5.7萬個，“入社農戶達243.53萬戶，占全省農戶的77.7%”，全省基本實現初級合作化。在這7個月中，貴州省迎來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大發展，常年互助組直接升為初級社，大批臨時互助組通過聯組為“辦社搭起架子”，最終形成農業合作化運動的第一波高潮。
（四）推動了農業發展
互助組興修水利、抵御災害、提高勞動生產率，從而增加了糧食產量，推動農業發展，支援了國家建設。貴州省農業合作化運動“進一步提高了農民參加水利建設的熱情”，“對于鄉村水利建設具有一定的推動作用”。尤其是互助組第二次大發展期間，全省大部分農民都是互助組成員，成為這一時期農村中水利建設的主要力量。經過幾年的勞動互助，農民深刻體會到互助組抗旱能力高于單干戶。“群眾說：‘組織起來，不但斗垮地主，也斗垮了老天。’”從1953年到1955年，貴州省糧食連年增產，其中1954年糧食總產量、人均產量分別是411.05萬噸、263.8公斤，與1950年的299.8萬噸、211.6公斤形成鮮明對比。除自給以外，這三年貴州省向外共調撥578329噸糧食支援國家建設。
貴州省從1951年3月到1955年6月以發展互助組為主，歷時52個月；從1953年11月開始試辦初級社到1956年1月基本實現初級農業合作化，歷時27個月；從1955年11月開始成立第一個高級社到1957年3月基本實現高級農業合作化，歷時17個月。在貴州農業合作化運動步伐看似越來越快的背后，實際上是一個扎牢基礎、厚積薄發的過程。尤其是互助組經過第二次大發展之后，常年互助組得以大發展，與臨時互助組一起成為初級社大發展的重要基石。
當下，貴州鄉村振興正處在鞏固脫貧攻堅成果和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相銜接的階段，鞏固脫貧攻堅成果是鄉村振興的首要任務，提高農民收入是鞏固脫貧攻堅成果、推進鄉村振興的核心任務。在歷史規律的演進中，歷史現象總有相似之處。在以重點試辦為主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帶動下，大力鞏固脫貧攻堅成果應使脫貧攻堅工作更進一步、更深一步，從而為鄉村振興迎來大發展扎牢群眾基礎、干部基礎和產業基礎。同樣，鄉村振興是脫貧攻堅的方向。脫貧攻堅工作應從過去的“兩不愁三保障”，逐步轉向“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要求”。從脫貧攻堅到鄉村振興，再到農業現代化，清晰地展現出一條新時代中國農業逐步現代化的道路。回望過去，展望未來，鞏固脫貧攻堅成果需要足夠的歷史耐心和戰略定力，才能扎牢農業現代化、國家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基礎。
［作者簡介］秦世洪，碩士研究生，貴州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23年第1期，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