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革開放初期，價格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成敗的關鍵。從1978年底正式決定改革農產品價格，到1992年底我國實現價格生成機制基本由計劃向市場的轉換，鄧小平在推動價格的初步改革、促進管理權下放、形成價格改革的市場方向、堅定價格改革的信心、調整價格改革的步伐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鄧小平在推動價格改革中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在改革中統一認識的開闊思維；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取向；堅持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堅持黨的領導，有領導有步驟地進行改革的方法，至今仍有重要參考價值。
［關鍵詞］鄧小平；價格改革；“闖關”；小步前進；黨的領導
改革開放初期，“價格體系的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成敗的關鍵”。從20世紀70年代末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到1992年底商品價格全面放開、價格生成引入市場機制為止，中國的價格改革實現了價格生成機制基本由計劃向市場轉換的目標。在社會主義國家實現商品價格的市場生成機制，沒有現成經驗可供借鑒，許多事情只能是“摸著石頭過河”，在實踐中邊摸索邊總結邊前進。鄧小平以他的遠見卓識和豐富政治經驗，推動黨和國家在價格改革的認識與實踐上實現突破。
學術界關于鄧小平與改革開放初期價格改革的研究，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在黨史、新中國史敘述過程中對于價格改革過程的描述，如金沖及、武力等從通史的角度在描述改革開放中論及價格改革，特別是通過當事人回憶等討論了1988年價格“闖關”的詳細過程。此外，傅高義從鄧小平的貢獻出發介紹了價格改革的內容；一些關于中國共產黨經濟思想研究的專著也涉及這一問題，如白永秀、楊圣明和美國學者羅納德·哈里·科斯等在改革開放史的敘述中對價格改革的進程、自下而上的改革動力作了粗線條的勾勒；閆茂旭、周錕等嘗試從黨和政府決策的角度考察價格改革與其他體制改革的互動，總結出價格改革“兩落三起”的進程。另一方面，隨著新資料的披露，如中央權威部門出版的鄧小平、陳云、李先念等著作中涉及價格改革的過程和相關會議文件；相繼面世的一批重要親歷者如國家計劃委員會（以下簡稱國家計委）、國家物價局、中國社會科學院等價格改革的政策施行者、智囊團的回憶材料，展現了20世紀七八十年代理論界和改革實踐者對價格改革的認識、爭論和政策推行，這些材料拓展了價格改革研究的視野。
當前關于價格改革的研究，零星地出現在對改革歷程粗線條的勾勒中，對決策層關于價格改革的思想認識過程與自上而下調整改革的細節研究得不夠，特別是鄧小平在其間的推動和思考沒有得到充分揭示與分析。離開決策者對改革全局的戰略思考談價格改革的具體細節，容易導致喪失對歷史的宏觀把握、陷入具體細節中；但離開價格改革的具體實踐和演變過程談改革思路與策略，則會停留在理論的思辨而缺乏對其歷史邏輯和理論邏輯發展過程的揭示。鄧小平主要是從改革的思路和方向為包括價格改革在內的經濟體制改革作指導與戰略規劃；同時，鄧小平也多次直接、具體地為價格改革的實踐作指導。可以說，鄧小平以其把握歷史進步方向的戰略眼光和獨特的政策策略，推動了價格改革在中國順利推進。正如鄧小平自己說的：“在經濟問題上，我是個外行，也講了一些話，都是從政治角度講的。”
推動價格改革的啟動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價格“成為改革開放初期發展經濟、改善人民生活面臨的重要問題”。改革開放前我國實行嚴格的計劃經濟體制，價格主要由國家統一制定，這雖然有效實現了價格長期穩定的目標，但造成了價格體系嚴重不合理、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長期無法解決和價格管理體制高度集中、難以適應商品生產的發展要求等問題，嚴重抑制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1978年底，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做出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由此，建立合理的價格體系、改革價格管理體制以調動人民群眾生產積極性、促進生產發展就顯得尤為重要。
價格改革是從農產品調價開始的，鄧小平在價格改革的醞釀階段就提出要改革工農業產品價格，推動了價格改革的開啟。時任國家物價總局局長成致平回憶說，1977年鄧小平即對工農業品價格改革的原則趨向作了重要指示。11月，鄧小平聽取國家計委關于下一年經濟計劃、編制長期計劃等問題的匯報時提出：“從長遠來說，要注意農村問題，隨著工業生產的發展，要逐步縮小剪刀差。剪刀差實際存在，而且不小”；“將來隨著職工工資的提高，要提高農副產品的收購價格”。鄧小平是從工業發展的角度提出要解決農業落后的問題，他指出：“工業有這樣的速度，農業速度不高，很可能出現農業不適應的情況”，“農業要有一系列政策，要有具體措施”。長期以來不合理的價格體系造成我國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十分嚴重，農業發展遠遠落后于工業。農業落后的問題不解決，農民積極性不提高，影響現代化建設，改革很難順利開展，鄧小平敏銳地指出這個問題并提出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的指導意見，為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對價格改革特別是農產品價格改革進行部署奠定了思想基礎。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建議國務院作出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的決定，正式開啟了改革開放新時期的價格改革。這項動議從醞釀討論到調查研究再到部署落實，鄧小平都作了悉心指導。1977年底，國家物價總局根據鄧小平的指示，對我國的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進行了測算，認為我國農產品價格低于價值的25%—30%，工業品價格高于價值的15%—20%，嚴重打擊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鄧小平對這份材料給予充分肯定。1978年3月，他和國務院政策研究室的負責同志談話時提到農業問題引用了這個測算數據，指出我國工業品價格高，農產品收購價格低，“這個問題很大，現在中央已經把這個問題提出來了，使之逐步得到解決”。為了落實鄧小平提出的縮小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促進農業發展的目標，國務院著手開始安排有關部門和地區進行調查研究，討論提高農產品價格的主要政策，經過反復討論、吸收多方面的正確看法、去除不合時宜的看法后形成意見供中央決策參考。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以較長的篇幅闡述了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的必要性，全會建議糧食統購價格從1979年夏糧上市起提高20%，超購部分在這個基礎上再加50%；棉花、油料、糖料、畜產品、水產品、林產品等的收購價格，也逐步作相應的提高。同時，為消弭農產品價格上漲帶來的影響，國務院決定從1979年11月起，對全國城鎮職工每人每月補貼5元，保證人們的生活水平不受影響。
農產品的收購價格調整，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提高了群眾的生活水平，取得了很好的經濟效益。鄧小平說：“我們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的措施是非常正確的，確實起了刺激農業生產的巨大作用”。中共十二大報告指出：“十一屆三中全會首先抓住農業這一環……提高了糧食和其他部分農產品的收購價格……這對于帶動整個經濟形勢以至政治形勢的好轉，都起了重大作用”。
受此鼓舞，我國隨后又有計劃地進行了較大規模的價格調整，從1979年到1981年分三個年度提高糧食、油脂油料、棉花、大豆等18種主要農產品的收購價格和肉、禽、蛋、奶等8類主要副食品的銷售價格；從1979年到1983年分五個年度提高煤炭、鋼鐵等重工業品出廠價格以及交通運輸價格等，以此促進生產。這一時期的價格改革主要是改變不合理的工農業產品價格關系，通過計劃手段調整價格，使經濟能夠“有計劃、按比例”發展，有學者稱之為價格改革“成功的試探”。
推動價格管理體制的初步改革
“理順扭曲的價格關系，改革高度集中的計劃價格管理體制，從一開始就成為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突破口”。鄧小平在經濟戰線的改革中主張“權力下放”，對價格管理體制的初步改革起了推動作用。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鄧小平主張改革要“權力下放”，除了下放企業內部的管理權，也下放對企業供求關系的管理，強調引入市場機能調節生產，而不完全依靠計劃。1978年10月，在起草中央工作會議講話提綱時，鄧小平明確寫道：“權力下放。千方百計。自主權與國家計劃的矛盾，主要從價值法則、供求關系（產品質量）來調節。”他強調：“現在我國的經濟管理體制權力過于集中，應該有計劃地大膽下放……應該讓地方和企業、生產隊有更多的經營管理的自主權……使每一個工廠和生產隊能夠千方百計地發揮主動創造精神”。鄧小平這一講話精神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中得以體現：“現在我國經濟管理體制的一個嚴重缺點是權力過于集中，應該有領導地大膽下放”。
一方面，在鄧小平“有計劃地大膽下放”思路的指導下，改革有序推進，有些部門和省市開始了擴大企業自主權的試點，為改革積累經驗。擴大企業自主權一定程度上承認了企業經濟利益的獨立性，企業有了適應市場需求的動力和能力，促進了生產資料市場的雛形開始形成，市場調節機制開始起作用，對改革價格管理體制提出了新要求。另一方面，在社會主義國家進行價格改革是一個新問題，許多事情只能在實踐中摸索前進。鄧小平要求全黨特別是領導干部，加強研究價格問題、學習世界先進經驗，在實踐中不斷推動認識的深化。1979年3月，鄧小平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要求思想理論工作者要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特別是經濟理論問題，實現“四個現代化”，不能限于討論它的一些基本原則，他指出：“我們面前有大量的經濟理論問題，包括基本理論問題、工業理論問題、農業理論問題、商業理論問題、管理理論問題等等”。
當時，突破單一計劃體制、發揮市場調節作用是黨內大多數理論工作者和實際工作者的共同主張。1979年3月，國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以下簡稱國務院財經委）主任陳云起草了《計劃與市場問題》提綱，提出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觀點；國務院副總理、財經委副主任李先念也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強調要發揮市場調節的作用，主張非關系國計民生的產品企業可以自產自銷，允許價格在一定范圍內浮動，國家計劃“自覺運用價值規律”，運用價格等經濟手段對市場進行調節。在此共識上，我國確定了“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為輔”的改革方針，這是黨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型過程中認識和實踐上的一個重要階段。根據這一方針，1979年底國務院財經委經濟體制改革小組起草了《關于經濟管理體制改革總體設想的初步意見》（以下簡稱《初步意見》），提出“以計劃調節為主，注意發揮市場調節的作用”，“以經濟辦法為主，保持必要的行政手段”的改革思路，體現了改革設計者對包括價格在內的經濟管理體制應注重發揮市場調節作用的認識。這個《初步意見》得到鄧小平的支持，由于起草稿當時還沒完全成熟，他指示說：可以披頭散發和大家見面征求意見嘛。在鄧小平的肯定下，《初步意見》提交全國計劃會議討論、征求意見，其總體思路得到大會肯定。1980年5月，鄧小平同胡喬木、姚依林等談編制長期規劃，姚依林提到生產資料應該同生活資料一樣，實行計劃指導下的市場調節，鄧小平表示贊同：“這是一個徹底的革命，勢在必行。方向是徹底改革，工作要分步走。”隨后，1981年7月，國務院價格研究中心成立，1982年3月，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成立，這些機構專門研究制定調整價格和進一步放開價格的方案，就計劃與市場、集權與分權等問題展開討論，為制定以價格改革為中心的經濟體制改革方案做理論準備。
鄧小平還十分重視吸收世界各國的先進經驗。1980年10月，世界銀行專家考察團順利完成在華經濟考察并于次年完成了考察報告，報告討論了中國如何促進價格改革及規避通貨膨脹問題，提出“更加注重利用價格，從價格入手促進更有效的投資決策”，價格改革“應采取慎重態度，采用解除管制和結合行政手段的混合變革辦法”等建議，為中國的價格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決策參考。后來鄧小平說，“世行1981年的報告很有意思，也很有用”。
在發揮市場調節思想的指導下，我國開始嘗試下放部分產品的定價權，對僵化的價格管理體制進行探索性的改革。1983年12月，國家物價局會同機械工業部聯合決定，凡經有關部門鑒定為新產品的，其試銷價格的定價權由中央下放給地方或直接下放給企業。1984年，由國家物價局管理的重工業產品品種由151種減少為80種。到1984年底，統購統銷的農產品數量也大為減少，只剩下38種。這些措施突破了原來的計劃價格管理體制，促使市場機制在商品價格的形成中發揮作用。
形成價格改革的市場方向
“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思想使人們對價格改革的認識局限在建立“以計劃價格為主，自由價格為輔”的價格體制上，雖然突破了高度集中的計劃體制，但是也將市場機制局限在輔助和補充的角色。這是由改革的客觀實際所決定的，當時國家引入市場機制的改革剛剛起步，主要依靠計劃是客觀事實和合理選擇。作為戰略家，鄧小平對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問題有政治眼光和遠見。1979年11月，他在會見外賓時就創造性地將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與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聯系起來，提出“社會主義為什么不可以搞市場經濟”，“我們是計劃經濟為主，也結合市場經濟，但這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可以說，鄧小平的這個談話，實際上已經揭示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將要選擇新的目標模式的端倪。
1982年5月，姚依林等就編制“二十年設想”和“六五”計劃問題聯名致信胡耀邦等中央領導，提出“感到最重要的問題是指導思想要一致，現在有些觀點與中央方針不一致，使他們至感難辦”。這里所說的“不一致”就是不少人突破以計劃為主的判斷，提出要以市場為主的觀點。不過，在當時國家處于經濟調整時期，對宏觀經濟管理側重強調行政指令和計劃手段是順理成章的。7月26日，鄧小平專門同國家計委負責同志談話，指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比較，它的優越性在于能做到全國一盤棋，集中力量，保證重點，但“缺點在于市場運用得不好，經濟搞得不活。計劃與市場的關系問題如何解決？解決得好，對經濟的發展就很有利，解決不好，就會糟”。這既體現了鄧小平能夠辯證看待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也充分說明改革的步伐不能脫離客觀實際，理論與政策的共識需要在實踐中逐漸形成。
進入20世紀80年代中期，價格問題越發突出。一方面，國民經濟從調整中走出來釋放了很大的生產需求，加上改革中逐漸發展起來的非國有經濟表現出強勁的發展勢頭，社會總需求急劇擴張，生產資料漲價壓力巨大；另一方面，工農業產品成本不斷發生變化，制定價格的計劃體制越來越無法適應生產要求。從1984年起，鄧小平著手進行城市改革，實際上是對整個經濟體制的全面改革，價格改革的重要性隨著改革由農村轉向城市進一步突出。
在鄧小平的指導下，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提出“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概念，并明確了價格改革的市場方向。《決定》指出：“價格體系的不合理，同價格管理體制的不合理有密切的關系。在調整價格的同時，必須改革過分集中的價格管理體制，逐步縮小國家統一定價的范圍，適當擴大有一定幅度的浮動價格和自由價格的范圍，使價格能夠比較靈敏地反映社會勞動生產率和市場供求關系的變化，比較好地符合國民經濟發展的需要。”《決定》全面闡述了建立合理價格體系應當遵循的基本原則，提出價格改革應采取十分慎重的態度、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并與稅收、財政、金融體制改革相結合等。
價格改革是《決定》的核心部分，在《決定》正式通過前，1984年9月9日，國務院負責人致信鄧小平等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員，針對計劃體制問題、價格改革問題以及國家領導經濟的職能問題提出：“理順經濟的主要標志是建立合理的價格體系……近幾年來，國外許多不同學派的經濟專家，都建議我們在適當時候進行價格改革。他們認為，改革價格最好選在經濟發展較順利、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較快的時候。現在中國有此條件，正處在價格改革的黃金時代。”10月8日，鄧小平對此表示贊同：“文件看過了，寫得很好”。針對包括價格改革在內的經濟體制改革，鄧小平還特地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其他同志征求意見。9月13日，陳云回信給國務院負責人，表示：“關于價格改革，現在確實是有利時機，應該穩步進行。”李先念對此也非常贊同，回信表示關于經濟體制改革中三個問題的意見很好。“特別是價格改革。我國的計劃經濟，要更自覺地正確地運用價值規律，很需要把價格體系改革好”。“雖然價格問題很復雜，很敏感，但是又非改不可”。可見，中央高層對價格改革及其改革方向取得了一致的認識。
1984年10月20日，《決定》正式通過，標志著新一輪價格改革的正式啟動。這一改革的進程也說明，隨著實踐的發展，在鄧小平的不懈推動下，依靠市場力量建立合理價格體系成為共識，價格改革的“市場取向明顯加強，價格改革從調整價格結構轉為改革過度集中的管理體制”。國際輿論對此高度評價，認為中國改革經濟體制的決定，是“一個勇敢和現實的步驟”，“標志著北京脫離蘇聯和許多其他共產黨國家的僵硬的中央計劃體制的最大膽的行動”。1985年9月，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通過“七五”計劃建議，明確提出：“逐步形成和完善市場體系的關鍵，是改革價格體系和價格管理制度”，“七五”計劃把體制問題具體化、落實為國家決策，主要依靠市場力量建立合理的價格體系成為價格改革的主流思想。
堅定價格改革的決心
根據《決定》確定的基本原則，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1985年價格改革邁出重大步伐。1984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審議通過《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進一步活躍農村經濟的十項政策》，決定取消對糧食和農產品的統購派購。12月24日，中央書記處討論并原則同意價格改革的總體方案——《國務院物價小組關于一九八五年價格改革方案的匯報提綱》，宣示新一輪價格改革的起步。
但新一輪的價格改革剛開局就遇到困難。1984年第四季度宏觀失控，貨幣大幅增發，1985年初，黨和政府采取了“軟著陸”的方式來調整經濟，以較緩和的辦法逐步使社會總需求和總供給恢復平衡，但未能達到預期效果。在這種情況下，價格改革能不能進行？中央決策層需要下定決心。在這一關鍵時刻，鄧小平發揮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首先，鄧小平要求抓住時機、推進改革。鄧小平認為：“改革的意義，是為下一個十年和下世紀的前五十年奠定良好的持續發展的基礎。”因此，改革必須堅持，“我們要抓住時機，現在是改革的最好時機”。他通過多種場合的談話，向國內外傳達改革的信號，堅定價格改革的決心。1984年12月20日，鄧小平接見香港環球航運集團主席包玉剛，針對其提到的外面很關心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問題，最擔心的是通貨膨脹和物價不穩定，鄧小平表示：“我們對改革物價管理體系，可能會引起某些波動，已經估計到了”。“總的方針不變，具體措施要穩，走一步看一步，不對頭的就改過來”。鄧小平的談話向國內外傳遞了堅定推進價格改革的信號。1985年1月，鄧小平再次與國務院的主要負責人長談，明確價格改革的決心。他指出，經濟改革中雖然出現一些問題，但“我們的經濟情況總的講仍然是平穩的，經受住了考驗”，因此，他提出改革“不要喪失時機。時機喪失了很可惜”。
其次，鄧小平統一了黨內思想，將改革向前推進。在鄧小平的組織和推動下，黨內對價格改革形成“慎重初戰，務求必勝”的指導性認識。經過謹慎籌備，1985年4月12日，成致平在新聞發布會上公布1985年的價格改革方案，宣布“1985年價格改革的基本方針是：放調結合，小步前進。就是放活價格與調整價格相結合，走小步子，穩步前進”。價格改革由此開始迅速推進：國家宣布取消自1953年起實行了30多年的農產品統購派購制度，改為合同定購和市場收購的合同內外雙軌制；國家物價局、國家物資局發出《關于放開工業品生產資料超產自銷產品價格的通知》，放開計劃外生產資料價格，隨后又逐漸放開煤炭、鋼鐵、石油、天然氣、電力的價格；進一步放開了消費品價格；等等。
價格改革是在經濟體制改革全面展開時率先邁出的重大步伐，打開了改革的局面。對此，鄧小平給予高度肯定，1985年7月，他在聽取中央負責同志匯報經濟情況時指出：“十二屆三中全會以來九個月的實踐證明，物價改革是對的”。“前一段在人心惶惶的時候，我心里是踏實的。今天聽了你們的匯報，我心里更踏實了”。在這次談話中，鄧小平還為價格改革列了一個大致的時間表：理順生活資料價格恐怕要用三年，加上生產資料價格的改革，需要的時間更長。如果用五年時間理順物價，就是了不起的事。他強調：“改革的勢頭好，要堅持搞下去，這個路子必須走”。這次談話被中共中央辦公廳以《小平同志關于經濟形勢和體制改革問題的談話》為題，作為《中央參閱文件》印發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國務院和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從而成為正式的指導思想。這極大地鼓舞了站在經濟體制改革前沿陣地進行價格改革的干部和廣大群眾的昂揚斗志，打開了價格改革的新局面。1987年9月，國務院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價格管理條例》，對價格政策作了進一步調整，商品價格繼續實行國家定價、指導價和市場調節價的管理形式。價格改革呈現出全面推進的良好勢頭。
第三，鄧小平適時提出要用“闖關”的精神來推進價格改革。這一時期，我國的價格體系實際存在著政府決定的計劃價格和市場機制決定的市場價格“雙軌制”，這是從計劃向市場轉變過程中自然出現的現象。但是“雙軌制”的存在，一方面，導致了企業之間的苦樂不均和一些腐敗行為，引發人民群眾的強烈不滿；另一方面，國家財政大量補貼虧損的國有企業（以維持較低的計劃內價格）和農副產品價格，造成巨大負擔，不可能長久下去。因此，“雙軌制”存在的時期越短越好，價格“闖關”就是要盡快結束價格“雙軌制”，完成價格形成機制的轉換，以減輕財政負擔、解決社會矛盾。
鄧小平對這個問題有較長時間的思考。他認為既要充分估計價格改革的風險，又不能喪失改革的決心、放緩改革的步伐。早在1985年7月，鄧小平就提出：“物價改革是個很大的難關，但這個關非過不可，不過這個關，就得不到持續發展的基礎。”鄧小平從來不是就價格改革論價格改革，而是從全面改革的層面考慮價格改革的作用和步伐。1986年6月，鄧小平聽取中央負責同志匯報當前經濟情況時，再次提出價格問題，他說：“現在，我們是背著大包袱前進，每年幾百億元價格補貼，越背越重。這個問題，總得有計劃有步驟地妥善解決。”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和國務院提出1987年先理順鋼鐵等生產資料價格的改革方案也因為實施難度太大最終沒有執行。聽取這些情況匯報后，鄧小平對擱置這個方案的意見表示同意，但同時提出：“我們的改革到底要走幾步？多長時間完成？請你們研究一下。”1988年5月，鄧小平提出“理順物價，加速改革”，并對價格“闖關”的緊迫性和關鍵意義進行充分闡述。他說：“不解決物價問題就不能放下包袱，輕裝前進。”過去物價都由國家規定，“這種違反價值規律的做法，一方面使農民生產積極性調動不起來，另一方面使國家背了一個很大的包袱。每年用于物價補貼的開支達幾百億元。這樣，國家財政收入真正投入經濟建設的就不多了，用于發展教育、科學、文化事業的就更少了”。鄧小平用“過五關斬六將”來比喻價格改革，說“過一關很不容易，要擔很大風險……但是物價改革非搞不可，要迎著風險、迎著困難上”。這為促進黨內統一思想、推進價格改革發揮了重要作用。4月1日，經國務院批準，國家有關部門調高糧、油、糖等部分農產品的收購價格，放開肉、蛋、菜、糖四種副食品價格；5日，國務院發出《關于試行主要副食品零售價格變動給職工適當補貼的通知》，把大中城市對職工的補貼原則上由暗補改為明補；7月28日，經國務院批準，放開全國各地名煙名酒價格，適當提高部分高中檔卷煙和糧食釀造酒的價格。與此同時，制定價格改革的系統方案也提上中央的議事日程，在緊鑼密鼓地籌備著。
調整價格改革的步伐
我國是在國內價格體系不盡合理的情況下進行改革的，因此改革必然會出現一些問題，其中最突出的就是通貨膨脹、物價上漲，這個問題在1988年夏天集中凸顯，并使價格改革暫緩、進入治理整頓時期。1988年9月，中共十三屆三中全會提出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針，強調價格改革不能孤軍突出，改革必須是全面的配套改革。
關于發生通貨膨脹和物價上漲的原因，國務院曾有過多次會議討論，普遍認為價格改革受挫，一是準備不足，沒有事先做好控制通脹的輿論和物資準備。實際上就是有學者指出的，重要原因是宏觀方面沒有管住管好。鄧小平說：今年（指1988年——筆者注）國家的提價措施并沒有多少，各地卻上漲這樣多！就是因為各地“不聽號令、各行其是”。二是人們普遍對價格改革信心不足。物價牽涉家家戶戶的實際生活和切身利益，從上到下都對物價上漲高度敏感，因此對漲價的反應過于強烈。三是對通脹的錯誤歸因。當時大幅度漲價的根本原因乃是社會總需求的膨脹，但人們錯誤地將原因歸結于正在進行的價格改革，因此緊急叫停了價格改革。在一次談話開始，鄧小平就問：通脹有多少是因為價格改革引起的？國務院的同志很肯定地回答：很少。鄧小平也一針見血地指出：通貨膨脹同價格改革是兩回事。通貨膨脹是多種因素造成的。基于這樣的認識，鄧小平支持進行調整，為進一步改革蓄力。他肯定了國務院采取的治理整頓方針，表示：“你們提的控制物價的措施，我贊成。喘一口氣，有好處，但改革方向不變。”
中共十三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治理整頓適時地調整并抑制了過熱的需求，客觀上為價格改革創造了騰挪空間；而堅持改革的決心則為改革的順利推進起了更為重要的作用。1988年9月12日，鄧小平聽取價格和工資改革方案匯報。鄧小平指出價格改革具有長期性，強調：“我贊成邊改革、邊治理環境整頓秩序。要創造良好的環境，使改革能夠順利進行。”“只有多方面、綜合的改革，才能為價格改革創造條件。”同時，鄧小平特別強調：中央關于改革價格機制的方向是對的，改革的決心不能動搖。他說：“真正建立秩序，不理順價格不行。價格沒有理順，就談不上經濟改革的真正成功。我們準備用若干年時間把價格初步理順，最終達到面向世界市場。”因此，從1990年治理整頓后期開始，改革回到以市場為取向、以放開為主線的價格改革之路上來，價格改革順勢重啟。中央采取“只做不說”的策略，更加低調務實，按步驟地放開了價格，并建立價格總水平的監測和調控體系，豐富價格管理的手段，十分順利地推進了價格改革。1992年底，中國“消費品的價格已全部放開，生產資料的價格只有少數產品，主要是煤、石油、鋼材，還由政府管理價格，但是也只是這些產品的一部分”。也就是說，市場定價制度的基本架構創制完成。一度遇到挫折的價格改革，波瀾不驚地取得了成功。
在開拓創新中深化改革事業
越是偉大的事業越需要開拓創新，在社會主義國家進行市場化的價格改革是一項全新的事業，從1978年到1992年中國價格改革一波三折、最終取得成功，得益于以鄧小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堅持開拓創新、不斷推進改革的偉大實踐。
一是始終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在改革中不斷統一認識。鄧小平“身上始終洋溢著一種革故鼎新、一往無前的勇氣，一種善于創造性思維、善于打開新局面的銳氣”。20世紀80年代我國的價格改革，就是鄧小平領導全黨全國人民不斷打破固有思想藩籬、推進實踐創新的歷程。改革開放初期，由于之前我國長期實行計劃經濟體制，“左”的思想根深蒂固，大家關于市場經濟模式的認識尚不充分，其中“價格改革難度最大，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成敗的關鍵”。價格要不要改革、社會主義國家可不可以采取市場的辦法、如何使用，這一系列問題都沒有現成的經驗。鄧小平反復強調，我們“面臨的都是新事物、新問題，經驗靠我們自己創造”。他本人就是在實踐中和吸收中外學者關于這個問題的思考中不斷深化認識，并帶領全黨摸索前進，逐漸統一認識、形成價格改革的市場方向，將改革推向深入。而且，價格改革也是不斷統一認識、集中力量的過程。1984年，為了推動《決定》的落實，鄧小平在中國共產黨中央顧問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發表講話，指出《決定》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政治經濟學”，因為它“解釋了什么是社會主義”“有些新話”“我們用自己的實踐回答了新情況下出現的一些新問題”，這為價格改革的順利落實起到統一思想的作用。
二是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取向。在價格改革中，一方面，鄧小平善于傾聽群眾呼聲、滿足人民需求，強調：“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以提高農產品價格、放開副食品供應為主要內容的價格改革的啟動，就是為了改善人民生活、促進生產力發展。對于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價格改革，鄧小平始終強調改革要注意不能影響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他指導價格改革采取“小步前進”、及時糾錯的謹慎思路，通過分步驟實施、多輪試點不斷推進。1984年國家計委在醞釀價格匯報提綱過程中，精心選擇國家食品儲備能力豐富、生產能力較強的農副產品作為改革對象，并反復對生產能力進行詳細的測算、保證足夠的生產能力儲備，有力地減少了改革對人們生活的沖擊；1985—1988年價格改革進入攻堅階段，鄧小平強調要堅定改革決心、指導加快理順物價，也是出于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減輕國家補貼的目標。另一方面，鄧小平善于汲取人民智慧、堅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鄧小平領導價格改革，始終堅持實踐的觀點，認為改革就是“天天在風浪中前進”，這個風浪就是實踐的風浪。他說：“我們講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放開物價、加速改革正確不正確，也要看實踐。”價格改革“過一關很不容易，要擔很大風險……這就要求我們每走一步，都兢兢業業，大膽細心，及時總結經驗，發現問題就做些調整，使之符合實際情況”。
三是始終堅持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堅持黨的領導，有領導有步驟地進行改革。鄧小平強調，不論是總體的經濟改革還是價格改革，都要堅持黨的領導、堅持社會主義方向。他指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優越性“就在四個堅持。四個堅持集中表現在黨的領導”。在價格“闖關”遭遇困境時，鄧小平一針見血地指出：“改革要成功，就必須有領導有秩序地進行。沒有這一條，就是亂哄哄，各行其是，怎么行呢？”在價格改革過程中，中央統一領導有力、國家令行禁止，改革就往往能順利實施；反之則會產生經濟混亂，導致改革受挫。1988年價格改革遭遇暫時困難，很大的原因就是宏觀調控上中央沒有權威，因此，鄧小平在后來聽取價格工資改革方案匯報時的講話中特別要求：“宏觀管理要體現在中央說話能夠算數”。“我們要定一個方針，就是要在中央統一領導下深化改革”。“現在中央說話，中央行使權力，是在大的問題上，在方向問題上”。中央要有權威、堅持中央統一領導，是價格改革一個很重要的經驗。
價格改革歷來是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部分，并一直走在改革的前列。1978—1992年，我國價格改革成功實現從計劃體制向市場體制的劃時代轉變。這一過程是“摸著石頭過河”、不斷試驗調整、統一認識、迎難而上的過程。以鄧小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著眼大局、堅定改革的同時，始終堅持有領導有計劃、漸次推進、兼顧各方利益和承受能力，保證這一改革的順利進行。當前我國價格改革已經進入完善主要由市場供求關系決定要素價格機制、推進重點領域價格改革的新階段，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對此作出全面部署。新時代的價格改革必將在中國式現代化的大局中開創新局面、取得新成效。
［作者簡介］王達陽，博士研究生，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研究員，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25年第1期，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