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線建設歷時三個五年計劃，從1964年到1980年國家累計投資2052億元，在中西部共建成了約2000個大中型企業、設施和科研院所。三線建設在我國中西部地區初步建成了以能源交通為基礎、國防科技工業為重點、原材料工業與加工工業相配套、科研與生產相結合的戰略后方基地，基本實現了建立一個穩固的國防戰略大后方的預期目標。三線建設無論投資規模還是時間跨度，都堪稱新中國歷史上空前的經濟建設戰略。
工業建設取得巨大成就
三線建設是以戰備為目的的綜合性戰略決策，最突出成就在于成功地建立了一個比較完整的國防戰略后方，極大增強了我國的國防實力，拓展了我國國防戰略縱深，這對打破特殊年代國外敵對勢力對我國的封鎖和威脅，促使我國國防走向獨立自主到自強的道路，具有關鍵性作用。
三線地區先后建成400多個軍工企業、80多個國防科研院所，包括以重慶為中心的常規兵器工業基地，四川、貴州、陜西的電子工業基地，四川、陜西、甘肅、青海的核工業基地，貴州、陜西、四川的航空工業基地，四川、貴州、湖北的航天工業基地，長江中上游的船舶工業基地等。三線建設時期，我國在國防科技工業領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1964年10月16日，第一顆自行研制的原子彈成功爆炸；1967年6月17日，第一顆自主研發的氫彈成功爆炸；1970年4月24日，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東方紅一號”成功發射；1970年12月26日，第一艘核潛艇成功下水；1980年5月18日，“東風-5”洲際彈道導彈進行首次全射程試驗，取得圓滿成功。“兩彈一星一艇”的成功研制，是奠定我國大國地位的標志性成就。鄧小平曾說：“如果六十年代以來中國沒有原子彈、氫彈，沒有發射衛星，中國就不能叫有重要影響的大國，就沒有現在這樣的國際地位。”
三線建設時期基礎工業和交通運輸業也得到了長足發展，初步改變了我國工業布局不合理狀況，建成的攀枝花、酒泉、重慶鋼鐵廠等鋼鐵基地，六盤水、渭北等煤炭基地，四川第二重型機械廠、東方電站成套設備公司（含東方電機廠、東方汽輪機廠、東方鍋爐廠和東風電機廠等企業）、湖北第二汽車廠、四川重型汽車制造公司、貴州遵義長征電器公司、陜西秦川機床廠等大型制造企業，葛洲壩、劉家峽、龔嘴等水電站，江漢、長慶等油氣田等，都成為中國中西部發展的產業支柱。建成了川黔、貴昆、成昆、湘黔、襄渝、陽安、太焦、焦枝、枝柳和青藏（西格段）十條鐵路干線，新增鐵路里程8046公里。到1978年，中西部工業固定資產原值占全國的56%，超過了東部沿海地區，與1964年相比，職工人數由325.65萬增加到1129.5萬，工業總產值增長3.92倍。這為改革開放初期國家實施優先發展東部外向型經濟的戰略提供了能源、原料和交通運輸等方面的支持。
工業建設的主要經驗
三線建設時期的工業建設積累了一系列寶貴經驗。
第一，“集中力量打殲滅戰”。打殲滅戰是戰爭時期毛澤東提出“集中優勢兵力殲滅敵人”作戰思路在工業領域的應用，集中人力、物力保證重點項目建成投產，為三線地區奠定工業基礎。三線建設項目多、備戰急，西北、西南、中南三線地區以及管理工業的各中央部委都擬定各自的備戰計劃和三線規劃，等待開工的三線項目較多而基建人員、物資相對有限。因此，從中央到地方都采用“集中力量打殲滅戰”的方式，對已定項目進行排隊，選擇“具有戰略意義的重大骨干項目，當前迫切需要的備戰項目，利用原有基礎能很快形成重要生產系列的項目，煤礦、電力、天然氣與交通運輸中的重大建設項目，重點收尾工程”作為殲滅戰項目。
第二，“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我國在工業化方面屬后發國家，吸收、借鑒外國經驗和技術，爭取國際援助本是快速發展工業的可行途徑。然而，在三線建設時期，由于所處國際環境惡劣，我國難以獲得科技和經濟方面的外來援助，被迫走上獨立自主工業化道路。這里的“獨立自主”需辯證看待，自力更生不等于與世隔絕、閉門造車，正如毛澤東在1958年的講話中強調：“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破除迷信，獨立自主地干工業、干農業、干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隸思想，埋葬教條主義，認真學習外國的好經驗，也一定研究外國的壞經驗——引以為戒，這就是我們的路線。”在國際環境惡劣的情況下，三線建設展示出的是我國獨立自主發展本國工業的決心和能力，而在國際形勢緩和之際，我國對于國際先進工業技術也尋求機會加以引進。1972年到1973年，隨著中國外交迎來新局面，毛澤東、周恩來批準實施從西方國家引進計劃總額43億美元的26個大型技術設備方案（即“四三方案”），配套建成幾十個大型化肥、化纖企業，形成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二次對外引進高潮。此次引進恰好在三線建設第二個高潮之后，內外兩個高潮幾乎同時發生，說明我國獨立自主工業化道路的內涵豐富，自力更生的內因是其核心，但也不排斥外因的促進作用。
第三，“自主創新，尋求超越”。三線建設時期我國航天工業的發展，是探索如何走中國式獨立自主工業化道路的良好例證。錢學森提到：“技術能力是組織性的，只能在組織內生成，永遠不可能從市場上買到。引進可以是創新起步的補充，但絕不是創新過程的替代，否則，一旦形成對國外技術的依賴，就可能產生技術軌道的路徑鎖定，誤入‘引進—落后—再引進—再落后’的陷阱。”因此，航天工業形成了“四個一代”的經驗，即“生產一代，研制一代，預研一代，探索一代”。“‘生產一代’即制造狀態穩定的產品并形成裝備交付用戶使用；‘研制一代’即在解決有無問題后，迅速研制開發滿足需求的新產品，提檔升級、提質增效；‘預研一代’主要是跟蹤世界先進航天型號前沿技術，并提出適合我國國情的航天發展規劃，突破阻礙航天發展的技術關鍵和新技術開發；‘探索’一代則不再局限于跟蹤追趕，而是通過原始性的自主創新，尋求超越與領先的態勢。”
第四，“正規軍和非正規軍相結合”。三線建設不只依靠中央直屬的大中型骨干式企業，也積極發展地方工業、街道工業和社隊企業，將大、中、小項目結合起來，協作配套，共同形成后方戰略基地。西南三線建委要求實行“三老帶三新，主力軍帶游擊隊和民兵作戰的原則”，西北局第一書記劉瀾濤要求：“工業建設必須大中小結合，如同打仗必須野戰軍、地方軍和游擊隊、民兵相結合一樣。”三線地區的工業布局同樣是中央企業發揮野戰軍作用，地方工業發揮地方軍作用，街道工業和社隊企業等集體所有制經濟發揮游擊隊和民兵的作用。
第五，“黨的一元化領導”。三線建設涉及中央和地方諸多部門，要避免本位主義，不同部門之間需相互配合，便需要加強管理。三線建設實行“黨的一元化領導”，在建設工地成立現場黨委，由中央部委選派高級干部擔任領導。現場黨委下設指揮部、政治部等機構，且領導必須駐守現場，以加強黨對三線建設的領導。三線建設時期的現場黨委是“黨的一元化領導”的主要形式，其思想資源則來自戰爭年代的地方局實踐。
三線建設作為半個世紀前工業、人口大規模向內陸腹地轉移的嘗試，在三線地區取得的建設成就為戰略腹地建設奠定了堅實基礎，其經驗也值得在新時代加以繼承。
（作者系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2025年9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