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重視歷史、研究歷史、借鑒歷史，可以給人類帶來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開創明天的智慧?！苯裉欤袊呀浕緦崿F工業化，成為世界第一制造業大國，按照匯率計算，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按照購買力平價（PPP）計算，則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撫今追昔，回顧一百多年來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的奮斗歷史，特別是新中國成立73年創造經濟發展奇跡的輝煌歷史，總結歷史經驗，對于應對復雜多變的國內外經濟形勢和提高廣大黨員干部領導經濟工作的能力，具有重要意義。
一、制定經濟目標明確發展規劃
中國共產黨自建立之日起，就將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建立社會主義社會作為自己的奮斗目標。從經濟方面看，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推翻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為中國實現經濟現代化掃清障礙，建立并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此為基礎，實現經濟趕超，并為世界經濟增長提供了強勁動力，作出重大貢獻。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的根本目標和主要任務是推翻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建立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為實現經濟現代化掃除障礙和創造有利條件。這個時期實行的“耕者有其田”、保護民族工商業和沒收官僚資本“三大經濟綱領”，以及“發展經濟、保障供給”、“合理負擔”、“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保障革命戰爭需要以及對敵貨幣、貿易斗爭的財政金融貿易政策，都是為著這個目標和任務服務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和民主革命任務完成后，黨的明確目標就是盡快改變貧窮落后面貌，最迫切的任務就是發展經濟，由落后的農業國轉變為先進的工業國。新中國成立前夕召開的七屆二中全會在繪制新中國發展藍圖時提出，要“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7頁）。這個目標也被寫入具有“臨時憲法”作用的《共同綱領》。新中國73年經濟發展的歷史就是改變落后面貌、實現現代化的歷史，也是在黨領導下，政府主導、以追求經濟獨立、高速發展和共同富裕為主要目標的歷史。
黨參照世界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的歷史經驗，特別是蘇聯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經驗，運用國家中長期規劃、年度計劃作為主要方法，向全黨和全國人民明確中國經濟發展的目標和階段性任務。由于一開始能力準備不足（長期處于農村和戰爭中）、缺乏經驗和國際環境的干擾，中長期經濟社會發展規劃和年度計劃以及專項規劃的制定和實施，經歷了從曲折發展不斷走向完善的過程。
以“五年計劃（規劃）”為代表的綜合性中長期經濟社會發展規劃，體現了黨和政府的戰略、階段性發展目標和方針政策，既使各級黨政部門和企業、人民有所遵循，也能夠彌補市場“失靈”，因此是不可缺少的。首先，我國作為一個政府主導型和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大國，中央各經濟機構和各級地方政府，不能沒有一個基本的、相互銜接配合的中長期計劃作為行動參考。歷次五年計劃（規劃）固然有不少具體的甚至是指令性計劃指標，但也包含黨和政府關于未來五年或更長時間內的經濟發展戰略、目標、方針和政策。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更需要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來破解市場機制“失靈”問題，例如推進經濟平穩增長、擴大就業、維護國家經濟安全、縮小居民收入差距、保護生態環境、社會保障等。因此，政府的功能越來越朝規劃方向傾斜，朝調節經濟和社會關系方面傾斜，例如調節城鄉關系、區域關系、人與環境關系以及社會各階層之間的關系等。
黨對階段性目標和任務的認識，經歷了一個對國情和經濟發展規律認識不斷深化、逐漸正確的過程。從新中國成立之初提出“三年恢復”，到“一五”計劃提出希望用三個五年計劃時間基本上實現工業化，到周恩來1964年提出20世紀末基本實現“四個現代化目標”，到鄧小平提出本世紀末經濟“翻兩番”的“小康目標”和“兩步走”設想，再到2017年黨的十九大提出新的“三步走”設想，以及2021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后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邁進的具體設想，都反映出黨在制定和實施階段性目標和任務的過程中逐漸成熟起來，在實現發展目標和完成階段性任務的方法措施方面也逐漸完善起來。既做到了“一張藍圖繪到底”，又能夠審時度勢、與時俱進，及時調整和改進方法。
以“五年計劃”改為“五年規劃”、年度計劃改為年度規劃為例，一字之差，反映了黨在落實經濟社會發展目標和完成階段性任務的方法方面發生了根本性改變和創新。在實施五年計劃和年度計劃時，主要的方法是指令性計劃和指標，手段主要靠自上而下的行政性命令貫徹落實。因此就存在“計劃趕不上變化”“一年計劃，計劃一年”，再加上經濟復雜多變、決策信息不充分和滯后，以及上下信息不對稱，計劃管理困難甚多。除了需要“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領域和事情外，計劃經濟體制確實限制了地方和企業的活力。實際上，在改革開放之前和初期，五年計劃和年度計劃始終處于不斷修正調整中，以使其盡可能符合實際。而自“十一五”規劃以后，主要的方法改為指導性計劃為主，五年規劃和年度規劃的預期目標和指標，絕大多數是指導性的，主要落實手段是依靠經濟政策和經濟方法來引導和規制，由市場主體自主決策。
二、經濟體制變革與目標任務相適應
經濟體制變革適應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要求，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從世界近代以來經濟和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歷程來看，經濟發展的核心是工業化，即從農業社會轉變為工業社會，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實現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無論是在民主革命時期、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還是改革開放以來的40多年，中國共產黨關于經濟體制變革的認識和實踐，都是根據社會主要矛盾、黨的主要任務、經濟發展階段的變化而形成和變化的。在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從事的經濟工作，都是為新民主主義革命服務的，變革生產關系、發展生產力，實行財政、金融、貿易政策，都是為了保障革命戰爭的勝利。
工業化是新中國建設的核心任務，朝鮮戰爭的爆發使國防安全成為當務之急，而國防建設需要優先發展重工業。因此，中共中央從國家安全和長遠考慮，作出優先快速發展重工業的戰略決策。與此相對應，逐步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計劃管理體制。1953年，以重工業建設為核心的“一五”計劃啟動，為保證龐大的資金需求和物資供給，中國首先建立了重要農產品“統購統銷”制度，并加快了農業合作化進度。為了保證“一五”計劃的重點建設項目，資金、物資和外貿中的指令性計劃管理比重增加，受困于資金和原料短缺的私營工商業增強了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意愿。最終在1955年到1956年間，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掀起了社會主義改造高潮，中國建立了單一公有制和計劃經濟體制，以單一公有制和行政性計劃管理為特征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正式確立起來。單一公有制和計劃經濟體制突破了“貧困陷阱”，保障了高積累下的社會穩定，為建立獨立完整工業體系、保障國防安全、儲備發展要素等作出了歷史性貢獻。然而，調動各種積極因素、提高經濟效益的體制目標卻沒有實現。
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就認識到了單一公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的弊病，但是國防建設和保障高積累政策下的社會穩定是首要選擇，因此黨希望通過各種方式來予以完善，可惜被嚴峻的國際形勢和“文革”打斷了。
1978年改革開放以后，黨確立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經濟體制變革有了明確的目標和原則。改革開放40多年來，黨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與時俱進，不斷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實現了根本性突破和重大創新發展，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使生產力獲得空前解放和發展。在經濟運行機制方面，由過去單一的計劃管理轉變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雙輪驅動”；所有制結構方面，實現了由過去單一公有制向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發展的轉變；在分配機制方面，由過去的單一按勞分配轉變為按勞分配為主、多種要素參與分配；在對外經濟關系方面，由過去的基本上是“關起門來搞建設”轉變為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引進來”和“走出去”相結合的開放型經濟。
三、經濟政策和措施具備執行力
有了明確的目標任務和合理的發展規劃，也建立起與之相適應的經濟體制機制，還必須具備落實各項政策措施的執行力。中國共產黨是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建黨原則建立起來的工人階級先鋒隊，具有極高的組織性、紀律性。這個巨大的政治優勢也在經濟工作中充分體現出來。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我們黨領導經濟工作，絕大部分時間是在極為分散并被反動勢力分割包圍的農村根據地和解放區。在各地經濟水平差異非常大、戰爭形勢瞬息萬變，以及通訊條件極差的環境下，黨中央實行“集中領導，分散經營”的辦法，各根據地和解放區根據自己的環境和條件，在統一執行黨的經濟工作的大政方針和政策下，自主開展經濟工作，取得了明顯成效，保障了革命戰爭的勝利。
新中國建立以后，面對艱巨復雜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任務，經濟工作尤其需要正確及時的政策措施和執行力。因此黨通過加強自身建設，特別是黨的基層組織建設，深入社會底層，實行“東西南北中、黨政軍民學，黨是領導一切的”的一元化領導，和“統一領導、分級管理”體制機制，因此新中國70多年的經濟發展呈現出一個顯著特點，那就是黨在經濟工作中，對各項經濟方針政策措施的執行力非常強。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從土地改革、統一財經、“一五”計劃、統購統銷、社會主義“三大改造”，到大規模水利建設、大慶油田開發、“兩彈一星”研制，體現了黨的各級組織對中央方針政策的貫徹執行能力；改革開放以來，從農村改革、特區建設、國企改革、鄉鎮企業轉制，以及對外開放等各個方面，都反映出在黨的統一領導下地方和基層的貫徹落實能力。
為了提高黨領導全國經濟工作的能力，在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就告誡全黨：“我們熟習的東西有些快要閑起來了，我們不熟習的東西正在強迫我們去做?！覀儽仨毧朔щy，我們必須學會自己不懂的東西。我們必須向一切內行的人們（不管什么人）學經濟工作。拜他們做老師，恭恭敬敬地學，老老實實地學?！保ā睹珴蓶|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0—1481頁）改革開放以來，歷任黨的中央領導集體都認識到本領恐慌的問題，要求提高黨的執政能力，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更是將黨的自身建設、自我革命、全面從嚴治黨放在突出位置，懲治腐敗，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反對“四風”，整治不作為、慢作為、亂作為等取得明顯成效，廣大干部“四個意識”明顯增強，黨領導經濟工作的能力大幅提高。進入新發展階段后，高質量發展面臨的國際國內形勢的復雜性、不確定性以及制約因素都大大增加，使得黨在全面領導經濟工作中更需要具有強大有效的執行力。而目前在處理政府與市場關系中如何對待市場主體問題，如何應對世界經濟逆全球化和美國全面遏制中國的問題，如何處理好金山銀山就是綠水青山的環保與經濟增長關系，如何處理好“將蛋糕做大”與共同富裕關系，以及應對突發危機等問題，都反映出我國一些地方和基層干部仍然存在能力不足的問題。新中國成立73年來，黨在領導經濟工作中始終注意克服脫離群眾、脫離實際、不作為、亂作為、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獨立王國”、“一刀切”、“懶政”、“渙散”和貪圖享樂等不良風氣，并下大力氣治理，這也是我們黨在領導經濟工作中保證各級組織執行力的重要經驗。
四、黨領導經濟工作的五條重要經驗
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多年來，從革命、建設到改革，在領導經濟工作中積累了大量經驗，其中最重要的是以下五條經驗。
第一，堅持在黨的領導下調動各種積極因素。由于中國是一個人口多、底子薄、多民族、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發展中國家，因此在實現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再到強起來的歷史過程中，離不開黨對經濟工作的全面領導，舍此別無他途。這也同時對黨提出了要求：必須能夠充分調動各種積極因素，化解各種風險挑戰，齊心協力、共同奮斗。在民主革命時期，我們掌握了“統一戰線”法寶，在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中，我們提出了“勞資兩利”的創新，在社會主義革命中我們實行了“和平贖買”政策，可惜在其后的20年里，我們黨雖然也想充分調動地方和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但是方法不對，走了彎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恢復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和黨的根本工作路線—群眾路線，通過改革開放，不僅充分調動了廣大農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也調動了各個社會階層的積極性，不僅比較好地發揮了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也充分利用了國際資源和國際市場，正是由于充分發揮了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作用，我國才取得令世界矚目的經濟成就。
第二，充分發揮和協調好政府與市場“兩只手”的作用。新中國成立73年的經濟發展歷史，同時也是不斷探索和處理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與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關系的歷史。新中國經歷了由計劃經濟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變，歷史已經證明：僅用政府“看得見的手”還是政府與市場兩手“雙管齊下”？顯然后者效果更好，更有利于“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但是歷史同樣證明：政府與市場各自發揮作用的領域和邊界，并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動態的，是因時、因地、因事、因發展水平以及政府治理能力而變動不居的。
第三，堅持做到統籌兼顧。我國地域遼闊、人口眾多、人均資源匱乏、區域發展不平衡，經濟工作牽涉面廣、制約因素多，政府與市場關系、中央與地方關系、積累與消費關系、先富與后富關系、開放與安全關系，國有經濟與非公經濟關系，以及城鄉關系、區域關系、階層關系、國內國外關系，等等，錯綜復雜。因此，黨領導經濟工作必須統籌兼顧。這里講的統籌兼顧，有兩層含義：一是統籌兼顧經濟與政治、文化、社會、生態、國防、外交的關系，在經濟發展中要充分考慮非經濟因素，不能顧此失彼；二是在經濟發展本身中，要充分考慮上述內部經濟關系。歷史證明，中國共產黨無論在革命戰爭年代還是在新中國建立后，經濟工作的成敗得失都在于能否統籌兼顧地處理好上述各種關系。
第四，獨立自主與對外開放并行不悖，相得益彰。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深刻地分析了大工業發展產生的全面影響：“它首次開創了世界歷史，因為它使每個文明國家以及這些國家中的每一個人的需要的滿足都依賴于整個世界，因為它消滅了各國以往自然形成的閉關自守的狀態?！保ā恶R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4頁）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作為一個人口多、底子薄的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水平與發達國家有較大差距，因此需要充分利用國際資源來加快自身發展。歷史證明，每當我們較好地處理了獨立自主與對外開放關系，例如20世紀50年代和改革開放以后，我國經濟就發展快，就效益好，而且更具備獨立自主的能力；反之，則發展慢，與世界發達國家的經濟差距拉大。
第五，通過不斷學習提高領導經濟工作的能力。中國共產黨成立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長期處于戰爭狀態和奮斗于農村，絕大多數黨員來自農民。新中國建立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成為黨的中心工作，面對復雜的城市經濟和工業化，我們黨出現了本領恐慌的問題。列寧曾經給蘇聯共產黨提出的“學習，學習，再學習”要求，被中國共產黨完全接受和始終堅持下來。從毛澤東到改革開放以來黨的領導集體，都強調學習的重要性。正是由于我們黨不斷學習、從事經濟工作的能力不斷提高，才能夠肩負艱巨任務、駕馭復雜局面并取得偉大成就。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原副所長、研究員，中國經濟史學會顧問）
來源：《中國黨政干部論壇》2022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