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22日國務院正式批準設立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9月27日《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總體方案》出臺，決定在上海外高橋保稅區等 4 個海關特殊監管區域內，建設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9月29日上海自貿區正式掛牌，當晚公布了負面清單。隨著上海自貿區的日益實體化，對上海自貿區的研究成為學術界的熱點之一。上海市社會科學聯合會出版的《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150問》（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11月）通過問答的形式介紹有關上海自貿區政府職能轉變、投資領域的開放、貿易發展方式轉變、金融領域的開放創新、法制領域的制度保障、監管和稅收制度環境等問題，是上海自貿區正式成立后的第一本普及性讀物。隨著上海自貿區建設的逐漸深入，一些全國各行業協會、主要大學和研究機構建立了專門研究機構，開展了一些學術論壇和專題研討會等相關學術活動，如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專門設立“上海自貿區與中國改革開放進程”課題組進行跟蹤研究，復旦大學上海自貿區綜合研究院、上海財經大學上海自貿區研究中心等也相繼成立。在學術研究方面，發表了大量論文并出版國內第一本對上海自貿區進行深入研究的專著。應該指出，除了專著、學術刊物發表的文章之外，還有大量關于上海自貿區的學術演講和媒體的經濟評論，這類演講和媒體評論由于及時跟進的時效性難免疏忽之處，但有些也有一定的學術價值。以下，筆者將綜合以上資料對近年來國內學界對上海自貿區的研究作一綜述。
一、對上海自貿區建立戰略的研究
上海自貿區正式建立前，學界對中國是否要建立自貿區、如何建立自貿區已有較長期的研究積累，對建立自貿區可能性的調研、探討和種種學術構想是學術界近年來的熱點之一，但這類探討不局限于上海，也包括對深圳、天津等保稅區建立自貿區可能性的分析。如陳淑真的《從保稅區到自由貿易區》（《特區經濟與港澳臺經濟》2003年第1期）、張世坤博士論文《保稅區向自由貿易區轉型的模式研究》（大連理工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5年）、《保稅區向具有綜合競爭優勢的自由貿易區轉型探討》（《管理世界》2005年第5期）等都在具體實踐的基礎上對我國發展相對成熟的保稅區如何轉型成為自由貿易區進行了構想。比較典型的如楊明華在《我國保稅區向自由貿易區轉型研究》（《學海》，2008年第1期）中認為我國保稅區發展趨勢的可能性之一是將部分保稅區轉型為自由貿易區，應該繼續發展上海和深圳兩個自由貿易區。具體到上海自貿區的建立構想，雷仲敏在《上海浦東建設國際自由貿易港區的探討》（《科學發展》，2010 年第 3 期）中結合上海“四個中心”建設的發展目標，提出把浦東建成我國最大的國際自由貿易港區，并對浦東國際自由貿易港區的功能定位、建設重點及相關政策措施進行了探討。值得一提的是，諸多的調研報告在進行實地調研的基礎上，對自由貿易區建立的前景進行了積極探討。2010年1月，生產力學會的自由貿易區研究課題組在上海調研后完成了《上海浦東新區建立自由貿易區研究》的撰寫，文中指出在中國建立自由貿易區的迫切性，明確提出了將首個試點設立在上海浦東的構想。研究報告得到國務院主要領導的高度重視。
受到上海自貿區成功建立的示范效應的影響，深圳、廈門、寧波、天津等城市都積極爭取建立自貿區的機會。學界對于上海自貿區之后其他自貿區建立的可能性也做了一些理論上的準備。2013年1月，國務院正式批復的《浙江舟山群島新區發展規劃》中，提出條件成熟時探索建立自由貿易園區。張漢東在《上海自由貿易區之浙江應對》（《浙江經濟》，2013年第20期）中提出應對上海自由貿易區的措施之一就是做好舟山自貿區申報。許魯光在《從上海自貿區成立看深圳保稅區轉型升級》（《南方論叢》，2013年第5期）中提出以上海自貿區的制度建設藍圖為指引，盡快實現深圳保稅區向自由貿易區轉型發展成為深圳保稅區未來深化改革的關鍵。 也有學者客觀的認為不僅應看到自貿區擁有的政策紅利，也應看到自貿區對地方經濟的挑戰，因此，對自貿區的申報應根據本地區實際情況加以成熟考慮。如鄭聯盛在《上海自貿區發展需要更多配套改革》（《中國金融》，2013年第20期）中談到上海自貿區與其他自貿區的關系時，對中國能否在短時間內設立并運行這么多的自貿區，它們之間的關系如何協調，執行的標準和實施的政策如何一致等表示關注。
對于上海自貿區的正式掛牌建立，學界普遍認為這是對全球趨勢的適應和發展，是對發達國家試圖改變WTO規則的努力，也是更加積極主動對外開放的重大舉措。如中國社科院副院長李揚在題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新階段》的主題演講中分析了發達國家國際經濟的布局為由美歐主導的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協定（TTIP）、多邊服務業協議（PSA）、以及日歐經濟伙伴關系協定等重塑全球化新模式和新規則。上海自貿區建設的全球背景是發達經濟體正在利用目前仍由他們把持著的全球治理的主導權。李揚認為中國政府建立上海自貿區正是基于應對發達國家的挑戰。有的學者的研究則著眼于通過上海自由貿易區在全球范圍內尋求更高程度、更大范圍的資源整合。如崔玉斌（《自貿區建設要重視智庫平臺作用》，《中國社會科學報》，2014年2月7日）從攻克自貿區建設的規則堡壘、創新自貿區建設的模式、打造自貿區建設的試驗基地、構建自貿區建設的智庫平臺等四方面闡釋了自貿區建設，特別是在創新自貿區建設的模式方面，崔玉斌提出，通過自貿區的建設，對《區域全面經濟合作伙伴關系》（即10+6自貿區）進行新探索，積累新經驗。10+6自貿區是在東盟先前分別與中國、日本、韓國、印度以及澳大利亞和新西蘭所簽訂的五個“10＋1”自貿協定基礎上，建立一個涵蓋16個國家的更大的自貿區。
學界對上海自貿區戰略的研究對自貿區定位、政府轉型、貿易升級、金融開放和創新等戰略性問題都有所討論。如李正圖在《創建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的國家戰略價值》（《中國遠洋航務》，2013年第8期）中認為，自貿區的決策體現了新一屆國家領導人順應世界經濟發展大勢進一步推進開發開放的決心,是更加積極主動地對外開放的重大舉措,體現了我國面向未來的國家戰略取向，是對未來轉變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和提升開放型經濟水平以及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的戰略布局之一。夏善晨在《中國（上海）自由貿易區：理念和功能定位》（《國際經濟合作》，2013年第7期）中認為上海自由貿易區建設是中國深化改革和開放的繼續，來自中國主導建立的東盟自貿區的發展和經驗，建立上海自貿區是中國深化改革和開放的繼續。對自貿區總體戰略的研究中還包括學者們利用專業知識為自貿區的后繼建設描繪新方案。設想新體制的學術支持。復旦大學袁志剛教授主編的《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新戰略研究》（格致出版社，2013年12月）作為上海自貿區研究的第一本學術專著就作了這方面的努力。復旦多學科專家在判斷全球趨勢、分析中國經濟現狀和走向的基礎上，對全球化最新趨勢、全球價值鏈分工、中國外貿升級與自貿試驗區的關系、人民幣資本項的自由兌換、自貿試驗區的“營改增”稅收實踐、自貿試驗區離岸再保險中心建設等問題做出了較為全面的分析，并對政策推進、監管更新、法制建設、產業布局、資本走向等具體問題提出了應對之策。學者們在對自貿區建立的學理探討方面也有一些研究，如陳偉、徐開金在《試析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設立的經濟學意義》（《稅收經濟研究》，2013年第5期）中圍繞自貿區的主要內容創新、主要特征和經濟意義三個方面進行分析，認為自貿區在貿易、投資、金融和監管四個方面有創新亮點，呈現“開放性、效率性、試驗性、風險性”四大特征，對中國經濟轉型升級和擴大改革開放意義重大。
二、對各領域運作機制的研究
2013年9月29日，自貿區正式掛牌成立，隨即36家企業首批入駐。隨后，由上海市政府制定，國家發改委和商務部指導的負面清單公布，自貿區正式啟動運作。學界對上海自貿區各領域的具體運作機制對現有政策上的創新和突破，進一步推進經濟體制改革頗具期許，也提出了許多相應的新問題領域，如裴長洪（《第一財經日報》，2014年2月10日）就認為，新一輪開放的突破口是設立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對已經出臺的政策評估、區內區外關系、海關便利化的聯動機制、人民幣資本項目開放、培育企業的誠信體系以及相關技術、建設后續管理的法律體系、探索建立電子圍網的監管技術體系；探索建立培訓人才與積累經驗的機制等十個方面的問題亟待研究解決。學界對公布的總體方案和金融服務、航運服務、商貿服務、專業服務、文化服務以及社會服務領域六大類具體開放清單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綜合研究，其中王海文的《中國（上海）自貿區建設背景下的文化保稅實踐創新》（《中國文化產業評論》，第18卷）涉及到文化保稅問題，他認為自貿區建設為我國文化保稅實踐提供了難得的機遇，不僅為文化保稅制度及政策創新提供了契機，為文化保稅行業拓展和混業融合注入了動力，提出要注重制度的突破和政策的頂層設計，加強文化保稅與其他保稅的銜接配合，創新不同種類文化行業的保稅模式等。
自貿區建設試圖逐漸建立一個在貨物貿易、服務貿易、投資、金融等領域逐步提高便利化和自由化水平的一攬子改革目標，因此，學界的研究必然是多領域的，并隨著自貿區建設的進展和細則的規定日益具體化。從目前的研究的成果來看，學界對自貿區的持續關注和及時跟蹤研究較為集中的體現在利率市場化、資本項目可兌換、人民幣跨境使用等金融領域的研究上。如孫立堅在《上海自貿區總體方案的金融開放戰略》（《新金融》，2013年第12期）中，認為自貿區內的金融開放和金融服務，必須緊密圍繞并匹配實體經濟發展的需要，一定要重視價值鏈金融服務模式。隨著自貿區金融領域的研究日益深入，對金融改革的進一步走向和措施學界有諸多的展望和預測。武劍在《中國（上海）自貿區金融改革展望》（《新金融》，2013年第11期）中從金融改革試驗區、放寬準入與公平競爭、利率市場化突破、匯率市場化、資本項目開放、離岸金融中心建設、金融創新與業務發展等方面做了闡釋。連平（《上海自貿區就是離岸金融區》，《第一財經日報》2013年9月9日）則對區內人民幣利率水平進行了分析，認為無論是貸款利率還是存款利率，都應該放開。利率價格應由供求關系、金融機構自由定價。與匯率價格一樣，自貿區的利率市場化以后，人民幣利率價格也將會形成自己的一個價格，不同于非常低廉的香港，也不會同于境內市場，其價格可能介于兩者之間。
上海自貿區是指在領土內運入的任何貨物就進口關稅及其他各稅而言，被認為在關境以外，并免于實施慣常的海關監管制度，即在這個區域之間的相關貿易管理是相對寬松的。張建平在《以上海自由貿易區撬動新一輪改革》（《中國外匯》，2013 年第9期）中認為自貿區應致力于基于綜合型功能的開放式發展。可以自由港型為基礎，綜合發展，融合其他各種類型的長處，集轉口集散、貿工、出口加工、保稅倉庫、商業零售等模式的優點于一身，形成綜合型的自由貿易試驗區。但由于免稅店、減免關稅等體現外貿寬松的內容尚沒有細則出臺，對貿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體現貿易便利化的航運物流的研究上。航運業與貿易關系非常密切，邵律等在《上海自貿區和國際航運中心建設——大數據物聯網應用促產業升級》（《上海經濟》，2013年第10期）中應用了大數據的概念，認為國際航運中心的建設包含集疏運體系和航運服務體系兩個基本點，目前上海的短板即為航運服務業發展還不夠充分，應在自貿區框架內將航運物流納入大數據產業的研究發展規劃中。上海自貿區建設包括對管理、稅收、法規等五個方面的一攬子創新，有一些創新需要對原有的經濟法進行進一步的詳細定義和解釋。因此，經濟法學的研究成為自貿區研究的熱點。學界普遍認為積極摸索負面清單的管理模式是上海自貿區的改革重點，并在這一概念的引入和實施后，對其法理基礎和法規操作等做了詳細的介紹和研究。龔柏華在《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外資準入“負面清單”模式法律分析》（《世界貿易組織動態與研究》，2013年第6期）中，認為上海自貿區的負面清單模式是正在進行的中美雙邊投資協定準入前國民待遇+負面清單談判模式的先試先行，文章探討了負面清單是否包括了未來出現的產業、負面清單內容是否可增加等問題。在綜合研究上，傅尉岡、蔣紅珍在《上海自貿區設立與變法模式思考》（《東方法學》，2014年第1期）認為，以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國務院決定在上海自貿區“暫停法律實施”方式存在合法性質疑。從上海自貿區批準成立主體的角度看，也缺乏創設針對特定區域就現行法律“豁免適用”的正當性依據。負面清單制度的實施顯見在決定主體、排除事項和程度上的不確定性。從變法模式角度思考，未來自貿區的合法性基礎需要進一步的改進。在具體法規研究上，張磊在《論我國公司國籍制度的改革——以上海自貿區的負面清單為視角》（《東方法學》，2014年第1期）中認為，負面清單能夠真正發揮作用的前提是完善的外商認定標準，這實際上就是公司國籍制度。文章建議全國人大可以考慮在必要的時候授權上海自貿區暫停實施《公司法》第192條。上海自貿區可以在此基礎上摸索和積累對傳統標準進行改良的經驗。
三、對其他地區經濟發展的影響研究
受到區位作用的影響，江蘇、浙江等上海周邊地區與上海形成了區域內產業轉移梯度，特別是長三角地區的城市群如蘇州、寧波、南通等上海周邊城市，與上海具有經濟結構轉型和產業升級的聯動性。上海自貿區建立后，長江三角洲的學者們結合本地區的實際情況，開展了多角度的積極研究，地方上也積極進行各項調研和學術研討活動，形成了如何對接自貿區的一系列論文和調研報告。這些研究一是著眼于上海自貿區對周邊地區經濟的帶動作用，普遍認為自貿區的建設將使周邊地區得到經濟輻射和聚集的機遇，自貿區航運中心、物流中心和貿易中心的建設，將有利于物流、商貿的發展，并帶動相關產業出口，同時促使長三角的分工更加精細。如張銳敏、呂婷婷在《臺州應積極有為借勢上海自貿區》（《浙江經濟》，2013年第20期）中提出結合臺州自身優勢、產業特點、企業特征，密切關注，積極主動地搶抓上海自貿區建設帶來的重大機遇和改革紅利，努力實現臺州新一輪的跨越式發展。黃先海、陳航宇在《上海自貿區：戰略意義及浙江的機遇》（《浙江經濟》，2013年第20期）中，認為上海自貿區對浙江的示范效應主要體現在體制創新的示范效應和政策創新的示范效應兩個方面。體制創新主要包括培養市場主體、發展市場中介組織、完善市場結構和體系等，政策創新主要包括政府所制定的有助于宏觀經濟發展的創新型政策和企業所制定的有助于微觀組織發展的創新型政策等。
二是是著眼于上海自貿區對周邊地區經濟的負面效應研究。由于自貿區與上海周邊地區相比有著更寬松的政策，更開放的尺度，在資源要素不足的情況下，客觀上將對高端制造業、現代金融業、外貿業、物流業的吸引。上述黃先海、陳航宇的文章就對自貿區的負面清單管理模式進行了具體分析，認為該模式使得一些民營企業本不能進入的行業對所有企業開放，再加上自貿區內的貿易便利化、投資便利化、金融便利化等優惠政策，將對浙江的優質企業產生巨大的吸引力。周曉娟在《蘇州市加快對接上海自貿區運作的對策建議》（《中國商貿》，2013年第35期）中認為，蘇州市要想吸引跨國公司來本地設立地區總部將面臨上海的強大競爭，將更加處于劣勢。蘇州部分本土企業可能會將總部遷至上海，或者在自貿區設立財務中心、運營中心和營銷中心等功能性的企業總部。同時，蘇州市的先進制造業、部分高端服務業面臨或將在競爭中處于劣勢，可能流入自貿區，將對蘇州產業結構調整、提升整體經濟競爭力產生一定負面效應。上海社會科學院部門經濟研究所在《上海自貿區建設對南通產生的影響及應對舉措——以海門為例》的項目調研中，以上海社科院海門研究基地為先期考察重點，考察了自貿區建設對南通產生的各種經濟影響。南通地方學者也作了《中國（上海）自貿區建設給南通帶來的機遇挑戰與對策建議》（《江海縱橫》，2013年Z3期）等一系列研究，提出以推進陸海統籌發展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創建為核心，推進制度改革的對接、全面提升南通開放型經濟水平，實現開放型經濟再上新臺階、加強產業對接，借力發展特色產業和優勢產業等建議。
除了與上海具有聯動效應的長三角地區，其他地區對于上海自貿區的建立和進展對本地區經濟的影響也有分析。王可俠在《中部如何應對上海自貿區》（《決策》，2013年第12期）中認為，“中部崛起”戰略為中部發展帶來強大的政策推動力不在。中部地區可以通過加快政策跟進，打好新一輪開放的制度基礎、加快產業跟進，打好調整升級的經濟基礎、加快服務業跟進，打好經濟發展的社會基礎等，建立與自貿區相對應的地方經貿體系。上海自貿區與香港的制度比較成為學界研究的熱點之一，張偉、楊文碩在《上海自貿區金融開放的定位與路徑分析———兼與香港自由港金融演進路徑比較》（《商業研究》，2014年第1期）中通過對兩地經濟體系和運行平臺方面的比較、政府管理和金融政策方面的比較、金融市場化基本政策的具體目標上的比較等方面認為在頂層設計和具體路徑上，上海自貿區金融與香港自由港金融有一定相通性和競爭性，但由于發育程度差距，在可預見的未來彼此并無可替代性。有的學者擔心自貿區將大幅削弱香港所擁有的自由港優勢。對兩地間競爭合作關系的研究也較多。張建平在《以上海自由貿易區撬動新一輪改革》（《中國外匯》，2013 年第 9 期）中所持的觀點是正面的，認為上海與香港將在良性競爭中共同發展。上海主要是在提升城市競爭力和經濟競爭力、實現經濟轉型升級，與香港在經濟自由度方面仍有很大差距。中國的經濟規模需要有不同區域的經濟中心。作為華南區域經濟中心和華東區域經濟中心，兩者之間完全可以形成良好的競爭聯動機制。學界的另一個討論熱點比較上海自貿區與同樣以金融創新為重點的深圳前海開發區。孫玉珠在《良性互動錯位發展上海自貿區與前海開發區開放改革比較分析》（《信息技術時代》，2013年第10期）分析了兩者的異同，認為上海、前海區位優勢各有千秋，能夠在中國進一步改革開放中實現互動錯位發展。
上海自貿區對各地區經濟的影響研究多發表于地方學術刊物上。由于上海自貿區的各項細則的實施還未全部到位，對各地區經濟的影響面臨著不確定性，存在繼續研究的空間。
四、對上海自貿區建設中的風險監控研究
隨著自貿區細則的到位和開發的不斷深入，開發區建設面臨金融自由化、土地資源、環境承載、經營成本等各類系統性風險，必須加以防范和控制。夏善晨在《中國（上海）自由貿易區：理念和功能定位》（《國際經濟合作》，2013 年第 7 期）中探討了準確定位經營主體，避免無序投機開發、避免用保稅區的理念建設自貿區、不要以自貿區作為單獨關稅區的國際地位等回避風險措施。在自貿區的區內、區外關系上，陳波（《不應出現自貿區內熱外冷圖景》，《第一財經日報》2013年9月10日）認為，在推進自貿區建設的同時，也應改革、完善自貿區外的相關法律法規，絕不應該出現自貿區內熱火朝天、自貿區外風平浪靜的圖景。上海自貿區改革的關鍵是金融制度創新。因此，在自貿區金融改革的背景下，對金融創新風險控制及其前瞻性應對的研究較多。武劍在《中國（上海）自貿區金融改革展望》（《新金融》，2013年第11期）中建議在區外仍實行條線式監管，到區內把銀行、證券、保險等條線整合起來，設立一個獨立的“金融監管局”，進行一站式管理，更好發揮監管作用。孫立堅的《上海自貿區總體方案的金融開放戰略》（《新金融》，2013年第12期）中認為自貿區實施負面清單管理模式，給了區內的企業和金融機構一次先行先試的機會，但是也容易造成金融風險隱患，他提議在自貿區內把消費金融業務的開放放到最后的負面清單管理的試驗中。宋曉燕在《上海自貿區金融改革對宏觀審慎監管的挑戰》（《東方法學》，2014年第1期）中在充分分析我國金融改革可能產生的系統性風險的基礎上，提出在自貿試驗區金融改革中需要加強宏觀審慎監管的協調：強化中央銀行與各專業監管機構的協調合作；進一步加強央行與各相關部門之間的聯系；加強中央銀行與各國宏觀審慎監管機構的合作等建議。上海自貿區建立以來，與之關聯的概念股、區內地產價格都有波動，有的甚至成為較為突出的問題，這些經濟現象引起了學者們的憂慮。易憲容在《自貿區“熱”得過“火”對中國經濟健康發展不利》（《證券日報》，2013年10月21日）中分析了上海自由貿易區熱的社會經濟原因，認為如果政府能夠加大對當前中國金融市場的重大制度的改革，放松對國內金融市場的管制，并通過公共決策的方式制定更多的保證市場秩序建立的制度安排，重大制度改革就能夠讓全國所有的地方都分享到重大制度改革的成果。高原在《上海自貿區對房地產市場的影響》（《中國房地產》，2013年第12期）中運用上海自貿區的商業地產以及廠房的租金等實時統計數據，指出自貿區政策對產業經濟的影響是對房地產市場最直接的推動，對本地區房地產市場的發展和走勢添加了許多不確定因素。
五、有待深入研究的方面
上文對近年來我國學界對上海自貿區的研究做了一個回顧。從上文可見，經過學者們努力，近年來我國學術界對于上海自貿區的研究逐步深入，尤其是2013年上海自由貿易區正式建立以來進展很大，但也存在幾個有待深入研究的方面。
首先，從上述研究成果可見，上海自貿區的研究與國際政治、經濟法、交通物流、港口管理等各學科相互滲透，相互影響，是一項現實政策操作人員、理論經濟工作者共同的整體性系統研究工程，具有學科邊緣性的特點。但我國學界對于自貿區的研究一種傾向是從具體的實際問題中來，面對新提出細則和相關的問題領域容易蜂擁而上，缺乏相應的學術準備和更為深入的學理探討，尤其是綜合不同學術視角的全方位、多角度的理論支持。另一種傾向則是基于本學科的知識，對自貿區問題的研究多集中于政策解讀、預測，由于自貿區建立的時間不長，積累尚不足，難以實際政策操作過程中遇到的問題與學界的專業化研究存在著時間上的差距。自貿區是先行先試的典型，對自貿區各領域經驗的總結必須及時有效，運用各學科的合力提供較為全面的理論支持，這樣才更能發揮學界的作用，更好的服務經濟發展的大局。如在對負面清單實施的研究中，從法理學的角度進一步分析適用是否合規合法、在實施過程中可能發生的重復問題等都需要學科上的合作考量。
其次，學界對自貿區的研究存在過于現實的細則化、地域化的傾向，長時段的研究和經驗的提煉和升華仍有進一步拓展的空間。隨著自貿區進程的深化，有關細則不斷推出，面臨的問題也層出不窮，尤其是上海自貿區具有鮮明的某一地區、某一行業的實際問題導向，對自貿區各項細則和各地方的應對之道進行研究，具有很強的現實導向和應用。中國正式建立上海自貿區的時間較短，需要研究的空白和薄弱的地方太多，這無疑會給研究者帶來一些困擾，在學界已經取得的成果中，對自貿區對我國經濟結構產生可能影響的精細考察和對我國經濟結構的深層影響鮮有論述。但是，上海自貿區政策作為我國改革開放進程中的一部分，歸根到底體現的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體系的進一步探索，要在自貿區研究上形成整體上的精細化，必須認識到研究的整體性和長程性，取得相關理論建構的成果，并在此基礎上看待自貿區給各地區的發展帶來不同的機遇和挑戰，
最后，國際形勢瞬息萬變，因此，將上海自貿區置于世界經濟的框架中進行研究十分必要，這對于研究者拓展研究空間也有助益。中國上海自貿區的建設開啟了我國對外開放的嶄新階段，是衡量我國對外開放的經濟體制建設成效的一個具體表征。隨著上海自貿區具體政策的推進，監管更新、法制建設、產業布局、資本風險等眾多問題都與國際經濟形勢聯系，對上海自貿區制度創新以及中國應對世界經濟挑戰的重大戰略需求進行研究亟需更廣闊的研究背景。以自貿區為觀察點，考察并系統探討我國經濟與世界經濟關聯現狀與最新進展，對于進一步深化自貿區研究乃至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研究都有著重要的意義。將自貿區的制度建設分析置于世界經濟特定的活動過程中予以考量，深入挖掘自貿區的實踐過程中對不同國際經濟利益主體的應對及相應的行動邏輯，是今后進一步深化自貿區研究的重要方向。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再次確立了上海自貿區發展的戰略定位和對中國經濟轉型所起到的重要的作用，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再一次強調了上海自貿區的先行先試作用，提出“建設好、管理好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形成可復制可推廣的體制機制,并開展若干新的試點。” 自貿區建設的實踐繼續探索和深化，新的實踐將觸發學界新的思考，在上海自貿區研究的課題建設中，積淀出新的豐碩成果是可以期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