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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體而言，1978—1982年，電子工業通過調整緩解了軍民結構失衡問題，經過整頓提高了電子企業生產效率；技術引進以及經濟特區的“三來一補”，為電子工業的增長釋放了“開放紅利”。這些舉措促進了電子工業的恢復與發展，為日后趕超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深化改革中電子工業的加速發展

　　1982年中共十二大提出全國工農業的年總產值“翻兩番”的目標后，電子工業部在此基礎上提出了2000年電子工業總產值要比1980年“翻三番”的戰略目標。時任電子工業部部長的江澤民明確提出：“要加快電子工業發展，使電子工業部門成為軍事電子技術裝備部、國民經濟電子技術裝備部和人民文化生活電子產品供應部”。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不斷釋放的改革與開放紅利促進了電子工業加速發展。

　　（一）國有企業的下放、空間布局調整與加強橫向經濟聯系

　　20世紀80年代初，國有企業是我國電子工業生產的主體，激發國有企業經營活力成為電子工業趕超型發展的關鍵。企業下放是這一時期簡政放權、激發國有企業活力的重要舉措。1985年1月，電子工業部根據國務院關于擴大國營企業自主權的相關規定，制定了《電子工業管理體制改革設想》，強調今后要進一步開展部屬企業的下放。北京和四川兩地率先進行了電子工業企業下放試點。1985年，電子工業部將四川的38個部屬企業及附屬單位下放，依托各企業所在城市進行管理，改變了長期以來部屬企業由中央主管部門集中管理的體制。管理體制的改革促進了電子工業生產力的快速發展，四川省提前兩年實現了“六五”計劃指標。1986年6月底，電子工業部直屬的170個電子企業全部完成了下放。其中，電子工業部與貴州省協商確定，將振華公司作為整體下放到貴州省，而不再拆分下放到所在城市，開創了集團式下放的先例。從1984年到1987年，振華公司21個企業連續四年無虧損，工業總產值平均遞增19%，利（稅）平均遞增16%。國有企業下放提高了企業自主權，有利于電子工業企業更好參與市場經營活動。

　　在國有企業下放的同時，國家有計劃地對三線企業中的電子工業企業進行了空間布局調整，緩解了三線電子工業企業交通不便、信息閉塞等矛盾。例如，1985年國家計劃委員會批復國務院三線建設調整改造規劃辦公室關于三線企業調整方案的報告，批準原址在四川廣元的旭光電子管廠、青川的新光電工廠、仁壽的慶光電工廠三個電子企業調遷成都市新都縣建設，成都逐漸成為重要的電子元器件生產基地之一。經過空間布局調整，三線電子工業企業過度分散的局面有所改變，逐步形成了電子工業的集聚效應。

　　國有企業下放后，電子工業傳統的縱向隸屬網絡被打破，企業市場的橫向聯系逐步建立。早在1980年7月，全國首個中央部屬與省市地方管轄電子企業的經濟聯合體——中國南京無線電公司就宣布成立，公司以南京無線電廠為核心，包含了南京地區37個地方企業。牽頭企業南京無線電廠于1984年獲得國家質量管理獎，并在1987年以“熊貓”電子產品為龍頭，聯合全國20多個省、市、自治區的140多個單位成立了熊貓電子集團。1986年，電子工業部下發了《關于進一步推動橫向經濟聯合的具體規定》，為各地推動電子企業之間橫向聯合、加快電子工業經濟體制改革規定了具體的實施辦法。同年，117家隸屬電子工業部、廣東省和深圳市屬的企業進行聯合，成立了深圳市電子集團有限公司。深圳電子集團建立后，先后與美國、法國、日本等24個國家和地區的190多家客商，以及國內27個省市170多家單位建立友好合作的關系，結束了深圳電子產品完全依賴外商出口的歷史。

　　通過加強企業之間的橫向聯系，電子工業逐步形成了中小企業與特定大企業之間長期穩定的貿易關系，供應網絡也比較穩定，有利于提升電子產品質量、降低生產成本。

　　（二）其他所有制企業興起與電子工業的“多輪驅動”

　　與傳統工業不同，電子工業是典型的技術密集型工業，高科技企業是追蹤前沿技術的重要動力。20世紀80年代初期，北京中關村地區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科研人員在所屬單位的支持資助下，紛紛創辦科技企業，這些企業逐漸形成了“中關村電子一條街”，經濟集聚效應初顯。1984年11月，中國科學院計算機所11名職工創辦了一家研發、生產、經營一體化的計算機公司，后改名為北京聯想計算機集團公司，次年4月成功研制出聯想漢卡系統并投放市場。與美國“硅谷”的高科技公司直接面向電子計算機前沿技術不同，中國高科技公司敏銳地把握國內巨大市場潛力，積極推動電子技術本土化，通過推廣計算機應用的漢字化成功激活了國內龐大的電子計算機市場。

　　鄉鎮電子企業憑借價格優勢異軍突起，有效填補了我國消費類電子產品的短缺。20世紀80年代中期，我國電子工業供求缺口仍然較大。到1984年底，全國電冰箱、洗衣機、電風扇的家庭普及率分別為0.55%、6.94%、21.84%。較大的市場潛力使電子工業成為許多鄉鎮企業發展的重點。例如，無錫的鄉辦、村辦電子工業企業由1983年的121家迅速發展到1987年的281家，總產值由1983年的5726萬元增長到1987年的3.19億元。到1987年，全國鄉鎮企業機械電子工業產值已經達到34.17億元。隨著國有電子企業自主權的擴大，許多國有電子企業也與經營機制靈活的鄉鎮企業展開合作。例如，北京市一些鄉鎮企業積極同北京洗衣機廠（主要生產白蘭牌洗衣機）相結合，在農村建立了協作廠、點36個，走出了一條專業化協作道路。其形成的“白蘭道路”經驗向全國推廣，促進了鄉鎮電子企業的發展，緩解了電子工業產品的市場短缺。

　　1983年出臺的《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實施條例》明確允許電子工業可在中國境內設立合營企業，中外合資企業逐漸成為電子工業微觀主體的重要組成部分。1981年，合資企業產值僅占我國電子工業總產值1.05%，到1987年，合資企業在電子工業總產值中的份額已經占到6.82%，實現產值29.1億元。合資電子企業通常在技術、管理方面存在優勢，能夠帶動國內電子工業的升級。1987年開工建設的北京·松下彩色顯像管有限公司是北京電子工業最大的合資企業，由北京電子管廠等四家公司與日本松下電器企業集團共同興辦，公司先后投入批量生產的37厘米、49厘米、54厘米、74厘米彩色顯像管等產品均達到國際先進水平。民營高科技企業、鄉鎮企業的崛起從內部培育了發展電子工業新的所有制成分，而引進外資則通過外部嫁接的方式打破了電子工業單一公有制的所有制結構。多種所有制興起推動了電子工業由單一國有企業驅動向“多輪驅動”轉變，促進了電子工業趕超型發展。

　　（三）對外開放不斷深入與電子工業發展

　　技術、資本短板是制約中國發展電子工業的重要瓶頸，而豐富且高效的勞動力資源又是中國在電子工業競爭中獨特的比較優勢。這一時期我國抓住對外開放的歷史契機，充分利用“兩種資源、兩個市場”，釋放了電子工業的開放紅利。

　　20世紀80年代，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的電子工業正處于技術升級加速期，有意愿將本國低附加值的電子工業技術轉移到其他國家。在中外技術差距較大的背景下，我國積極開展技術引進，促進了電子工業加速發展。1983年4月，國家計劃委員會、國家經濟委員會召開全國機械、電子工業技術進步會議，批準了機械電子行業首批550項技術改造項目和采取的12項措施，并擴大了各省、市批準項目的權限，放寬了技術引進政策。1985年，江澤民指出：電子工業應“進一步對外開放，加快引進外資和引進先進技術步伐”。一批企業通過技術引進、消化與吸收，提升了技術水平，增強了企業競爭力。例如，1984年10月，北京整流器廠與瑞典ASEA公司簽訂引進了全壓接無應力結構大功率晶閘管制造技術和設備的合同，使該廠生產的電子元器件達到國際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水平。1983年4月，山東省電子工業局決定積極進行技術引進，地區以青島為重點，產品以電子計算機、中小規模集成電路、電視機等為重點。1984年，青島電視機廠從日本引進先進電視機生產線，產品達到國際80年代先進水平，投資的1500萬元到1986年就全部收回。

　　在第三次工業革命浪潮中，國際分工不斷深化，逐步從產品間分工向產品內分工轉變。隨著對外開放的深入，我國積極發揮勞動力的比較優勢，承擔了電子工業加工、組裝等環節，融入全球電子產業鏈。1986年5月，北京無線電廠生產的1000臺“牡丹牌”14英寸彩色電視機出口芬蘭，芬蘭進口方對質量非常滿意，要求追加訂貨4500臺。1987年2月，電子工業部在深圳舉辦特區和沿海省市電子工業發展座談會。會議指出，當前電子工業結構調整的重要目標就是實現由內向型向外向型發展的轉變，總的指導方針是“內聯外引，工貿結合，引進技術，擴大出口”。1987年，我國電子工業出口總額達7.2億美元，比1986年增長了1.4倍。其中彩電出口86.97萬臺、收錄機出口513.7萬臺，兩種產品出口金額均突破1億美元。

　　（四）電子前沿技術趕超的戰略布局

　　以微電子技術為基礎的現代電子工業具有知識、技術和投資密集的特征，各國電子工業競爭的實質就是核心技術的競爭。技術引進固然可以在短時間內縮短中外電子工業差距，但核心技術是買不來的。1981年11月，鄧小平在談到中美關系時指出：“兩國關系正?；院螅绹鴽]有給我們一樣先進的東西，連人口普查用的電子計算機都不給，而且別的國家要給我們，美國也不讓?！蓖瑫r，由于電子工業技術更迭較快，僅僅依靠技術引進很容易陷入“落后—引進—再落后—再引進”的怪圈。中國電子工業要真正實現趕超，離不開核心技術的自主突破。1984年，電子工業部強調對于集成電路為代表的技術、投資密集型產品，原則上應由國家集中建設。1986年，在鄧小平的支持下，中共中央、國務院批準了《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綱要》（簡稱863計劃）。信息技術是863計劃中7個亟需突破的高技術領域之一，大型智能計算機系統技術、光電子技術、信息獲取與處理和現代信息技術成為其研究重點。“七五”時期863計劃涵蓋的五大民用領域中，信息技術領域的投入人數最多、項目最多，其經費達到整個民用領域科研經費的33%。對于信息技術的提前布局為日后我國在高性能計算機關鍵技術、通信網絡技術、數字程控交換機技術等方面的突破奠定了重要的研究基礎。

　　（五）電子工業實現加速發展

　　1982—1987年，中國電子工業實現了加速發展。1982年電子工業總產值剛剛突破100億元，到1987年已經實現總產值427.4億元。由于立足國內大市場，我國消費類電子產品迅速發展。1982年，我國家用電視機產量為592萬臺，遠低于美國的1022萬臺、日本的1280萬臺。到1987年，我國電視機產量已達1934萬臺，約占世界家用電視機總產量的19%，在規模上穩居世界第一。我國彩電的國產化也取得重要突破，1987年底，彩電“實現了單機國產化水平達到85%以上，批量國產化水平達到80%以上”。在我國電子工業加速發展的同時，也存在一些問題。第一，消費類電子產品存在產品質量參差不一、種類單調、低端投入過多等隱患。第二，投資類電子產品作為發展國民經濟、改造和裝備其他工業部門的重要手段，投入不足，品種不全、成套性差等。第三，我國電子工業技術與發達國家仍然存在代際差距。這一時期我國電子元器件整體尚未完成從晶體管時代到集成電路時代的升級，而發達國家甚至一些新興工業國家已經進入了超大規模集成電路時代。

　　1982—1987年，國有電子工業企業通過改革，組建企業集團，經營活力得以提升；多種所有制企業的興起為電子工業，尤其是消費類電子工業的規模擴張注入了新動力；我國電子工業還抓住對外開放的歷史契機，發揮后發優勢，積極引進先進技術，融入國際市場；我國政府對電子前沿技術也進行了戰略布局，為日后電子技術的跨越式發展打下基礎。這一時期我國電子工業在產品數量上縮小了與世界強國的差距，但產品質量、結構與技術等方面仍有待提升。

　　改革開放探索中電子工業的波浪式前進

　　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速度的提升，電子工業為現代化建設提供先進技術裝備的歷史使命進一步凸顯。1987年，中共十三大報告明確指出：“努力振興機械、電子工業，為現代化建設提供越來越多的先進技術裝備?！?987—1992年，我國電子工業既經歷了高速發展階段，又經受了市場疲軟、西方國家制裁和經濟波動的沖擊，呈現出波浪式前進的特征。1992年，中共十四大報告明確提出振興機械電子、石油化工、汽車制造和建筑業，使它們成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電子工業再次進入高速發展的新階段。

　　（一）電子工業的行業調控

　　改革開放后，我國居民消費水平不斷提升，家庭積累的千元級購買力重點集中在彩電等電子消費品上，形成了較大的市場需求。地方政府熱衷于引進家電生產線，在推動電子工業高速增長的同時，也帶來了中低端產業重復建設、產業結構趨同化等問題。1987年，我國彩電生產增速達到63.29%，年產量655.3萬臺，是歷史最高的一年。全國產品銷售收入前100名的電子工業企業中大多是生產電視機及其配套件的企業，電子工業出現“命系彩電”的現象。1988年，全國生產彩電994.3萬臺，同比增長51.7%，電子工業產品同質化競爭日趨激烈。1989年1月，國務院決定對彩電實行專營管理，并開始征收彩電特別消費稅和國產化發展基金。1989年3月，《國務院關于當前產業政策要點的決定》發布，明確規定電子工業應重點發展集成電路、電子計算機和名優彩色電視機等高附加值產品，擴大出口以保證國家外匯收入。同時要求各地嚴格限制低質收音機、電子計算器等低級產品的生產。經過調整，1991年我國黑白電視機和中低端彩電產量減少，54厘米和更大尺寸的高檔彩電產量顯著提升，比1990年增長1.5倍。1991年7月，時任機械電子工業部（以下簡稱機電部）副部長的曾培炎指出，彩電工業進一步調整的對策是“增量傾斜”，促進彩電廠向集約化發展，強化其競爭能力。經過政府對電子工業的行業調整，1992年我國彩電和微型計算機的生產布局進一步向大企業集中，機電部重點支持的5家彩電生產企業，全年彩電產量已達計劃內總產量的51.5%（不含合資企業）；4家計算機集團公司全年微型計算機產量已占全行業微機總產量的64.8%。

　　（二）電子工業微觀基礎的不斷完善

　　我國以大型國有企業為核心組建了一批電子工業集團，國有企業改革繼續推進，一批新興高科技公司也蓬勃發展，形成了推動電子工業趕超型發展的微觀基礎。

　　電子工業集團的組建與國有企業改革  電子工業集團打破了地區、部門、所有制的限制，充分發揮了電子企業的規模效應，成為電子工業發展的重要支柱。這一時期，我國在企業橫向聯合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強了電子工業集團的組建。1988年1月，地跨全國25個省、市、自治區的陜西黃河電子集團在西安成立。集團以黃河機器制造廠為主體，以“黃河牌”系列產品為龍頭，實行“技、工、貿”相結合，是一個跨部門、跨行業、跨所有制的經濟聯合體。四川長虹集團、甘肅長風集團、上海金星集團等也都以大型國有企業為核心組建。以大型企業優勢產品為龍頭的企業集團充分發揮了聯合優勢，擴大了經濟規模，加速了產品開發和名牌產品的生產，提高了綜合競爭能力。1989年，經國務院批準，我國成立了中國電子信息產業集團。該集團主要開展電子建設工程、軍民用電子系統工程的綜合開發與建設以及軍民用電子新技術、新產品、新材料開發等重要任務，承擔著趕超世界先進水平的歷史重任。

　　承包制改革有利于提升企業經營效率，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國有企業存在的“預算軟約束”，激發國有電子企業的活力。1988年，北京市電子辦系統44戶全民所有制企業全部實行了承包經營責任制，按承包合同規定需上繳利潤承包指標3343.9萬元，實際完成了4189.7萬元。其中，北京707廠通過實行各種不同形式的內部承包、浮動工資等措施促進了生產的發展，前7個月就完成了當年的承包利潤指標。河南開封無線電一廠建成于20世紀50年代，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逐漸變成開封市國企的虧損大戶。1988年3月，該廠打破承包的區域界限，被石家莊環宇公司跨省承包，僅1個月就結束了長期以來的虧損局面。

　　新興高科技公司的發展   隨著市場化改革的深入，面向本土市場的高科技企業也不斷發展。1986年8月成立的北京大學新技術公司，將北大計算機研究所王選教授多年研究的漢字電腦輸入成果應用于激光電子照排系統，使我國印刷業從手工揀字、鉛字澆鑄跨越到電子排版直接印刷的新階段。1987年9月成立的華為公司，不斷加大對程控交換機的科技研發投入，每年以銷售收入10%的比例提取新產品的投資費用。1992年，華為公司固定資產凈值達到8118萬元，生產程控交換機30萬臺，產值達到1.8億元，銷售收入1.5億元，成為通信領域民營企業的佼佼者。中國高科技專業公司面向國內大市場，不僅推動了電子信息技術的本土化，也為日后電子工業的發展積累了技術、人才以及管理經驗。

　　（三）電子工業外向型經濟的形成

　　20世紀80年代，以發達國家以及“亞洲四小龍”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面臨著勞動力成本上升的挑戰，電子工業中的勞動密集型環節紛紛向海外轉移，為我國電子工業發揮勞動力的比較優勢、發展外向型經濟提供了良好的機遇。中共十三大報告強調，要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的廣度和深度，不斷發展對外經濟技術交流與合作。1988年，我國電子產品出口產值達到78.8億元，比1987年增長91.5%，占工業總產值的13.2%。我國電子工業的一批名優產品也逐漸在國際市場中站住了腳，如聯想集團年外銷微機板卡超過150萬塊，蛇口開發科技公司的計算機硬盤磁頭出口量占世界市場的10%。這一時期，我國電子工業逐步從“三來一補”轉向自行設計、生產為主，家用電器、電子計算機等附加值較高的整機設備出口不斷增加。1988年，廣東電子工業出口整機產品884.67萬臺（其中彩電74萬臺），創匯約1.99億美元，占全省電子產品出口創匯額的64%。

　　1989年，我國進入治理整頓階段，在市場疲軟、資金困難、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實行制裁等多重沖擊下，電子工業整體的生產與效益出現波動。1989年11月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治理整頓和深化改革的決定》明確支持電子工業出口創匯。電子工業系統采取“開拓國際主市場、建立銷售主渠道、建設生產主力軍”的出口方針，積極開拓海外市場。在全國出口受到較大沖擊的背景下，電子工業出口依舊保持了較為強勁的增長態勢。1989年和1990年我國電子工業出口產值分別為90.35億元和135.46億元，分別比上年增長25.83%、44.52%。1992年電子工業全行業出口創匯達68.7億美元，占全國外貿出口總額的9%，成為我國出口創匯的重要部門。電子工業外向型經濟的逐步形成為我國帶來了寶貴的外匯收入，激烈的國際競爭也倒逼電子工業企業提升技術水平與產品質量。

　　（四）電子工業技術趕超的嘗試

　　20世紀70年代以來，電子工業技術進步加速，集成電路和微處理器差不多每三年就更新一代。到80年代中期，我國電子工業整體還沒有完成從分立器件向集成電路的轉變，而發達國家已進入了超大規模集成電路的階段。國內64K動態存儲器剛剛搞出樣品，國際上卻已大批量生產1兆位了。1987年，中共十三大報告指出，要“組織精干力量不失時機地開展高技術研究，特別是微電子技術”。以集成電路為代表的微電子技術和電子計算機是世界電子工業發展的重要引擎，成為我國技術突破的重點環節。

　　集成電路是這一時期國家戰略部署的重點。1987年，我國集成電路年產量達到7667萬塊，比1986年增長超過50%，接近1982年產量的6倍。但日本此時的集成電路年產量已經超過100億塊。同時，我國當時批量投產的是3—5微米技術的集成電路，而國際上加工線寬0.8微米的集成電路已經大量投產。大規模集成電路的研發成為國家“七五”安排的重點科技攻關項目。在“531”戰略的推動下，我國自主開發成功了1.5微米設計規則的CMOS超大規模集成電路成套工藝技術和1兆位超大規模集成電路只讀存儲器，使我國超大規模集成電路的研制開發跨上了新臺階。1990年2月，機電部起草了開發1微米集成電路的項目書，目標是在“八五”期間將我國半導體技術提升到1微米，追趕世界先進水平。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聽取了機電部匯報后決定實施“908”工程，計劃建設一條月投6英寸硅片2萬塊、技術水平為0.8—1微米，年產超大規模集成電路3000萬塊的生產線。在中央的部署下，我國計算機技術領域也取得了一些重大自主突破。1992年底，由國防科技大學計算機研究所研制的銀河—Ⅱ型10億次巨型計算機誕生，填補了我國通用并行巨型機領域的空白，對科技和國家安全領域具有重要意義，我國大型機的研制總體上達到了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國際先進水平。

　　雖然我國在較短時間內實現了電子技術的跨越式發展，但在與發達國家的技術競爭中仍處于落后地位。例如，“908”工程盡管在1990年提出時就強調要追蹤國際前沿技術，方案中也明確要研發0.8—1微米技術對應的1兆位存儲器，然而受一些西方國家制裁、資金不足等因素制約，1995年還未完全實施。而日本東芝、日電等公司已于1993年開發出256MB存儲器，工藝技術提升到了0.25微米的新臺階。相比大型計算機的技術突破，在集成電路領域，政府主導的技術攻關未能達到預期效果，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集成電路的技術進步與市場發展密切相關。改革開放初期，國內電子產品尚處于外延式擴張階段，對集成電路技術升級提供市場支撐有限；同時國內集成電路市場又不斷受到國際沖擊，技術升級面臨嚴峻挑戰。

　　（五）電子工業在波浪發展中前進

　　這一時期我國電子工業在波浪中前進。主要表現為：第一，電子工業增長速度雖出現波動，但整體來看仍發展較快。1987年我國實現電子工業產值427.4億元，1988年迅速增長至599.2億元，比上年增長40.2%。但1989年電子工業產值僅增長5.8%，1990年也僅增長6.1%。經過兩年調整，電子工業生產結構得到優化，一些重復建設、盲目投資的行為及時剎車。1991年，我國電子工業增長速度開始回升，1992年，我國電子工業產值達到1086.76億元，總量已經接近英國、法國等發達國家。第二，許多電子工業產品，尤其是家電產品與發達國家差距顯著縮小。1992年，我國家用電視機產量穩居世界產量第一，其中彩色電視機產量已達到1270萬臺，超過日本和英國、德國等國家，接近美國的彩電年產量。第三，電子工業技術取得跨越發展。1992年，我國集成電路生產超過1.3億塊，推動了電子工業從晶體管向集成電路時代升級。我國計算機發展水平總體也達到了發達國家20世紀80年代初期水平。

　　我國電子工業在波浪式的發展中也存在一些問題。第一，電子前沿技術與發達國家相比仍然存在一定距離。第二，電子產品結構仍有待升級，低端收音機、電視機等消費類電子產品生產線重復建設現象仍然存在。第三，電子工業溢出效應仍待強化。1992年，我國投資類電子工業比重僅占19.2%，日本則為47.8%，美國更是高達74.5%。投資類電子工業發展的滯后制約了電子工業對國民經濟的推動和支撐作用。例如，20世紀90年代初期，需要先進電子工業作為支撐的數控機床在發達國家占制造行業的15%—20%，在我國僅占1%稍多一點。

　　1987—1992年，我國電子工業在波動中總體上仍然保持了較快速度增長。通過行業調控，電子工業的同質化競爭有所緩解；微觀基礎不斷完善與外向型經濟逐步形成，都刺激了電子工業的規模擴張，一些重要電子工業產品已經位居世界前列，與發達國家在數量方面的差距顯著縮小。在政府推動下，電子工業技術也在較短時間內實現了代際升級。但由于發達國家電子技術也在加速進步，我國電子工業技術仍與發達國家存在一定差距，電子工業的結構、行業溢出效應等方面也有較大提升空間。

　　結 語

　　1978—1992年，我國逐步探索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電子工業趕超型發展道路，整體上縮小了與發達國家的差距，為20世紀90年代后在信息經濟時代搶占國際競爭制高點奠定了重要基礎。

　　科學發揮有為政府作用是后發國家電子工業趕超型發展的重要保障。從電子工業發展的經驗來看，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都注重運用政府“有形之手”推動電子工業的發展，而非新古典經濟學所闡釋的產業政策中的“政府失敗”。作為后發大國的中國，要實現電子工業這一前沿產業的趕超，就更需要科學發揮有為政府作用。一方面，中國政府在電子工業發展中發揮了比西方國家更為強大的有為政府作用，主要表現在：克服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中政府的短期行為，對電子工業進行了長期規劃；運用強大的資源動員能力突破了電子工業發展中的關鍵技術瓶頸。另一方面，在1978—1992年電子工業發展的歷史進程中，中國政府對于市場不是替代而是創造，具有“市場增進型政府”特征，通過“軍轉民”、國有企業下放、組建電子企業集團等措施，助推了電子工業市場的形成與發展。

　　綜合運用比較優勢與大國優勢是中國推動電子工業技術趕超型發展的重要經驗。改革開放之初，中國積極發揮勞動力的比較優勢，通過承接電子工業勞動密集型的生產環節，嵌入國際電子工業生產大循環，促進了電子工業的外延式擴張。通過回顧1978—1992年電子工業發展的歷史，我們發現中國電子工業并不是簡單的“以市場換技術”，而是在發揮比較優勢的同時，始終堅持發揮大國綜合優勢，在計算機技術、集成電路等重要領域追蹤世界技術前沿。由于發達國家在這一時期電子工業技術進步也進入了加速期，我國電子工業中的一些重要領域仍然與發達國家存在一定差距。但是在獨立自主研發中，我國逐漸形成了電子工業的人才隊伍與研發團隊，促進了知識的積累，避免了韓國等東亞國家電子工業聚焦于組裝加工環節而自主創新能力不足的囧境。

　　形成央地合力是中國電子工業趕超型發展的獨特優勢。改革開放后，電子工業帶動地方經濟發展的作用突出，成為許多地方政府重點扶持的產業。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地方電子工業進行了大規模的投資，而這些投資又大多具有體現技術進步的特征，推動了電子工業的加速增長。當然，在“為增長而競爭”的模式下，地方政府也存在盲目追求外延式擴張、“重數量、輕質量”和重復建設等問題。中央對電子工業的行業調控抑制了地方重復建設的行為，優化了電子工業的生產規模與結構，促進了電子工業的健康發展。

　　激發微觀主體活力是電子工業趕超型發展的重要基礎。一方面，我國以大型國有企業為龍頭組建了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企業集團，推動了電子工業尤其是電視機等消費類工業的迅速發展。同時，不斷深入的國有企業改革也激發了電子工業微觀主體活力。另一方面，多種所有制電子企業的興起實現了電子工業發展的多輪驅動。國內興起的高科技企業憑借敏銳的市場洞察力和細分的專業優勢，推動了電子技術尤其是計算機技術的本土化，激活了我國巨大的市場潛力，為20世紀90年代迎接信息化浪潮創造了良好條件。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25年第6期，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