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關于新中國成立初期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方式，學界大多研究將視角聚焦于行政手段而非經濟手段，相對忽視了新中國為實現改造付出的經濟成本。1955—1965年“貧農合作基金貸款”的發放與豁免，體現了黨和政府對個體農業的有償改造。有償改造的第一步為1955—1956年的國家墊資。在毛澤東的倡導下，為降低土地以外農業主要生產資料集體化政策所帶來的社員負債壓力，中國人民銀行在全國范圍發放“貧農合作基金貸款”7.4億元，保障農民生活水平和農業集體化的穩步推進。第二步為1965年對該項貸款的豁免。大部分國家墊資實質上成為國家購買?；砻饨痤~，即國家財政所承擔的農業集體化成本為5.1億元以上。從國家墊資到國家購買，從側面展現了新中國通過國家出資的方式推動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歷史進程。
［關鍵詞］農業生產合作社；股份基金；貧農合作基金貸款；貸款豁免
農業集體化是新中國成立初期社會主義改造的重要部分，為新中國各項建設的起步奠定了重要基礎。關于這一歷史性變革的實現方式，學界研究多將視角聚焦于中央各項方針政策的制定與貫徹，形成以行政手段為主旨的歷史敘述，豐富了其中多主體互動的過程。如有研究提出，農業集體化過程中，國家為推動性因素，集體為連接性紐帶，農民為最終執行者。也有研究分析了在中央、地方、農村基層互動的過程中，地方黨委通過塑造典型推動集體化發展的重要作用。還有研究補充了行政手段中一些具體舉措。比如，除廣泛思想動員外，一些地區也采用了“算賬”的辦法打消農民思想顧慮，推動合作化運動發展。而在行政手段以外，學界的考察目前較為有限。如有研究展示了農業集體化中的司法手段：國家一方面通過審判手段解決破壞合作化運動的刑事案件，另一方面通過調解手段處理民事糾紛，保障了農業集體化的順利進行。而農業集體化的經濟手段，卻極少被提及。在農業領域是否采取了經濟手段？國家是否為此承擔了經濟成本？本文通過考察1955—1965年“貧農合作基金貸款”政策的來龍去脈，試圖對上述問題進行初步探討，以期深化相關問題的研究。
一、有償改造：“折價入社”與“公有化股份基金”
新中國成立初期，黨和政府不斷探索農業集體化的具體方式，逐漸摸索出了一套有償改造的模式：“折價入社”與“公有化股份基金”。這套模式產生的集體化經濟成本是“貧農合作基金貸款”施行的直接原因。要理解這一歷史過程，首先要考察有償集體化模式是如何產生的。
?。ㄒ唬罢蹆r入社”：土地以外農業主要生產資料的集體化方式
通過農業生產合作社（以下簡稱合作社）購買實現有償集體化的模式，緣起于土地與其他農業生產資料在集體化方式上的分化。農業集體化初期生產資料極度匱乏，土地與耕畜、農具都對農業生產至關重要。1955年11月，《農業生產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將社員土地以外的主要生產資料分為三類。其中，耕畜、大型農具及農業運輸工具，“應該盡先由合作社統一使用”。土地相較于其他生產資料具有不同的特點：一方面，在土地極度短缺的情況下，其他生產資料難以實現耕者均分。在此條件下，繼續分配使用權并非效率最大化的辦法。另一方面，如果不繼續分配使用權，則會加劇私有與公用的矛盾，使得合作社更迫切地需要將土地以外的其他生產資料的集體化。合作社的這一傾向，在耕畜、大農具問題上表現得更加明顯。因為耕畜、大農具與耕種土地聯系最為緊密。已經分到土地的農民急切地需要這些土地以外的其他生產資料，恢復農業生產秩序。
為解決耕畜、農具等土地以外生產資料的使用問題，合作社采取直接購買的方式，即“折價入社”。1952年9月，中共中央召開全國第二次互助合作會議，部分參會者提出，耕畜、農具由于與土地這樣有限的自然資源不同，不可采用固定報酬或比例分紅的辦法，更適宜“折價入社”，由社分期償還原主，或者“折價存社”，“由社按折價每年給以大體上相當于在銀行存款的利息”。東北和華北地區吸取了這次會議討論的一些成果，有償集體化的方式逐漸浮出水面。
而在“折價入社”與“折價存社”之間，大多合作社選擇了“折價入社”，即直接購買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在不少“老社”（即最早成立的一批合作社）中，存在著一定的私有與公用的矛盾。這些“老社”在具備一定的經濟能力后大多把耕畜進行“折價入社”。這樣一來，使得剛建立的“新社”盲目學習“老社”，基本也采取了“折價入社”的方式，于是全國大部分合作社都將耕畜等“折價入社”了。但是，相比“折價存社”，“折價入社”所需支付的不是利息而是價款，所以，會給合作社造成更高的經濟成本。按照1951年《中共中央關于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規定，合作社的公積金公益金所占比例應在合作社年收入的1%—5%之間。新建立的農業生產合作社難以在短時間內積累足夠的公有資金完成“折價入社”，就需要用“股份基金”募集資金。
（二）“公有化股份基金”：社內債權債務關系的產生
“股份基金”的基本做法，是向社員募集資金進行生產投資。由于這筆投資資金也能夠以生產資料抵扣，“股份基金”實質上是聚集缺乏生產資料的農民的資金，購買其他農民的生產資料。
在初級社階段，“股份基金”就已開始實行。1955年11月通過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在第五章“股份基金”規定：“農業生產合作社為了準備種籽、肥料、草料等生產開支，為了收買社員的耕畜、農具等生產資料，需要向社員征集股份基金。用作生產開支的，叫做生產費股份基金；用來收買社員的耕畜、農具等生產資料的，叫做公有化股份基金。”而在“公有化股份基金”低于生產資料價格時，社內債務即產生了：“社員應交的公有化股份基金，原則上相當于合作社所收買的社員的耕畜、農具等生產資料的價款。如果這筆價款數目過大，許多社員負擔不起，公有化股份基金就不能按照這筆價款的數目來規定，而只能夠相當于價款的大部分或者一部分。在這種情況下，其余部分的價款應該由合作社用公積金付清?！薄跋蚝献魃绯鲑u耕畜、農具等生產資料的社員，可以用合作社所應付給他的價款抵交他所應交的公有化股份基金，多退少補”。社員交清股份基金的期限，同合作社給耕畜、農具等生產資料的本主付清價款的期限相同。
而到高級社階段，土地以外主要生產資料的所有制變革也是通過“股份基金”實現的。1956年6月，《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示范章程》在第三章、第四章規定了相關辦法。關于“折價入社”，第十七條規定：“社員私有的耕畜、大型農具和社員經營家庭副業所不需要而為合作社所需要的副業工具轉為合作社集體所有，要按照當地的正常的價格議定價款的數目，分期付給本主。付清的時間一般地是三年，至多不超過五年?！标P于“股份基金”，第二十條規定：“農業生產合作社為了籌集生產費和收買社員私有的生產資料，可以按照生產的需要和社員的負擔能力，向社員征集股份基金。”第二十一條規定：“股份基金由全社的勞動力分攤”?！吧鐔T在交納股份基金的時候，可以用合作社需要的各種生產資料抵交。如果不夠，不夠的部分由社員分期交給合作社；如果有多余，多余的部分由合作社按照第十七條、第十八條和第十九條的規定分期還給社員”。
依照上述規定，“折價入社”“公有化股份基金”使得初級社得以舉債收購社員私有土地以外的生產資料。初級社在處理土地以外生產資料集體化問題時，主要面對兩部分社員：一是持有并向合作社出售生產資料的農民，即“富裕中農”；二是沒有生產資料可以出售的農民。根據生產資料總價和窮苦農民承擔能力，合作社確定社員繳納公有化股份基金的總額。由于耕畜、農具等土地以外生產資料的不可分性，合作社“折價入社”所支付的總價在低于生產資料價格時并不能購買其中的一部分，而是直接全部購買并形成債權債務關系。股份基金總額低于生產資料總價的金額將形成“富裕中農”對合作社的債權。同時，其他農民所持資金低于股份基金的部分形成其對合作社的債務?！肮谢煞莼稹睂⑸a資料“折價入社”的成本轉變為合作社內部的債權債務，給予初級社快速建立和擴大的可能性。
但是，隨著農業集體化的發展，合作社內部的債權債務關系對社員收入的影響越來越嚴重。1953年，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總結了初級社整體增收而部分社員收入降低的五種情況。其中三種情況與“股份基金”相關：償還耕畜、農具折價歸公的價款過多——耕畜少的社員收入降低；土地、耕畜報酬過低，勞力報酬過高——土地多、耕畜多而勞力少的社員收入降低；土地、耕畜報酬過高，勞力報酬過低——土地少、耕畜少而勞力多的社員收入降低。耕畜報酬價格經過“股份基金”的傳導，最終會影響兩部分農民的收入。可見，“折價入社”“公有化股份基金”的建社模式將土地改革之后形成的土地以外生產資料占有量上的差異，轉變為合作社內部的收入差距。
1955年7月，毛澤東在《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中特別談到“貧農、新中農中間的下中農和老中農中間的下中農”的貧困問題。“對于他們說來，除了社會主義，再無別的出路?！泵珴蓶|所述這一部分農民，就是缺乏土地以外生產資料的農民。這些農民經濟條件原本就相對較差，入社之后還要背負債務。合作社內部的社員矛盾因此愈發激烈。
“折價入社”“公有化股份基金”的建社模式雖然在短時間內會推動合作社的快速擴張，但從長期上看卻會使得窮苦農民“望而卻步”，最終阻礙農業集體化的順利完成。為解決這一問題，中共中央采取多種辦法，包括糧食“三定”、生產資料“四評”、合作社“?？s發”整頓等。其中唯一的經濟手段，就是由國家發放貸款為缺乏生產資料的農民墊資繳納“公有化股份基金”。這筆貸款就是1955年的“貧農合作基金貸款”。
二、國家墊資：1955年“貧農合作基金貸款”的發放
在新中國的各類農業貸款中，1955年“貧農合作基金貸款”具有獨一無二的政策性質：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專項貸款。發放這一貸款的決定產生于1955年上半年毛澤東對合作社整頓問題的思考之中。
（一）發放“貧農合作基金貸款”的動因
“貧農合作基金貸款”在1955年以前就已在山西等地試點。這些試點在解決合作社生產投資及“股份基金”問題上取得了部分經驗。農業集體化進行至1955年，“折價入社”“公有化股份基金”的建社模式已產生諸多負面影響。其一是合作社內部債務膨脹，顯著影響社員收入。其二是在與建社模式密切相關的土地以外生產資料方面，全國多地出現大批耕畜、牧畜、林木損失的現象，引起中央高度重視。為解決這一問題，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提出對合作社開展整頓。1955年3月，毛澤東聽取匯報后總結整頓方針為“一曰停，二曰縮，三曰發”。至1955年夏，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即負責領導全國的合作社整頓工作。
在整頓期間，毛澤東在持續關注各地進展的過程中，提出了發放國家貸款的意見。1955年5月17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十五省市書記會議上強調：“發展合作社的原則是自愿互利。牲口（連地主富農的在內）入社，都要合理作價”。“互利不損害中農，取得中農自愿入社，這首先有利于貧農，當然也有利于中農。所以必須堅持這個原則”。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提出，為了更好實現“自愿互利”，國家需要對貧農進行貸款支持：“對于貧農，國家要加點貸款，讓他們腰桿硬起來。在合作社里面，中農有牲口、農具，貧農有了錢，也就說得起話了?！泵珴蓶|的這一判斷準確指出了合作社發展遭遇困境的根本原因：農民資本占有量的差距。針對這一資本缺口，通過貸款進行國家墊資，就可以消除合作社內部的債權債務關系，從而在根本上鞏固合作社的發展基礎。
?。ǘ柏氜r合作基金貸款”的內容
根據毛澤東指示與試點經驗，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中國人民銀行、中國農業銀行等部門開始部署放款工作。1955年6月20日，《中國人民銀行總行關于辦理貧農合作基金放款的通知》發布，提出“今后國家對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放款，除了基本建設放款和臨時生產費用放款外，特另增設貧農合作基金放款一項，以幫助貧農解決初參加農業社時籌措入社費用的困難”?！柏氜r合作基金放款，是國家支持農業合作化的一項重要措施，各級行必須十分重視，根據中央指示及放款辦法的精神，在當地黨政領導下，結合鞏固農業社工作，妥善布置執行。”
1955年8月，中國農業銀行對相關細則進行綜合批復，明確了“貧農合作基金貸款”的內容。其一，貸款的用途：“貧農合作基金貸款是專門用于解決貧農社員繳納股份基金的困難。”“農業生產合作社是貧農和中農在黨領導下自愿結合的一種經濟聯盟，因此，在農業社籌集生產資金時，就必須堅決貫徹自愿互利政策，做到既不使貧農吃虧，又不損害中農利益；就必須采用股份基金制的辦法，大家合理平攤股份基金，交社作為大家共同進行生產所需的基金，在合理平攤股份基金以后，一般中農可以拿出來，貧農拿不起的部分由國家貸給貧農合作基金貸款解決”。其二，貸款的對象：“現有貧農和個別生產資金仍很缺少的新中農。”“現有貧農包括土改后經濟仍未上升的貧農和土改時原為中農個別下降為貧農的?！逼淙?，貸款的期限和利息：“貸款的期限定為五年，貸款利率按月息四厘優待?！痹擁椯J款的期限與“股份基金”的最長期限相同。
中國農業銀行明確這筆貸款的意義及其作用在于：其一，“提高貧農在社內的經濟地位和政治地位”；其二，“由于貸款幫助貧農繳納了股份基金，中農就不再會感到自己吃虧”，“于是就可以進一步加強社內貧、中農之間的團結”；其三，“減少了社的負擔，使社有力量償還中農投資，于是就可以打消中農向社內投資的顧慮了，刺激中農投資積極性，并且由于實行了股份基金制度后，可以進一步壯大社的資金力量，擴大再生產”。
從社內債權債務關系的角度看，“貧農合作基金貸款”是通過墊資將社內債權轉移到國家手中，從而解除了社內的緊張關系。前文已述，“股份基金”使社內形成富裕中農對合作社的債權以及其他社員對合作社的債務。在貸款發放前，兩類社員所需繳納的“公有化股份基金”總額是相等的。而在發放之后，“貧農合作基金貸款”為貧窮農民增加了一筆資金。從而在其繳納“公有化股份基金”總額不變的條件下，使富裕中農須繳納的“公有化股份基金”總額，同時也是合作社所能直接購入的生產資料總價上漲。這也意味著，富裕中農所持債權，亦即合作社內部債務的等量減少。最終，在國家墊資的支持下，就將有更多的農業生產合作社有條件實現“公有化股份基金”的理想效果：徹底實現土地以外生產資料的集體化。國家成為這些合作社的唯一債權人。
為了實現預期的政策目標，貸款的發放需要依照一定程序進行。其一，黨委領導。該項貸款“政策性很強”，需要在確定合作社土地、勞力、股份基金的條件下才能確定貸款對象與數額。因此“必須由黨委親自動手”，“然后銀行貸款工作才好跟上去”。其二，社員討論?！百J款的對象與額度，必須經過社員討論，鄉黨支部審查同意，送區批準后貸放”。其三，嚴格審核。以“多缺者多貸，少缺者少貸，不缺者不貸”為原則，防止貸款掌握過松或過緊的偏向。“一定要仔細研究各社平攤股份基金的標準是否合理，一般的說，按其平攤結果，有大多數社員戶（約百分之七十左右）能夠出得起，就算合理；反之就不合理”。其四，宣傳教育?！耙蛉w社員講清道理，說明國家舉辦此項貸款的目的意義和政策原則”，“只有這樣才能打消他們的顧慮和錯誤認識，才能把貸款作好”。依照上述程序，1955年夏全國開始發放貸款。
（三）“貧農合作基金貸款”的發放
1955年第二季度至1956年底，“貧農合作基金貸款”進一步完善并發放完成。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與各省農村工作部會商了三年間“貧農合作基金貸款”所需數目。國務院第七與第五辦公室商定三年內共撥4.8億元。其后在毛澤東指示下，撥款提高至10億元。中國農業銀行從1955年第二季度起開始發放貸款。1956年1月，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又增設了漁工和貧苦漁民合作基金貸款。其后牧區也發放了同類的專項貸款。
與此同時，中央在各方面對“貧農合作基金貸款”予以推動和支持。1955年9月，毛澤東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序言》按語中說：“政府已經設立了貧農基金，可以幫助貧農解決耕牛農具的困難”?！艾F在還沒有加入合作社的貧農，要告訴他們，他們什么時候入社，什么時候就可以取得這筆基金。”10月，中共七屆六中全會《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決議》規定：“貧農入社繳納不起股份基金的，可由國家貸款?！?1月，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在《大公報》上發表文章指出：“財政、金融工作，在國家可能的條件下給農業合作化以大力支持，這是完全應該的。列寧在《論合作制》一文中說過：‘任何社會制度，只有在一定階級的財政支持下才會產生’。貧農和下中農經濟情況不富裕，國家從資金方面給以適當援助是完全必要的”。“一九五六年度農業貸款也將在逐年增長的基礎上，增撥7億元，作為貧農合作基金和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基本建設貸款。中央在這個方面的決心是很大的，財政、金融部門，必須努力籌措，保證完成這一任務”。
到1956年底，全國實際總共貸出人民幣（第二套）7.4億元。約4000萬農戶獲得貸款支持，解決了入社交納“股份基金”的困難。根據方志資料的記載，部分省級行政區具體發放金額如下：華北區，北京537.7萬元、天津109.1萬元、河北6543萬元、山西4197萬元、內蒙古2038萬元；東北區，遼寧1703萬元、吉林1798萬元、黑龍江562萬元（1955年）；華東區，上海496萬元、山東9800萬元、江蘇4535萬元、浙江3136萬元、安徽5113萬元、江西1925萬元、福建2400萬元；中南區，廣東6000萬元以上、廣西3598萬元、河南5056萬元、湖北3245萬元、湖南3780萬元；西南區，四川4605萬元、貴州1386.5萬元、云南1229萬元；西北區，陜西1449.4萬元、甘肅1372萬元、青海405.4萬元、新疆1571萬元。
關于“貧農合作基金貸款”的實際發放情況，由于該項貸款具有較為嚴格的政策要求和復雜的發放程序，因此，需要當地黨委的堅決貫徹和強力領導作為保證，農村基層的貫徹執行才不致出現偏差。
比如，部分地區存在“應貸未貸、不應貸而貸”的情況。1956年，中共北京市委會同市監察局、中國人民銀行北京市分行于3月和5月先后兩次對南苑、豐臺、東郊區多個合作社進行檢查。在檢查的403戶中，69戶存在問題。應貸未貸的有22戶。如社員王某，股份基金尚欠55.33元，全家靠信用社貸款吃飯?！按箨犻L認為他很艱苦，明知應貸而未貸?！辈粦J而貸的有26戶。如五一社下中農社員王某，“其愛人在塘沽永利公司工作，生活富?！?，卻得到22元貸款。對此，中共北京市委要求開展全面檢查?！皩J而沒貸的或多貸而少貸的，根據每戶的具體經濟情況，適當地進行補貸?！?/p>
又如，部分地區發放貸款工作中的宣傳和組織工作存在不夠細致的情況。中共北京市委在調查中發現，部分合作社的發放工作只做到了隊一級，沒有深入發動社員。個別社“甚至連會都未開，因而社員對貸款的政治意義認識和體會不深刻”。針對這一情況，中共北京市委要求，“要向社員反復進行宣傳教育，說明此項貸款的意義”，“貸款批準后要向群眾宣布”。
再如，在貸款需要發放給合作社還是農戶的問題上，不同地區的執行情況有一定差異。湖北省蘄春縣由入社農民本人申請并負責歸還。而湖北省五峰土家族自治縣由合作社統一承辦發放和償還手續。
從政策目標看，該項貸款是針對合作社“股份基金”的專項貸款。雖然承擔債務的是社員，但使用和償還貸款的主體仍是合作社。因此，該項貸款發放到合作社并不會阻礙其政策效果。
從效果上看，該項貸款的三項預期目標：提高貧農地位、解除中農疑慮、促進合作社發展，基本得到實現。雖然農民的債務仍然存在，但其中大部分已從社內債務轉變為社外債務。農民之間的緊張關系消除了，合作社內部的團結基礎得到了鞏固。中共北京市委認為，“貧農合作基金貸款”的發放，其作用一是加強了貧農中農團結?！皷|郊區五一農業生產合作社社員劉某將牲口、大車折價入社后，不愿叫別人使用他的牲口，自己趕車經常歇工，還常打牲口。有的貧農因自己的投資少，也不敢提意見。發放了貧農合作基金貸款后，劉某就改變了以前的情況。貧農孫某得到貸款交足了股金以后說：‘社里的大車、牲口也有我一份了，自己趕車時也顯得理直氣壯了’?！倍墙鉀Q了農業社生產投資的困難。“豐臺區小井鄉農業社由于社員得到了貸款，增加了投資，使今年的備料、春耕播種計劃按期完成?！薄霸谫J款方法上，由于采取了由農業生產合作社統一辦理貸款轉賬辦法，現金不直接發放給貸款戶，因而保證了貸款的正當使用，避免了社員揮霍浪費的情況。”此外，遼寧省認為該項貸款“使農業社壯大了不斷擴大再生產的資金力量”。廣西省認為其“鼓舞了農民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熱情”。貴州省畢節地區更認為其為貧下中農提供了“走合作化道路的壯膽費”。
1955年“貧農合作基金貸款”的發放，主要通過社內債務轉社外債務實現減少農民入社壓力、推動集體化發展的政策目標。農民的債務壓力仍然存在。但是，“貧農合作基金貸款”也為徹底解決這一問題創造了條件：原本分散在全國范圍4000萬農戶家庭的入社成本已經被集中在一筆國家貸款中。其后國家才可以通過貸款的豁免對建社成本進行實質上的轉移支付。
三、國家購買：1965年“貧農合作基金貸款”的豁免
有償改造的第二步，是1965年“貧農合作基金貸款”的豁免。1955年貸款的發放顯著降低了合作社的債務壓力，但大量貧農、下中農的債務仍然存在。1965年，這筆貸款得到國家豁免，其對應的農民債務相應取消。至此，貸款中大部分資金從國家墊資實質上轉變為國家購買。
按照其5年的還款期限，1961年“貧農合作基金貸款”即應當全部回收。但在這一時間，由于自然災害等因素帶來的嚴重經濟困難使得大多農民和合作社無力償還貸款。于是，中央做出豁免貸款的決定。1961年，經中央批準，中國人民銀行總行發布《關于免收貧農合作基金放款的通知》。通知提出，鑒于這項放款實際是合作社集體使用的，現又遇到1959年和1960年連續兩年災荒，貧農和下中農的困難更多一些，為了減輕他們的債務負擔，進一步發揮農村基本群眾的生產積極性，密切黨與農民群眾的關系，總行報請中央同意，決定免收此項放款。通知規定過去已經歸還了的，一律不再退回；未收部分是否免收，可由中央局或省、市、自治區黨委決定，“決定免收的，取消此項債權債務關系，退還借據；過去由公社或生產隊代社員個人歸還了的，現在社隊尚未從社員手中收回的，由銀行退還給社、隊?！痹诖酥?，各省即陸續豁免了尚未收回的貸款。
1965年，全國大部分地區完成“貧農合作基金貸款”的豁免工作。根據中國農業銀行統計，全國共豁免5.1357億元。其中各省級行政區詳細金額如下：華北區，北京523萬元、河北5478萬元、山西3266萬元、內蒙古974萬元；東北區，遼寧1006萬元、吉林1307萬元、黑龍江1455萬元；華東區，山東6351萬元、江蘇2250萬元、浙江1643萬元、安徽4205萬元、江西873萬元、福建1040萬元；中南區，廣東2169萬元、廣西2773萬元、河南4366萬元、湖北2465萬元、湖南3487萬元；西南區，四川1705萬元、貴州658萬元；西北區，陜西1014萬元、甘肅1139萬元、青海332萬元、新疆740萬元、寧夏138萬元。
就全國而言，1965年的豁免金額占1955年發放金額的69.3%。而從地方層面看，根據本研究統計的1955年各省發放金額，不同地區之間也呈現較大差異。部分地區如北京（97.2%）、湖南（92.2%）、河南（86.3%）豁免比例較高，部分地區如福建（43%）、四川（37%）豁免比例較低。此外，雖然中國農業銀行的這份統計結果是現有公開史料中較為權威的，但仍存在低于實際數額的可能性。比如，中國農業銀行未能統計到云南省的豁免情況。實際上，云南省在1963年完成貸款豁免工作，共計246萬元。也有其他地區的款額與此報告不盡相同。如浙江記錄豁免數額為1915萬元，四川記錄共豁免3168萬元。
“貧農合作基金貸款”的豁免工作與此前的貸款發放工作，在政策目標上是相同的：解決農民入社交納“股份基金”的困難。從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到，這一豁免工作的政策邏輯是較為復雜的，不易被群眾理解。因此，要實現其預期效果，就更需要各級黨委的積極宣傳。
如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在前述通知中所述“過去已經歸還了的，一律不再退回；未收部分是否免收，可由中央局或省、市、自治區黨委決定”，即需要地方黨委結合實際執行。如中共北京市委在該問題上進行了深入的討論。為確定具體的豁免方式，中共北京市委農村工作部對全市進行統計，并在豐臺區、海淀區六個大隊與隊干部進行座談。在座談中，各大隊圍繞“不再退回”這一規定討論了五種代替方案。其中包括全體貸款戶按比例分攤已償還資金、退回已償還資金、不向群眾公開等。經過探討，中共北京市委農村工作部決定仍按中國人民銀行原本的規定執行。“但在處理當中一定要向群眾解釋清楚：貧農合作基金貸款是黨和國家為照顧貧農社員舉辦的一種特定用途的貸款，今后其他各項貸款仍要堅持‘有借有還，按期歸還’的原則，并對提前歸還了貧農合作基金貸款的社員予以適當表揚，以免助長群眾的廢債心理。”
貸款豁免工作與宣傳工作相結合，既減輕了農民的生活負擔，也提高了農民對社會主義的信心。如北京市的豁免工作完成后，諸多群眾表示支持擁護。順義縣貧農社員葛某說：“土改時黨領導我們分田地，成立農業社時拿不出的股份基金又貸給我們款，現在又全部豁免了，對我們的照顧真是無微不至，這在舊社會做夢也想不到。”房山縣社員陳某說：“我雖然去年把30塊錢貸款還清了，還是應該的，想起交不起股份基金讓人家（指富裕中農）瞧不起的時候，要不是國家貸款怎么提高咱們貧雇農在社內的地位。再說我這八年入社增加的收入，比這多的多那，今天把沒還的又不要了真是毛主席對我們的關懷。”
綜上所述，1965年新中國通過對“貧農合作基金貸款”的豁免，最終完成了對大量土地以外主要農業生產資料的國家購買，推動了農村集體經濟的平穩運行。
本文考察了1955—1965年“貧農合作基金貸款”從發放到豁免的歷史過程。農業集體化期間，“折價入社”與“公有化股份基金”模式，使得合作社快速發展，但也增加了窮苦農民債務負擔，引發社內矛盾。對此，1955年中共中央決定發放“貧農合作基金貸款”7.4億元，為貧苦農民墊付加入合作社的“門檻”，解除了農民內部緊張的債權債務關系。中央于1965年又豁免了全部尚未收回的貸款，從而完成了對土地以外農業主要生產資料的國家購買。
從政策目標看，發放“貧農合作基金貸款”是一項極具政治意義和經濟意義的政策。但縱觀本文的考察，這兩方面意義或許并不均衡。其一，貸款貫徹力度堪稱巨大。這一政策是覆蓋全國各地區以及農、林、牧、副、漁各行業的，并非是對部分地區、部分行業的“優待”，且其貫徹調動了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中國人民銀行總行等多部門以及各級黨委的領導力量。其二，貸款的數額難稱巨大?！耙晃濉庇媱潟r期國家農、林、水利投資為42.99億元?！柏氜r合作基金貸款”總額7.4億元，相當于“一五”計劃農業投資的17.2%。但是，同時期全國基建投資額為588.47億元。“貧農合作基金貸款”則僅相當于總投資的1.2%。上述情況說明：一方面，“貧農合作基金貸款”的數值代表了全國公有化股份基金的基本數額。這反映了全國在土地改革后，發展農業生產不可或缺，又超出窮苦農民償還能力的土地以外生產資料的價格總額。這一數額在國家投資中占比較小，恰恰證明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農業生產條件的極度落后，以及新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高速發展。另一方面，在數額較少的條件下，中共中央仍大力推動這一貸款在全國的貫徹執行。可見“貧農合作基金貸款”是一項政治意義大于經濟意義的政策。
“貧農合作基金貸款”的歷史實踐證明，中國共產黨不僅采用了行政手段、司法手段，也采用了經濟手段推動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在有償改造的基礎上，新中國調動國有資產保障集體經濟的良好運行和農民的生活穩定。這一歷史側面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以人民為中心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歷史主線。
［作者簡介］路子達，法學博士，助理教授，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25年第2期，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