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新中國成立以來，工會經歷了不平凡的發展歷程，在推動國家建設和維護職工權益方面產生重要影響。新中國工會史史料豐富，包括資料匯編、領導人相關論述集、檔案、地方志、統計年鑒、報刊文章、口述資料等多種類別。基于史料，該領域形成四類研究成果，即梳理、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工會發展的歷史脈絡和歷史經驗的通史類研究，闡釋工會理論發展創新歷程的理論發展史研究，關注工會制度創立、演進及轉型歷程的制度史研究，圍繞工會職能展開的工會具體工作實踐的歷史研究。新中國工會史研究成績豐碩，但還存在成果積累不平衡、史料運用缺乏創新、研究范式亟待突破等不足。
[關鍵詞] 工會史；中國當代史；史料；研究述評
[作者簡介] 馮維，法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研究方向：中國當代政治史、社會史。
[基金項目]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加強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教育研究”（項目編號：21ZDA017）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2021年修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第2條規定：“工會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職工自愿結合的工人階級群眾組織，是中國共產黨聯系職工群眾的橋梁和紐帶。”新中國成立以來，作為“橋梁”和“紐帶”，工會在推動國家建設和維護職工權益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黨的十八大以來，工會堅持“切實保持和增強黨的群團工作和群團組織的政治性、先進性、群眾性”的發展方向，擔負起新的時代責任。鑒于工會工作的重大意義和廣泛影響，學者們展開相關歷史研究，形成了豐富成果，但以此為主題的長時段、系統性、全面化的學術述評不多。為此，本文嘗試對新中國工會史研究的各類史料和研究成果進行系統梳理和評述，以期為該領域的研究走向深入提供助力。
一、史料現狀
史料是歷史編研的基礎，新中國工會史研究的推進同史料的出版和公開密不可分。目前，已出版或可查的相關史料可謂數量龐大、種類多樣，下文進行分類概述。
第一類：資料匯編。由官方機構編著的資料匯編，為新中國工會史研究提供了權威的一手史料。匯編主要涵蓋中央文件、領導講話、新聞社論等內容。如1956年前后，中華全國總工會（下文簡稱“全總”）編的四輯《中國工運資料選編》以內部讀物形式出版，首次將同時期與工會工作相關的中央文件、領導講話及新聞社論結集出版，為當時的研究者與工會界了解相關政策方針提供了可靠的資料來源。改革開放后，匯編數量增多，內容上以中央文件和領導講話為主，具有代表性的包括1982年編寫的內部資料《建國以來工運歷史教學參考資料》、1989年出版的《建國以來中共中央關于工人運動文件選編》和1990年出版的《中國工會四十年資料選編》。這些匯編內容多有重合，但各有獨特價值。如《中國工會四十年資料選編》的附錄，收錄了1949年以來的“工會組織建設狀況”等統計數據。鑒于改革開放前統計年鑒匱乏，這些數據資料有重要價值。目前，最為系統、全面的資料匯編是20世紀90年代末開始陸續出版的《中國工會運動史料全書》。這套叢書收編史料的范圍從19世紀40年代至1993年工會十二大結束，共分62卷。其中綜合編按時期立卷，共14卷，第6—13卷為新中國時期；產業編按行業分鐵路、教育、財貿等17卷；地方編按照省級地區立卷，共30卷。這套叢書是研究者全面把握工會系統架構和宏觀發展態勢的必讀史料。
第二類：領導人相關論述集。新中國成立以來，圍繞工會的職能定位和工作方針，黨和國家領導人及中央工會工作負責同志都發表過重要講話和文章。這些論述集和文集也是重要史料，具有代表性的包括《李立三賴若愚論工會》《劉少奇論工人運動》《鄧小平論工人階級與工會》《中國工會的改革與建設（1984—1993）》《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論工人階級和工會工作》《工會的基本職責》《賴若愚紀念文集》《尉健行談工會工作》《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工人階級和工會工作的重要論述》等。綜合分析領導人相關論述集，有利于梳理和總結黨領導工會工作的思想方針及其發展變化。
第三類：檔案。檔案是歷史編研的核心史料，新中國工會史相關檔案分為中央、地方和基層檔案三類。中央檔案包括中央檔案館館藏的全總檔案及相關領導檔案，地方檔案為省市檔案館館藏的工會系統的檔案，基層檔案則指企業和單位自存的檔案材料。目前，地方檔案的內容較為豐富且最易搜集和查閱，其中最主要的省市總工會檔案一般囊括綜合、組織人事、宣傳教育、生產、勞保福利等工作的一手材料。一些檔案館還另藏有產業工會和基層工會檔案。如北京市檔案館館藏市總工會全宗檔案2246卷，另有15個產業工會檔案、市總工會干部學校檔案、市前門區工會檔案。
第四類：史志。地方志、統計年鑒、編年紀事等都是新中國工會史的重要基礎史料。目前可查的工會史志數量較多，可分為地方工會、產業工會（或行業工會）和企事業工會三類。地方工會又分為省、市、縣不同層級，它們的史志編撰體例相仿，分為工人狀況、工會組織、工會工作、先進人物等部分，但內容側重有所不同。省級工會志更關注中央和省級相關政策。如《浙江省工會志》專設“文獻資料輯錄”篇，收錄中共浙江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工會代表大會、省總工會發布的相關文件。市縣級工會志包含地方具體工作案例和創新工作方法。如《南京工會志》專門介紹了地方創新性的“三雙活動”工作情況，《六合縣工會志》介紹了20世紀90年代六合縣工會在簽訂集體合同中形成的具有全國影響的“六個六”經驗做法。與地方工會志相比，產業工會志會介紹相應產業的發展狀況。企事業工會志則記錄了更多歷史細節。如《清華大學工會志（1950—2000）》提到，1950年該工會為解決會員生活的燃眉之急，組辦會員急用貸款，并具體說明“當時共有急貸基金17000斤小米，每次借款額一般以250斤小米為準，歸還期最長為4個月”。省、市層級的工會志就鮮有此類微觀的歷史記錄。
編年紀事使研究者了解歷史基本脈絡，為深入研究提供線索。上文介紹的地方志都包含“大事記”部分。一些著作對全國工會發展大事進行梳理，如《新中國工運大事記》和《當代中國工人階級和工會運動紀事》梳理了1949年至1988年的工會大事。
統計年鑒也是重要的參考資料。目前常用的工會年鑒包括全總編寫的《中國工會年鑒》和《中國工會統計年鑒》兩種。前者刊載了當年大事記，各級地方工會及產業工會發展狀況、重要文件、法規政策、統計數據等資料。后者則更專注于數據指標的整理呈現，包括港澳臺相關數據。還有一些地方工會年鑒可供研究使用，如《上海工會年鑒》《山東工會年鑒》。
第五類：報刊文章及相關出版物。新中國成立以來，《人民日報》等報刊都曾發表大量與工會相關的新聞報道和評論文章，可作為研究史料。此類文章集中刊發于工會系統主辦的報刊中。全總主辦的報刊具有全國影響，包括新中國成立前（1924年）創刊的《中國工人》、1949年創刊的《工人日報》和1952年創刊的《中國工運》。地方層面，各省、市總工會均主辦機關報，其中創刊較早的有上海市總工會主辦的《勞動報》（1949年創刊），浙江省總工會主辦的《浙江工人日報》（1949年創刊），四川省總工會主辦的《四川工人日報》（1950年創刊）等。改革開放后創刊，比較有影響力的有廣東省總工會主辦的《南方工報》（1994年創刊）。在地方期刊方面，比較有影響力的有北京市總工會主辦的《工會博覽》（1984年創刊），遼寧省總工會主辦的《當代工人》（1980年創刊）等。新聞報道和評論文章不同于資料匯編和檔案史志，視野寬廣，事例鮮活，能為研究者提供不同的歷史面向。
工會相關出版物也是新中國工會史研究的重要資料。新中國成立后不久，全總就出版《大家辦工會》，向全國宣傳工會工作經驗。1953年，全總又出版《五三工廠工會工作經驗》，推廣沈陽五三工廠的工作創新模式。改革開放后，由全總政策研究室編寫的地方工會改革著作，是考察地方工會試點改革的重要資料。如《葫蘆島之路》全面記錄了葫蘆島市總工會直接代表職工群眾協調處理突發性事件，化解社會矛盾的改革嘗試。《梨樹之路》則收錄了吉林省四平市梨樹縣從實行工會主席直選入手，對工會群眾化、民主化進行探索的工作過程和經驗總結。沃爾瑪工會的建立是新中國工會史上的標志性事件，全總采寫的《沃爾瑪（中國）工會建立紀實》是研究該事件的重要資料。
其他類：口述史料、書信日記、社科研究等。與古代史相比，豐富的口述資料是當代史研究的獨特資源，它蘊藏著文件、檔案等文本不具備的豐富信息。口述與文件、檔案互為對照和補充，能更好地呈現歷史全貌。如《新中國口述史（1949—1978）》收錄了全總書記處原書記陳用文回憶的新中國成立初期工會工作的重要報告和舉措，可以與相關史料對照使用。除了口述資料，當代史中書信、日記、回憶和記錄式網文也十分豐富，可作為研究參考。
此外，一些社科研究，如社會學中與工會相關的問卷調查、田野調查，經濟學中與工會相關的統計研究，也可以作為歷史研究的參考資料。這些研究包括對工會發展狀況的調查，對工會主席的問卷調查，對代工廠企業工會轉型的案例研究，對外資企業工會狀況的案例研究，對推行工會民主選舉的案例研究，對廣東省工會直選的案例研究，對上海市工會“去行政化”改革的案例研究，對義烏工會的案例研究，以及關于工會影響工人報酬的統計研究等。與歷史研究相比，以上社會調查、案例研究、統計研究反映了更接近當下的現實狀況，為研究者梳理發生不久的歷史事件提供必要的基礎。同時，研究者在進行歷史宏觀描述和評斷時參考這些研究結論，有利于增進歷史書寫的時效性和歷史闡釋的可信度。
二、研究述評
（一）工會通史研究
新中國工會史研究的首類成果是通史研究。此類研究旨在對新中國工會發展的整體脈絡進行梳理，并對其變遷特征和發展經驗進行總結。正如中國工運先驅鄧中夏所言：“中國‘現代式的’工會運動，是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后開始的。”中國工會史的通史編纂，通常以中國共產黨誕生，建立工人運動領導機關為起點，并涵蓋新中國成立后工會工作的內容。具有代表性的通史研究，如王永璽主編的《中國工會史》，該書的時間跨度為19世紀中葉到1988年工會十一大，在全書十一章中，后四章為新中國工會史。而其主編的《新編中國工會史》，則將時間跨度延伸至21世紀初，在全書九章中，后五章為新中國工會史。新近出版的由中國工運研究所編寫的《中國工會簡史》共十章，后六章為新中國工會史。可見，隨著時間的推移，新中國工會史在整個中國工會史中所占的比重不斷增加，通史著作編寫也呈現“厚今薄古”的特征和趨勢。將新中國工會史以中國工會史“子集”的方式呈現，體現了新中國成立前后工會發展的接續關系。只有在認清革命時期工運發展脈絡的基礎上，才能對新中國工會史的演進有深刻理解和客觀評斷。
一些著作以新中國成立為書寫起點，是更加“名副其實”的新中國工會通史研究。具有代表性且內容最全面的是《當代中國叢書》中的《當代中國工人階級和工會運動》。其全面性在于，在上冊以時間為序梳理新中國成立到1989年工會發展史的基礎上，下冊以類別分章對工會的主要工作進行專題回顧，包括“組織職工開展勞動競賽”“加強勞動保護工作”“推進企業的民主管理”“持續推進職工思想政治教育”“活躍職工的文化生活”等13個方面。同時，下冊還對地方工會和產業工會的發展進行了梳理。其他相關著作包括張喜亮的《新中國工會40年》和高愛娣的《新中國工會史（1948—1998）》。其中，后者的創新之處是，將1948年8月第六次全國勞動大會作為新中國工會史的起點。這是因為：“六次勞大是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工會歷史上一次人數眾多、代表廣泛、意義空前的盛會，是中國工人階級由長期分裂走向全國統一、走向徹底勝利的歷史轉折點，是中國工運史上的一座重要的里程碑。大會所解決的兩個具有重大歷史性意義的實質性問題，為新中國的工人運動和工會運動揭開了序幕，迎來了新中國工人運動歷史性的偉大轉變。”
以史為鑒是中國史學的重要傳統，總結歷史經驗是新中國工會通史研究的重要主題。學者普遍認同黨的領導作為根本保障，維權作為職能導向，群眾路線作為工作方法是工會發展的三條重要歷史經驗。此外，高愛娣在總結新中國工會50年基本經驗時還強調，“在工會與政府的關系上，堅持合作支持與監督制約的統一”是重要經驗。王永璽等在新中國成立60周年之際提煉了中國工會運動的三點啟示，除了黨的領導和維權導向外，還強調加強工會自身建設是關鍵所在。馮永光等在總結新中國成立70年來工會發展經驗時，還強調了理論創新、法治化、借鑒國外工運有益經驗和打造高素質專業化干部隊伍的重要意義。在總結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年來工會實踐經驗的研究中，胡洪彬總結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科學指引、黨的領導、群眾路線、依法依規以及把工會工作融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等五個方面的歷史經驗。
（二）工會理論發展史研究
工會理論指導著工會的制度建設和工作實踐，工會理論發展史也是廣義上工會史的重要組成。工會理論研究側重于對工會職能屬性等問題展開規范性討論，而工會理論發展史研究是對工會理論生成和演變歷史的實證性研究。
中國工會理論發端于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人在工人運動中對馬克思主義工會學說的闡釋和改良，隨著黨領導工會運動的不斷深入，馬克思主義工會學說與中國工運實際深入結合，在改革開放后逐步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工會理論體系。戴文憲對這一百年工會理論發展歷程進行梳理，指出中國工會理論的演進與成果既是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國化的過程和成果，又是黨和黨領導的工會、工人階級進行偉大探索和奮斗的過程和成果。劉佳認為，中國工會理論隨著社會情境和時代任務的轉換而發展，在不斷嘗試與中華民族傳統、時代階段特征、黨的歷史使命、工會組織邏輯相適應的過程中，經由文本傳譯、試錯反思、政治實踐和學科建構等環節，逐漸形成了完整的理論形態。他還將馬克思主義工會學說中國化的成果概述為“工會再造”理論，具體表現為“政治形態”“職能形態”“文化形態”和“制度形態”的系統再造。馬子富對20世紀中國工會理論研究進行了提綱挈領式的要點回顧，其中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1949—1966年）先后介紹了鄧子恢、李立三、高崗、劉少奇、賴若愚等提出的工會理論思想，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期（1978—1999年），作者列舉了這一時期的15種工會理論思想。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不斷深化對工會歷史使命、角色功能、改革轉型等重大問題的認識，形成了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工人階級和工會工作的重要論述，為新時代馬克思主義工會學說中國化做出了原創性貢獻。
20世紀50年代是工會理論發展的重要時期，其間黨內發生過兩次工會理論問題論爭。論爭的五個主要問題是“公營企業是否適用‘公私兼顧’原則”，“公營企業工會與企業行政和政府是否存在不同的具體立場”，“工會與執政黨的關系”，“產業工會與地方工會的關系”，“工會的基本任務是生產還是福利”。當時，參與論爭的黨內領導包括劉少奇、鄧子恢、李立三、賴若愚、陳伯達、高崗等。鄧子恢最先指出，新中國成立后公營企業中仍存在的公私矛盾是工會工作的客觀基礎，工會應當在具體立場上與行政有所區別，代表職工利益，維護職工權利。陳伯達和高崗持相反意見，認為工會與行政的立場完全一致。1951年5—6月，劉少奇撰寫了《國營工廠內部的矛盾和工會工作的基本任務》一文，指出公營企業中的公私矛盾具體表現在發展生產與改善生活的關系上，工會既要維護黨的立場和整體利益，也要維護職工的具體權益。高愛娣對此文進行了專題研究。王曉明等將這一時期劉少奇對工會理論的貢獻概括為六個方面。李立三和賴若愚是這一時期負責工會工作的主要領導。游正林認為，二者都指出了工會在促進生產方面的兩項主要工作，一是在物質上關心工人群眾的生活，二是對工人群眾進行思想政治教育。王曉明等總結了李立三在新中國成立前后對工會理論進行的開創性探索。王永璽指出，賴若愚對李立三的思想既有繼承也有發展，集中表現為他強調工會具有保護職工群眾物質利益和民主權利，以共產主義精神教育職工群眾的“保護”和“教育”的雙重職能。新中國工會工作在賴若愚的領導下創造了第一個“黃金時期”，學者全面總結了他的理論與實踐貢獻。此外，研究表明這一時期周恩來也曾強調工會教育職工群眾的職責。有學者總結，20世紀50年代關于中國工會發展道路的理論和實踐探索是全方位、多角度、多層次的，雖然探索遭遇了政治批判而未能成功，但仍然具有為中國工會在80年代中后期繼續探索并初步形成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工會道路奠定認識前提和理論基礎的重大意義。
工會理論內涵集中體現在工會章程、方針，以及教材中。全總組織部編寫的《中國工會章程簡史》系統梳理了工會章程的訂立和修正史，反映了不同時期中國工會理論的發展成就。高愛娣將改革開放30年來工會方針的演進劃分為從“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同時更好地維護了職工切身利益”，到“作為工人利益代表者和維護者的身份更加凸顯”，再到“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工會發展道路并構筑理論體系”三個階段。陶志勇總結并闡釋了改革開放以來44項工會理論成果，全面系統地展現了工會理論創新的全貌與成就，并將理論創新路徑概括為“問題驅動—實踐創造—經驗總結—理論升華”。劉佳從教科書視角出發考察了中國工會理論形態建構的歷史邏輯，發現新中國成立以來工會教科書建設經歷了轉譯、引入到本土性理論建構的歷史性轉變，而教科書書寫的三種范式，即“史論結合型”“要素結構型”“政治文本型”，也是中國工會理論建構的三大基本類型。還有一些研究集中闡釋了具體時段工會理論的創新成果。關于中國工會理論發展史的研究說明，新中國工會理論在內涵上具有鮮明的本土特色，在發展道路上具有獨特的演進路徑。
（三）工會制度史研究
除通史和理論發展史，制度史也是學者關注的主要對象。新中國工會制度史，指新中國成立后工會制度的創立、發展、衰落、重建到轉型的歷史演進過程。與通史梳理歷史脈絡不同，制度史研究更關注工會制度立法、職能定位、組織建設和改革變遷的歷史過程，并對制度演進的動力、條件和影響做出分析闡釋。目前，新中國工會制度史研究集中于“新中國成立后工會制度的創立”和“改革開放后工會制度的轉型”兩個議題。
在新中國成立后工會制度創立的歷史考察中，高愛娣梳理了1950年《工會法》頒布的歷史，發現這部《工會法》既吸收了蘇聯社會主義國家的立法內容，又充分考慮了中國歷史和現實需要，具有鮮明的新民主主義特征，反映了中國共產黨對馬克思主義工會理論的創新。在工會組織屬性問題上，任云仙認為，新中國成立初期，國家打破工會作為職業社會團體的公共屬性，使其成為整合工人的核心組織，目的在于將工人組織起來，成為新政權可信賴和可依靠的力量。王曉明則從三個方面梳理了工會組織體系創建的過程，即全國性統一的工會組織的創建，產業工會的建立與發展，地方工會與基層工會的組織建設。他還指出，工會組織體系具有兩個特征，一是獨特的產業工會與地方工會的關系，二是工會組織的系統性和嚴密性及高度的動員力和官僚化。
在改革開放后工會制度轉型的歷史研究中，學者遵循一條主要的歷史線索，即“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工會發展道路”。陳驥主編的《中國工會十五年（1978—1993）》開篇就講：“中國工會是黨領導下的工人階級群眾組織，工會工作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一條重要戰線和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根據這條歷史線索，學者對制度轉型歷程進行梳理、總結和闡釋。吳建平在其專著《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工會的制度變遷》中認為，工會制度轉型具有兩條脈絡，即“角色與職責的轉變”和“內部結構分化與整合”，前者主要通過全總自上而下推動的改革來實現，后者通過不同層級的工會組織調整表現出來，這兩條脈絡在交錯中各自呈現自身的發展邏輯。他還認為，改革開放以來工會共發生了四次系統改革，其趨勢表現為基層工會在職責上“瘦身減負”，地方工會則“以上代下”，整合各種資源來履行基層工會難以履行的維護和服務職責。這種變化在國家治理中表現為，從以企業工會為主要載體參與企業治理轉變為以地方工會為主要載體參與地方治理。1980年至2000年，工會兩次積極參與創辦企事業單位的現象，就反映了這一轉變。馮永光則認為，改革開放以來工會制度變遷是組織化與制度化雙重邏輯的結果。在其專著中，他將這一解釋進一步表述為“政治組織社會化和社會組織政治化雙向運動的過程”，并將改革開放以來的工會制度改革劃分為“從一體到統合”“維權與利益整合”“三維一體”三個階段。不難看出，關于轉型變遷的制度史研究，具有鮮明的跨學科特征。此外，《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工人階級和工會事業》一書還對黨的建設引領工會組織建設展開專題研究，認為改革開放以來全面推進黨的建設對工會組織提出新要求，工會通過不斷擴大工作覆蓋面、增強組織凝聚力、加強干部隊伍建設來加強自身組織建設。
（四）工會工作實踐相關歷史研究
對工會工作的具體實踐展開歷史研究，也是新中國工會史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新中國成立以來，工會在經濟生產、政治宣傳、勞動保護、保險福利、文教娛樂等方面完成了大量工作，這些工作成效反映著工會的職能發揮情況。學者重點關注的是工會維護職工合法權益的“維護職能”。工會維護職能也是社會科學學者關注的主要議題。為了更好地理解相關歷史研究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下文首先對社會科學界的主要觀點做簡要介紹。
有學者認為，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勞動關系的變化，中國工會組織也把過去‘以生產為中心’的功能模式轉變為‘以突出維護為中心’的功能模式”。那么，工會維護職能的發揮情況如何呢？社會科學界對此形成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工會維護職能的發揮有限，原因在于工會缺乏獨立自主性。游正林指出，新中國成立以來工會發生的三次大改革，其目的都是通過改善工會與黨和政府的關系，降低工會的“官辦”色彩，增強工會的自主性與活力，加大維護職工群眾合法性權益的力度等手段來加強工會與職工群眾之間的關系。第二種觀點則認為，中國工會有一定的自主性，并能實現對工人權益的維護，且具有區別于西方工會的職能實現機制。佟新發現，北京外資企業工會就是主動維護工人利益的“能動的行動者”。朱旭斌的案例研究說明，中國工會具有多種維權資本，尤其是行政資本，有助于工會的維權工作。需要說明的是，目前社會科學學者在工會維護職能問題的研究上多采用“國家—社會”關系的理論視角，該視角下形成了解釋中國工會功能的四種模式，該視角的突出特征是特別關注工會與黨、國家間的沖突。
以上關于工會維護職能的研究存在一個問題，就是缺乏基于史實梳理，以非理論預設的客觀標準來闡釋和評斷工會具體實踐工作的研究，而這恰恰是歷史研究的追求。如李力東分三個階段梳理了改革開放以來工會維護職能的演進，即改革之初以保障職工生存為基本特征，《勞動法》頒布后維護職能的多樣化發展，以及進入21世紀后維護職能的制度化發展。“多樣化”與“制度化”體現了工會維護職能在不同階段的發展成就。譚泓通過歷史梳理，呈現了中國工會不同于西方的雙重角色定位（即“既維護職工利益又維護全國總體利益”，“既代表職工又代表黨和政府”）從孕育到實踐，再到體制性強化的歷史邏輯。可見，與西方工會不同，中國工會在具體歷史進程中形成了獨特的角色定位，并在維護職能的實現上具有自身的發展路徑。勞動保險（社會保險）的管理工作，是工會發揮維護職能的重要實踐。金亞如考察了1949—1956年上海企業工會中勞動保險機構的建立和勞動保險工作的開展，得出工會勞動保險工作取得了顯著成效的結論。李濱生將工會在社會保障制度中的定位總結為“全權管理”“停止工作”“職能讓渡”和“加強參與”四個階段，并認為當前工會的作用有所不足。福利工作同樣是工會實現維護職能的重要實踐。有學者認為，工會福利工作經歷了“包攬福利”到“發放福利”，再到“謀取福利”的歷程。但在不同時期，工會福利工作均存在一些不足之處。黃岑玥發現，1949—1956年工會福利工作經歷了“公私兼顧”“面向生產”“改善生活”三個時期，并在“經濟主義”錯誤和“官僚主義”錯誤間搖擺，其實質是試圖糾正“官僚主義”偏向與產生“官僚主義”偏向的體制之間的矛盾反映。王曉慧認為，相較于計劃經濟時期，改革開放以來工會的福利職能漸弱，表現為福利費沒有保證、福利設施剝離、嚴格依靠規則發放困難補助等。
除維護職能外，工會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也發揮了重要作用。生產動員是工會在計劃經濟時期的一項重要工作，舉行勞動競賽則是其主要方式。游正林考察了1949—1956年的勞動競賽歷史，發現開展勞動競賽不但使工人群眾參與到建設社會主義的實踐中來，更使工人群眾受到共產主義教育，實現思想改造，最終形成一種全新的“社會主義勞動范式”。任云仙也發現，這一時期，作為準行政組織的工會通過組織“訴苦”和生產動員的方式使工人積極參與到國家建設與經濟生產中。不難發現，生產動員工作受到政治宣教的深刻影響，文化工作也呈現這一特征。工人俱樂部和工人文化宮是工會實施文化政策，開展職工群眾文化活動的組織和場所。劉宇考察了1950—1966年北京市勞動人民文化宮組織的各項文藝活動，討論了國家主導的“革命娛樂”與民間需要的“傳統娛樂”間的張力。胡霽榮梳理了上海市工人文化宮的發展與活動歷史，呈現了“工人文藝”生產在改革開放前后的變化。馮維則將新中國成立到20世紀末海口市工人文化宮職能變遷的歷程分為五個時期，研究發現工人文化宮總是在國家意志和職工群眾需求的合力中實現其職能，并受到組織環境和經濟體制的決定性影響。在工會工作實踐的其他方面，學者還對改革開放以來的工會調研工作、集體協商工作等進行了歷史梳理和經驗總結。
實際上，并非所有新中國工會史研究都能納入通史、理論發展史、制度史、工作實踐相關歷史研究四類。一些研究由于成果較少未單獨分類述評，如20世紀50—60年代基層工會的個案研究《新中國成立初期上海市紡織工會研究（1949—1956）》《晉華紡織廠工會研究（1949—1966年）》。這些成果的特點是，從歷史背景、組織沿革、工作實踐與經驗教訓等方面做全面梳理，系統總結工會各方面的工作實踐，并考察工會在抗美援朝、企業民主改革運動、“三反”“五反”運動、“一化三改造”等重大政治活動中的工作和影響。
三、研究的不足與展望
綜上所述，新中國工會史研究具備良好的史料基礎，積累了大量優秀成果。但是，現有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面臨一些挑戰，需要進一步改進和完善。
首先，研究成果的積累不平衡。如果以時間為線索，目前新中國工會史研究主要集中在1949—1956年，以及改革開放后三十年兩個時段。除通史編纂成果外，對1957—1977年工會組織建設和工作實踐展開細致歷史考察的研究還十分缺乏。如果以工會組織類型為標準，目前圍繞全總和地方工會的研究較多，關于產業工會的研究較為少見。實際上，新中國成立后不久，全總就要求建立22個全國產業工會。產業工會在國家建設和維護職工權益方面的影響如何？是否具有不同于地方工會的特征？這些都是需要進一步研究解答的問題。如果從工會具體工作來考察，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維護職工權益、進行生產動員、保障職工福利、組織文娛活動等專題，而對勞動保護、民主管理、技術交流等的研究還很缺乏。此外，對工會個案長時段的歷史研究也不多，這與工會史志極為豐富的狀況形成反差，亟待充分使用這些史料展開有意義的個案或比較案例研究。
其次，史料運用缺乏創新。本文列舉的新中國工會史史料近十種，但目前的研究主要基于文件、領導講話和檔案展開。相比之下，基層工會史志、官方和非官方報刊中的相關報道、口述資料都未在研究中得到充分使用。一方面，這與不同史料在豐富度和易得性上的差異有關，研究成果自然集中于相關檔案公開程度最高，相關史料更易搜集和查閱的時段和對象上。另一方面，這也受到研究范式的影響，具體將在第三點不足中詳述。全總官網“史料征集”板塊顯示，近年來中央和地方均發起了一些工會史料征集活動，這說明民間蘊藏著不少工會史料。這些民間史料，加上未被充分利用的史志、新聞報道和口述資料為新中國工會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著力點。如何挖掘、整理并使用好這些史料，值得研究者關注、研究和實踐。
再次，研究范式亟待突破。新中國工會史研究，尤其是通史編纂，主要遵循傳統中共黨史研究的思路和規范，在歷史書寫中有“以論代史”的特征，在歷史分期上也基本與黨史分期保持一致。如《中國工會簡史》《新編中國工會史》和《新中國工會史（1948—1998）》，均以1956年、1978年（或1976年）、1992年、2002年（或2000年）、2012年為分期節點。誠然，工會作為黨領導下的群團組織，其組織存續、制度建設、功能發揮都受到黨的領導方針和施政措施的深刻影響。工會史甚至可以作為廣義上黨的建設史、執政史、制度史中的分支。因此，工會史與黨史分期重合符合歷史邏輯。但一些研究表明，工會職能變遷的歷史脈絡并不總是與黨史分期一致。這就提醒學者，在研究中應避免先入為主地依照黨史來編纂和研究工會史。此外，傳統研究范式強調，總結和評述歷史以文件、講話中的內容為遵循，這種方式在研究諸如改革開放以來工會制度變遷的議題時具有局限性，因為文件和講話中并沒有對制度變遷的路徑特征和動力機制做出總結和闡釋。這些都要研究者根據史料，結合跨學科研究，自己找到答案。上文提到已有學者進行了類似嘗試，但還沒有形成研究范式上的創新。近年來，黨史研究已在主動尋求在革命史和制度史等方面進行范式創新。這些新動向值得新中國工會史研究者關注和借鑒。寬闊的研究視野，學理化的解釋路徑，借鑒跨學科方法，并與社會科學研究形成對話，不僅能夠提高歷史研究的學術價值和現實影響，更有利于中國工會史學科的長遠發展。當然，無論范式如何創新，嚴謹而扎實地運用史料仍是開展研究的根本。（注釋略）
原文刊發：《工會理論研究》2023年第4期，第67-80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