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的防災減災救災理念及其實踐不斷發展完善，取得一系列新的成績，積累了豐富成功經驗：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著力宣傳“人定勝天”，消除民眾長期形成的聽天由命悲觀情緒，興修農田水利等，力爭戰勝自然災害。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呼吁尊重自然，接受國際救災援助，大力開展減災建設，改善生態環境。進入新時代，提出“兩個堅持、三個轉變”，全面提高國家綜合防災減災救災能力；積極提供國際救災援助，引領防災減災救災的國際合作，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我國防災減災救災理念與時俱進，有效保障了防災減災救災工作順利開展，充分彰顯了中國特色防災減災救災制度的獨特優勢。
［關鍵詞］新中國；防災；減災；救災；民政工作
自然災害與人類社會相伴始終。我國是世界上自然災害最為嚴重的國家之一，災害種類多、強度大、分布廣、頻率高、損失重。有學者統計，從公元前206年到1936年的2142年間，我國的自然災害總數達5150次，平均每4個月便有1次，其中水災和旱災共計2072次，幾乎每年均有一次水災或旱災。中國共產黨高度重視防災減災救災工作。早在1937年8月，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宣傳部起草的關于形勢與任務的宣傳鼓動提綱中就明確提出要“賑濟災荒”。1944年8月，《中央關于鄂豫區克服財政困難和生產救災的指示》明確強調：“應堅決實行生產自救的基本方針，應提出生產救災，大家互助，渡過困難”。新中國成立后，黨和政府領導人民群眾開展了卓有成效的防災減災救災工作，充分體現了新生人民政權強大的防災減災救災能力。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理念是行動的先導，一定的發展實踐都是由一定的發展理念來引領的。發展理念是否對頭，從根本上決定著發展成效乃至成敗。”防災減災救災理念亦然，從根本上決定著防災減災救災工作的成效與成敗。厘清防災減災救災理念，有助于洞察防災減災救災體制機制及眾多措施的背后邏輯。目前，學界關于防災減災救災的研究成果較為豐富，但對其理念缺乏系統論述。有鑒于此，本文立足國內外的宏觀視野，全方位透視新中國成立以來防災減災救災理念及其實踐，以期深化對相關問題的研究。
一、“人定勝天”理念及其實踐（1949—1978年）
新中國成立前，我國自然災害頻發，民眾中長期彌漫著悲觀失望情緒。新中國成立后，黨和政府立足自力更生，宣傳“人定勝天”，積極組織民眾開展救災運動和水利建設等，確保了防災減災救災工作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的常態化開展。
（一）“人定勝天”的提出與初步實踐（1949—1952年）
1949年新中國的成立開辟了中國歷史新紀元，但當時也面臨著嚴重災荒。旱、凍、蟲、風、雹、水等災害相繼發生，其中水災最嚴重。據中央人民政府內務部統計：“這一年全國受災面積約一億二千七百八十七萬畝，受災人口約四千五百五十五萬人，倒塌房屋二百三十四萬余間，減產糧食一百一十四億斤，災情分布在十六個省、區，四百九十八個縣、市的部分地區。”對此，災區民眾普遍存在著聽天由命的悲觀失望情緒。例如，河北樂亭八區南常坨村有村民說：“老天爺不給飯吃，有啥辦法？”面對嚴重災情，該村黨支部書記甚至向上級表示“：我們不干了，另選別人吧”。為了打破這種聽天由命和悲觀失望的消極情緒，黨和政府大力宣傳“人定勝天”理念，積極動員人民群眾生產自救。同年12月19日，《政務院關于生產救災的指示》中明確提出：“在共產黨領導之下，只要各級人民政府認真負責，深入災區，親自動手帶領群眾，積極想出生產自救節約渡荒的辦法，任何嚴重的災荒都可以渡過的。因此，必須反對對災情麻痹與工作松懈，反對被災荒嚇倒聽天由命悲觀失望的情緒”。1950年2月27日，政務院副總理董必武在中央生產救災委員會成立會上提出：“我們的救災方針是：生產自救、節約渡荒、群眾互助、以工代賑，并輔之以必要的救濟。”由此，全國各地不斷宣傳“人定勝天”理念，災區民眾的心態也有所改變。以1950年《人民日報》的相關報道為例，以“人定勝天”為題目的有2篇，正文中含有“人定勝天”的有9篇。
與此同時，黨和政府也不斷推進防災減災救災工作，力圖兼顧治標與治本，要求“既照顧目前的一時的利益，也照顧將來的根本的利益”。例如，興建水利工程既能以工代賑，滿足災民需要，又能有效應對水旱災害，為此，黨和政府領導人民群眾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興修了諸多水利工程。在淮河流域，1950年6月下旬起，中上游連降暴雨，中下游干、支流普遍漫堤決口，安徽北部、河南東南部、江蘇北部等地的438.2萬公頃農田受災，倒塌房屋116.9萬間，成災人口2109萬。7—9月，毛澤東就“要根治淮河”連做了四次批語，要求“早日勘測，早日做好計劃，早日開工”。根據這一重要指示精神，10月14日，《政務院關于治理淮河的決定》要求采取“蓄泄兼籌”的治理方針：“上游應籌建水庫，普遍推行水土保持，以攔蓄洪水發展水利為長遠目標”，中下游則“進行適當的防洪與疏浚”。轟轟烈烈的治淮運動由此拉開序幕。此外，長江流域、海河流域等均開展了規模大小不一的水利工程建設，各地還興修了大量農田水利工程，為防災減災救災工作提供了重要保障。
（二）在互助合作運動中深入推進（1953—1956年）
個人防災減災救災能力較弱，在自然災害來臨前難以采取有效的防災措施，在自然災害爆發時很難抵御和減少災害損失，在自然災害過后容易缺乏度荒的物資條件，因此，黨和政府在社會主義改造時期主要通過互助合作來救災度荒。正如華東行政委員會農林水利局在《關于華東汛情綜合報告》中所指出的：“自然災害的發生有連續性和普遍性的特點，而且多是在農事繁忙的季節，戰勝自然災害是一項艱巨的任務，決不是靠一家一戶的力量所能完成的，因此必須依靠組織起來的集體力量，實行合理分工，才能解決人力、時間不足的矛盾”。毛澤東組織編寫《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在讀到安徽《農村工作通訊》刊載的一篇文章時也明確指出：“一切勞動農民，不論是那個階層，除了組織起來集體生產，是無法抵抗災荒的。”當各級黨委、政府強調要在互助合作運動中開展防災減災救災工作的同時，“人定勝天”的理念也再次得到了深入宣傳。
這一時期，各地自然災害依舊頻發，以水災為例，1954年，長江、淮河、海河等流域都出現特大洪水，導致堤岸決口1.44萬余處、圩垸漫決1.3萬余處，沖毀水庫133座、涵閘2685條、水圳3505條、塘壩13萬余條、農田水利工程31.71萬余處，造成糧食減產258.9億斤、棉花減產414萬擔，倒塌房屋1024萬間，耕畜死亡26萬多頭。為此，黨和政府積極組織民眾開展防汛救災工作，有效推動了群眾性防災建設：搶救出災民1300多萬人、耕畜39.79萬余頭，最大限度地減輕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損失；同時還迅速匯集全國的防汛物資，投入防汛搶險的前線，不僅保住了武漢、南京、天津、蚌埠等重要城市的安全，也免除或減輕了蘇北平原、淮北平原和江漢平原的災害。在此過程中，防汛救災工作與互助合作運動實現了良性互動。例如，截至1956年3月，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興修農田水利的計劃已超額完成了800萬公頃，而大規模興修農田水利的運動就是在農業合作化高潮出現以后才發展起來的，僅從1955年10月到1956年3月上旬，各地擴大的灌溉面積就達到520萬公頃。可見，互助合作確實有利于解決勞力、畜力、資金、工具不足的困難，增強了防災減災救災力量，提升了民眾的防災減災救災信心。
（三）戰勝自然災害的努力與實踐（1956—1966年）
伴隨農業合作化的逐步完成，防災減災救災工作逐漸轉向改造自然，征服自然，戰勝自然災害。其中，戰勝自然災害被認為是保證國家農業增產的基本措施。正如1956年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中所要求的：“從1956年開始，在7年至12年內，基本上消滅普通的水災和旱災”。9月21日，《內務部關于加強救災工作的指示》提出：“今年災區與往年大不相同的特點就是農業已經合作化，救災工作應當抓住這一特點去進行，充分發揮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優越性”。由此可見，防災減災救災工作在此時已經明顯開始出現新的變化。1957年9月6日，國務院全體會議第57次會議通過《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做好救災工作的決定》，要求“各地不要孤立地去看救災工作，應當把救災工作看作發展農業生產的一個重要環節。同時，救災工作也要通過發展農業生產來結合進行。今年特別是要通過今冬明春的農田水利建設和積肥運動來結合進行救災”。2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今冬明春大規模地開展興修農田水利和積肥運動的決定》明確指出：“積極廣泛地興修農田水利，是擴大農業生產，提高單位產量，防治旱澇災害最有效的一項根本措施。”全國迅速掀起一場戰勝水旱災害的興修農田水利運動，并凸顯了“人定勝天”的理念，即“把自己由受自然支配的奴隸變為支配自然的主人”。
此后，隨著“大躍進”運動的推進，防災減災救災工作更加傾向于徹底消滅自然災害。正如1958年5—6月召開的第四次全國民政會議所提出的：“救災工作必須為農業生產大躍進和消滅自然災害服務”。“人定勝天”等防災減災救災理念得到廣泛傳播，認為“不久的將來，就會在全國范圍內徹底消滅自然災害”。應當承認，此時這一理念的深入宣傳與實踐確實產生了一定的積極效應，但自然災害并沒有消失，仍有嚴重的自然災害不斷發生。例如，1963年8月，海河流域爆發特大洪水，僅河北就有2200多萬人受災，5030人死亡，42700多人受傷，5360多萬畝農田被淹（其中3739萬畝絕收），1265萬間房屋倒塌。對此，中共河北省委、省人委號召廣大民眾發揚“人定勝天”的英雄氣概，堅決地戰勝此次洪澇災害。嚴重自然災害的不斷發生，說明自然災害并不能徹底消滅，需要在防災抗災方面持續用力。9月2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生產救災工作的決定》明確指出：“依靠群眾，依靠集體力量，生產自救為主，輔之以國家必要的救濟，這是救災工作歷來采取的根本方針”；“救災要從積極方面著手，首先抓生產”；“黃河、淮河和海河的全面治理，要列入國民經濟建設長期計劃”。這為此后水利工程的長期建設提供了堅強的政策保證，我國的防災減災救災能力得以不斷增強。
（四）作為一種精神的“人定勝天”及其實踐（1966—1978年）
如前所述，長期以來，興建水利工程被當作防災減災救災工作的重要內容之一。因此，全國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水利建設運動，根治海河、“農業學大寨”等都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截至1976年底，全國已修建水庫7.8萬多座、水閘2.3萬多座、機電排灌動力5400多萬馬力、機井200萬眼、堤防海塘15.8萬多公里。在此過程中，“人定勝天”理念持續發揮著影響，在推動農田水利建設等過程中，我國的防災減災救災工作也得到相應展開，防災減災救災能力持續提升。
1966年后，“人定勝天”理念在防災減災救災工作中得到持續肯定和高度弘揚。以《人民日報》的相關報道為例，1966—1977年，標題中含有“人定勝天”的有29篇，而正文中含有“人定勝天”的則高達539篇，平均每年約45篇。這還不包括與“人定勝天”含義相近的“人可勝天”“人力勝天”“人能勝天”等概念，足以說明“人定勝天”的宣傳力度之大。每次出現自然災害，“人定勝天”就會得到集中廣泛宣傳。例如，1976年唐山大地震發生后，全國廣泛宣傳“人定勝天”，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救災積極性。中央軍委號召全軍指戰員和廣大民兵學習抗震救災模范人物“人定勝天的硬骨頭作風”，中共天津市委則明確要求“樹立長期抗震、積極抗震、群眾抗震的思想，發揚人定勝天的革命精神”。這些舉措極大地激發了人們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提升了抗震救災的能力。
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黨和政府大力宣傳“人定勝天”理念，不斷開展農田水利建設等基礎性設施建設，我國的防災減災救災工作順利推進，人民群眾戰勝各類災害的信心持續增強。但同時，這一時期的相關工作也存在一些問題，迫切需要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做出相應改變。
二、“尊重自然”理念及其實踐（1978—2012年）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堅定不移推進改革開放，實現了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到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封閉半封閉到全方位開放的偉大歷史轉折。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前途命運的關鍵一招，中國大踏步趕上了時代”。改革開放也深刻改變著中國的防災減災救災理念。以《人民日報》的相關報道為例，1978—2012年，標題中含有“人定勝天”的僅2篇，其中1篇還把“人定”定義為“人心安定”。正文中含有“人定勝天”的有125篇，多持肯定觀點。其中，與科技防災、抗洪救災等相關的基本肯定“人定勝天”的抗爭精神，重在論述科技和人的努力在防災減災救災方面的積極作用；與水利興修、生態建設等相關的則多持批評態度，指出其容易制造和加劇自然災害，產生破壞生態的消極影響。總體來看，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黨和政府從肯定“人定勝天”的積極作用走向消除“人定勝天”的消極影響，推動防災減災救災理念向“尊重自然”轉變。
（一）吸收國際減災理念及其實踐（1978—1998年）
改革開放后，我國對外開放工作持續加強，防災減災救災也隨著黨和國家中心工作的調整而不斷變化，日益強化國際合作。例如，面對聯合國救災署提出的中國“是否愿意接受援助”問題，1980年10月4日，對外經濟聯絡部、民政部和外交部向國務院呈送《關于接受聯合國救災署援助的請示》，文中寫道：“鑒于發展中國家遭受嚴重自然災害時要求救災署組織救濟較為普遍，屬于各國人民相互支援的性質，我國已開始接受聯合國援助，對救災署的援助也可適當地爭取。今后我國發生自然災害時，可及時向救災署提供災情，對于情況嚴重的，亦可提出援助的要求。”國務院批準了這一請示。此后，中國正式確立了接受國際救災援助的工作方針。當年中國的農業生產遭受了幾十年少有的南澇北旱，聯合國有關組織及一些友好國家表示愿意無償援助中國災區，其中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援助了災區維生素5500萬片，日本政府援助了奶粉665噸，美國和澳大利亞分別援助了小麥1萬噸，歐洲經濟共同體則無償援助了8000噸食用油。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首次接受救災外援”，既幫助了災民恢復生活和生產，又充分展現了我國對外開放的決心。
中國的防災減災救災工作不僅吸收了國際減災理念，而且還持續擴大了國際交往和合作。1987年12月11日，第42屆聯合國大會169號決議確定1990—2000年為“國際減災十年”。第44屆聯合國大會又陸續通過了《國際減輕自然災害十年決議案》及《國際減輕自然災害十年國際行動綱領》。中國積極響應，于1989年4月21日成立了由國務院副總理田紀云為主任的中國國際減災十年委員會，開始“把減災工作作為推進社會經濟發展的一件大事，列入各級政府的重要議事日程，納入國民經濟發展規劃”，同時強調要“解放思想，進一步擴大國際救災交往與合作”。受此影響，我國的防災減災救災改革向著開放、國際合作、爭取外援方面深入發展。例如，1991年我國江淮地區發生嚴重洪災，共造成直接經濟損失779.08億元。對此，我國政府以中國國際減災十年委員會的名義，呼吁國際社會向災區提供人道主義緊急援助。這是我國有史以來第一次正式地、直截了當地向國際社會發出呼吁，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總之，在擴大國際交往和加強國際合作的過程中，我國的防災減災救災理念得以不斷豐富和完善，同時也為國際減災活動作出了應有貢獻。正如1993年6月江澤民在致中國災害管理國際會議的賀信中指出的：“在今后的減災工作中，我們將進一步加強國際交流與合作，并對世界減災事業作出貢獻”。
在強調加強國際交流合作的同時，我國的防災減災救災工作依然強調自力更生，但災區對國家援助的態度也在發生變化。以1991年的嚴重洪澇災害為例，8月8日，中共湖北省委副書記、省長郭樹言在全省專員市長州長會議上的總結講話中指出：“自力更生、生產自救，是人民群眾同自然災害長期斗爭中積累的一條寶貴經驗，在這次救災中更要發揚光大。在特大災害面前，能夠爭取到的支持當然要爭取，但國家、社會支援力量畢竟是有限度的，絕不能依賴外援，產生‘等、靠、要’的思想”。值得注意的是，這里不再將爭取國家援助視同消極悲觀的無奈之舉，而是鮮明地肯定了爭取國家援助的做法。不過，這也帶來一些新的問題。例如，許多地方經常組團或派人到北京匯報災情和申請救災款，且領隊規格越來越高，隊伍越來越大，“不管大災小災，不管地方和農民的經濟情況如何，一遇災害便向中央要錢，資金渠道單一，造成經費嚴重不足，矛盾越來越突出”，強烈“呼喚著新的救災體制”。對此，黨和政府深化救災工作改革，逐步建立起救災工作分級管理、救災款分級負擔的救災管理體制，扭轉了“救災靠政府，地方靠中央”的被動局面。此外，黨和政府還積極推動救災資源和救災主體的社會化，呼吁全社會廣泛參與救災。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尤其國際減災活動的推進，我國的防災減災救災理念逐漸從側重救災轉向抗災減災。一方面，積極建立并完善預警系統和抗災設施，提高災害預測、預報、預防和災害評估水平；另一方面，努力完善全國災害信息網絡及輔助決策系統，增強對自然災害的快速反應能力及決策能力。在此過程中，黨和政府對自然災害的認識愈益科學清晰，呼吁植樹造林和保護生態。正如1997年4月國務院副總理姜春云在科教興林專家座談會上指出的：“林木稀少，植被率低，是自然災害頻繁的主要原因。上游水土流失，下游河道淤積，旱災、澇災頻繁的根本原因，就是幾千年來把森林給破壞了。”“在繼續抓好現有林業生態工程建設的基礎上，籌劃組織一個更大的、跨流域、跨世紀的林業生態建設的總體工程，作為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硬仗、大仗來打。”
（二）“尊重自然”的提出及其實踐（1998—2012年）
1998年入汛后，我國出現罕見特大洪水，有2.3億人（次）受到水災影響，3656人因災死亡，2044萬人緊急轉移安置，733萬間房屋倒塌，1379萬間房屋損壞，造成直接經濟損失2642億元。10月20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災后重建、整治江湖、興修水利的若干意見》中明確指出：“我國水患頻繁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國土生態環境遭到嚴重破壞”。可見，黨和政府不再僅僅著眼于防災減災救災本身，而是從生態環境著手災害治理。由此，黨和政府日益強調“尊重自然”。一方面，犧牲生態環境的做法遭到嚴厲批評。例如，1999年8月，國務院總理朱镕基在陜西考察治理水土流失、改善生態環境和黃河防汛工作時明確指出：“黃河中上游地區不要再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生產糧食，而是要治理水土流失，改善生態環境，為下游地區治理和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的生態條件”。另一方面，遵循自然規律和保護生態環境日益得到高度重視，黨和政府還有計劃有步驟地退耕還林還草還湖，大力開展植樹造林和水土保持，嚴禁毀林毀草開荒、亂砍濫伐，等等，我國的防災減災救災能力不斷提升。
科學發展觀的提出進一步豐富和完善了我國的防災減災救災理念，推動了相關實踐的深入發展。正如2004年3月胡錦濤在中央人口資源環境工作座談會上明確指出的：“保護自然就是保護人類，建設自然就是造福人類。要倍加愛護和保護自然，尊重自然規律。”防災減災救災理念日益凸顯人與自然和諧相處。
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我國的防災減災救災理念得到進一步豐富和發展，其實踐成就顯著。以森林覆蓋率為例，黨和政府通過植樹造林等重要舉措，從2005年到2010年，我國森林覆蓋率由18.21%提高到20.36%，森林蓄積量達137.21億立方米，全國森林植被碳儲量達78.11億噸，既有效改善了生態環境，提升了防災減災救災工作能力，也為此后的相關工作奠定了堅實基礎。
三、“兩個堅持、三個轉變”理念及其實踐（2012年至今）
中共十八大以來，黨和政府高度重視生態文明建設，引領我國防災減災救災理念及其實踐向縱深發展，推動防災減災救災工作取得了歷史性成就、發生了歷史性變革。
（一）“兩個堅持、三個轉變”的提出與初步實踐（2012—2017年）
中共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生態文明建設，將其納入“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統籌推進。早在2012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廣東考察工作時就明確提出：“我們要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位置，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牢固樹立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生態文明理念”。此后又明確提出“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等重要理念，為我國生態文明建設提供了重要指引。進入新時代，我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均面臨新的變革。正如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防災減災救災與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密切相關，既是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也是國家治理能力的重要體現，同樣面臨全面深化改革。2015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體學習時首次提出“兩個堅持、三個轉變”的防災減災救災理念，即“堅持以防為主、防抗救相結合的方針，堅持常態減災和非常態救災相統一，努力實現從注重災后救助向注重災前預防轉變，從應對單一災種向綜合減災轉變，從減少災害損失向減輕災害風險轉變，全面提高全社會抵御自然災害的綜合防范能力”。
“兩個堅持、三個轉變”的防災減災救災理念開辟了我國防災減災救災理論和實踐新境界，為做好新時代防災減災救災工作提供了科學理論和根本遵循。為了進一步做好防災減災救災工作，2016年1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推進防災減災救災體制機制改革的意見》出臺，進一步完善了防災減災救災體制機制，是“兩個堅持、三個轉變”防災減災救災理念的具體體現。
在“兩個堅持、三個轉變”防災減災救災理念的指引下，我國的綜合防災減災救災能力持續提升，國際合作持續加強，積極參與到全球災害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中，充分展現了我國的大國擔當。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的：“當今世界，各國相互依存、休戚與共。我們要繼承和弘揚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論述為新時代中國防災減災救災的國際合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推動相關實踐工作不斷走深走實。例如，開創性建設“一帶一路”自然災害防治和應急管理國際合作機制，積極拓展應急管理國際合作機制及網絡，等等。
（二）在以人民為中心的思想下深入推進（2017年至今）
黨的創新理論指引著新時代防災減災救災理念豐富和發展。例如，2017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十九大報告中強調：“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以人民為中心也是防災減災救災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2018年夏季，全國多地出現大暴雨，截至7月18日，已有27個省（區、市）遭受洪澇災害，造成直接經濟損失約516億元。習近平總書記對災情高度重視并作出重要指示：“相關地區黨委和政府要牢固樹立以人民為中心的思想，全力組織開展搶險救災工作，最大限度減少人員傷亡，妥善安排好受災群眾生活，最大程度降低災害損失”。10月1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強調：“加強自然災害防治關系國計民生，要建立高效科學的自然災害防治體系，提高全社會自然災害防治能力，為保護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和國家安全提供有力保障”。針對自然災害防治關鍵領域和薄弱環節，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推動實施自然災害防治“九項重點工程”，即：災害風險調查和重點隱患排查工程、重點生態功能區生態修復工程、海岸帶保護修復工程、地震易發區房屋設施加固工程、防汛抗旱水利提升工程、地質災害綜合治理和避險移民搬遷工程、應急救援中心建設工程、自然災害監測預警信息化工程、自然災害防治技術裝備現代化工程。這“九項重點工程”是強化防災減災救災能力、抵御各種自然災害風險的重大戰略部署，也是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具體的防災減災救災工作，有力推動了自然災害防治水平的提升。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是防災減災救災工作的重要價值準則，也是防災減災救災工作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必然要求。習近平總書記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反復強調要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始終把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放在第一位。例如，2020年入夏以后，我國江南、華南、西南暴雨明顯增多，多地發生洪澇災害和地質災害，習近平總書記對此明確要求：“各地區和有關部門要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統籌做好疫情防控和防汛救災工作，堅決落實責任制，堅持預防預備和應急處突相結合，加強汛情監測，及時排查風險隱患，有力組織搶險救災，妥善安置受災群眾，維護好生產生活秩序，切實把確保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實處”。
2022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二十大報告中明確提出“必須堅持系統觀念”，強調“要善于通過歷史看現實、透過現象看本質，把握好全局和局部、當前和長遠、宏觀和微觀、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特殊和一般的關系，不斷提高戰略思維、歷史思維、辯證思維、系統思維、創新思維、法治思維、底線思維能力，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謀劃、整體性推進黨和國家各項事業提供科學思想方法”。黨和政府立足堅持系統觀念，打破“以災論災”的思維方式，從處理好人與自然的關系不斷豐富和發展防災減災救災理念，樹立起綜合治理、系統治理、源頭治理的理念。
黨和政府既重視災害發生后的救援工作，又十分注重防范災害風險，全力保障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以每年“七下八上”的防汛關鍵期為例，中共中央都會高度重視，作出相關安排部署，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例如，2023年8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會議，研究部署防汛抗洪救災和災后恢復重建工作，強調要以“時時放心不下”的責任感，慎終如始做好防汛抗洪救災各項工作，要把各類風險隱患消除在成災之前。又如，2024年7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會議研究部署防汛抗洪救災工作，強調“要始終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進一步完善監測手段，提高預警精準度，強化預警和應急響應聯動，提高響應速度，突出防御重點，盯緊基層末梢，提前果斷轉移危險區群眾，最大限度減少人員傷亡”。
中共十八大以來，黨和政府綜合施策，全面提高我國綜合防災減災救災能力，取得顯著成效。從2013年到2021年，全國年均因自然災害死亡失蹤人數、倒塌房屋數量、直接經濟損失占GDP比重比2000—2012年均值分別下降87.2%、87.4%、61.7%。這些數據充分說明，新時代以來的防災減災救災理念及相關措施踐行了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最大限度減輕了災害損失，最大程度保障了人民生命財產安全。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人類對自然規律的認知沒有止境，防災減災、抗災救災是人類生存發展的永恒課題”。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和政府根據國內外形勢的變化，不斷發展防災減災救災理念并持續做好貫徹落實，切實保障了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維護了社會和諧穩定。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防災減災救災理念從應對聽天由命的悲觀情緒而提出生產自救“人定勝天”，號召“改天換地”戰勝自然災害；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開始反思“人定勝天”，倡導全社會“尊重自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強調“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提出“兩個堅持、三個轉變”的防災減災救災理念。隨著理念的轉變，防災減災救災的實踐也發生了巨大變化，從發動人民群眾生產自救，到積極開展減災建設、改善生態環境，再到綜合防災減災救災、全面提高國家綜合防災減災救災能力。在此過程中，我國的防災減災救災工作日益強化國際交流合作，從最早的不接受外援，到后來吸收國際減災理念、引入國際救援，再到積極提供國際救援、引領防災減災救災的國際合作等。總之，防災減災救災理念及其實踐的變化既體現了鮮明的時代變遷特征，更日益彰顯出集中力量辦大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
*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20世紀下半葉中國共產黨領導生產救災的理論與實踐研究（1949—1999）”（24ADJ010）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簡介］曹佐燕，法學博士，副教授，中國農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25年第2期，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