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計劃經濟時期的社隊企業，原材料供應和產品運輸、銷售都沒有列入國家計劃，發展緩慢。中共十一屆四中全會提出“社隊企業要有一個大發展”，全國各地結合自身的社會、經濟、歷史、地理等條件，將傳統資源與社隊企業有效聯通，涌現了不同特色的發展模式。福建晉江是歷史悠久的僑鄉，擁有地域廣闊、人緣深厚的海外聯系，通過發揮僑鄉的獨特優勢，解決了社隊企業發展中遇到的原材料供給、資金來源、產品銷售、市場供應等困難。在社隊企業初具規模的基礎上，改革開放后的晉江經濟迅速發展，如陳埭鎮（1984年10月前為陳埭公社）在家庭手工作坊基礎上，逐漸發展成“中國鞋都”；東石鎮在制傘專業村的基礎上，發展成為“中國傘都”；20世紀80年代深滬鎮的內衣打入國際市場，后被授予“中國內衣名鎮”；新塘服裝業起步于80年代，后被授予“中國運動服裝名鎮”；龍湖鎮織造業從改革開放初期時來料加工起步，2004年被中國紡織工業協會授予“中國織造名鎮”；等等。習近平在福建工作期間7次深入晉江調研，總結出了以“六個始終堅持”和“正確處理好五個關系”為核心內涵的“晉江經驗”，并指出：“如果福建在近幾年內能夠涌現10個或者更多的晉江這樣的縣市，全省經濟發展必然會實現一個新的跨越”。
筆者梳理學界已有的從歷史視角研究社隊企業的成果，發現多以1984年為分界點。有些研究從微觀、中觀、宏觀的角度來解讀1984年前社隊企業的歷史發展變遷；有些研究從社隊企業到鄉鎮企業的轉變來解讀社隊企業的發展過程。當然，關于社隊企業、鄉鎮企業的研究，不能因某個年份而割裂，但由于1984年后兩者的內涵外延均發生變化，以此為分界點來解讀社隊企業還是有必要的。整體而言，關于社隊企業的研究空間還可以進一步拓展，例如，社隊企業與對外開放政策的關系，社隊企業如何適應對外開放政策？外部力量如何與傳統資源有機結合？外向型社隊企業包含哪些企業類型？對外開放不同階段國家出臺的相關政策對社隊企業的作用等等。本文通過剖析晉江個案，以期推動相關研究的進一步深入。
深厚的拓外傳統與外向型社隊企業的起步
晉江社隊企業蘊蓄深厚的拓外傳統，這為社隊企業利用外資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一是華僑、僑屬、僑眷多，社會游資多，為社隊企業提供了充足的資金來源；二是僑屬空房屋多，可利用作為廠房，為社隊企業提供廉價的勞動場所；三是靠近港澳地區，便于引進先進的管理經驗和生產技術，便于產品走向國際市場。
（一）獨特的僑鄉文化和重商傳統
晉江是福建的重點僑鄉之一，“十戶人家九戶僑”是其人口構成的最大特色。歷史上，晉江人口密度大、土地貧瘠，人地矛盾突出。為解決溫飽問題，晉江人開拓了兩條路：一是棄農經商。晉江自古以來遠離政治中心，受“重農抑商”的思想影響較少，而商業文化、海洋文化相對成熟、發達，衍生了許多活躍的民間組織和商業網絡。在此背景下，晉江的商業經濟起步早，影響范圍廣，“通過海洋，晉江先民們結識了農耕文化所無緣結識的冒險、自由、開放和進取，接觸了外來文化，在經受異質文化的撞擊下，建構了深受海洋文化影響的思想觀念和思維方式”。在海洋商業文化的浸潤下，形成了獨特的僑鄉文化和重商傳統以及發展商業經濟的內在動力，商業意識已經深入晉江人的骨髓。二是海外謀生。晉江素有對外通商貿易的優越自然條件和歷史傳統，“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唐代，泉州港（包括晉江的港口）是我國對外貿易的四大港口之一。到了宋元時期鼎盛階段，號稱‘東方第一大港’，海外交通達東西大洋彼岸”。世世代代晉江人為生活所迫，漂洋過海艱苦創業，其中有許多人掌握著企業生產、管理的技術和經驗。向海洋的不斷拓展和長期的商貿活動，造就了晉江人勇敢拼搏、開拓創新和強烈的商業意識，熔鑄了具有海洋商業文化特質的思想觀念，孕育了“愛拼才會贏”的晉江文化精神內核。
?。ǘν馍藤Q活動歷史悠久
晉江地處東南沿海，對外商貿活動有著悠久的歷史，長期以來，晉江男子在外謀生，通過僑批等方式給家中的父母妻兒匯款，有時還饋贈親友，“一人在外，全家吃僑（匯）”的現象十分普遍。這些華僑離鄉背井，只身前往海外謀生，眷屬均留在家鄉，雖然有些也攜帶眷屬，但大多仍將老弱婦孺留在國內。新中國成立以后，僑鄉經濟的一部分甚至是大部分來源于僑匯，據1953年僑務部門統計：“晉江縣70%—80%僑眷僑屬主要依靠或部分依靠僑匯為生。其中生活較富裕者約占25%；僑匯不經常、生活水平一般者約55%；僑匯較少或沒有僑匯、生活困難者約有20%。50年代中期，不少僑鄉的僑匯占該鄉國民經濟收入總數的50%以上。”到了20世紀70年代末期，隨著對外開放政策的推行，“每年從國外華僑匯回晉江的贍家匯款都在4000萬元，這部分僑匯大部分用于居民的日常消費，但也有一部分沉淀下來，逐步形成農民手中的資金”。由于晉江當地有僑資僑匯的支持，僑鄉的購買力、消費水平往往高于非僑鄉，這刺激了僑批、金銀首飾、布匹百貨、建筑材料等行業的興盛，經濟自然發展迅速。
改革開放前，由于地處海防前線，晉江的對外經濟貿易活動基本處于停頓狀態。盡管如此，晉江人仍在努力尋求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發展商品經濟的空間。在20世紀70年代，晉江人就利用各種便利條件積極開展對外商業貿易活動。晉江的僑眷僑胞常常給當地人寄送布料、日用品等。開始時，當地人只是拿到地攤上互相交換，由于都是“緊俏貨”，吸引了省內外的人前來購買，隨著時間的推移，自然而然形成了全國聞名的市場。例如，有資料顯示，當時石獅的小攤小點有993個，日成交額達60萬元。在計劃經濟體制內，一般很難購買到計劃外的產品。但晉江人盤活了很多計劃外產品的生產與銷售，生產為外貿出口創匯服務的草編、竹編、抽紗、刺繡，以及為城市工業服務的機械、五金配件等，市場供不應求，布料、機械、食品、建材等生產行業隨之發展起來。
（三）因地制宜發展外向型社隊企業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福建積極為僑眷“正名”，“本省各地歸僑、僑眷，在反右派、反右傾、反地方主義等政治運動中，被錯處分、錯判刑的，經過認真的審查，也先后得到改正”。晉江把扶持歸僑、僑眷興辦企業作為一項經常性的重要任務，希望將僑資作為當地社隊企業發展的資金來源。1978年底，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和中華全國歸國華僑聯合會在泉州市召開全國僑鄉工作座談會，提出“要發揮僑鄉同海外、港澳有密切聯系的優勢，為繁榮僑鄉經濟和祖國四化建設作貢獻”。
晉江每年都能收到大量的僑匯，僑眷手上不僅有閑散資金，還有不少閑置房屋和閑散勞動力，這些都成為發展社隊企業所必需的生產要素。晉江利用“三胞”（港澳同胞、臺灣同胞、海外僑胞）眷屬手中的閑散資金和閑置房屋以及閑散勞力（包含大量“三胞”眷屬），開始大力發展外向型的社隊企業。以晉江陳埭鎮為例，“早期集資創辦鄉鎮企業的5100萬元中，‘三胞’眷屬的閑散資金占55%，利用僑屬閑房辦工廠占82%”。對于對外開放初期晉江利用外資的情況，習近平在福建工作期間曾總結道：“隨著對外開放的擴大，晉江人民又充分發揮僑鄉海外華僑多的優勢發展外向型經濟，積極吸引外資創辦‘三資’企業，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和設備提高企業技術、生產和管理水平，推動了經濟進一步加快發展”。晉江人抓住了世界產業結構調整和發達經濟體產業升級的機會，通過引進僑資、技術等，促使社隊企業擺脫技術與管理落后的狀況。實踐證明，社隊企業只要充分發揮本地優勢，做到地盡其利、人盡其才、物盡其用，其自身就能迅速發展壯大。
社隊企業興辦“三來一補”與成效
1979年1月，鄧小平在會見工商界人士時談道：“吸收外資可以采取補償貿易的方法，也可以搞合營，先選擇資金周轉快的行業做起?！睍x江結合當時的實際情況，發揮海外資金、技術、信息的優勢，興辦“三來一補”，發展商品生產。這既能夠為國家創匯，增加企業積累；又能安排大批勞動力就業，增加群眾收入；還能引進設備，引進技術，提高了企業生產和管理能力。
（一）依托僑鄉優勢發展“三來一補”
1979年7月，國務院頒發的《關于發展社隊企業若干問題的規定（試行草案）》對社隊企業的經營范圍做出規定：“根據對外貿易的需要，逐步建立出口商品基地。有條件的可以開展補償貿易”。當時晉江人普遍缺乏知識和管理經驗，海外僑胞對改革開放政策還處于觀望階段，僑胞的資金與家鄉的剩余勞動力如何結合？這成為晉江人亟待解決的問題。“三來一補”為解決這一問題提供了可能，其兼有勞動密集、投資少、技術門檻低等特點，再加上生產的產品多為生活必需品，受到了晉江人的喜愛。在此情況下，中共晉江縣委在設立“來料加工裝配公司”時，決定讓晉江縣人民公社企業局（以下簡稱企業局）參與對外經濟活動，由其負責來料加工公司和進出口辦公室工作。為了增強信用意識，拓寬外資業務，晉江相關部門堅持一手抓談判簽約，一手抓合同履行：“一是及時組織生產，保證按期交貨。二是把好產品質量關，普遍實行技術交底，一年來培訓了六百多個技術工人并通過加強檢驗等辦法，保證產品質量。如安海公社加工裝配廠，為港客加工針織毛衣和電子元件等產品，還采取‘四檢’辦法，即通過工人自檢、小組檢驗、專職檢驗、客商駐廠員檢驗等四道檢驗，保證了質量?！眮砹霞庸ぱb配為改變晉江的產業結構做出了重要的貢獻，推動了“三來一補”經濟活動進一步發展?！?979年創辦全省第一家來料加工裝配企業，當年簽訂了第一批來料加工裝配合同71份，實收工繳費23萬美元?！睆拇藖砹霞庸ぱb配業務迅速發展，晉江“安海、石獅、深滬、青陽、元湖、內坑等很多公社先后派出黨委成員到廣州交易會接洽業務，至1979年12月底，全縣有38個工廠與40位客商簽訂71份合同，主要有玩具服裝、針織毛衣、漁網、五金機械、手工藝品、礦產品、食品等14個項目、53個品種”。
（二）抓住政策紅利，社隊企業積極作為
晉江原有的工業基礎很脆弱，單純靠國家和集體的力量，很難吸納農村大量剩余勞動力。不僅如此，晉江農民既沒有管理生產的經驗，又缺乏市場信息和必要的技術與設備，社隊企業發展面臨重重困難。由于晉江是全國著名的重點僑鄉，“每年從國外匯回大量的外匯，贍養家口，修蓋房子使僑眷手中有許多空閑的房子，積蓄了一定的資金，他們回鄉探親過程中，還帶回國外市場的大量信息和經營工商業的基本知識”。目光敏銳的晉江人逐漸把發展方向轉向外部，以僑資為依托聯戶辦企業開始興起，為晉江發展社隊企業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改革開放前夕，晉江就積極開展來料加工、來件裝配活動。1979年7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中共廣東省委、福建省委關于對外經濟活動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的兩個報告，決定“對兩省的對外經濟活動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給予地方以更多的主動權，使之發揮優越條件”。晉江黨政部門聞風而動，多次專門開會研究外貿經濟工作，決定利用晉江是重點僑鄉這一得天獨厚的優勢，發展對外經濟貿易。在此情況下，以服裝為主的“來料加工”成為晉江社隊企業發展的突破口，“縣第一美術工藝廠首先與香港三洋珠繡織造廠王珍團簽訂來料加工針織毛衣合同。他們邊基建邊生產，自1979年3月投產至同年10月，完成25000打針織毛衣，全部運往香港，暢銷美國、日本、南非等8個國家，《人民日報》、《福建日報》和香港《大公報》都作了報道”。1980年5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在關于《廣東、福建兩省會議紀要》的批示中認為“這次會議總結的經驗和提出的措施是可行的，要認真貫徹落實”（《廣東、福建兩省會議紀要》提出要利用毗鄰港澳的優越條件，大力發展對外貿易）。晉江緊緊抓住上述這些中央賦予的特殊政策，“通過各級僑聯組織及進出口辦公室、外貿局，以及廣大華僑眷屬牽針引線，充分利用中央給我省的‘特殊政策、靈活措施’，積極開展外貿出口、來料加工、來件裝配、補償貿易等對外經濟活動”。晉江很多社隊企業生產出口產品，包括抽紗、竹編、草織、通草畫、荒料石、米粉干、固體飲料等，在中央和地方的對外開放政策推動下，社隊企業得到長足發展。
（三）社隊企業發展成效漸顯
“三來一補”的產品多屬于日常消費品，深受國際市場的歡迎，既能為國家創匯，又解決了大量剩余勞動力的就業問題，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顯著。據1980年8月的統計顯示：“除1979年繼續履行的43份合同外，截至1980年7月底全縣又簽訂來料加工、來件裝配協議92份合同，如合同完成后可收工繳費1395港元。目前已來履約的46客商51份協議，已收入工繳費63萬元（折人民幣）”。
身兼全國著名僑鄉和沿海開放區雙重身份的晉江，具有發展外向型經濟的潛力，社隊企業的發展大大推動了晉江的外貿經濟。晉江社隊企業外貿出口也有了很大發展，1979年“外貿出口產值一千三百多萬元，比一九七八年增長百分之三十，占全縣外貿出口總額百分之五十以上。出口的產品有抽紗、刺繡，出口產值達一百八十七萬元。陳埭公社去年草織品出口產值一百三十五萬元，產品遠銷日本及歐美各國”。從晉江的例子來看，“三來一補”對工業技術水平、產品質量的提高和品種的增加，對解決出口商品因缺乏技術、設備、資金而不能擴大生產的難題，對國際市場的開拓和對外貿易的發展，對擴大就業和人民生活的改善等都發揮了重大作用。
社隊企業在爭議中前行
對外開放起步時，晉江社隊企業在調整中積極貫徹對外經濟活動的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發揮僑鄉優勢，擴大出口產品生產，增加來料加工和來件裝配業務。不過，由于對外開放剛剛起步，僵化的思想觀念與傳統的體制機制依然束縛著人們的思想，晉江社隊企業在爭議中不斷前行。
（一）群眾集資是姓“資”還是姓“社”？
企業發展需要大量的資金，這是晉江社隊企業首先要解決的問題，靠國家、集體投資畢竟有限，可不可以動員群眾投資？可不可以聯合外資，畢竟晉江擁有社會游資多、僑屬空房多等優勢。不過，當時晉江的社隊企業仍受到極“左”思想的影響和束縛，心存顧慮，不敢放手大干。晉江的社隊企業發展一度遇到困難，經濟形勢非常嚴峻。改革開放前幾年，“糧食長期徘徊在3億斤左右，人均占有量只有400斤左右，人均收入只有40多元，糧食占有量和社員平均收入都低于全省水平，有些公社、大隊由于單一經營，增產不增收，成了‘高產窮隊’”。當地政府深刻地意識到：僅靠有限的耕地無法解決溫飽問題，應敢于在思想上清“左”，大力發展社隊企業。不過，在當地政府提出鼓勵社員合資辦廠時，群眾認識是不一致的，有的人憂心忡忡：個人合股辦廠姓資還是姓社呀？會不會造成兩極分化呀？影響農業生產怎么辦?。窟€有人說：“這是掛羊頭賣狗肉，名是社隊企業，實是地下黑廠”；有人擔心這樣搞下去會不會出現資本主義，有些人還心有余悸。
面對爭議，陳埭公社率先邁開探索步伐，在公社黨委發動干部社員對這個問題進行討論時，他們提出：“合作化時期我們黨發動社員投資入股辦社，并沒有影響合作社的社會主義性質。現在我們把死錢變活錢，辦工廠，勞力有了出路，集體積累了資金，國家收入了稅利，社會增加了財富。工廠接受工商、銀行、稅務部門監督管理，這不是姓社姓什么呢？”通過講道理擺事實，大家逐漸形成統一認識：發動社員集資辦廠，姓“社”，不姓“資”，方向完全對頭。這樣一來，社員們紛紛開始試辦聯戶集資企業，吸引外資的投入。為了和資本主義企業明確區別，中共陳埭公社黨委進一步提出了發展合資企業“五要三不準”：“要加強黨委領導，要集體所有制，要按勞分配，要合理安排勞力，要為社會創造財富。不準投機倒把，不準走私販私，不準違法亂紀?！痹诋數卣拇罅χС窒拢珀犉髽I的發展逐漸擺脫“左”的束縛，這也成為晉江社隊企業發展的獨有密碼。在對外開放政策實施過程中，晉江緊密結合縣情，運用聯戶集資的形式，大力鼓勵僑屬、社員集資辦廠，“集資”的內容多樣，自愿互利、自由結合，主要有兩個特點：一是利用兩種資金（群眾集資和外資）；二是開辟兩個市場（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
（二）基礎設施不能有效滿足對外經濟活動的需要
由于晉江面對我國臺灣金門，長期處于“戰備前沿”，基礎設施先天不足，嚴重制約著經濟發展的速度，許多華僑雖然資金雄厚，但投資往往因水、電、交通、通訊等問題得不到解決而停滯。此外，晉江社隊企業發展還存在著缺乏統一發展規劃、管理部門體制機制不健全、部分社隊辦事效率不高以及干涉企業自主權等問題，對投資環境產生了一定影響：“一是全縣還沒有一個全面規劃，對內外情況調查研究不夠。二是交通運輸不適應，雖然臨近港澳，卻不能直接通航。三是缺乏管理經驗，對外來料加工業務抓談判、簽約、成交多，對生產落實和履行合同尚重視不夠。四是出口生產的安排和對外洽談等仍統一由外貿部門負責，妨礙了社隊企業出口產品的擴大和發展。五是外貿部門有照顧老生產點，限制新生產點的現象?！碑敃r，雖然勞動力資源豐富且費用低廉，不過由于企業管理水平不高，勞動效率低下，常常抵消了勞動力的優勢。例如，生產羊毛衣的石獅針織廠主要從事港商來料加工，1980年初辦廠時，“缺乏管理經驗，當年虧本三千元，后來引進港商先進管理辦法，制定了計件工資、考勤、獎懲等制度，調動了工人積極性，提高了產品質量，轉虧為盈，辦廠兩年半獲取工繳費九十萬港幣，為國家創匯七萬多元”。
1981年，圍繞社隊企業與大工業的矛盾，國內出現了所謂“三擠”（即以小擠大、以新廠擠小廠、以落后擠先進）的爭論。5月4日，國務院做出《關于社隊企業貫徹國民經濟調整方針的若干規定》，指出了社隊企業存在的主要問題，并要求對社隊企業進行認真調整和整頓。對此，“有的人感到晉江縣社隊企業發展‘過頭’了，也要來個‘關、停、并、轉’，縣委認為晉江縣的社隊企業不是發展過頭了，二是發展不夠，不是要下而是要上，不是要退而是要進”。為此，晉江為了扶持社隊企業，吸引外來投資，賦予了企業更多的自主權，避免出現由于內部協調不夠、過度競爭而導致的各種問題。1982年2月，為了鼓勵華僑和僑鄉人民積極開展對外經濟活動，晉江提出“兩個優先，一個優惠”的政策，“兩個優先：一是哪個單位引來的項目，只要有條件完成，就優先照顧哪個單位搞；二是凡是客商愿意辦在家鄉的，只要有條件就先照顧在他的家鄉搞。一個優惠是：我們晉江縣對來料加工、補償貿易、合作生產項目，保證比外縣更加優惠”。晉江提出的政策，相較于福建其他僑鄉具有比較優勢，吸引了不少華僑資金。
?。ㄈ﹦澢甯慊罱洕c經濟犯罪的界限
在對外開放剛起步時，由于政策體制機制尚不健全，特別是走私活動在東南沿海較為猖獗，影響了社隊企業的正常發展。對此，中共中央于1982年1月發出《緊急通知》，“派習仲勛、余秋里、彭沖、王鶴壽同志立即去廣東、福建、浙江、云南等走私販私最為嚴重的省，傳達中央常委的批示，并采取緊急措施”。同年2月，中共中央書記處在北京召開廣東、福建兩省座談會，端正對外經濟活動的指導思想。幾個月后，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打擊經濟領域中嚴重犯罪活動的決定》的會議上提出：“我們要有兩手，一手就是堅持對外開放和對內搞活經濟的政策，一手就是堅決打擊經濟犯罪活動?！?/p>
嚴厲打擊經濟犯罪是為了保證對外開放和對內搞活經濟政策的施行。但地方政府在具體操作過程中，也存在著對中央政策認識不足、執行不力等問題。例如，由于社隊企業產、供、銷、運絕大部分都沒有直接納入國家計劃，有的人把與社隊企業正常的協作關系當成“不正之風”來反，甚至當作犯罪行為加以打擊，認為社隊企業是“不正之風的風源”，這導致很多干部、群眾心有余悸，生怕黨的政策發生變化。
中共福建省委發現這一情況后，及時指出：“經濟犯罪活動要打擊，社隊企業要發展，必須把經濟犯罪活動同正常的購銷業務區別開來，把走私販私同正常的協作關系區別開來，劃清搞活經濟與經濟犯罪的界限”。在中共福建省委的支持下，中共晉江縣委認為，社隊企業存在不正之風問題要分別情況、區別對待，經濟領域犯罪活動和走私販私要打擊，社隊企業合法經營要保護，只有分清政策界限，充分利用和發揮市場調節的輔助作用，積極開展正常的業務活動，才能使社隊企業繼續保持發展的局面。在福建省社隊企業陳埭現場會上，中共晉江縣委匯報了晉江“著重劃清打擊經濟領域犯罪活動和糾正不正之風的界限，明確了打擊的重點是走私販私、盜竊國家和集體財產、投機詐騙、貪污受賄等犯罪活動”的情況。
對外開放的擴大與僑資企業的壯大
改革開放后，中國必須實行對外開放和對內搞活，利用外部資源發展自己，逐漸成為國人的共識。晉江具有拓展外貿、吸收外資、引進技術等方面優勢條件，通過發展“三來一補”和中外合資、合作經營等方式，逐步建立起外向型的經濟結構，為社隊企業發展打下牢固的經濟和技術基礎，為產品打開市場創造了良好條件。
（一）中外合作經營企業的興辦
改革開放早期興起的來料加工裝配業務雖處于初級對外貿易，但對大資金運行具有“投石問路”的作用。在“三來一補”的基礎上，實現了由短期的、來料加工轉變為長期的、固定的中外合作，興辦了中外合作經營企業。1979年7月，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允許外國合作者與中國合作者在中國境內共同舉辦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晉江積極落實中央和地方各項政策和優惠措施，“1981年就引進外資創辦了第一家中外合作企業——僑鄉彩照沖印公司”。為了能夠爭取更多的僑商來洽談生意，晉江對本縣華僑進行摸底，發動僑屬寫信，對重點對象由縣領導親自出面洽談，爭取華僑投資。
為更好地適應市場需求，晉江采取靈活多樣的形式開展對外經濟活動，在來料加工方面，鼓勵縣、社、大隊主動承接業務；在加工裝配方面，以小型企業為主，聚焦勞動密集型的產品。此外，晉江還從香港等地引進先進設備，不僅解決了企業資金來源問題，更提高了產品質量、豐富了產品樣式?！耙皇抢门c歸僑、港澳同胞和客商廣泛接觸的機會，了解國際市場行情，發展適銷對路的出口產品生產……二是發展來料加工和來件裝配。這里的社員稱它為‘無煙工業’……主要是縫制男女服裝、勞保手套，針織毛衣，編織漁網，加工塑料玩具，搞五金、無線電裝配等”。據統計，關于“三來一補”的業務，“一九八二年簽訂合同九百多份，履行率占50%左右，實際收取工繳費達人民幣五百一十萬元，比一九八一年增加36.8%，今年又比去年同期增加38.6%”。晉江立足本地實際，生產適銷對路、形式多樣的產品，既有盆景、通草花、工藝燭、掛屏、旅行扇等工藝美術產品，又有錫箔、棕刷等輕手工業產品，還有銀耳等農副產品，這些深受港澳同胞的青睞，“三來一補”業務發展較快，許多產品銷往世界40多個國家和地區，為國家創造了大量外匯。
?。ǘ└＝ㄏ破饘W習晉江陳埭公社的熱潮
陳埭公社位于泉州灣南畔的晉東平原，是重點僑鄉。中共陳埭公社黨委解放思想，依靠群眾，放寬政策，突破“左”的思想對經濟發展的束縛，注重僑資和群眾集資相結合，大力發展社隊企業，“他們基本走的是‘市場—技術—原料’的路子，自產自銷，利用在外華僑、老鄉的關系，及時了解市場信息和用戶需要，然后確定企業生產的項目、品種，使企業所生產出來的產品適應市場的需要”。
1983年5—6月間，中共福建省委在晉江相繼召開了“全省社隊企業陳埭現場會”和“全省水產品保鮮、加工、包裝現場會”，推廣陳埭人民公社和祥芝人民公社祥鲆、祥農大隊的先進經驗，省委書記項南等領導同志參加了陳埭現場會。全省社隊企業陳埭公社現場會召開后，福建省掀起了“學晉江趕陳埭開創社隊企業新局面”的熱潮。中共南靖縣委負責人表示：“南靖一個縣的社隊企業總收入還不如晉江縣一個陳埭公社，這不僅是個經濟問題，也是個政治問題。如何改變落后狀態呢？最主要的是要向陳埭公社學習，要像他們那樣地解放思想、加強領導、大膽起用人才、重視供銷人員”。陳埭公社將潛在的生產力要素有效組合起來，變成現實生產力，吸引了全省各地紛紛學習其經驗和做法，大大推動了福建省社隊企業的發展。
福建總結推廣了“晉江縣陳埭鎮群眾利用‘三閑’優勢興辦集資企業”的經驗，以此帶動了“全省各地總結推廣了合伙集資、以勞帶資、職工入股、實物折價、發放股票、開展民間信貸等10多種群眾集資辦廠的經驗，解除了群眾怕變、怕卡、怕戴資本主義帽子的顧慮，集資辦廠形成了熱潮”。僑屬投資辦廠，消費者變為生產者，消費資金變為生產資金，改變了過去“嫁僑吃僑，樂逍遙”的陋習。對此，習近平曾在《福建日報》撰文指出：“陳埭鎮在1984年就成為我省的第一個億元鎮，被項南同志譽為‘鄉鎮企業一枝花’。其他鄉鎮紛紛學習、仿效陳埭鎮的做法，在晉江大地上形成了一股興辦鄉鎮企業的熱潮”。這些社隊企業集多方優勢于一體，極大增強了企業在資金、技術、設備、人才以及管理方面的實力，使企業素質、產品質量、經濟效益明顯改善，擴大再生產基礎不斷鞏固，表現出較強的發展后勁。
（三）社隊企業的進一步發展
1984年2月，鄧小平視察了廈門等地，回京后同中央負責同志談話時提出廈門特區要擴大到整個廈門島，“這樣就能吸收大批華僑資金、港臺資金，許多外國人也會來投資，而且可以把周圍地區帶動起來，使整個福建省的經濟活躍起來”。不久后，中共中央書記處和國務院召開沿海部分城市座談會，確定福州等14個沿海港口城市在擴大地方權限和給予外商優惠投資者若干優惠方面實行特殊政策和措施。晉江毗鄰廈門、福州，中央一系列對外開放的政策，放大了晉江臨海憑風的地利。為把地利轉為優勢，晉江積極作為，廣泛開展對外經濟活動，“除了發動干部、群眾和僑屬僑眷、找親尋友、承攬生意外，還利用各種機會，有計劃有組織對外聯系。如利用僑商回國探親、觀光或春節期間，邀請華僑參觀一些加工企業、宣傳政策、擴大影響。每年還專門召開僑代會或小型座談會，邀請一些有代表性人物參加，共商建設僑鄉規劃，并洽談生意。還有利用廣交會或到深圳，由領導帶隊，組織一批業務人員，廣泛接觸僑商、外商，采取這些辦法都收到良好效果”。1984年4月，《晉江地區行政公署關于鼓勵華僑投資興辦企業的若干優惠辦法》又推出企業所得稅減免等優惠政策，鼓勵華僑投資興辦企業。
中央的對外開放政策和晉江地方政府的積極作為，大大激發了華僑們愛國愛鄉的熱忱。很多人為家鄉捐款興辦教育衛生事業，積極投資或幫助引進外資，支持家鄉大力發展社隊企業。晉江1984年批準創辦第一家三資企業——晉江縣蓮嶼華僑塑膠制品廠，外商投資企業后來居上，成為外向型經濟的骨干力量。“1984年，全縣共辦加工裝配廠（點）260多個，安排勞力25000多，僅工繳費收入就達700多萬美元。英林鄉40%的勞力從事來料加工業務，工人每月所得70元至200元不等”。據1984年統計數據顯示：“晉江縣四年多來，客商無償提供了各種機械設備4000多臺套，價值700多萬港元，如真空塑料電鍍機、電器自繞線機、服裝圖案機、塑料噴絲機、六色彩印機都是填補了縣工業生產技術的空白。在引進機器設備的同時，客商還派來技術人員50多個，為企業培訓各種技工2000多人”。
晉江社隊企業利用對外開放的政策優勢，積極擴大對外經濟活動，為提高企業管理水平打下了基礎。不過，大部分社隊企業仍停留在收取工繳費的水平上，不能有效地掌握客商的原材料渠道、產品設計與銷路、銷售價格與利潤等，企業發展水平有待進一步提高。1985年2月，閩南廈漳泉三角地區被開辟為沿海經濟開放區，初步形成了“經濟特區—沿海開放城市—沿海經濟開放區”的對外開放格局，晉江抓住這一發展對外經濟的大好時機，加快發展外貿的步伐，成立專門工作領導小組，統管全縣對外經濟貿易工作，并組織力量研究發展戰略及做好規劃。對外開放的政策不斷完善，為晉江社隊企業蓬勃發展奠定了良好的政策基礎。
晉江的發展起步于改革開放之初大力興辦鄉鎮企業。一個區域社隊企業的發展，主要依賴著自然、地理、經濟技術條件與政治經濟環境?！皭燮锤亿A”的晉江人發揮資源稟賦的優勢，在中央的對外開放政策以及地方政府強有力的推動下，廣大干部和群眾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積極破除“群眾集資、雇工經營、擴大對外經濟就是崇洋媚外”等“左”的思想束縛，結合自身優勢和政策力量，積極發展對外經濟合作，形成具有外向型特點的晉江社隊企業。思想的解放必定會促進生產力的解放：當人們還在擔心能否私人辦企業時，晉江已經允許和鼓勵其他經濟成分適當發展，利用僑鄉“三閑”大辦社隊企業，與港商簽訂合同，承接來料加工、裝配業務；當人們開始注意到社隊企業時，晉江已經開始大辦“三資”企業。在夾縫中生長的晉江社隊企業，克服資源不足、基礎薄弱等不利條件，因地制宜，為晉江經濟建設做出巨大貢獻，改變了晉江單一的農業經濟結構，解決了剩余勞動力就業問題，壯大了集體經濟，為國家建設創造了大量外匯。1984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同意農牧漁業部和部黨組《關于開創社隊企業新局面的報告》，并同意報告提出的將社隊企業名稱改為鄉鎮企業的建議。從此，社隊企業雖然成為歷史名詞，但其歷史作用卻不容忘卻。
［作者簡介］蘇劍，歷史學博士，講師，福建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23年第3期，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