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長江在歷史上頻繁出現洪澇災害，對人民生命財產造成嚴重威脅。新中國成立以后，黨和政府做出了興建荊江分洪工程的戰略決策。人民政府通過建立健全各級組織機構加強統一領導、妥善處理分洪區移民安置工作、開展群眾性的愛國勞動競賽運動、加強思想政治動員和宣傳教育、動員人民解放軍發揮主力軍作用、吸收蘇聯專家先進技術和蘇聯經驗等措施，克服了巨大困難使分洪工程提前竣工，保衛了湖北、湖南平原地區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極大地降低了1954年長江特大洪水的破壞力，充分彰顯出我國“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增強了荊江兩岸人民對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認同感。
［關鍵詞］新中國成立初期 水災 長江治理 荊江分洪工程 治水
自古以來，洪澇災害是我國最主要的自然災害之一。善治國者必先治水，興修水利、防治水災歷來是執政者治國安邦的千年大計。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和政府高度重視治理長江水患。荊江分洪是長江有史以來第一個大型水利工程，拉開了新中國全面治理與開發長江的序幕。該工程在長江治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歷史地位。截至目前，學界對荊江分洪工程的研究大多圍繞工程技術開展，系統考察工程興建的歷史背景、戰略決策、具體措施與歷史作用的研究較少，特別是對其在長江治理史上的重要意義的研究更顯薄弱。本文嘗試以荊江分洪工程建設為中心，考察新中國成立初期長江治理的起步問題。
一、長江洪水對荊江大堤的威脅
歷史上，長江流域洪水范圍以中游宜昌至武漢段和洞庭湖一帶為中心，其中又以荊江沿岸最為深重。荊江是指從湖北枝江到湖南洞庭湖口城陵磯的這一段長江，其間以藕池口為界，按河型分為上荊江和下荊江。上荊江為“微彎型”河段，下荊江為典型的“蜿蜒型”河段，素有“九曲回腸”之稱，極易遭受洪水侵襲和破壞。在1954年以前，荊江大堤是指荊江北岸從江陵縣棗林崗到監利縣麻布拐的干堤，全長133公里。此堤為長江沿岸最為險要的一段堤防。這段長江，河道彎曲，河身狹窄，急流洶涌，險象環生，隱患堪虞。一方面，荊江南岸有松滋、太平、藕池和調弦四口分泄江水進入洞庭湖，泥沙淤淀致使河床不斷抬升，導致荊江泄洪能力不足。另一方面，沙市附近的荊江最高流量可達每秒5萬多立方米，但江槽最高容量僅有每秒4.1萬立方米，荊江下游江槽容泄量只及上游的1/3。此外，北岸荊江大堤平均有12米高，堤外灘高和內坡腳相差7—8米。每逢汛期，長江洪水大量聚集在沙市一帶不能暢泄，洪水高懸地面之上，往往形成“帆船樓頂駛，江水屋上流”的險惡形勢，因此便有“萬里長江，險在荊江”之說。所以，荊江兩岸人民稱荊江大堤為“命堤”。
荊江大堤歷來是湖北江漢平原的重要防洪屏障。荊江大堤一旦潰決，湖北江陵、監利、沔陽等10多個縣、300萬人民、800萬畝良田都有被洪水淹沒的風險。此外，一旦長江因大堤潰決而發生改道，長江航線將陷入癱瘓狀態，整個西南地區的對外交通將受到極大影響。荊江沿岸原本是魚米之鄉，也是長江流域重要的棉花產地。在豐收年份，荊州專區每年棉花產量占湖北全省的一半以上，稻谷產量占湖北全省的1/4，魚、蝦、麥、藕的產量也十分可觀。但是，歷次荊江大堤決溢給當地人民帶來了無窮無盡的災難。沔陽一帶群眾常說“沙湖沔陽洲，十年九不收”，沙市還流傳著“荊沙不怕刀兵動，只怕南柯一夢中”，“洪水潰了荊江堤，荊沙便是養魚池”等民謠，充分反映出荊江兩岸人民遭受的洪災之重。
治理荊江，平波安瀾，造福人民，是荊江兩岸世世代代勞動人民夢寐以求的夙愿。在湖北解放以后，為了減少荊江洪水對兩岸人民生命財產的嚴重威脅，黨和國家領導人多次視察荊江大堤，極為重視荊江大堤的培修加固工作。1950年夏汛期間，荊州專區10多個縣組織10萬搶險大軍上堤防護，“使沙市、觀音寺等地險工安然渡過汛期”。該年歲修工程共計消耗土方376.4萬立方米、石方5萬多立方米，遠遠超出國民黨統治時期的歲修工程量。國家每年都撥出大批款項投入荊江大堤建設，1949—1951年間，歲修土方共達600多萬立方米。全堤安全隱患大大減少，千瘡百孔的大堤得到培護和加強，但荊江大堤抵御特大洪水的能力依舊不足。
二、興建荊江分洪工程的戰略決策
新中國成立之初，人民政府就十分重視江河防洪救災工作。1949年11月，水利部召開全國各解放區水利聯席會議，水利部副部長李葆華指出，新中國水利建設的基本方針是“防止水患，興修水利，以達到大量發展生產的目的”。防洪也是中南區水利建設的首要任務，中南區1950年的防洪經費占水利事業費的比重高達90.2%（灌溉占4.3%，其余占5.5%）。國家在對長江的治理規劃中，又把荊江河段的治理作為當務之急。為了統籌兼顧湖北、湖南兩地人民的利益，中央明確提出“確保荊江大堤，江湖兩利，蓄泄兼籌，以泄為主，上下荊江統籌考慮”的荊江綜合治理方針。此后，荊江流域實施了一系列綜合治理工程，其中就包括對荊江大堤進行整險加固和興建荊江分洪工程等。
1950年8月，長江水利委員會經過勘察研究提出《荊江分洪初步意見》，認為“在長江上游尚未興建大型水庫和舉辦水土保持工程、洪水、泥沙無從控制的條件下，在枝江以下分洪旁泄”是較為妥善的方案，在荊江沿岸興建分洪工程應以南岸分泄為宜，并劃定“長江右堤以西，虎渡河以東，安鄉河以北的范圍為分洪區”。緊接著，中南軍政委員會召開荊江防洪安全會議，贊同長江水利委員會關于荊江分洪的意見。長江水利委員會將《荊江分洪初步意見》呈報水利部，很快得到水利部的支持并呈報中共中央和政務院。同年10月，毛澤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聽取了中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鄧子恢、財政部部長薄一波的匯報，同意修建荊江分洪工程的方案。11月，長江水利委員會就派出水利專家和技術人員，對分洪工程所在區域進行了勘察、鉆探和測量等工作。
1951年1月，周恩來主持召開政務院第67次政務會議，水利部部長傅作義在談到長江治理的方針和任務時指出：“長江最近幾年的治理，側重于整理并操縱沿江湖泊，以控制江水水位及流量，荊江的防洪工事尤應作為重點”。會上，周恩來強調：“長江的荊江分洪工程，在必要時要用大力修治。否則，一旦決口，就會成為第二個淮河”。這次會議決定長江最近幾年的治理要以荊江防洪工程為重點，進一步推進了荊江分洪工程的準備工作。2月，長江水利委員會提出《荊江臨時分洪計劃》，初步擬定了分洪工程的設計標準、工程規模和工程運用等。8月，經過與湖北、湖南兩省深入討論研究之后，長江水利委員會對《荊江臨時分洪計劃》做出局部調整，提出《荊江分洪工程計劃》，按照抗御1931年特大洪水的標準擬定了進洪閘工程、泄洪閘工程、堤防培修和護坡工程、涵閘及溝渠工程等項目。9月，水利部審核同意《荊江分洪工程計劃》，并提出該計劃還需要進一步研究和補充。
1952年1月，長江水利委員會在《荊江分洪工程計劃》的基礎上編制了《荊江分洪工程技術設計（1952年度）》。3月15日，中南軍政委員會第74次行政會議討論通過了《關于荊江分洪工程的決定》，確定了分洪工程的設計標準、工程規模等，并就工程所需人力、物力做出具體安排。3月16日，中共湖北省委發出《關于保證完成荊江分洪工程計劃的指示》，要求各級黨委和領導干部應深刻認識分洪工程的偉大意義，充分動員全省力量投入荊江分洪工程的建設。
1952年3月21日，政務院第129次政務會議通過《關于一九五二年水利工作的決定》，對于長江的防洪工作提出了“中游繼續加強荊江大堤，以保證堤身的安全，并于汛前保證完成荊江分洪工程中圍堤及進洪閘與節制閘，中下游其他地區仍應分段保證一九三一年或一九四九年的最高洪水位不生潰決”的要求。3月31日，政務院正式發布《關于荊江分洪工程的規定》，指出：“為保障兩湖千百萬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起見，在長江治本工程未完成以前，加固荊江大堤并在南岸開辟分洪區乃是當前急迫需要的措施”。同時，該規定還對分洪工程做出具體部署，要求“1952年仍以鞏固荊江大堤為重點，必須大力加強，保證不致潰決”，“汛前應保證完成南岸分洪區圍堤及節制閘、進洪閘等工程”，“湖北省分洪區移民工作應于汛前完成”，等等。
此外，1952年9—10月，長江水利委員會先后提出《荊江分洪工程未完工程初步設計》《荊江分洪工程1952年度下半年工程初步設計》《荊江分洪工程1953年度工程初步設計》和《荊江分洪工程排水工程技術設計》，完成了荊江分洪第二期工程的設計與規劃，為分洪工程的順利實施創造了條件。
三、荊江分洪工程建設的具體舉措
在新中國成立初期，興建荊江分洪工程面臨著重重困難，如工程規模浩大、施工時間緊迫、交通運輸不便、技術條件不夠以及下雨天氣過多等。在工程建設中，黨和政府采取一系列強有力的措施，確保了工程建設的順利完工。
（一）建立健全各級組織機構集中統一領導工程建設
荊江分洪工程規模宏大，需要數十萬人同時參與，涉及黨、政、軍、民以及財經、交通等眾多方面。為了協調各部門、各單位的行動，必須加強對工程建設的集中統一領導，這是保障分洪工程順利推進的重要前提。1952年3月15日，中南軍政委員會第74次行政會議決定成立荊江分洪委員會作為工程的指揮領導機構，由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席李先念任主任委員，唐天際、劉斐任副主任委員，鄭紹文任秘書長，下設秘書處、政治處、閘工處、器材處、供給處、堤工處和移民處，共配備干部1076人。同時，還成立了荊江分洪總指揮部，以唐天際為總指揮，王樹聲、許子威、林一山、田維揚為副總指揮；李先念為總政委，袁振、黃志勇為副總政委。為了加強對工地的領導，3月中旬，在白家崗建立了荊江分洪工程前線指揮部；4月3日，荊江分洪工程前線指揮部北遷沙市。3月中旬至4月初，還陸續設立了荊江分洪北閘指揮部、南閘指揮部和荊江大堤加固指揮部，具體負責工程施工。
中南軍政委員會強調：“荊江分洪委員會及其指揮機構有權經與各方面商洽與決定一切有關分洪工程事宜；并有權調撥有關分洪工程進行的人力、物力；在工程上所需器材，加工訂貨，物資運輸等均須享受優先權。各有關部門，必須大力支持，不得借故推延。有關地區各級人民政府必須聽候調度，接受指定任務，協力完成。”中共中央中南局要求：“有關地區各級黨的組織和有關各部門黨的負責同志，必須遵照政務院和中南軍政委員會決定，在荊江分洪委員會及所屬指揮部統一指揮之下，動員大批人力物力……全力合作，及時完成施工計劃”。這就賦予了荊江分洪委員會及其指揮機構統籌安排工程建設的較大權限，可以高度統一事權，最大限度地集中社會各方面的力量，從而為高效完成荊江分洪工程奠定了組織保障基礎。
（二）妥善處理荊江分洪區居民的轉移安置工作
荊江分洪區分布在江陵、公安、石首三縣，地勢低洼，頻繁遭洪水淹沒，有“一年一潰水，三年一小水，五年一大水”之說。在正式施工以前，分洪準備工作的核心就是要按期完成分洪區內居民的轉移安置，而轉移安置工作面臨的困難極大，一方面時間十分緊迫，要使數十萬居民如期遷出以確保工程按時開工；另一方面又得考慮春耕，不能耽誤農業生產。但在安土重遷、故土難離等觀念的影響下，分洪區居民對舉家遷移顧慮重重。
當時黨和政府主要采取三個辦法轉移安置荊江分洪區居民。首先，建立移民安置機構，集中統一領導分洪區的移民安置工作。早在1951年冬，荊州專區就成立了荊江分洪移民委員會，統籌推進移民安置工作。與此同時，還在分洪區成立各級移民機構，在墾殖區成立各級安家機構，專門負責處理移民搬家、安家過程中的具體問題。其次，通過補償、補貼、貸款等方式充分保障荊江分洪區人民的經濟利益。1952年3月底，荊江分洪工程前線指揮部制定了《拆遷民房及挖壓青苗補償暫行辦法》，該辦法詳細規定了拆遷民房及挖壓青苗的補償地區范圍、補償標準、領取補償費手續等。國家為幫助移民搬家、安家、恢復生產，一共撥付移民經費699.51億元，發放農業貸款5億元。到1952年春耕生產前，分洪區移民到荊江北岸的人民大垸（墾殖區）的有6萬多人，每戶補貼安家費200萬元—300萬元；到6月底，轉移到安全區的有16萬多人，每戶補助34萬元—42萬元。再次，黨和政府為轉移安置移民做了大量工作。在此期間，一共抽調600多名干部在荊江兩岸設立了10多個移民站，組織2萬噸帆船幫助移民搬家。為了滿足移民蓋房需要，荊江分洪移民委員會幫助“采購了40多萬根杉木皮篙、80多萬個崗柴、1300多萬斤稻草、80萬根楠竹和20萬斤竹篾”。荊州專區的群眾紛紛自發地組織起來幫助移民搬運東西、送木材、蓋房子。沙市搬運站的板車隊、獨輪車和村莊上的牛拖子以及附近的民船，都從四面八方前來幫助他們往返運輸東西。早在1952年初，成千上萬的民工就把人民政府為移民準備的大批竹、木、稻草等建筑材料送到了移民區。在黨和政府的周密組織下，在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支持下，移民搬遷安置工作按時完成，使荊江分洪第一期工程得以順利實施。
1953年，荊江兩岸農業生產獲得大豐收。在黨和政府的大力幫扶下，作為安置區的人民大垸，水稻每畝可收500多斤，比上年增加1倍，棉花每畝可收150斤，比上年增產50%—60%，加之耕地面積的擴大，人民大垸的秋莊稼也比上年增加1倍以上。在荊江分洪區，農作物總產量比上年增加1倍以上。
（三）加強思想政治動員和宣傳教育工作
荊江分洪工程委員會自成立起就特別注重加強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建設大軍中普遍召開工人、農民、士兵代表會議，開展了一系列的思想動員和教育工作。在工人和民工中主要采用“比一比”“想一想”“看一看”的方法進行思想教育；在部隊中普遍進行宣誓、訴苦和訪苦工作，用以提高戰士們的思想政治覺悟。另外，在召開代表會議時，還結合具體情況，把群眾關心的具體任務、工作時間、工資標準、生活供應、勞動紀律等進行講解，并組織代表展開熱烈討論，較好地解決了代表們提出的工資、伙食、醫藥、家庭生產等實際問題。通過思想政治動員和宣傳教育，使廣大的工程建設者深刻認識到工程建設對于國家和人民群眾的重要意義，思想政治覺悟大大提高，激發了人們的勞動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力。
當時，許多單位利用快報、捷報、黑板報、廣播臺、奪紅旗等多種形式，在施工現場進行宣傳，鑼鼓聲、加油聲、軍歌聲此起彼伏，建設者們個個熱血沸騰。此外，人們還創作了大量散文、詩歌、詞、賦、楹聯和歌曲，歌頌新中國，歌頌參與施工的建設者——工人、農民、解放軍，歌頌英雄和模范，極大地鼓舞了施工者的斗志。1952年底，北京電影制片廠、解放軍電影制片廠還以荊江分洪第一期工程為背景，聯合創作了紀錄片《荊江分洪》，記錄并宣傳工程建設的盛況。
中共湖北省委機關報《湖北日報》，為宣傳工程建設發揮了重要作用。該報專門成立記者組，數十名記者、編輯趕赴施工第一線進行采訪，連續刊發了大量宣傳建設者們高漲的熱情、必勝的信心及工程的重大意義的文章，翔實地報道了建設者開展勞動競賽、大戰“紅五月”的勞動激情，熱情謳歌了建設者不畏艱難的巨大勇氣。據統計，該報先后發表數百條消息、39篇通訊、31篇文章、5期畫刊、20余幅美術作品、圖解及單發照片。除了頭版刊發工程建設要聞以外，還在第2版、第3版開辟專欄、專版宣傳工程建設，大量的宣傳報道極大地激發了建設者戰勝困難的斗志和參與建設的自豪感。
（四）廣泛開展群眾性的愛國勞動競賽運動
在大堤加固和分洪工程的工地上，施工隊伍提出“和洪水賽跑”的響亮口號。各部隊之間、軍隊與民工之間、民工各單位之間，熱火朝天地開展起多種形式的勞動競賽運動。荊江分洪工程前線指揮部陸續出臺了一系列關于戰士、民工、運輸員、干部的獎懲條例或辦法，建立記功評功賀功制度，號召“人人立功、事事立功”，爭當英雄模范，爭創模范單位、模范小組蔚然成風。各單位紛紛訂立各自的立功計劃和愛國勞動公約。1952年4月21日，荊江分洪總指揮部政治部、荊江水利工程部隊政治部聯合發出“掀起一個革命的愛國勞動競賽運動，人人爭取在工程建設中立功做英雄模范”的指示。4月29日，荊江分洪總指揮部號召“全體同志百倍努力，為五月基本完成任務，七月份取得全面工程建設的勝利而奮斗”。此后，整個工地迅速掀起“紅五月”勞動競賽運動的熱潮，推動工程施工進入高潮階段。5月26日，荊江分洪總指揮部號召“全體同志，再接再厲，勇往直前，在毛主席的偉大號召下為全部工程的勝利而奮斗，為獲得新的更大的榮譽而努力”，進一步推動了愛國勞動競賽的蓬勃開展。
在愛國勞動競賽運動過程中，不少單位開展了“培養典型帶動全面”的嘗試，及時地進行評功，表彰模范典型。松滋的郝秀榮小組、辛志英小組和石首的李海棠小組都是這一時期培養起來的。此外，還有“父子英雄”“夫婦模范”“兄弟光榮”“師徒雙立功”等先進典型，第一期工程中涌現出1.2萬多個勞動英雄、勞動模范和200多個模范單位。其中，人民解放軍中有模范連隊61個、模范排24個、模范班70個，立功受獎人數達12582人。在第二期工程中表彰模范單位109個、先進模范人物10562人，其中特等勞動模范17人。
廣泛開展的愛國勞動競賽運動普遍提高了勞動效率，創造了許多施工新紀錄。比如，工程中最重要的進洪閘和節制閘閘底板扎鋼筋工作，在兩三天內工作效率提高150%以上。原來30人20多小時才能扎好一孔閘底板鋼筋，競賽中只需10個小時左右就能完成了。再如，閘工鉚釘安裝記錄由每日300個提高到834個，彎鋼筋的平均工效由20人1噸提高到8人1噸。在挖土培堤方面，宜昌縣1480個民工在4米以下的深度取土，6個半小時即挖土1837立方米，工作效率比過去提高1倍。在工程中最艱巨的運輸方面，太平口碼頭工人大隊的工作效率，由過去每天每人起卸2噸器材物料快速提高到4噸多。碼頭起卸效率由開始的每日2000—3000噸提高到每日1萬噸，最高紀錄達每日2萬噸。預計3個月的交通運輸任務2個月內就完成了。
（五）人民解放軍發揮主力軍作用
荊江分洪第一期工程的30萬建設者中有10萬是成建制的人民解放軍，包括6個師和10個獨立團。這是新中國成立以后人民解放軍參與人數最多、最艱巨的工程之一。人民解放軍是工程建設的主力軍，發揮了模范帶頭作用和突擊作用。
首先，人民解放軍擔負了工程中最艱難的任務。最艱苦的黃天湖排淤、黃山頭堵壩都是以人民解放軍為主體完成的。黃天湖淤泥深達3—4米，淤泥中的70%是腐爛的植物纖維，滿湖都是帶刺的菱角。僅據1個營的統計，600多名戰士下湖1天，就有510多人被扎、24人劃傷腳。施工現場缺乏工具和機器，戰士們就以臉盆、包袱皮、水桶代替排淤工具，甚至用手扒淤泥、用身子擋泥漿。開工時天寒水冷，戰士們赤身在淤泥中搏斗，被淤泥中的蚌殼、菱角刺破手腳仍堅持工作。另有1個連，所有戰士都負輕傷，25%的戰士被扎破后化膿發炎。即便如此，戰士們僅用18天就修成了長達4000多米的攔洪新堤。
其次，人民解放軍在工程中完成的任務量最大。開工后，10萬部隊中參加工地勞動的人數占整個部隊的83%，其他人員占17%。僅占全部30萬施工人數1/3的工程部隊，卻完成了全部工程土方的49%、混凝土的73%，超額完成土方40%，并使混凝土在1天內能完成5800立方米，碼頭起卸1天能完成2萬噸。此外，工程部隊還搬運器材、沙石等物資166994噸，清淤50554立方米，完成石方46801立方米。
再次，人民解放軍在工程中的工效最高。據統計，平均每個戰士的勞動效率超過普通民工2倍多。如挖北閘閘基，民工平均土方工效為每小時0.52立方米，戰士每小時達到1.25立方米。再如土方工程，在80—120米的平均運距內，平均工效每工達2.02立方米。在混凝土方面，最高1個月的平均工效是每工0.394立方米，比當地的技工還高5%。鮮為人知的是，這是戰士們不分晝夜、不分晴雨，日夜輪班、加強勞作才創造出的驚人工效。
最后，人民解放軍學習技術速度最快。戰士們為了盡快學會各項技術，常常采取座談會、交朋友、談知心話等多種方式接近技術工人，通過積極幫助技術工人做雜工的方法很快加深了相互之間的信任。在實際接觸中，技工與戰士之間建立了友誼、加強了團結，戰士們很快就掌握了水泥的比例及拌合法，學會管理機器并懂得機器的各種性能。此外，戰士們還充分發揮集體的智慧，改造許多新工具，創造許多新的操作方法，使工效大大提高。
（六）學習蘇聯專家的先進技術和經驗
作為新中國興建的第一個大型水利工程，荊江分洪工程規模十分龐大，需要精確的科學設計，具有較高的技術難度。工程能夠提前竣工，離不開蘇聯水利專家布可夫的參與和指導。
布可夫對荊江分洪工程的貢獻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其一，在工程規劃設計過程中，布可夫長期在工地詳細勘察地形，提出許多關鍵性意見和技術指導。按原計劃，工程需要五六十萬噸石子和沙子，而且要從數百公里之外的宜昌、益陽等地調運，但布可夫發現當地石子完全可用，沙子也可采用一部分，從而節省了大量人力和成本。布可夫設計在太平口進洪閘內開挖一道消力漕，用以削減洪水的沖刷力，防止了洪水滲漏，保障了進洪閘的安全。
其二，在工程施工過程中，布可夫培養了一大批中國工程技術人員，傳授了許多蘇聯的先進經驗。工程師李芬在承制節制閘閘門八字壓力撐時，吸取蘇聯“磨光頂緊”的先進方法，所做閘門質量高，還為國家節省了價值35億元的鋼料。工程師王咸成根據蘇聯先進經驗，改進南閘鋪鋼筋法，為國家節省8億多元的鋼筋。
其三，長江駁船運輸采用布可夫傳授的“一列式拖帶法”，極大地提高了航運效率。以往拖駁運輸大多采用英美的“并列法”，航行速度慢、運載能力低，采用布可夫的新式拖帶法后，運輸效率提高了150%，使得原來大家最擔心的工地所需物資器材的運輸任務提前1個月就完成了。
四、荊江分洪工程的建設成就、作用及其評價
荊江分洪工程是新中國興建的第一個大型水利工程，在降低長江水災破壞力、保障人民群眾生產生活安全、彰顯“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越性、加強荊江兩岸人民對中國共產黨和新中國的認同感方面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一）荊江分洪工程的建設成就
荊江分洪第一期工程從1952年4月5日破土動工，至6月20日全部竣工，工期共75天，比原定計劃縮短15天。工程建設取得如下成就：其一，在長江中游湖北沙市南北段的荊江東岸，培修加固長達133公里的荊江大堤；其二，在荊江西岸及虎渡河以東、藕池口安鄉河西北，方圓920多平方公里的地方，建成一個可容納60億立方米洪水的大水庫；其三，在水庫北面的江陵縣太平口，建成一座長達1054米、54孔的進洪閘；其四，在水庫南面的石首縣黃山頭，建成一座長336米、32孔的節制閘，把危害人民的荊江洪水控制起來。其中，分洪區進洪閘的施工難度最大，共用混凝土8.4萬多立方米，54扇閘門上的鉚釘達32萬多顆。該閘建成后成為新中國第一大閘，能以每秒8000立方米的流量吞吸荊江1/5的洪水。
這一空前規模的水利工程，共完成土、石、沙、混凝土近1000萬立方米，其中包括土方890萬立方米、混凝土11.7萬立方米，開采石料25.34萬立方米，拋砌塊石萬立方米，鋼筋3480多噸，運輸器材、工具、糧秣等1億多噸公里。與此同時，還修筑了130多公里輕便鐵道、90多公里公路等附屬工程設施。加固后的荊江大堤即使再遇到1949年一樣的洪水，堤頂仍然高出水面1米。
荊江分洪第二期工程從1952年11月14日正式開工到1953年4月25日全面竣工，共動員荊州、宜昌兩地的民工18.48萬人，實用經費527.55億元。在5個多月內完成荊江右堤的加培，虎渡河東堤、西堤的培修，分洪區內13個安全區圍堤的加培，又新建了7個安全區、8個安全臺，整理分洪區渠道，刨毀進洪閘、節制閘上下游的灘地，完成虎渡河東堤拋石護岸等工程，共做土方、石方1100多萬立方米。在施工計劃以外，還完成13座安全區涵管工程，在分洪區圍堤上植樹39.7萬多株，并在分洪區和安全區內開挖和修筑中心排水溝57條、生產大道87條、中小橋梁195座。至此，荊江分洪工程宣告全面結束。第二期工程的完工進一步鞏固了第一期工程建設的成果。
（二）荊江分洪工程的歷史作用和意義
荊江分洪工程的全面竣工，對荊江兩岸乃至整個國家都具有重要的歷史作用和歷史意義。
第一，荊江分洪工程有利于增加兩岸農業產出、改善農民生活。1952年和1953年，長江洪水都超過警戒線，得益于荊江分洪工程的作用，荊江兩岸都獲得大豐收。1952年，荊江兩岸農作物普獲豐收，一般比1951年增產10%—30%，僅荊州專區所屬13個縣，就增產稻谷約5億斤、棉花約10萬擔。其中，緊鄰荊江大堤的江陵縣，從往年倒口流進去的積水中救出30余萬畝良田，使全縣耕田面積比解放前增加25%，產量增加50%。荊江流域的水稻、棉花、小麥、雜糧、水產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增產。江漢平原上的江陵、監利、洪湖、潛江、沔陽、漢川、漢陽各縣，中稻和麥子都增產20%左右，增產的原糧超過10億斤。解放前年年遭水淹的潛江縣，小麥產量比1952年增加將近1倍。荊江右岸洞庭湖濱湖地區的早稻、中稻都獲得豐收，500萬畝中稻每畝收成均在500斤以上，比1952年增產一成多。荊江兩岸農村的面貌煥然一新。
第二，荊江分洪工程在戰勝1954年長江特大洪水災害的過程中發揮了巨大作用。工程全面竣工不久，長江流域就遭遇百年罕見的特大洪水。該年汛期氣候反常，長江沿岸和洞庭湖區一帶，梅雨季節長達三四個月，湖南的湘水、資水、沅水、澧水相繼暴漲。這“四水”匯入長江的洞庭湖口——城陵磯出現歷史上的最高水位，長江上游也同時不斷漲水。“川水”與“南水”的碰頭，致使荊江從7月初至8月中旬先后出現7次洪峰。洪水總量也相應增大，有130億立方米的超額洪水在荊江不能安全通過。得益于荊江分洪工程前后3次開閘分洪，很快將荊江河槽水位降低0.96米，極大地削弱了洪峰流量，分泄洪水總量達122.6億立方米，幫助荊江大堤和兩岸堤防安全地度過一次又一次洪峰。荊江大堤經受住了特大洪水的考驗，保衛了江漢平原、洞庭湖平原和武漢市工業基地的安全，極大地減輕了特大洪水對廣袤的長江下游地區的嚴重威脅。
第三，荊江分洪工程充分彰顯了新中國政治制度的顯著優越性。1952年5月15日，毛澤東親筆題詞——“為廣大人民的利益，爭取荊江分洪工程的勝利”，慰問廣大的工程建設者，極大地鼓舞了建設者的斗志，工作效率得到很大提高，許多工程創造了黨和國家歷史上的新紀錄。荊江分洪工程非常巨大和復雜，如果按照資本主義國家傳統的設計、施工方法，工程從規劃設計到施工結束最少需要三年時間。但我國充分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越性，迅速建立健全各級工程領導機構，加強了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很快動員數十萬名各方面的建設者參與工程建設，通過組織開展愛國勞動競賽運動發揚了高度的愛國主義精神、革命英雄主義精神，依靠全國人民的積極參與和全面支援，克服了各種困難，僅兩個半月就高效率地完成一期工程建設任務。
第四，荊江分洪工程的竣工進一步加深了人民群眾對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認同感。荊江分洪工程在1954年抗洪救災過程中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以事實證明中國共產黨具有較高的組織動員能力和領導藝術水平，有能力領導新中國建設具有國際水平的大型水利工程。這使得廣大人民群眾相信，只要緊跟中國共產黨的前進方向，就能建設好美好家園、創造出幸福生活。此外，新中國在“一窮二白”、百廢待興的歷史條件下，面臨的復雜國際國內形勢和繁重的國民經濟恢復發展任務，仍能全心全意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為了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而興建新中國第一個大型水利工程，從而贏得了長江兩岸千百萬人民的高度信任和認同，極大地鼓舞了人民群眾參與祖國建設事業的熱情，極大地增強了國家凝聚力和民族創造力。
（三）對荊江分洪工程的評價
防洪一直是國家開發治理長江所面臨的首要問題，在荊江河段尤為突出。興建荊江分洪工程、緩解荊江地區的水患，成為新中國成立之后的當務之急。新中國成立初期，國家經濟技術條件還比較落后，暫時還不能夠采取一系列的綜合配套措施以根治長江水患。然而，在上游大規模蓄洪和建閘工程尚未興建、水土保持工作尚未開展、泥沙洪水皆無控制，中游北岸能否蓄洪尚需勘察測量，以及下游河道尚待疏浚和截彎取直的歷史背景下，對于長江水患威脅最大的中游地區來說，荊江分洪工程不僅是迫切的緊急措施，而且是當時條件下帶有治本性質的積極的初步治江方案。該工程不僅保證了荊江大堤安全，還保障了湖南不因分洪而發生水災，既統籌了全局，又兼顧了湖北、湖南兩省人民的利益。可以說，荊江分洪工程是治標和治本相結合的大型水利工程，是平原地區水資源綜合利用的典范。荊江分洪工程為長江防洪體系的初步建立和逐步完善贏得了寶貴時間，使得國家有充足時間進行詳細的規劃、設計，進而建設更加全面的防洪系統以根治長江水患。
荊江分洪工程作為新中國在長江流域興建的第一個大型水利工程，是新中國全面治理長江的起步。此后，國家逐步打造包括長江干堤、支流堤防、湖泊堤防、城市堤防在內的長江堤防體系，修建包括葛洲壩、丹江口水庫、三峽大壩在內的控制性水庫群，建立數量眾多、面積廣大的蓄滯洪區；加之水文和氣象監測網、專家技術團隊、國家防汛行政體系的建立和完善，共同構筑起根治長江水患的完整體系，從根本上保障了長江兩岸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如今，荊江分洪區作為全國唯一的重點分洪區，是蓄滯洪區的“領頭羊”，對于保障荊江大堤的安全發揮著重要作用。盡管荊江分洪工程僅在1954年應對長江特大洪水時啟用過一次，但其分蓄長江洪水、抗御長江洪災的能力和功能卻長期存在。為了保障分洪區數十萬人民的生產生活安全，不到萬不得已時荊江分洪工程也無須啟用。這也從另一個側面表明，后續的長江防洪體系建設取得顯著成效，長江中下游兩岸人民的生命和財產安全得到了有效保障。
綜上所述，新中國成立初期，在長江特別是中游荊江河段面臨洪水的嚴重威脅的歷史背景下，黨和政府高度重視長江防洪救災工作，在大量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做出興建荊江分洪工程的重大戰略決策。當時，興建荊江分洪工程困難重重，黨和政府通過建立健全各級組織機構加強統一領導、妥善處理分洪區移民安置工作、開展群眾性的愛國勞動競賽運動、加強思想政治動員和宣傳教育、調動人民解放軍發揮主力軍作用、吸收蘇聯先進技術和經驗等措施，確保了荊江分洪工程的順利完工。荊江分洪工程保衛了湖北、湖南平原地區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極大地降低了1954年長江特大洪水的破壞力，充分彰顯出我國“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越性，增強了荊江兩岸人民對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認同感。荊江分洪工程在長江治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為國家建立和完善更加全面的長江防洪體系創造了寶貴的“窗口期”，至今仍是長江防洪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作者簡介］馮兵兵，經濟學博士，講師，華中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430079。
［責任編輯：楊文利、張沐春］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21年第5期，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