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壅?/b>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中國共產黨創立和形成的以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為代表的重大理論創新成果，持續成為海外中國學的研究熱點，并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后仍有所延續。海外學界立足自身學術演進與獨特視角，圍繞中國共產黨思想理論創新的連續性問題、服務中國實踐的核心時代任務、主要領導人與理論創新的互動關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命題的本質屬性等重要議題展開深入討論，提出了諸多富有“異域”色彩的觀點。這些研究成果呈現出的問題意識與多元研究方法，對于進一步深化對海外中國學研究的認識、推動構建中國學自主知識體系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同時，其中存在的“二元對立”與“西方中心”范式，以及固化認知和“奇觀化”敘事等局限，則需予以批判性回應。
［關鍵詞］新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創新理論；海外中國學
［作者簡介］左鈺潔，博士研究生，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賀新元，法學博士，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
在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中具有核心領導地位的中國共產黨，歷來是海外學界的關鍵研究對象。要深入理解中國共產黨，必然離不開對其思想理論的系統考察。對中國共產黨思想理論的研究，既是海外學者勾勒毛澤東、鄧小平等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思想肖像，進而深刻理解中國革命、建設與改革歷程及其內在邏輯的學術嘗試，也是海外學界追蹤中國重大現實的發展脈絡、把握政治環境變化的思想動因、研判中國社會未來走向的重要線索。
1978年，中國共產黨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標志著中國進入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以下簡稱新時期）。這對長期關注中國共產黨的海外學界來說，無疑也開啟了學術研究的“新時期”。在研究傳統、學術演進與中國實踐的互動中，海外學界對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創新理論的研究，呈現出一幅獨特的學術圖景。當前，國內學界對海外相關研究的梳理，主要表現為三種路徑：一是圍繞具體理論創新成果作專題評介，即分別聚焦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以及其中具體內容的海外研究動態；二是放在宏觀領域中作譜系考察，即在綜觀海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或海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時，將其中一系列的創新理論作為組成部分加以論述；三是在綜述海外學界關于中國共產黨主要領導人研究時，介紹對其思想的探討。這些研究從理論、領域與人物切入，為深化對海外研究的認識奠定了基礎。然而，以更具整合性的視角，對海外研究圖景進行系統回顧，則仍有拓展空間。鑒于此，本文以海外中國學為范圍，考察海外學界研究新時期中國共產黨創新理論的總體狀況，并以焦點梳理的方式提煉出海外學界用以理解中國共產黨創新理論的關鍵議題和思維共性，進而對其整體的學術價值和內在局限進行再審視，以期為深化對海外相關研究的認識提供參考。
一、關于新時期中國共產黨創新理論研究的狀況
改革開放后，中國共產黨理論創新動態進入海外學界的視野，最初集中體現為研究者在深化對毛澤東思想、中共黨史與中國政治研究的過程中，對中國共產黨意識形態可能發生與已經發生的變化的初步探討。1977年11月，美國期刊《亞洲調查》組織的“毛澤東的歷史遺產”論文專題研討；1978年3月，日本中國學專家竹內實在《世界周報》發表的文章《邁出新“長征”第一步的中國面臨的課題》；1981年，美國中國學專家斯圖爾特·施拉姆在《中國季刊》上發表的論文《烏托邦去來：中國共產黨歷史的循環》，以及美國中國學專家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費正清主編的《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下卷等，這些研究成果中所涉及的毛澤東思想在未來的可能性、改革時期主導意識形態與“毛澤東時代”的差別與聯系，以及新時期中國共產黨在思想理論與政策實踐上需解決的“毛澤東時代”遺留下來的問題，可視為海外學界對新時期中國共產黨創新理論研究的先聲。隨著中國改革開放進程的展開，海外學界的相關研究也更為深入，并由此形成更為系統的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時期對比研究模式。此外，海外學界關于新時期中國共產黨創新理論研究的興起與發展還主要體現為圍繞理論創新成果、理論對實踐的指導以及主要領導人的相關研究不斷涌現。同時，研究視域也隨著中國發展與國際變化不斷拓寬，規律性總結逐漸增多。
海外學者持續追蹤新時期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理論表達、意識形態特征及其具體實踐的動態。與此相應，學術期刊成為相關研究成果交流傳播的平臺。例如，日本現代中國學會會刊《現代中國》、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主辦的《中國季刊》、印度中國研究所主辦的《中國述評》、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主辦的《遠東問題》、歷史學家黃宗智在美國創辦的《近代中國》、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亞太學院主辦的《中國研究》等。這些在全球或地區范圍內具有權威地位的中國學刊物，刊登了眾多具有影響力的研究成果。在著作方面，美國中國政治學家傅士卓所著的《中國改革的困境：政治分歧與經濟辯論》、俄羅斯中國問題專家季塔連科所著的《中國：文明與改革》、日本著名中國政治學家毛里和子所著的《現代中國政治》，等等，這些著作對學界從不同角度理解新時期中國共產黨理論創新活動及其成果產生了重要的學術影響。
對新時期中國共產黨主要領導人的研究，是海外學界理解中國共產黨思想理論演進的重要切入點之一。1993年9月，《中國季刊》以整期版面組織專題“評價鄧小平”，收錄包括編輯前言在內的8篇文章，在海外學界引起了一定反響。就著作而言，美國中國問題專家傅高義所著《鄧小平時代》、美國中國問題專家羅伯特·勞倫斯·庫恩所著《他改變了中國：江澤民傳》、英國中國問題專家凱瑞·布朗所著《胡錦濤：中國的無聲統帥》等，是海外學界關于新時期中國共產黨主要領導人研究較為知名的著作。其中，傅高義的《鄧小平時代》被公認為海外關于鄧小平的權威傳記，在鄧小平研究乃至中國共產黨領袖人物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改革開放后，中國發展道路取得的巨大成就及其在世界現代化史上的獨特性，不斷推動海外相關研究視域與深度的拓展。其中，最具代表性、影響最大的是關于“中國模式”的探討。2004年，美國中國問題專家喬舒亞·庫珀·雷默在英國倫敦外交政策中心發表研究報告《北京共識》。隨后，作為探尋“中國日益增長的商業影響力”和“全新的‘中國物理學’的迷人精神”的理論化表達——“中國模式”，被推向全球學術界，尤其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引起發展道路反思的背景下，不斷吸引著眾多學者、智庫與媒體參與研究討論。海外研究圍繞“中國模式”，對中國的發展道路（包括指導性的發展理念）開展了政治經濟學分析與比較、國際政治與全球秩序分析、國家治理的現代轉型分析、文明特質和中西全球角色分析、左翼批判視角分析等多維度考察。從本質上看，進入21世紀后，海外學界圍繞“中國模式”等議題對中國發展道路的探討，實際上是中國共產黨理論創新成果及其指導下的實踐在海外學術話語體系下的一種折射，集中反映了海外學界試圖從自身理論視角出發，進一步解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進入新時代以來，海外學界對新時期中國共產黨創新理論的研究仍在延續，并在既有基礎上呈現出新的特點。一方面，海外學界繼續深化關于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及其相關意識形態話語的探討，同時也關注新時期主要領導人的政策取向、實踐效果和歷史評價。另一方面，海外學界逐漸將上述理論放于更大的分析框架中，將其作為理解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參照，從而形成關于中國共產黨理論演進與主要領導人的系統分析。總之，新時代以來，海外學界關于新時期中國共產黨創新理論的關注度雖有所下降，但研究視角進一步拓展。
二、關于新時期中國共產黨創新理論研究的焦點
在新時期，中國共產黨形成了一系列復雜而深刻的創新理論。海外學界為理解其歷史脈絡、現實價值、特質來源與根本性質，主要聚焦思想理論創新的連續性、服務中國實踐的核心時代任務、主要領導人與理論創新的互動關系，以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命題的本質屬性這四大議題。這些研究構成了探討新時期中國共產黨創新理論的重要外部語境，需加以關注并審慎辨析。
（一）關于中國共產黨思想理論創新的連續性
改革開放后，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和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并未發生改變，這使得大多數海外中國研究者認為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時期是持續推進的。然而，有的海外學者認為，改革開放后中國以經濟建設與社會穩定為核心的發展路徑，與毛澤東的思想所蘊含的革命浪漫主義現實化傾向之間存在不容忽視的張力。由此引發的研究，主要聚焦在兩個時期思想理論上的關系，即二者以對立還是延續為主導，以及在什么意義上形成對立或突破、在什么意義上形成延續或發展。
有的學者采用一種單線化與靜態化的解釋進路，側重從毛澤東晚年的理論與實踐出發，在其思想發展不同階段進行回溯式的拼接，同時在價值判斷上將社會主義與現代經濟建設理解為兩個并不一致的目標。美國學者莫里斯·邁斯納認為，將現代化與經濟建設放在首位的新時期馬克思主義觀點，“顯然與蘇聯早已確立的正統觀念相類似”。這種劃分與莫里斯·邁斯納一貫的研究理路有關。莫里斯·邁斯納通過回溯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與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的著作，分析毛澤東思想中的烏托邦主義。日本學者國分良成則直接將“毛澤東時代”簡化為“繼續革命論的時代”，并以此來闡述其關于中國現代政治史分期的觀點。
另有學者在敘述時，側重于毛澤東思想的復雜性與發展性，認為中國共產黨歷史乃至中國近現代史具有某種核心思想邏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命題的提出則是中國共產黨自身思想基礎的一種邏輯延展。季塔連科認為，毛澤東思想和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這“兩種構想都考慮到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可能性和歷史必然性，認為這種社會可以使中國擺脫落后和貧窮的桎梏，建立現代的繁榮昌盛的國家”。在此意義上，二者“都是從馬克思主義關于經濟形態不斷進行歷史性更替，最終社會主義要取代資本主義的理論出發的”。日本學者天兒慧將毛澤東在中共七大提出的“將中國建設成為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國家”，視為中國共產黨的根本目標，并認為鄧小平的發展戰略是在吸取毛澤東的歷史經驗基礎上的繼續前進，從而將中國共產黨的思想理論連續性置于中國近現代史的整體脈絡中加以理解。
（二）關于服務中國實踐的核心時代任務
改革開放后，中國共產黨始終將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作為全黨工作的重心。在這一廣泛共識的基礎上，海外學界高度關注的是以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為代表的重大理論創新成果，在中國發展不同階段回應了什么樣的現實挑戰，服務于何種時代任務。
關于鄧小平理論，海外學界普遍將其理解為對“毛澤東時代”后期遺留的政治與社會危機的系統理論回應。其核心目標是實現黨和國家工作重心的轉移，強調通過經濟發展、現代化建設，在鞏固中國共產黨執政地位和社會穩定的前提下，實現國家富強與民族復興。傅高義將鄧小平理論置于中國現代化漫長探索的歷史背景下，認為鄧小平的時代任務就是在前人基礎上，“完成近兩百年來其他人試圖實現的使命，即為國家找到一條富強之路”。澳大利亞中國問題專家陸克文認為，鄧小平強調從中國實際出發理解和運用馬克思主義，將中國共產黨的中心任務轉向社會主義現代化，這一理論取向構成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現代化發展與對外戰略的重要思想基礎。
關于“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海外學界主要將其理解為既有理論傳統的延續與突破。其核心時代任務是回應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出現的結構性社會問題以及國際戰略環境的變化等，從而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意識形態層面的新支撐。印度學者曼諾拉簡·莫漢蒂具體分析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所要解決的時代任務：通過明確生產力的核心地位，引領各領域現代化，應對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挑戰；通過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回應當前過度的物質主義、享樂主義和拜金主義的沖擊；通過強調民主程序、黨對群眾的責任以及擴大黨的群眾基礎，爭取新興社會階層，鞏固執政基礎。他認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全面提升中國綜合實力”目標，是對近代以來“富國強族”追求的延續。
關于科學發展觀，海外學界主要將其視為在繼承和發展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基礎上，為回應國內外新形勢而形成的理論成果。其核心時代關切是解決經濟快速增長帶來的貧富差距擴大、環境破壞和福利供給不足等社會問題，同時為中國參與國際事務提供指導，以繼續鞏固執政地位和塑造國際新形象。活躍于海外中國學領域的學者鄭永年等認為，“和諧社會”（在外交層面則是“和諧世界”）及其早期形式的“科學發展觀”是胡錦濤擔任中國共產黨主要領導人時期的標志性話語，反映了中國領導層對國內社會分化加劇及外部環境變化的整體回應。英國學者裘德·豪威爾等從政策角度出發，考察了與科學發展觀相呼應的社會政策實踐，指出其主要涉及發展失衡、福利供給不足等社會問題，回顧并評估了這些政策的形成背景與實際效果。
（三）關于中國共產黨主要領導人與理論創新的互動關系
對中國共產黨主要領導人的研究，歷來是海外學界研究重點?；谧陨韺W術傳統，海外學界主要從政治文化與領導風格、個人經歷與價值取向、時代任務與實踐需要等角度，考察改革開放后中國共產黨主要領導人與理論創新之間的互動關系。
在政治文化與領導風格的研究視角中，影響較大的是美國學者白魯恂。白魯恂是美國毛澤東研究領域“心理歷史學派”的代表人物。改革開放后，白魯恂將政治文化和政治心理分析視角運用到了對鄧小平和江澤民的研究中，以理解中國共產黨在理論與實踐上的轉變。他認為，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務實特征直接影響了鄧小平的治國理念與領導風格，契合了中國人民的普遍愿望；江澤民則順應了中國社會“恐懼混亂”“集體高于個體”的文化心理，其理論服務于“維持穩定”和“鞏固執政地位”的根本目標。需注意的是，這種路徑雖能對宏觀政治分析作一定的補充性理解，但若將理論生成機制僅視為文化心理的投射，則會滑向歷史唯心主義。
部分學者注重從中國共產黨主要領導人個人經歷與價值取向視角出發探討其政治理念。美國學者楊炳章通過追溯鄧小平在1904—1949年間的歷程，認為在其早期經歷中逐漸形成了“務實的共產主義者特質”，這些特質在后來“指導了他的職業生涯和改革派理念”。羅伯特·勞倫斯·庫恩注重將中國近代以來歷史發展大背景與江澤民的人品風格、生活狀況以及意志取向相結合，認為“江澤民為塑造中國作出了貢獻，同樣中國也塑造了江澤民”。相較之下，美國學者理查德·尤因雖同樣通過胡錦濤的個人經歷來理解其內政外交的思想傾向，但分析重點主要局限在人事變化上，過于壓縮了對中國社會結構與制度演進的研究。這也反映了以個人化解釋為主導的路徑在視野廣度上的常見缺陷。
更多學者側重從時代任務與實踐需要的視角來全景式考察中國共產黨主要領導人與理論創新的互動關系，從而提取出理論的核心時代關切。傅高義的《鄧小平時代》重點聚焦作為特定歷史階段的“鄧小平時代”所必須處理的核心現實矛盾，從而展現出鄧小平作為中國轉型進程中“提供全面領導的總經理”，在“沒有清晰、完整、現成的設計”情況下的實踐邏輯。凱瑞·布朗在解讀胡錦濤作為中國共產黨主要領導人的理論與實踐時，認為“他本人、他的個人信念與這段時期中國實際發展之間必然存在某種關聯”。這種由人物反觀時代的路徑關注到了主要領導人推進理論創新的時代性與實踐性，但要在解釋上獲得更全面的視角，則仍需將理論創新成果進一步理解為集體智慧的結晶，并將理論對人民需求的回應更完整地展現出來。
值得注意的是，還有學者從權力斗爭等角度去解讀改革開放后中國共產黨理論創新活動及其成果的實質。這類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忽視了理論創新的歷史和實踐邏輯，沒能充分考量歷史經驗總結、時代任務與政治制度之間的深刻互動關系，從而將重大理論創新成果簡化為權力斗爭的工具或結果。有些研究結論很大程度上脫離了政治學研究的學術規范，更接近于主觀臆測而非嚴謹的學術論斷。
（四）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命題的本質屬性
新時期，中國共產黨理論創新的最大成果就是形成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海外學界基于自身理論傳統，從不同視角探討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命題的本質屬性，形成了諸多值得關注的觀點。
有的學者以一種概念剪裁的方式，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一整體性、生成性的命題中抽取出某方面可被既有理論范式移植的特征，并據此定義其總體性質，造成了誤讀與曲解。在哲學基礎上，有學者將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根基的“實事求是”原則，不加分辨地等同為以經驗主義和工具理性為根基的“實用主義”。這種觀點忽視了二者在哲學基礎和價值指向上的根本差異。而“變相資本主義”判斷則深受資源配置方式直接等同于生產關系制度的經驗范式所制約，沒有看到中國的所有制結構并非以資本增殖本身為最終目的。在意識形態判斷上，有學者將“民族話語”“民族復興目標”當作馬克思主義之外的因素，進而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解為“民族主義”，并認為這是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替代。他們顯然忽略了馬克思主義理論自身所包含的民族問題資源及其在中國的歷史性轉化。在政治特質層面，一些研究將多用于分析非競爭性政體轉型的“威權主義”范式，機械移植到以革命與建設為歷史進程的社會主義中國上。在這種觀點下，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命力的關注僅成為西式“民主化”問題的鏡像論證，因而存在著較大的思維局限。
與此相對，有學者嘗試從更具內在理解性與理論自覺的路徑來分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命題的本質屬性。法國學者讓-克洛德·德洛奈主張以“社會形態”等馬克思主義基礎范疇來研究社會主義，同時反對以西式民主、人權等概念來膚淺地衡量中國實踐。在他看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應當被理解為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展開并持續運動的社會主義發展軌跡。澳大利亞學者薄國強明確批評了以西方視角來解釋中國的做法，并始終以“改革開放進程中獨具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工程”來考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他從毛澤東提出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以及改革開放后中國的實踐出發，贊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而不是其他什么主義”的觀點。英國學者馬丁·雅克提出中國是“文明型國家”，認為改革開放以來“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路”及其所延續的歷史脈絡，將提供與西方完全不同的現代化范例。馬丁·雅克以世界秩序與文明比較的視角，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解為推動世界走向多元現代化的重要發展道路。
三、對海外中國學相關研究的思考
站在當下，省思作為“他者鏡像”的海外中國學，能發現海外學界對新時期中國共產黨創新理論的研究，既有值得參考之處，也有應當進行批判性回應之處。
（一）問題意識與多元研究方法的參考價值
海外中國學因其“異域”特質及學術傳統，在問題意識上呈現出與國內研究不同的風貌。海外研究往往超出對理論內容的直接分析，深入到理論本體層面進行追問，關注概念在何種歷史語境、政治目標與意識形態要求中被塑造，范疇結構與邏輯演進所依據的知識來源，以及話語敘事如何自我闡述等。這種將理論本身作為對象加以反思的“元理論”研究特征，也解釋了海外研究為何非常關注中國共產黨創新理論的理論自洽性、概念與邏輯的邊界以及理論與現實關系。
對理論的研究，內部性的論證與外部性的反思一起才能構成研究的完整結構。這也正是國內學界立足自身立場，在中國學研究（包括對中國的自我研究和對海外中國學的研究）與中國共產黨的創新理論研究等領域開展交叉探索的重要價值所在。對于海外中國學研究成果，首先要認識其立場預設，還要審慎辨析研究中的認知誤區。同時，剝離其中的偏見和誤判，提取其問題導向的外部性思考路徑，則有助于獲得方法論層面的參考借鑒價值，為理論建設的自我反思與發展提供一定資源。
就具體研究方法而言，海外學界對新時期中國共產黨創新理論的探討具有顯著的多元性與跨學科特征。研究方法大致包括文本與話語分析、思想史分析、比較政治學研究、政治文化與政治心理研究、實證分析、個案分析等，整體上形成一套層次豐富、互為補充的研究體系。其中不少研究路徑具有一定的啟發意義。以比較研究方法為例，海外研究不僅注重在縱向上比較不同時期中國共產黨思想理論的歷史連續性與變革性，也注重從橫向上比較中國共產黨理論體系與其他政治體制的主導意識形態。然而，從總體上看，國內研究在“世界視域的共時比較”方面尚有不足，正如有國內學者所指出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比較研究尚未真正展開”。因此，有選擇性地吸收海外研究中的比較意識與方法，有助于拓展相關研究的視野。
總體來看，海外中國學相關研究中的問題意識和多元研究方法能推進建構起對中國共產黨理論創新活動及其成果的多維度理解，也能為國內學界拓寬研究視野、補充分析框架提供積極的參考。在此意義上，以開放而自信的態度審視并借鑒海外研究中的合理成分，不僅有助于深化對海外中國學研究本身的認識，也有助于在交流互鑒的過程中推動中國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構建。
（二）“二元對立”與“西方中心”是相關研究的關鍵范式困境
從海外中國學的相關研究中可以看出，“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相當盛行。“社會主義—現代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階級斗爭—民族復興”“民主—威權”等“二元對立”分析框架，是不少研究者對中國共產黨思想理論進行分析的基礎。海外研究中出現的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的對立論，以及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命題貼上的各類標簽，很大程度上就受到這種思維的影響。這種“二元對立”分析框架在一定程度上具備建構學術范式的意義，并通過研究者的不斷調適，能解釋部分現象。但從本質上看，將對立雙方視為本質固定、相互排斥的靜態范疇的思維，更多暴露出理解中國共產黨思想理論這一復雜體系的乏力。
具體而言，這種研究路徑難以回答以下問題：一是當“現代化”不作為西方道路的話語建構，而指向人類社會發展的大趨勢，其多元制度屬性的歷史事實與未來可能如何得到理論上的解釋。二是毛澤東是“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提出者與奠基者，中國式現代化是從新中國成立后開始的，在此意義上，改革開放以來的現代化理想何以產生背離。三是在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中，對什么是社會主義“并沒有任何一勞永逸的現成方案”，在原則性構想基礎上社會主義的開放性如何得到解釋。四是除了“文化大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在不同階段中，其階級敘事與民族敘事總體是交織的，兩者統一于共產主義的最高追求?；诖?，因主要任務側重不同，同時對毛澤東思想作簡化理解，是否可以作為判定改革開放后中國共產黨意識形態發生根本替換的依據。五是現代社會的民主實踐從來是在具體歷史條件與現實土壤中進行的，西式民主的“先發性”能否天然等同于“唯一正確性”。顯然，“二元對立”分析框架，在諸多關鍵問題上的解釋力是有限的。
海外相關研究的另一深層癥結是“西方中心”范式影響較大。中國共產黨領導形成的發展理念具有獨特性，但一旦將這種獨特性視為西方“自由民主普世化”的“例外”時，相關研究便反復回到“穩定”與“脆弱”、“韌性”與“崩潰”的循環論證之中。只要以“西方”為標尺，那么，無論中國發展道路走向何處，其全球意義為何，要么是西方的反面，要么是西方的過渡。這種研究思維必然難以理解中國共產黨理論創新活動及其成果的深刻性與復雜性。除自由主義框架外，西方馬克思主義領域也存在相關局限，正如薄國強所批評的，“以西解馬”的方法使不少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在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時，常帶有那種對“未達到西方標準的地區所抱有的自以為是的態度”，從而影響對社會主義現實實踐的理解。還應注意的是，“西方中心”范式影響具有全球性，不少非西方國家的中國學學者，在研究路徑上也不同程度地內化了西方經驗和西方立場。因此，如何避免具有外部性特征的“元理論”研究取向，淪為“西方中心”的“元設定”，無疑是海外中國學真正獲得對中國共產黨創新理論的客觀認知的關鍵點之一。
（三）固化認知與“奇觀化”敘事擠占學理進步空間
改革開放后尤其是進入21世紀，海外學界對新時期中國共產黨創新理論的研究，呈現出具體方法多元，但理論認知卻有一定固化傾向的特征，特別是在既有比較政治學范式的反復使用下，對中國共產黨創新理論的研究經常表現為不斷“再概念化”。當現有定義不足以完全把握新現象時，研究者們便在同一范式內添加新修飾詞，如“威權主義”衍生出的各種概念。這類做法在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非民主”政體解讀的路徑依賴中，對深化中國共產黨創新理論的學理闡釋貢獻有限。
同時，隨著信息傳播日益迅速，海外中國研究領域常被各種臆測性解讀擠占。這些臆測將中國政治運行視為與所謂“透明”民主政體相比更“奇異難測”的凝視對象，此種敘事在“毛澤東時代”就存在，但在改革開放后變得更加顯見，甚至在公共討論中被不斷強化。受其影響，一些學術研究也不時引入缺乏實證的、關于政治符號和權力斗爭的過度剖析，忽視本該深入的制度、社會、理論邏輯分析。這削弱了研究應有的嚴謹性，而充斥著針對他者的“奇觀化想象”。這也是近年來有國內外學者呼吁重振中國問題研究學術性的重要原因。
這種固化認知與“奇觀化”敘事對學術空間的擠占，與研究對象所處的發展階段、媒介方式和學術消費邏輯的變化有很大關系。但還有一個易被忽視的因素，就是全球南方的相關研究因起步晚、影響力有限等原因，即便進入21世紀，其聲音也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得不到海外中國學界的重視。當然，全球南方的學術研究值得進一步重視，并不是因為其必然更加客觀公正，而是其問題意識與西方中國學以及日本等中國學起步較早的發達國家和地區有很大不同。相較而言，不少全球南方學者更加關注新時期中國共產黨創新理論所展現出的實踐活力，更愿意探討中國獨特現代化道路的可行性、民族與文明發展的新經驗以及中國理念對反思以西方為中心的國際秩序敘事的意義等問題。這類問題應當成為國際中國學多元研究結構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正如前文對海外相關研究的梳理所示，這些聲音尚未系統性地進入該領域的主流視野。
總之，海外中國研究要深入揭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所發生的歷史性變革，就不能不將中國共產黨創新理論作為社會主義道路與歷史愿景的嚴肅思想探索來對待，以更具創新性與理論性的路徑研究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與民族復興一體推進的道路。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切近當代中國的真實面貌，才能為世界提供能有效理解中國發展趨勢的認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