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農業農村現代化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壓艙石”。進入新時代，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帶領下，中國式農業農村現代化取得了歷史性成就，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與討論。梳理相關文獻發現，海外學者既充分肯定了中國式農業農村現代化的發展成就，也在此基礎上分析和總結了中國式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的動力機制、鮮明特征與世界意義。海外學者的相關認知、解讀與評價，不僅為我們理解中國式農業農村現代化提供了異域視野與“他者”鏡像，也為我們推進中國式農業農村現代化建設與研究、對外講好中國鄉村振興故事提供了有益啟發。
［關鍵詞］海外學者；中國式農業農村現代化；認知；評價
中國式農業農村現代化，即中國特色的農業農村現代化道路，是指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在遵循生產力發展規律和國情的基礎上，以農民利益為中心，以鄉村振興和共同富裕為指向的農業生產、農村發展和農民生活全面現代化的歷史過程。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沒有農業農村現代化，就沒有整個國家現代化”；“中國要強農業必須強，中國要美農村必須美，中國要富農民必須富”。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就為實現中國的農業農村現代化而不懈努力。中共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總方針，推動農業農村發展取得歷史性成就，并探索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農業農村現代化道路。對此，國際社會給予了密切關注與廣泛肯定。不僅《中國季刊》《當代中國》《中國展望》等知名國際學術期刊圍繞該議題刊發了諸多文章，而且諸如英國國際環境和發展研究所、亞洲開發銀行等世界知名智庫或國際組織亦有大量關注與討論。有關中國式農業農村現代化的研究，已然成為海外中國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
近年來，國內學界對于海外關于中國農村的研究多有追蹤與闡釋，但主要聚焦于海外中國農村研究的學者隊伍、理論、方法等方面。基于此，筆者以近十年來的英文文獻為樣本，就海外學者對新時代中國農業農村現代化的認知和評價進行系統性梳理與分析，以期為理解中國式農業農村現代化提供“他者”視角，為推進相關研究、講好中國鄉村振興故事提供參考借鑒。
中國式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成就
進入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農業農村發展，做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出臺了一系列改革方案，推動農業農村現代化建設邁上了新的臺階。對此，國際社會多有肯定，并主要從農業發展、農民收入、農村公共服務和基層治理四個方面進行了探討。
（一）農業綜合實力顯著增強
海外學者認為，農業的產能提高與創新發展是中國式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的標志性業績。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報告指出，由于農田的整合和生產機械化程度的提高，2012—2019年中國農業產量實現了持續增長，平均每年增長2%。新加坡管理大學的張謙認為，中國的農村經濟在近年來取得了顯著進展，農業生產呈現出新的特征，出現了各類新型生產實體，采用了新的組織形式，重構了供應鏈，并涌入了新的資本和先進技術。他總結道：“中國的農業發展是一個成功的故事”。英國倫敦大學教授亨利·伯恩斯坦指出，中國農業的變革構成了一個重要的案例，“從中可以找出替代西方發展道路的軌跡”。
部分海外學者還注意到，農業與第二三產業逐漸互通融合，以電子商務、鄉村旅游等為代表的農業新產業新業態呈現出蓬勃發展之勢，成為農村經濟發展的新引擎。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的任一天指出，至2020年9月，“淘寶村”已達到5425個。10年來，淘寶、京東、拼多多等網絡購物平臺不僅使偏遠貧困地區融入現代經濟中，引發了基于電子商務平臺的新的鄉村發展模式。法國現代中國研究中心刊物《中國展望》發文指出，電子商務的興起改變了農村的經濟生態，使農村資源得以充分利用，并產生了快遞服務、貨物倉儲等工作機會。這一趨勢無疑提振了農村經濟，開辟了一條彌合城鄉差距的新路徑。不僅如此，中國的鄉村旅游也日益多樣化，從觀光旅游逐漸過渡到了度假式的體驗旅游，農業和旅游業的結合使農民的收入渠道更加多樣，并創造了額外的就業機會。
總之，海外學者認為，在一系列戰略性舉措下，中國農業高質量發展成效顯著，綜合效益和競爭力明顯提高，農業基礎支撐不斷鞏固。
（二）農民收入穩步提高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農業農村工作，說一千、道一萬，增加農民收入是關鍵。”海外學者觀察到，中國實施的農業農村政策有力消除了農村地區的絕對貧困。瑞典安全和發展政策研究所研究員法圖瑪塔·迪亞洛在2019年時就指出，史上最大規模的減貧運動取得了全面成功。過去5年里，減貧運動使中國農村6800多萬人擺脫了貧困。換言之，每天約有3.7萬中國人擺脫貧困，全國貧困率從10.2%下降到3.1%。新加坡國立大學學者唐納隆·梅表示，2013年以來，中國平均每年幫助約1000萬人擺脫極端貧困，并最終使現行貧困線以下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12.8萬個貧困村全部脫貧。中國提前10年實現了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確定的脫貧目標。
部分海外學者通過深入考察發現，中國農民的收入實現了跨越式多渠道增長，不同地區的農村收入差距也日漸縮小。印度觀察家研究基金會報告認為，中國政府促進農民收入多元化的努力推動了衛星工廠的發展，為農民提供了穩定的就業機會和收入來源。亞洲開發銀行自然資源和農業高級專家木村申吾指出，1978—2018年，中國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了近110倍，1990—2019年農村家庭收入平均每年增長11.9%。典哥德堡大學教授古斯塔夫·森認為，2002—2018年中國農村人均收入實現了迅速增長，且中國農村不同地區與民族之間的收入差距實際上變得更小了。
農民收入水平的變動是海外學界中國農村研究的核心議題之一。學者們發現，中國政府高度重視農民增收問題，在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戰略推動下，農民收入穩步提升，農民共同富裕步伐扎實穩健。
（三）農村公共服務全面提升
海外學者認為，進入新時代，中國政府高度重視并著力改善農村基礎設施與公共服務，加快補齊農村社會發展短板，使鄉村基礎設施完備度、人居環境舒適度以及公共服務便利度得到顯著提升。亞洲開發銀行研究報告指出，提供農村基本服務和公共產品、建立農村社會安全網已成為中國農村發展戰略的主要內容。中國不僅改善了農業基礎設施，而且還促進了道路、住房、通信等條件大幅度升級。在斯坦福大學的姚麗莎看來，改善農村教育的努力一直是中國促進均衡發展和社會平等議題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政府采取了積極的戰略（如免除學費與住宿費）確保農村孩子獲得教育，并實行了多項提升農村學校教學質量的舉措。此外，農村醫療衛生服務體系也日益完善，一系列醫療衛生改革舉措產生了諸多積極效果：農村新型合作醫療覆蓋率達到了99%，藥品的價格大幅度下降，疾病保險報銷費率也得到顯著提升。
海外學者研究發現，農村公共服務的有效改善使中國政府進一步贏得了農民的認可與支持。在美國史密斯學院學者劉蘭沙看來，提供公共產品一直是中國共產黨執政最大的成就之一。中共中央通過公共衛生運動、基本醫療服務等贏得了農民的擁護。美國喬治敦大學學者克里斯汀·E.魯妮認為，村莊改造與其他政策（如扶貧安置）的結合促進了偏遠農村地區的全面變化，并提升了農民對政權的滿意度。
建設宜居宜業的和美鄉村是農業農村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義。進入新時代，中國農村人居環境得到明顯改善，公共服務體系不斷健全，農民的獲得感與幸福感顯著提升，這些積極變化得到了海外學者的充分認可。
（四）農村基層治理提質增效
村民自治是農村基層治理的基礎性制度，其本質是國家在治理層面的“權力下放”，賦予農民自主管理農村公共事務的民主權利。海外學者研究發現，新時代中國的村民自治不斷發展，不僅促進了鄉村治理的完善，還提高了農民政治參與的積極性和對政府的滿意度。美國西北大學教授錢楠筠認為，中國的農村選舉改善了基層治理，即公共產品的提供和再分配，減少了不受歡迎的政策，并提高了村民對政權的滿意度。還有學者基于對中國南方農村地區的調研得出結論，村民參與基層選舉的積極性越來越高，村民對村務決策的影響力不斷提升。可見，中國農村基層民主在發展，社會主義基層民主廣泛、真實、管用，是切實有效的社會治理方式。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基層治理現代化的根本保證。一段時間以來，由于部分農村黨組織和黨員干部脫離群眾和組織紀律松弛，農村基層治理暴露出政治領導功能弱化、政治引領力不足的問題。海外學者發現，進入新時代，中國農村基層治理的引領力、組織力與執行力得到增強。法圖瑪塔·迪亞洛指出，2016年有77.5萬名政府官員被派往農村。為改善農村地區狀況，中國共產黨主動融入基層，這既反映出農村政策的政治重要性，也推動了貧困數字的迅速下降。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中華全球研究中心主任本·希爾曼指出，自2012年起，黨組織在鄉村治理中的角色日益凸顯。駐村第一書記有助于抵消當地社會關系的影響，其主要責任是培訓村支部書記，并為村莊發展提供豐富的經驗和社會資源。
海外學者總體上認為，中國既通過深化村民自治實踐，激發了基層治理的活力，增強了治理的合法性；亦通過突出政治引領，確保了基層治理的正確方向，二者協同促進了農村基層治理的提質增效。
中國式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的動力機制
美國政治理論學者塞繆爾·亨廷頓在論述現代化過程的特征時指出，現代化是一個革命的過程、復雜的過程、系統的過程。中國式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亦是如此，其動力不是單一的，而是一個系統。在海外學者看來，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農民群眾的積極推動、制度的靈活性運用以及技術的創新推廣構成了中國式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的動力機制。
（一）主導性動力：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式農業農村現代化的領導者、推動者和踐行者，是堅強的領導核心。海外學者認為，中國式農業農村現代化取得重大成就的重要原因在于中共中央對農業農村發展的高度重視和卓越領導。中國的領導層一直在積極推行農業現代化議題，政策制定者之間正在形成的共識是現代化將提高農業生產的效率和質量，從而既有助于提高農民的收入，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又能夠提升農業的國際競爭力。在得克薩斯大學圣安東尼奧分校教授喬恩·泰勒看來，農業和農村一直是中國的政策優先事項，習近平對鄉村振興的重視是推動中國式現代化努力的一部分。美國中國問題專家羅伯特·勞倫斯·庫恩指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強力開展脫貧攻堅最大的政治優勢”。
有不少海外學者發現，在中共中央的領導下，地方黨員干部的政策執行力在農業農村現代化進程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美國經濟學家和東亞問題研究專家畢儒博即認為，地方政府在減貧中發揮了核心作用。德國圖賓根大學教授舒耕德等學者指出，在實施農村發展政策時，縣鄉干部是國家發展的積極推動者。他們認真規劃地方發展藍圖，通過意識形態動員和創造“模式”來促進地方發展，并通過有效的政策執行為利益相關者創造共贏的局面，其政策執行既重視人民對經濟和社會福利的需求，也重視國家對發展、城市化和穩定的需求。縣鄉干部已經演變成“合作守門人”，致力于協調國家、當地民眾和自我的利益。
誠如海外學者所觀察到的，中國共產黨自上而下的領導力量是中國式農業農村現代化的主導性驅動力。進入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制定并扎實落實脫貧攻堅、鄉村振興、共同富裕等戰略，把農業農村現代化作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重要環節進行統籌布局，取得了歷史性成就。
（二）主體性動力：農民群眾的積極推動
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是真正的英雄。海外學者認為，中國農民群眾的力量和智慧推動著鄉村社會的變革與發展。有學者認為，農村的城鎮化是一個自發的自下而上的過程，該過程更多是一種由農民推動的自我生成的增長狀態，是在政府參與較少的情況下產生的。同時，有學者發現，“新農人”是推動鄉村結構性變革的重要媒介，他們憑借著專業技能以及新穎的管理理念，為農業農村的發展注入了新動能與新活力。雷內·特拉佩爾認為，“新農人”是鄉村振興和組織小農戶的重要力量，他們具有帶動現代農業的作用，是增加和穩定農村收入的關鍵。青年是推動現代化的先鋒力量與創新主體，隨著各項惠農政策的出臺，越來越多的青年返鄉創業加入“新農人”隊伍中。法國里昂高等師范學院的戴興然指出，返鄉青年即“新農人”正在以不同的方式扮演著鄉村企業家的角色。他們通過為小農戶的產品創造營銷渠道，成為為農村發展做貢獻的社會企業家；通過發展供應鏈和安全食品市場，成為獨立或合作的企業家。他們既推動了生產實踐的改進，也實現了配送方式的更新。
農業農村現代化是時代發展的需要，更是廣大農民群眾的向往與追求。海外學者認為，在中國共產黨的引領之下，農民群眾在現代化進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他們為實現可持續、全面的農業農村發展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貢獻。
（三）保障性動力：制度的靈活性運用
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制度在社會中具有更為基礎性的作用，是決定長期經濟績效的根本因素。回顧新時代十余年，制度創新在我國現代化建設中發揮著重要的保障性作用。正是由于制度供給的內在統一性及適應不同發展階段要求的政策創新，中國式農業農村現代化才取得重大進展。
在海外學者看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中國式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堅實保障與重要驅動力。畢儒博認為，中國的治理體系具有大規模調動人力和財政資源的能力，并能在各級政府層面制定和監督實施具有約束性的目標。在他看來，不能將農村扶貧行動的成功與實現它的制度分開，這也是民族自豪感的來源。英國政治活動家卡洛斯·馬丁內斯指出，中國在脫貧和共同富裕方面取得的持續成就，是社會主義制度作用的彰顯與證明。
部分海外學者認為，中國共產黨堅持因地制宜、與時俱進，不斷制定與完善具體化的農業農村發展制度與政策體系。巴基斯坦可持續發展政策研究所的報告指出，中國扶貧計劃的背后是量身定制的政策，其獨特的扶貧措施使中國在減貧方面取得了里程碑式的成功。木村申吾認為，中國依據農業農村發展形勢的變化成功調整了農村政策與戰略。2010年后的農村發展戰略更為綜合和平衡，對于改善農村的經濟、社會和環境福祉具有重要意義。美國林肯土地政策研究院的報告指出，中國對農村土地制度進行了重要意義的變革，這是一種適應性的漸進主義的實踐，體現出制度的創新性以及細節的開放性。
海外學者的觀察與中國農業農村發展實際基本相符合，認為從根本性的國家制度安排到各項具體的政策體系設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與中國國情、民意相契合，并在農業農村現代化轉型過程中展現出強大的驅動力。
（四）支撐性動力：技術的創新推廣
“增長的每一種來源都可以還原為創新和技術變革的作用”。在美國經濟學家羅斯托看來，“傳統”與“現代”的區分標志在于是否存在自我維持的增長，這種自我維持的動力則在于穩定的、經常的技術革新。眾多海外學者認為，中國農業農村的現代化發展緊密依賴于技術的創新與進步。中德農業中心的周裕耕和米哈拉·博埃姆認為，現代農業機械、數字化工具和生物技術的快速推廣，使中國的農業生產率和糧食產量水平得到有力提高。同時，互聯網和移動網絡的普及加速了農村地區信息和通信技術的應用，電子商務平臺在聯系農民與終端消費者，以及引導農業更受需求驅動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任一天指出，電子商務等數字力量已經成為農業轉型升級、農村就業去農化、家庭經濟增長的新興技術催化劑。信息技術通過將低收入農民納入在線市場、支持他們加入或自行組織實踐社區和商業生態系統，來增強他們的能力，進而激發數字創業和基層創新。美國作家和技術專家王小薇則提出，與人們通常認為的科技革命只發生在城市形成鮮明對比，區塊鏈是中國鄉村振興的核心科技之一，在人工智能、信息學、區塊鏈的幫助下，科技巨頭們正在促進農村生產和運輸的集中化。
海外學者認為，作為中國式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的助推器，技術創新創造出了前所未有的農業生產力和新型農村經濟模式，不僅為中國糧食安全提供了支撐，更為鄉村振興與農民福祉的增進奠定了物質基礎。
中國式農業農村現代化的鮮明特征
現代化是當今世界發展的一個共同特征和趨勢，但歷史和現實反映出，現代化有各式各樣的道路。隨著中國農業農村現代化的不斷推進和拓展，國際社會發現，其在治理模式、推進方式、價值取向等層面有著鮮明特征。
（一）治理模式：頂層謀劃與試點探索的有機結合
海外學者普遍認為，注重頂層設計是新時代中國現代化建設的鮮明特征。在促進農業農村現代化過程中，中國堅持系統思維，注重高屋建瓴與頂層謀劃，通過制定農業農村發展戰略、發布一號文件等方式確保農業農村現代化建設的有序性與協調性。亞洲開發銀行的報告指出，為促進農村全面發展，中國制定了系統的農村發展戰略，該戰略由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鄉村振興、城鄉一體化發展、精準扶貧等政策構成。周裕耕認為，每年發布的中央一號文件確立了政策框架、制定了“三農”發展的指導方針，對農業農村有針對性的、框架式的發展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海外學者認為，在科學的戰略規劃下，中國政府注重運用政策試點機制，“試點”與“示范”成為政策實施進程中的顯著特征。哈佛大學的喬什·弗里德曼指出，農村扶貧依賴于“由點到面”的方略，在實施該方略過程中，其他地區從扶貧成功地區汲取經驗和知識，以增進自身財富。英國國際環境與發展研究所指出，針對特定問題的規劃以及具體的政策工具經常受到檢驗、試點并逐步復制。中國政府常通過試點來評估政策之于不同地區、不同類型農民和其他利益相關者的有效性及影響，并在此基礎上逐步改進政策及其執行。
海外學者通過研究發現，中國在農業農村現代化實踐中，堅持頂層謀劃與試點探索的有機結合，既以系統的政策框架確保正確的發展方向，又通過試點探索來促進政策創新、完善頂層設計。
（二）推進方式：城鄉融合與綠色發展
城市和鄉村是現代化建設的兩個基本場域，但二者并非相互割裂，而是互相依賴。構建良性互動、有機協調的城鄉關系，是激活農業農村發展活力的重要途徑。海外學者觀察到，新時代的中國政府致力于促進城鄉要素流動，實現城鄉融合發展。印度觀察家研究基金會的報告指出，中國鄉村振興戰略聚焦于解決城鄉矛盾、彌合城鄉差距，旨在建立工農業相互促進、城鄉互補、全面融合和共同富裕的新型城鄉關系。亞洲開發銀行研究的報告提到，中國一直在努力實現城鄉的一體化發展。中國的城鄉一體化指導方針允許勞動力、資本、信息等生產要素在城鄉間自由流動。隨著自由流動，一種新的城鄉關系即將出現，其特征是城市拉動農村、工業促進農業。
同時，海外學者指出，綠色發展是中國鄉村振興的鮮明底色，中國式農業農村現代化追求的是資源環境友好與生態可持續的發展路徑。唐納隆·梅認為，鄉村振興戰略目標與生態文明、美麗中國等重要政策目標相交織，與國家綠色發展、綠色農業發展等政策相契合，表現出了中國政府對環境保護的日益關注。俄羅斯學者瓦西里·埃羅欽指出，中國實施了許多旨在確保農村可持續發展的配套項目，并將保護生態環境、治理污染、發展低碳農業鏈作為農村可持續發展的優先事項。
正如海外學者所觀察到的，進入新時代，我國的城鄉關系已從過去靜態的二元關系逐漸走向雙重互構關系，農業農村現代化不再局限于鄉村場域，而是被置于城鎮化的背景之下，中國成功探索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城鄉互補、共同繁榮的城鄉融合發展之路。同時，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先污染，后治理”的現代化發展路徑不同，中國式農業農村現代化主張在保護綠水青山、尊重順應自然的過程中收獲“金山銀山”。
（三）價值導向：增進農民福祉
中國式農業農村現代化是以農民為中心的現代化，增進農民福祉是其根本價值旨歸。海外學者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農村改革與發展始終把消除貧困、實現共同富裕作為重要關注點。巴基斯坦可持續發展政策研究所的報告指出，中國政府從未動搖過改善人民福祉的承諾。作為國家主席的習近平尤其關注農村地區，在他看來，為農民提供更好的生活方式和經濟機會是一項艱巨但重要的任務。喬什·弗里德曼認為，消除貧困、改善生活、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習近平高度關注消除貧困的問題，在言語和行動上都把消除貧困放在首位，并在4年內走訪了30個村莊。喬恩·泰勒表示，鄉村振興戰略最根本目的是提高農民的生活質量，并有可能真正改善數億農村人口的生活。在造福農民的政策價值導向下，農業農村現代化建設有力提升了農民群眾的幸福感與獲得感。新加坡國立大學學者顧清揚認為，伴隨著貧困地區的建設和保障日趨完善，民眾的幸福感更強烈了。“脫貧攻堅、鄉村振興等是中國社會重視弱勢群體發展的縮影，中國正闊步邁向共同富裕的目標”。
海外學者認為，中國式農業農村現代化是始終把農民群眾利益置于核心地位的現代化，不斷滿足農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需要、促進農村社會公平正義是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價值導向和內在動力。
中國式農業農村現代化的世界意義
中國的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有何意義？伴隨著中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的不斷提升，海外學者發現，中國式農業農村現代化不僅改變了中國農民的前途命運和農村的發展面貌，而且還為世界發展提供了新力量、新機遇與新方案。
（一）為促進全球糧食安全貢獻中國力量
糧食安全是世界和平與發展的基本保障，關系著人類社會的前途命運和永續發展。在一些海外學者看來，作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中國糧食生產的穩健增長成為全球糧食安全的基石。美國高盛集團的報告指出，截至2019年，中國主要糧食自給率保持在95%以上，同時糧食（小麥和大米）保持絕對自給。米哈拉·博埃姆和周裕耕指出，中國農業生產率和糧食產量水平不斷提高，糧食年產量超過6.5億噸，多年來基本實現糧食自給，緩解了全球糧食供應壓力。
在實現糧食自給自足的同時，中國積極承擔大國責任，向發展中國家提供物質與技術援助，全力促進全球糧食安全。英國政府科學辦公室的研究報告指出，中國的農業技術體系展現出顯著成效，其通過向發展中國家提供高產水稻品種，為南南技術轉讓和區域糧食安全做出了積極貢獻。隨著中國農作物育種技術的發展以及對可持續性農業生產的日益重視，其貢獻有望持續提升。國際環境與發展研究所高級研究員莉拉·巴克利認為，對廣大發展中國家能夠實現糧食自給自足的假設，推動了中國對外的農業援助、貿易與投資。通過種植計劃和技術培訓項目，中國正積極幫助發展中國家提升農業生產效率并解決糧食安全問題。
（二）為世界經濟發展提供合作共贏新機遇
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逆全球化浪潮抬頭，全球經濟復蘇乏力。在此背景下，中國式農業農村現代化的發展為世界經濟發展注入了新動能。海外學者認為，中國農村市場潛力巨大，農民收入的增加以及農村發展戰略為外國投資創造了契機。劍橋大學賈奇商學院教授孟睿思認為，中國的消費市場不僅存在于城市，農村也有著大量渴望美好生活的中等收入者，未來國內外企業將日益依靠龐大的農村市場來書寫成功故事。加拿大政治學家亞歷山大·奇普曼·科蒂認為，在鄉村振興戰略下，外國公司將在農業技術、糧食安全、環境修復與垃圾管理等領域迎來發展機遇。他還預測“中國數字農業經濟總值將從2021年的949億美元增長到2025年的1898億美元”。
還有海外學者認為，中國農業農村發展愿景以及積累的經驗為深化國際合作、促進共同發展奠定了基礎。周裕耕提出，實現鄉村振興和鄉村現代化有利于共同應對當前和未來的挑戰，如實現可持續發展、建立環境友好型農業等，這些都是德中兩國感興趣的合作領域。他進一步表示，通過借鑒彼此的經驗，德中兩國有望合作制定克服多重危機的方案，實現互惠互利，并為建立公平、健康和可持續的糧食體系做出貢獻。美國腹地中國協會主席鮑勃·霍頓認為，中國在農業轉型過程中注重扶貧與鄉村振興，這使美中兩國在農業合作與交流方面有著難得的機遇。隨著兩國共同努力尋找解決世界上最緊迫問題的方案，極有可能在促進世界經濟和農業發展方面取得諸多成就。
（三）為發展中國家提供鄉村治理新方案
中國式農業農村現代化的發展進程是中國智慧和經驗在鄉村領域的集中展現，其不僅惠及中國民眾，亦為全球特別是發展中國家鄉村問題的解決貢獻了中國方案。海外學者認為，中國系統而全面的農業農村發展政策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有益參考。亞洲開發銀行的報告指出，隨著各國進入中等收入階段，愈來愈需要綜合性的農村發展政策，特別是需要關注農村的環境和社會福祉。中國采取的綜合性和平衡性的農村發展政策為“亞行”成員國的政策制定者提供了有價值的見解。劉蘭沙認為，中國面臨著與發展中國家同樣的挑戰，但其通過一套獨特的農村治理政策成功應對了挑戰，這使之成為一個有價值的研究案例。瓦西里·埃羅欽指出，中國的鄉村振興戰略不僅在促進小規模農業生產的可持續發展方面具有啟發性，它亦啟發我們應重視農村地區的教育、文化、體育、休閑和旅游的發展。
海外學者還特別指出，中國有效的脫貧方案與脫貧模式為他國農村貧困治理提供了有力的經驗借鑒。巴基斯坦可持續發展政策研究所的報告指出，只有了解中國的脫貧模式，才能在有效利用有限資源的情況下制定更好的政策。中國脫貧政策的有效性不僅說服了孟加拉國、印度等國，也促進了聯合國采取多層面的消除貧困的措施。木村申吾總結了中國農村脫貧的四個要點，即政策靈活、體制創新、基礎設施投資和強大的社會保障，并認為這四點為亞洲發展中國家提供了特別重要的借鑒。
總之，在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過程中，中國堅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與互利共贏的開放型戰略，以自我發展促進世界發展，與世界各國共同推動全球農業農村發展走向更加繁榮和可持續的未來，這得到了海外學界的廣泛認可。
結語
海外學界從多角度對中國式農業農村現代化進行了全景式考察。可以發現，他們的研究呈現出一定的特征，為我們提供了參考和借鑒，同時，少數海外學者的研究亦存在局限之處，需要我們加以辨析和批駁。
研究特征 第一，研究主體豐富多元。在職業分布上，研究者不僅包括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歷史學等領域的專家學者，還包括與中國交往較為密切的國家或國際智庫、政商界。在國家分布上，研究者主要以美國、英國、德國、日本、印度、巴基斯坦等國的學者為主。第二，研究范圍較為廣泛。受學術背景、研究視角等因素影響，有的海外學者側重宏觀的發展戰略研究，有的側重微觀層面，如以某地區為切入點，探討政策的具體實施過程及其影響。整體來看，海外學者對中國農業農村現代化的研究覆蓋范圍廣泛，涉及政治、經濟、社會、生態等多個領域。第三，研究方法多樣化。一些海外學者重視運用比較研究法，通過制度、政策等的比較探討中國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的動力機制與特征。有些學者在研究時運用了較為豐富的資料，或采用中國政府公布的數據，或通過實地調研收集相關資料，力求使研究結論更為客觀公正。亦有學者不局限于單一學科的研究方法，將多學科方法交叉使用，促進了中國農業農村研究的深化。第四，具有較為強烈的務實主義研究動機。海外學者對中國的研究多以現實的戰略訴求為出發點，對中國農業農村現代化的研究也不例外，他們試圖分析中國的農業農村發展現實與相關戰略對他國或世界的影響，以期制定相應的對華政策，或通過總結經驗為特定國家或地區提供借鑒。
研究的貢獻與局限之處 一方面，海外學界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國內學界的不足，有助于我們更加全面、客觀地理解中國式農業農村現代化的發展。總體來看，多數學者都能秉持相對客觀的態度對中國式農業農村現代進行研究，并有學者進一步提出了“使環境政策工具多樣化、加強對返鄉青年的政策支持”等中肯建議，為我們完善相關政策提供了參考。另一方面，我們也應注意到，囿于“西方中心論”的研究成果仍然存在，仍有少數學者存在“立場現行”的問題，脫離中國歷史與國情談中國問題。同時，還有少數學者缺乏辯證思維，片面夸大中國農村發展進程中的問題與挑戰，從而忽略了中國農業農村發展的總體積極面相。
德國哲學家尼采認為：“我們越是善于讓更多的眼睛、各種各樣的眼睛去看同一事物，我們關于此事物的‘概念’，我們的‘客觀性’就越加全面。”海外學者的相關研究啟發我們：第一，應拓寬研究視野，高度重視海外學者對中國農業農村現代化的研究，及時追蹤國外研究動向，積極融入世界學術共同體。在準確把握他者研究中國農業農村現代化的社會歷史條件、動機與目的的基礎上，既汲取合理的觀點、理論與方法，又保持高度的鑒別能力，警惕其中的錯誤言論，并對誤解與抹黑之處予以針對性回應與批駁。第二，應努力構建一套既符合中國實際、又融通中外的話語體系。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在解讀中國實踐、構建中國理論上，我們應該最有發言權。”為此，我們應牢牢把握主動權，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下，積極做好中國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歷史、理論與實踐的對外學術闡釋工作，生成既具有中國標識又具有全人類共同價值的鄉村振興理論和概念，提升中國話語的說服力與影響力。
［作者簡介］陳奕濤，博士研究生，華東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24年第3期，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