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成功召開實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這次全會不僅在新中國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在國際上也產生了強烈反響。早在為全會召開做準備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期間，鄧小平便多次向國際友人介紹中共中央工作會議情況，一些國外媒體還報道了會議內容。如1978年11月26日，鄧小平會見佐佐木良作率領的日本民社黨第二次訪華團后，日本時事社便將鄧小平關于中國國內形勢問題的談話概括為19條進行了報道。11月27日，鄧小平在接受美國專欄作家羅伯特·諾瓦克訪談時表示：“我們現在開的會主要是議論如何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問題……搞四個現代化，這是我們會議的中心問題”。11月29日，鄧小平在會見竹入義勝率領的日本公明黨第七次訪華團時再次指出：“北京正在召開的最高領導人會議，主要是討論四個現代化問題”。可見，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召開期間，部分國際友人已經通過與鄧小平的交流初步了解了有關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籌備情況。這對擴大全會的國際影響、加深國際社會對中國國內形勢的了解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
正是基于全會產生的廣泛國際影響，21世紀以來，隨著國際學術交流的增進和檔案文獻的陸續公布，部分學者開始將全會置于更為廣闊的國際視域下展開研究和探討。陶季邑考察了自1978年底以來美國學術界運用文獻分析、比較研究和數量分析等方法，對全會的召開背景、主要內容、歷史意義等問題進行的探討和評析。段煉探究了全會召開前后，蘇聯對中國的社會性質、國內政策和外交戰略等方面做出的評價。此外，全會召開以來鄧小平的政治、經濟和改革開放思想等也是國際社會的研究熱點之一。如成龍梳理和考察了20世紀70年代末至21世紀初海外研究鄧小平及其理論的歷程、代表人物、主要成果和基本觀點。
總體來看，上述著述拓寬了學界對于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研究思路，豐富和深化了研究內容，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但是，這些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一是在研究對象上，研究美國和蘇聯關于全會報道的較多，關注其他國家相關報道的較少；二是在研究時限上，考察20世紀80年代后全會國際傳播情況的著述較多，探討全會召開期間和閉幕之初所產生國際影響的著述較少，諸如全會最初是如何在國外傳播的、哪些會議內容受到國際社會重點關注等問題至今未有學理性解讀。厘清上述問題能夠為今天更好地認識全會產生的初始國際反響，為把握改革開放起步時期的各方關切提供有益視角。鑒于此，本文基于新華社出版的《參考消息》、英國國家檔案館館藏檔案和蘇共中央機關報《真理報》等相關文獻資料，對1978年底至1979年初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國際傳播和國際評價情況進行梳理，以期加深學界對全會歷史影響的理解，進一步深化新中國史研究。
主要議題的傳播：工作重點轉移和改革開放決策的國際反響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停止使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口號，決定“及時地、果斷地結束全國范圍的大規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幫’的群眾運動，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和全國人民的注意力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這是全會最偉大的歷史功績之一。在此基礎上，全會根據新的歷史條件和實踐經驗，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經濟措施，做出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對全會的上述決定，國際社會給予高度關注，海外媒體及時做出報道和分析評論。
1978年12月23日，法新社在會議公報發布之后便發文指出，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閉幕后，“現代化政策將作為一九七九年總的政治任務來取代批判已故的林彪和‘四人幫’的運動。那個運動已經‘勝利’結束”。這是國際上較早述及這一議題的報道。12月24日，日本時事社和共同社分別以《為實現“四個現代化”重整陣容》《三中全會強調安定團結，是走向現代化的跳板》為題發表評論，將全會做出的轉移工作重點的決定視為會議的“主要議題”和“最大特點”，強調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要議題是總結批判‘四人幫’運動，從明年起，把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全會“最大的特點是決定從一九七九年開始把一直傾注于批判四人幫、林彪的能量全部集中于現代化建設上”。應該說，日本媒體的上述觀察大體反映了全會的情況，是敏銳而客觀的。除公開的新聞媒體外，1979年1月16日，美國對外廣播新聞處在一份名為《關于中共高層人員調整的內部消息》的文獻中也提到，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將整個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終止大規模的群眾政治運動，不再發動“文化大革命”，這次工作重點的轉移是一種戰略轉移。可見，全會閉幕后不久，會議做出的轉移工作重點的決定便在國際上迅速傳播開來。此類評述反映出，早在會議閉幕之初，一些國家就已經認識到該決定在全會各項議題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可能產生的深遠影響。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強調，要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改變同生產力發展不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積極發展同世界各國的經濟合作，采用其先進技術和先進設備。全會做出的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也在國際上得到廣泛傳播。1978年12月24日，日本共同社刊發題為《中國將把重點放在重建經濟上》的電文，指出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經濟政策上的重點是制訂推進農業生產的措施和把經營管理的自主權交給地方或企業，并從充分發揮中央、地方、企業和勞動者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的目的出發，明確將在國家的統一計劃指導下，給地方和企業以更多的經營管理自主權。“這些發展農業生產的措施和給地方和企業以經營管理自主權的做法，無疑將成為實現四個現代化的關鍵。”該電文是這一時期介紹全會經濟改革政策的較有代表性的一篇報道。
作為全會最重要的內容之一，對外開放政策也受到各國熱議。1978年12月23日，德新社發表評論指出，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肯定了黨和國家領導人提出的對外方針政策。“公報說，中國將擴大同其他國家的合作，努力采用西方的先進技術和設備……中央委員會的決定打消了切望同中國做生意的外國商人的最后一點顧慮。”英國國家檔案館館藏的一份名為《中國向西方開放》的文件提到了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制定的外交政策較以往發生了明顯變化。中國領導層在與西方和日本合作、追求經濟現代化的過程中所展現出的團結和自信，超過了一年前的預期。總體上看，全會閉幕之初，改革開放這一歷史性決策受到美國、英國、日本等多國關注，與之相關的各項舉措也成為這一時期國際社會觀察中國政策走向的重要窗口。
除美國、英國、日本等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外，社會主義國家蘇聯也密切關注全會轉移工作重點的決定和實行改革開放的決策。1978年12月24日、28日，《真理報》兩次刊文提及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宣布結束揭批林彪和“四人幫”的大規模群眾運動，決定從1979年開始將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以及全會公報肯定了中國現任領導層的外交政策，并考慮了中美關系正常化的問題。然而，對全會的上述決定，受當時國際形勢與中蘇關系影響，在有關全會主要議題的認識上，蘇聯方面未能做出比較公允且符合實際的分析和評價。
總之，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閉幕之初，全會做出的轉移工作重點的決定和改革開放這一歷史性決策在國際上產生了廣泛影響。圍繞這些議題，國外媒體、機構均發布了一系列報道和評論。其中，多數報道客觀真實地反映了會議實況，對推動全會在國際上傳播、加深各國對全會內容的了解發揮了重要作用。
“不能抹殺毛主席的功績”：國際社會有關全會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報道
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期間，如何認識和評價毛澤東、如何對待毛澤東思想的問題引發了與會代表的熱烈討論。由于該問題不僅事關中國共產黨的思想路線，也事關改革開放和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全局。因此，自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召開以來，國際社會便密切關注全會討論動向，及時發布相關的報道和評論，從而推動了全會的這項議題在國際上廣泛傳播。
早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召開期間，一些國外媒體即已注意到與會代表正在進行的有關真理標準問題和毛澤東思想的討論。1978年11月23日，法國《紅色人道報》發表的《中國：關于毛澤東思想的討論》一文指出，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對如何“評價毛澤東思想、理論和實踐的關系、認識的過程等問題”展開“重大辯論”。這場“重大辯論”的目的“絕不象某些報紙硬說的那樣，是意味著背離毛澤東思想”。作為法國馬列主義共產黨的機關報，《紅色人道報》對這場討論的評析是獨到且有見地的。12月11日，美國《號角》周刊刊登的一篇題為《中國號召“解放思想”》的文章與《紅色人道報》觀點一致。該文通過駁斥近幾周《紐約時報》的巴特菲爾德、《華盛頓郵報》的馬修斯、《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的圣奧里茨等記者和一些中國問題觀察家所宣稱的“中國正在拋棄毛澤東的革命教導，以便走上一條‘溫和的’、‘講求實際的’和‘資本主義的’道路”等觀點，強調“由中國共產黨和它的領導人推動的當前這一斗爭的目的，是要使群眾擺脫已經證明是妨礙國家進步的過去的思想枷鎖”，“拋棄馬克思主義的敵人所提倡的迷信，決不表明拋棄了馬克思主義本身”。可以看出，無論是《紅色人道報》還是《號角》周刊，都比較準確地把握了這場討論的實質。但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尚未結束時，會場上的討論已經引發了部分國外媒體對毛澤東思想在中國共產黨內的指導地位是否已經受到質疑的猜測。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高度評價了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充分肯定了必須完整、準確地掌握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這實際上是對粉碎“四人幫”，特別是關于真理標準問題討論開展以來，國內外有關中國共產黨要不要否定毛澤東、要不要繼續堅持毛澤東思想，以及如何堅持毛澤東思想等重大思想理論問題的明確回應。因此，全會的上述內容自然成為國際社會討論的熱點話題。1978年12月23日，日本共同社發布電文強調，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肯定了毛澤東的功績，與會代表一致認為沒有缺點和錯誤的領袖是不存在的。“這大概是已經取得了一個共同認識的結果，就是說對于爭取實現四個現代化的中國來說，現在首要的是‘安定、團結’，要保證這一點，毛主席這個‘精神支柱’是不可缺少的。”12月24日，日本《東京新聞》刊登題為《三中全會決定推進現代化路線，突出安定團結，“不能抹殺毛主席的功績”》的述評，認為在全會的各項決定中，首先引人注目的是強調“不能抹殺已故毛澤東主席的功績”。“重新檢查毛澤東思想的活動，如果走錯一步，就孕育著可能引起黨內混亂的因素。作為黨中央來說，一方面承認在毛主席過去的實際活動中曾經有過錯誤，但是又‘不能抹殺他的功績’。這一天發表的公報表明，（三中全會）已以這種觀點統一了意志”。除日本媒體外，英國國家檔案館館藏的一份名為《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會公報：進一步的意見》的文獻也指出，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雖未對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做出最終評價，但肯定了毛澤東的功績，維護了毛澤東的權威，并贊揚了其在1949年以前采取的靈活的政治方式，這反映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層對安定團結政治局面的重視。國際社會立足于中國要發展現代化和保持穩定等現實因素，普遍表現出對全會上述決定的理解態度。因此，如果說在全會召開期間，各方在中國共產黨如何對待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這一問題上還存在爭論的話，那么公報的發布則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他們在該問題上的分歧。
這一時期，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和南斯拉夫也密切關注全會公報有關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評價。1978年12月25日，南斯拉夫《政治報》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決定和評價》為題，刊登了該報駐北京記者蘭契奇的一篇評論。評論指出，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關于毛澤東的評價是“符合實際的和符合中國的實際政治需要的”，因此“具有深遠的意義”。然而，同為社會主義國家的蘇聯卻與南斯拉夫的態度有所不同，在報道全會公報有關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方面的內容時，蘇聯媒體沿襲了與介紹全會工作重點轉移時所采取的態度。
總之，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中有關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評價問題引發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相關報道反映出在歷史轉折時期，中國共產黨如何評價毛澤東，如何堅持毛澤東思想是各國理解、觀察中國政治不能回避的重要問題之一。全會公報涉及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論述回應了部分國家媒體的猜測，其國際反響總體上是積極的。
“為實現四個現代化重整陣容”：中央領導機構人事調整的國際傳播
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開幕后不久，部分與會代表提議進行人事調整。中共中央接受各方面建議討論了人事問題后，決定擬增補陳云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增補鄧穎超、胡耀邦、王震為政治局委員，增補黃克誠、宋任窮、胡喬木、習仲勛等為中央委員。這些人事安排在緊接著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審議通過。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的人事醞釀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有關人事安排的決定，成為這一時期國際社會關注的又一焦點。
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召開期間，隨著歷史遺留問題的處理和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深入，中央領導機構人事調整的問題被提上議事日程。會上，幾位領導人的職務變動情況引起了國際社會的極大關注。為妥善地處理人事問題，回應國際社會的關切，1978年11月27日，鄧小平在聽取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各組召集人匯報時表示：“現在國際上就看我們有什么人事變動，加人可以，減人不行，管你多大問題都不動，硬著頭皮也不動。這是大局。”這是鄧小平較早就國內外普遍關心的人事問題，尤其是受到批評的幾位領導人將被如何處理的問題發表意見，實際上也表達了中共中央在該問題上的基本態度。因此，當他將中共中央工作會議情況和中共中央在人事問題上的考慮告知美國與日本友人后，兩國媒體均做了重點報道。11月28日，美國《華盛頓郵報》以《會見中國的鄧小平》為題，刊載美國專欄作家羅伯特·諾瓦克和羅蘭·埃文斯從北京發回的一篇報道。該報道指出，鄧小平“在一次單獨接見中向我們兩人證實，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正在這里開會……會上批評了一些人，但是主要是與國家的現代化計劃有關。他說沒有清洗任何人”。11月29日，即鄧小平會見竹入義勝率領的日本公明黨第七次訪華團的當天，日本時事社、共同社均報道了會談情況。時事社梳理了鄧小平對該訪華團發表的談話要點，認為在鄧小平看來，“輕率地變動人事是不好的。現在需要的是安定團結。一切措施都必須有利于安定和團結。關于這一點，從中央到地方的領導人百分之百地一致同意”。與該觀點類似，共同社發表的題為《以“安定團結”為指針》的電文也指出，鄧小平向國內外表明，“目前正在開會的黨中央重要會議決定不更動領導一級人事，堅定地以‘安定團結’為根本，向現代化前進”，“這種溫和而慎重的政策才是現在的黨中央的特色，也是使中國群眾有一種安定感的重要因素”。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召開期間，鄧小平基于“給人民、給國際一個安定團結的形象”的現實考慮，不但高度重視妥善處理人事問題，而且還在外事活動中表達了中共中央對該問題的基本態度。結合《鄧小平年譜》等文獻的記載及其他已有研究可知，國外媒體對這一問題的報道和解讀是基本準確的。
除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的人事醞釀外，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根據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和全會上多數代表的意見，在人事方面所做的調整也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關注。1978年12月23日，即全會閉幕后的第二天，路透社、時事社、美聯社等媒體均及時做出報道。路透社指出，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宣布擴大黨的最高領導層。“黨的領導增補人一事表明，中國堅定地決心走已故的周恩來確定的實現工業現代化的道路……鄧穎超升到政治局象征著要執行周的政策，而王震的提升進一步表明，黨決心按照合理的方針管理經濟——現在叫做新長征。”時事社認為，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恢復了原副主席陳云的職務，在黨內排列順序是第五位，是副主席。此外，增選的政治局委員新成員有鄧穎超、胡耀邦和王震，保證了‘安定團結’”，領導層的變動“為從明年開始正式實現‘四個現代化’而調整了陣容”。顯然，無論是路透社還是時事社，都意識到了領導層的變動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這一工作重點之間的內在關聯。除路透社和時事社外，美聯社和曼谷《中華日報》也從實現四個現代化的角度高度評價了全會選出的新領導層，指出“中國黨的政治局新委員將大大加強現領導加速‘四個現代化’的方針”，“陳云等進入政治局這一人事上的重要安排，反映了兩項事實，一是順應民情，一是將致力于經濟全面發展”，他們“深得民心且多數為經濟專才，現經復出，正是朝向全國大治發展的有力證明”。由上可知，全會閉幕之初，一些國外媒體不但迅速知悉了會上的人事安排，而且還充分肯定了新領導層對經濟社會發展所能起到的作用。
中國共產黨的人事安排歷來是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鄧小平在談到全會的人事問題時曾指出：“要以大局為重。外國人對其他事沒興趣，主要看中國安定不安定。中央的人事問題，任何人都不能下，只能上。”這些意見為做好全會的人事安排，從組織上加強中央領導機構提供了基本遵循，在國際社會有關全會人事安排的報道中也得到了充分彰顯。整體上看，絕大多數國外媒體都對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的人事醞釀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有關人事安排的決定進行了如實報道和比較客觀、恰當的評述。
“一次非常重要的會議”：國際社會對全會歷史影響的研判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閉幕后不久，國際社會在分析各項議題的基礎上，對全會可能產生的歷史影響也做出了研判。有媒體認為，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重要性可以與著名的遵義會議相提并論。另有媒體表示，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做出的一系列決定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將產生的影響可能會比新中國成立以來的任何事件都要大。相關論述林林總總，不一而足。具體而言，在國際社會看來，全會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全會是中國走向現代化的正式開端
如前所述，全會做出的轉移工作重點的決定及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在國際上產生了強烈反響。因此，國際社會評估全會影響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將其視作中國走向現代化的正式開端。1978年12月23日，法新社發文指出，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使得中國開始進入了一個‘深入和廣’的經濟革命時期”，“標志著為中國的新的現代化政策打開了綠燈”。這一評論十分形象地揭示了全會在開啟中國現代化進程方面所具有的標志性意義。12月23日、24日，日本共同社連續發表評論指出，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果斷決定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從這個意義上說，這次會議是中國“走向現代化的正式開端”，是中國“走向現代化的真正的跳板”。此外，1978年歲末之際，路透社報道說，中國將“懷有信心在比較開明的氣氛中進入一九七九年”，因為“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十二月舉行的一次會議上……使中國切實地走上了發展經濟和發展工業的道路”。可見，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轉移工作重點的決定及其做出的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大大提升了國際社會對中國將致力于現代化建設的認可度。因此，全會結束后不久，一些國外媒體便高度評價了這次會議對中國現代化進程的重要意義。
（二）全會將使中國實現復興
一些國外媒體在突出全會對中國現代化進程的重要意義基礎上，還認定全會將使中國實現復興。1978年11月29日，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刊登的專稿表明，1949年以來，中國一直處于孤立狀態，現在又開始前進了。“中國正逐漸向世界敞開大門，渴望同外國人交朋友、做生意和獲得技術。而世界各地的人似乎也都涌向中國的大門。”“中國人民看來正懷著一種新的自信心在前進。”“經過三十年之后，中國終于有了轉機。再過三十年，擁有計算機、電子儀器、無數勞動力和動力能源的中國，看來注定將成為世界強國。”12月22日，該報刊登的《一九七八年：中國重新崛起的一年》一文持相近觀點，強調對中國領導人來說，1978年是最好的一年。“中國重新崛起，成為一支活躍而重要的力量，這是一九七八年世界事務的顯著特點。經過一個世紀的消極被動、外國統治和內亂之后，中國已在一九七八年成為團結一致、抱有信心和取得成就的國家了。”這兩篇文章雖然均未直接提及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但其內含的意義不言自明。除美國媒體外，12月26日，南斯拉夫《戰斗報》以《“極左”在中國結束》為題，刊登了南通社駐北京記者諾瓦契奇的報道。報道總結了全會的意義，認為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部活動的中心是‘社會主義現代化’。這一術語意味著中國的實質性的復興——經濟上、政治上、組織上和理論上的復興”。這就更加明確地闡明了全會在新中國歷史上的深遠意義。
（三）全會將改變世界的平衡
國際社會除強調全會對中國自身的影響外，還分析了全會對世界格局可能帶來的變化，總體上認為這次會議將改變世界的平衡。1978年12月26日，法新社發布的題為《世界經濟年》的年終專稿稱，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后，“中國巨人”逐漸蘇醒，而西方卻每況愈下。“大西洋，已過時了……在太平洋一邊，今后什么都將會發生。”“全球的經濟重心現在向太平洋沿岸的亞洲轉移。”12月29日，法國《十字架報》刊登的題為《中國年》的文章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一九七八年，是中國年。因為，正是在北京所發生的一切在未來會從根本上改變世界的平衡。”可見，伴隨著中國現代化進程的重新開啟及中國在經濟、政治、文化等領域逐漸步入正軌，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結束之初，國際社會就已經預見到這次會議對世界格局可能產生的影響。
綜上所述，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結束后不久，一些國外媒體即從現在與將來、中國與世界等不同維度分析和展望了全會的歷史影響，認為全會是中國走向現代化的正式開端，將使中國實現復興，并將改變世界的平衡。上述各方報道是全會國際反響的集中寫照，為今天我們理解全會的重要性提供了一個“他山之石”的視角。
余論
以上有關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國際傳播和國際評價情況反映出，全會召開期間及閉幕之初，國際社會始終表現出對全會的濃厚興趣，圍繞其轉移工作重點的決定和做出的改革開放決策，有關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評價，在人事上的調整和變動等議題發布了一系列電文、專稿和評論。整體上看，多數國家的媒體都能以比較客觀的態度報道會議內容，并有預見性地分析和評估全會的歷史影響。相關報道為今天我們把握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國際傳播的基本面相，歷史地感受全會產生的初始國際反響提供了基本素材，對深入理解改革開放起步時期中國面臨的國際環境也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盡管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升了國際社會對中國發展前景的期待，但在一些國外媒體和機構看來，預期的實現是有條件的，一些尚未得到證實或需在實踐中繼續加以檢驗的因素仍左右著他們對未來中國的預判。例如，部分西方媒體和機構對中國共產黨領導層的穩定性及其政策的延續性就心存疑慮。1978年12月22日，美國《國民評論》雙周刊在肯定全會將給中國帶來“激動人心的深刻變化”的同時表示，“由于三十年來劇烈動蕩的、幾乎是反復無常的局勢，所以誰也無法肯定，明天若換了一批高級官員，整個做法是否又會被顛倒過來，或者加以升級”。1979年1月22日，加拿大駐北約代表團所寫的題為《中國領導層的穩定性》的評估報告也認為，黨的領導的持續穩定是評估中國共產黨能否成功實現現代化目標的關鍵因素。根據中國政治制度的性質，權力斗爭和動蕩的可能性總是存在的。如果現有人物和關系的平衡發生重大變化，那么目前正在推行的一些以務實為基礎、但意識形態上受到質疑的政策很可能會被重新評估。這些都反映出中國領導層的穩定與否對國際社會預測中國發展前景有明顯影響。此外，在部分西方國家看來，中國在現代化進程中面臨的困難和壓力也不容小覷。1979年1月4日，英國駐華大使館所擬的一封致該國外交和聯邦事務大臣大衛·歐文的信中表示，對中國來說，1978年是開啟現代化和向西方開放的一年。在這一年，中國發生了快速的變化。但這些變化也預示著在這個龐大國家進行的現代化建設或許會伴隨著一些政治和經濟壓力。可見，全會結束后不久，美、英等西方國家已經對可能影響中國實現現代化目標的不確定因素進行了評估。
盡管如此，由于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升了中國的國際影響力，一些國家開始重新審視對華政策。英國國家檔案館館藏的一份文件就指出，中國放棄其“孤立主義”政策后發展勢不可擋，展望未來，我們需要審視與中國的關系是否應該以短期合作為基礎，并評判中國將是世界上持續穩定的力量，還是將變得更具侵略性。在涉及對華關系問題上，蘇聯的對華政策也是不容忽視的影響因素。聯邦德國基督教民主聯盟—基督教社會聯盟聯邦議院議會黨團外交政策工作小組主席馬克斯就撰文說，中國與西方的共同合作對蘇聯領導人來說是一個打擊。“蘇聯在窘迫之感干擾下，將會考慮其反擊的步子。這可能是激烈的步子。要是這樣的話每個西方人都必須沉得住氣和保持冷靜。”換言之，如果想要在發展并擴大與中國的實質性關系的同時，不危及西方的長期戰略利益，相關國家就必須充分考慮蘇聯對中國通過加強與西方世界的接觸增強其經濟實力甚至是軍事力量的容忍度。
2021年11月11日，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指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劃時代的，開啟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可以說，全會召開期間和閉幕之初所產生的國際反響就是這一劃時代意義的生動注腳。全會做出的一系列決定使中華大地發生了根本性變化，深刻影響了當代中國社會發展進程和世界格局的變動。其具有的里程碑、標志性和轉折性意義也必將隨著時間的推移愈益彰顯。
［作者簡介］吳文瓏，法學博士，副教授，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共黨史教研部。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23年第3期，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