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50年10月，在朝鮮黨和政府的請求下，肩負著祖國和人民的重托，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偉大的抗美援朝戰爭，抵御了帝國主義侵略擴張，捍衛了新中國安全，保衛了中國人民和平生活，穩定了朝鮮半島局勢，維護了亞洲和世界和平。這場戰爭是在交戰雙方力量極其懸殊條件下進行的一場現代化戰爭。在這場反侵略的正義戰爭中，廣大中國人民志愿軍同擁有世界上最先進裝備的美軍交戰，這促使新中國軍隊的現代化建設大大加速，武器裝備邁入現代化的進程也由此起步。
［關鍵詞］抗美援朝戰爭；新中國；武器裝備；現代化；國防工業
新中國成立70多年以來，尤其是進入新時代以來，我國國防工業的發展已取得舉世矚目的輝煌成就，各種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武器頻繁亮相，贏得國內外的廣泛贊譽。回顧歷史不難發現，新中國國防工業完全是在舊中國留下“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其取得的一次次跨越時代的發展絕非易事。而75年前中國人民志愿軍（以下簡稱志愿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正是我國武器裝備現代化建設的起步。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7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明確指出的：“這是以正義之師行正義之舉。”“經此一戰，中國人民粉碎了侵略者陳兵國門、進而將新中國扼殺在搖籃之中的圖謀，可謂‘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帝國主義再也不敢作出武力進犯新中國的嘗試，新中國真正站穩了腳跟。”這場反侵略的正義戰爭也促使新中國軍隊的現代化建設大大加速。彭德懷在抗美援朝戰爭結束后曾感慨，武器裝備在“短短幾年超過了舊中國幾十年的建設”。確實，通過這場全新的戰爭實踐，黨和國家領導人大大加深了對國防現代化重要性的理解，對此后幾十年間的中國國防建設產生了重大影響，武器裝備邁入現代化的進程也由此起步。
一
一個國家的武器裝備水平，是由自身工業化水平及對外引進的能力所決定的。近代中國在世界發展的大潮中錯過了工業化時代，絕大多數地區在全國解放前夕還停留在農業自然經濟狀態：在結構上，當時中國社會總產值的90%為農業，工業產值只占10%；工業結構中輕工業所占比重90%以上，機械工業所占比重不到10%。中共中央從最后一個“農村指揮所”西柏坡進京前，1949年3月，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就明確指出：“中國還有大約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分散的個體的農業經濟和手工業經濟，這是落后的，這是和古代沒有多大區別的，我們還有百分之九十左右的經濟生活停留在古代”。與此同時，舊中國軍隊的武器主要來自國外，而列強在對華欺凌時也多售賣一些雜七雜八的武器，導致軍隊的裝備被稱為“萬國武器博物館”。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徹底結束了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徹底結束了舊中國一盤散沙的局面，徹底廢除了列強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和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一切特權，實現了中國從幾千年封建專制向人民民主的偉大飛躍，實現了中國高度統一和各民族空前團結，中華民族發展進步從此開啟新紀元。不過，受國家經濟、科技落后的制約，人民軍隊的裝備還十分落后。據曾擔任毛澤東專職攝影師12年的攝影家侯波回憶：“開國大典那天，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足足站了6個小時沒有休息。宣告新中國成立、廣場上萬眾歡騰、受閱的三軍部隊依次通過”。侯波在鏡頭里發現，“毛澤東的表情始終凝重”。因為受閱的武器裝備還很落后：日制九七式“老頭坦克”、150毫米“花炮”、德制七九步槍、捷克式輕機槍。受閱的武器是“萬國牌”，很多還是別國淘汰的舊品。一輛裝甲車正行駛到天安門西側，突然因為機械故障熄了火。后面裝甲車里的戰士急中生智，趕快把自己這輛車開上前去，頂住前面開不動的車，一直頂到西長安街。這個過程，城樓上的毛澤東看得清清楚楚，這已經是人民軍隊手中最好的裝備了。當新組建的人民解放軍空軍戰機飛過廣場上空，毛澤東臉上露出了笑容。那天的心情，毛澤東后來說：“又愉快又不愉快”；“中國解放我是很高興的，但是總覺得中國的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因為中國很落后，很窮，一窮二白”。
上述武器裝備落后的情況在新中國成立后并不能很快扭轉，這主要受經濟技術水平低下等諸多因素的制約，突出表現就是舊中國留下的“爛攤子”。據統計，1950年，中國的粗鋼產量只有60萬噸，工農業總產值僅為100億美元；而美國的鋼產量是8772萬噸，工農業總產值2800億美元。同年9月25日，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在全國戰斗英雄代表會議和全國工農兵勞動模范代表會議上致的祝詞中就明確提出：“中國必須建立強大的國防軍，必須建立強大的經濟力量，這是兩件大事。”然而，當時既需要抓緊推進工業化建設，又迫切需要裁減軍隊，壓縮國防開支以恢復經濟。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前，黨和政府一直把恢復國民經濟擺在第一位。近年來公布的材料也證實，1949年末毛澤東訪蘇同斯大林會談時，都認為近期不可能發生兩大陣營間的大規模戰爭。12月16日，毛澤東與斯大林進行會談。他對斯大林表示：“目前最重要的問題是保障和平問題。中國需要三至五年的和平時間，以便用來把經濟恢復到戰前水平和穩定國內局勢”。斯大林認為：“中國目前并不存在直接的戰爭威脅。和平取決于我們的努力。如果我們齊心協力，不僅能夠保障五至十年的和平，而且能夠保障二十至二十五年，甚至更長時間的和平。”毛澤東在1950年6月上旬召開的中共七屆三中全會上仍表示：“新的世界戰爭是能夠制止的”。基于這一認識，新中國軍事工作的重點就包括準備解放臺灣等。
1950年6月25日，朝鮮內戰爆發。美國政府從其全球戰略和冷戰思維出發，作出武裝干涉朝鮮內戰的決定，并派遣第七艦隊侵入臺灣海峽，“阻止對臺灣地區的任何進攻”，公然干涉中國內政，阻撓中國的統一大業。美國還操縱聯合國安全理事會通過決議，組成以美國軍隊為主，英、法等15個國家有少量部隊參加的“聯合國軍”，擴大侵朝戰爭。美軍無視中國政府的一再警告，悍然越過南北分界的北緯38度線（通稱三八線），直逼中朝邊境的鴨綠江和圖們江。美國試圖擴大其在亞洲的軍事干預，打斷了新中國原定的建設規劃。胡喬木曾回憶：“事實上，我們出兵的決策是很難下的。”“我們出兵是迫不得已，非常不情愿的。老實講，當時內戰剛剛結束，我們國內一大堆問題，我們絕不可能鼓動朝鮮發動戰爭。”也正如毛澤東1951年10月23日在全國政協一屆三次會議開會詞中所指出的：“大家都明白，如果不是美國軍隊占領我國的臺灣、侵略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和打到了我國的東北邊疆，中國人民是不會和美國軍隊作戰的。”由此可見，抗美援朝戰爭確實是我國不得已而為之，而這又與綜合國力尤其是軍事裝備力量薄弱有很重要的關系。
總之，從朝鮮戰爭爆發前中國國防建設的總體情況看，軍事建設的基本目標并未考慮到即將爆發的這場戰爭，建設一支世界先進的新中國國防軍的理想還僅作為遠景目標而未制定具體規劃。
二
1950年10月的上半月，中共中央書記處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澤東主持下進行多次、反復的討論，最后決定出兵朝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認為：“應當參戰，必須參戰。參戰利益極大，不參戰損害極大”。毛澤東指出：“我們采取上述積極政策，對中國、對朝鮮、對東方、對世界都極為有利；而我們不出兵讓敵人壓至鴨綠江邊，國內國際反動氣焰增高，則對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對東北更不利，整個東北邊防軍將被吸住，南滿電力將被控制”。從朝鮮戰爭爆發到決定出兵朝鮮，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在軍事裝備方面做了較多準備。
朝鮮戰爭爆發以后，一方面，中共中央仍然希望不影響國民經濟恢復的大局，繼續復員陸軍。據海軍司令員蕭勁光回憶：“六月三十日，即朝鮮戰爭爆發后的第五天，周恩來總理把我找去，向我轉達了中央對當時形勢發展的估計和我國的態度。他說……我們軍隊的打算是：陸軍繼續復員，加強海、空軍建設，打臺灣的時間往后推延。”同日，《中央軍委、政務院關于人民解放軍一九五〇年復員工作的決定》中也明確指出：“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已基本結束，除臺灣和西藏尚待解放仍有嚴重的戰斗任務外，全國已開始進入經濟建設的新階段，人民解放軍也將隨之從戰爭狀態下轉入正規建軍的新時期。在國家生產建設開始時，人民解放軍既必須進行一部分復員，去參加國家經濟建設工作，以幫助國家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又必須繼續加強國防軍的建設，以捍衛人民祖國。這就是巨大的、光榮的雙重任務”；“復員工作的總原則，是服從國家經濟建設與國防軍建設的需要，并使二者聯系起來”。
另一方面，緊鄰朝鮮的我國東北地區迅速增強了兵力，加強了備戰。朝鮮戰爭爆發前，我國東北地區因為三面環繞友好國家，因此在兵力配備上較弱。1950年7月13日，中央軍委決定組建東北邊防軍，未雨綢繆，使中國在戰略上處于主動地位，從此將戰略重點向中朝邊境轉移。同時，為了適應形勢的需要，中央軍委還作出了加速特種兵建設的決定，立即增編4個飛行團、3個戰車旅、18個高射炮團和10個軍的隊屬炮兵。為保障大城市和工業基地安全，中央軍委還制定了防空計劃，將空軍第4混成旅，部署于上海擔負防空任務；將15個高射炮團和1個探照燈團，分別部署于沈陽、鞍山、本溪、北京、天津、南京、上海、杭州、廣州等地，擔任對空防御，并將東北地區南部的部分工業設備和戰略儲備物資向北部遷移。此外，為入朝作戰，各軍兵種編制的規劃也有很大變化，如海軍停頓了多數建設項目而讓出經費給空軍。雖然各兵種在年底之前未能完成原定的組織訓練任務，但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為志愿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提供了保障，同時也為新中國的國防事業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從1950年7月起，毛澤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就在反復研究如何抗擊美國侵略。此時，在冷戰格局中勉強與美國形成對抗一極的蘇聯在實力上弱于美國，因而在朝鮮問題上退縮到第二線，希望中國能站到“抗美”的第一線。蘇聯同意有償地向中國提供武器裝備，并根據《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以空中力量掩護中國國內部分地域，這給中國出兵抗美援朝創造了一定的有利條件。10月2日，毛澤東在給斯大林的電報中提出：“我們決定用志愿軍名義派一部分軍隊至朝鮮境內”。從國際法的角度來看，這一做法有利于避免將戰爭擴大到中國境內。
為了解決出兵朝鮮的急需，志愿軍入朝時中央確定了對技術兵種“邊打邊建”的方針，在財力物力有限的情況下又以空軍、炮兵（包括高射炮兵）為重點。入朝的第一批志愿軍雖使用現有裝備，但同時又要求蘇聯提供配套的武器以盡快實現換裝。1950年10月，志愿軍開始入朝作戰，蘇聯援華工作隨之就出現了一個質的提升。正如毛澤東后來指出的：“蘇聯人從什么時候開始相信中國人的呢？從打朝鮮戰爭開始的。從那個時候起，兩國開始合攏了，才有一百五十六項。”志愿軍入朝后，蘇聯提供武器就變得比較順暢，陸軍武器雖然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用過的產品，但空軍還是供應了現役最先進的戰斗機。例如，朝鮮戰爭爆發后，蘇聯第一批提供給中國的噴氣式戰斗機大多是其空軍感到不滿意而開始淘汰的米格-9噴氣式戰斗機，中方剛開始使用就感到在空戰中難以對抗美軍的F-84戰斗機，空軍負責人因此與蘇聯顧問發生了爭吵。斯大林得知此事引發中國的不愉快后，從兩國關系全局考慮馬上表示歉意，并同意無償提供372架米格-15戰斗機。有了這批當時世界上一流水平的戰斗機，新建的中國空軍就能與裝備同檔水平的美軍F-86戰斗機進行對等交鋒。
志愿軍入朝時，蘇聯表示提供的武器費用由中蘇兩國“共同負擔”，即以“出廠價五折”交付。第一批入朝的志愿軍因時間緊迫，仍使用過去在國內繳獲的多國“雜牌”武器，國內又缺乏彈藥生產線，所需子彈、炮彈和部分裝備零件只好以國內“打掃倉庫底子”的方式搜集，幾個月后就感到供應困難。1951年初，蘇聯運到的武器裝備了第二批入朝部隊，年內共有37個步兵師的裝備列裝。這時，因朝鮮人民軍的裝備不足，中方將其中3個師的裝備無償地送給朝鮮人民軍。斯大林得知了此事后決定再無償地送給中國20個步兵師的裝備。在抗美援朝戰爭期間，蘇聯向中國總計提供了64個陸軍師、22個空軍師的裝備，其中大部分算是有償（包括折價）提供的，只有少數是無償提供的。這一時期，中國欠下蘇聯的武器費用為30億元人民幣，按當時比價折合13億美元。20世紀50年代，中國對蘇聯總共欠下57億元人民幣債務，抗美援朝戰爭的武器欠款占其中一半稍多，不過這筆欠款在全國財政支出中所占比例很小。1959年全國的財政支出就為520億元，在50年代每年的還債額只有幾億元人民幣，對蘇還債率只占全國財政支出的1.3%左右。在1960年之前，中國對蘇聯還債33億元人民幣，已將抗美援朝所欠的武器債務還清，可見，武器欠款并未影響中國經濟全局，而且還推動了新中國的武器裝備工業建設。正如1970年毛澤東會見金日成時所指出的：“我看也還是要感謝蘇聯，它總幫助了我們軍火和彈藥嘛，算半價，還有汽車隊呀。”
三
抗美援朝戰爭開始后，為了準備應付嚴峻局面，人民解放軍又增加了兵力，至1951年秋天達到611萬人（包括以志愿軍名義在朝部隊）。同年，國防費用支出在國家財政支出的比例高達48%。當時國家財政支出的排序，第一位是國防，第二位是穩定物價，經濟建設放到第三位。
志愿軍入朝后，前五次戰役中主要靠步兵作戰，雖然取得了許多勝利卻也難以大量殲滅敵軍，并顯示出前線火力不足、后方防空力量差和后勤供應困難的弱點。美國敗退到“三七線”以南后，憑借其雄厚的經濟、軍事實力和先進的技術手段，迅速糾集力量于1951年1月下旬反撲。以美軍為主力的“聯合國軍”的反攻，打破原先許多人存在的“從北到南，一推就完”的樂觀想法。志愿軍采取了機動防御方式，于3月中旬放棄漢城（今首爾）而退往三八線以北。黨和國家領導人對抗美援朝戰爭開始樹立起一個持久思想。考慮到戰爭長期化和國防建設的長遠需要，中國國內需要建立自己完整的軍工系統并建設重工業。1951年秋季，停戰談判有了進展，中共中央強調，要“用一切方法擠出錢來建設重工業和國防工業”。
通過志愿軍入朝后的作戰實踐，中央軍委深切感到不僅要改善裝備，還要克服國內各部隊來源不同造成的制度不統一、裝備雜亂無標準和現代科技文化水平低的缺陷。1951年初，中央軍委成立兵工委員會，組織全國的武器生產，隨后按蘇式裝備標準建立了全軍統一的武器序列，陸續替換過去繳獲的武器。至1955年底，我軍利用進口和國產的武器裝備，共換裝和新裝備了106個步兵師，9個騎兵、守備和內衛師，17個地面炮兵師，17個高射炮兵師，4個坦克、機械化師，33個航空兵師，9個艦艇支隊。中國軍隊在近現代史上首次實現了全軍裝備的標準化、序列化，并由過去幾乎是單一的步兵發展為諸軍兵種的合成軍。
抗美援朝戰爭期間，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央軍委將戰場作為國防現代化建設的課堂，要求全軍部隊輪流入朝作戰，在戰爭中學會掌握新裝備。1952年8月4日，毛澤東在一屆全國政協常委會第三十八次會議上的講話中就明確指出：“現在空軍也有了，高射炮、大炮、坦克都有了。抗美援朝戰爭是個大學校，我們在那里實行大演習，這個演習比辦軍事學校好。”在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上，抗美援朝戰爭是部隊裝備技術進步最快的階段之一。通過這場戰爭，新中國打出了一個實力位居世界前列的空軍，轟出了一個強大的炮兵，并開始全面建設裝甲兵，其他技術兵種也有了很大發展。這種發展，既是我國軍民自己奮斗的結果，也是大力引進和運用國外先進軍事科技成果所產生的效應。
抗美援朝戰爭時期，國家財政支出的一個重要難題是如何處理軍費和經濟建設的關系。1951年底，根據朝鮮戰局的轉變，中央決定人民解放軍再次進行精簡整編。1952年1月5日，毛澤東批準了中央軍委重新制定的《軍事整編計劃》。至10月底，共精簡19個軍部、73個師，近200萬人。全軍總員額減少到420萬左右。與此同時，國家財政支出中的國防費也隨之降低，經濟建設被擺在最突出位置。
經過兩年零九個月的英勇奮戰，1953年7月，抗美援朝戰爭以簽訂停戰協定而結束。在中共中央“邊打、邊穩、邊建”的方針指引下，即便在抗美援朝戰爭期間，我國的國民經濟也得到順利恢復，工農業生產創造了歷史紀錄。抗美援朝戰爭的直接戰費為62億元，1953年停戰時，中國國民收入卻已由三年前的426億元增至709億元，其增長速度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中國出兵朝鮮顯示出堅定的意志和力量，蘇聯為增強盟友力量而提供的援助，又促成了新中國國防工業化基礎的建立。從歷史進程看，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使中國進一步恢復了自鴉片戰爭后100多年間喪失的民族自尊和自信，成為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重要支撐點，也確如毛澤東在出兵朝鮮前所判斷的那樣：“應當參戰，必須參戰，參戰利益極大，不參戰損害極大”。
四
1953年7月朝鮮停戰后，新中國國防建設從此又進入一個新階段，即由建軍的低級階段邁向高級階段。12月2日，彭德懷在全國軍事系統黨的高級干部會議上提出：“在現有的基礎上，有步驟地建設一支強大的現代化的革命軍隊，就是擺在我們面前最根本的任務”。為了擺脫武器裝備長期依賴進口的局面，中共中央決定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全面建設獨立的、門類比較齊全（包括陸海空三軍所需的各種主戰裝備）的國防工業體系。
在抗美援朝戰爭期間，國內開始建設蘇聯援華的156項工程，這是近現代史上罕見的一次工業技術大轉移。蘇聯援助的設備收取了成本費，最重要的技術傳授卻幾乎是免費的。毛澤東出兵朝鮮前認為參戰“利益極大”，這在國家建設方面也得到了充分體現。
歷史事實有力地證明，一個國家要建設強大的技術兵種，必須以提升自己的科技水平和擁有一定的經濟實力為基礎。不過武器技術的進步常常是超國界的，在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和裝備的推動下，一個國家技術兵種的建設也可以較之本國的經濟發展水平產生某種“超前”，對于中國這樣一個經濟落后的大國來說，在一定的條件下追求這種“超前”效應，對于加速國防現代化和保障自身安全，還是很有必要的。當年蘇聯在軍事領域的援華，恰恰起到了一種“超前”作用。在最終真正建設完成的150項蘇聯援華重點項目中，軍工就占了44項，從而達到了人民解放軍陸海空軍主戰裝備的配套生產。這些項目在20世紀50年代后期全部完工，盡管蘇聯于1960年中斷援華，但中國的常規裝備已經能夠自給。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9月，赫魯曉夫擔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1954年9月，以赫魯曉夫為首的蘇聯政府代表團應邀來中國參加建國五周年慶典，10月12日，與中國政府簽訂了關于蘇聯給予中國5.2億盧布長期貸款的協定和關于蘇聯政府幫助中國新建15項工業企業和擴大原有協定規定的141項企業設備的供應范圍的議定書。直到1960年中蘇關系惡化，這段時期是蘇聯向中國轉讓技術、文獻資料的黃金時期。從陸、空、海軍常規武器到戰略尖端武器，無論是出售實物還是轉讓技術資料，多屬于蘇軍現役裝備的技術水平，而且門類齊全，填補了中國諸多方面的空白，為中國軍事工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除了轉讓技術、圖紙和資料外，蘇聯在援助中國系統建立基礎工業幾百個重大項目的同時，還幫助設計軍工企業，派遣軍工專家，加速了中國仿制蘇式武器的發展進程。這是中國軍事工業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全面技術引進，有利于中國軍事工業接近當時世界先進水平。
新中國通過蘇聯援助在國防建設上實現巨大的歷史跨越，不過，20世紀50年代國際上軍事科技的發展又提出了新挑戰。尤其是美國一再對華實施核威脅，中國只有自己掌握尖端武器才能有真正的獨立自主并保障本國安全。1954年10月赫魯曉夫訪華時，毛澤東首次向他提出：“我們對原子能、核武器感興趣。今天想同你們商量，希望你們在這方面對我們有所幫助,使我們有所建樹。”赫魯曉夫聽后馬上婉拒，聲稱我們這個大家庭有了核保護傘就行了，無須大家都來搞它。他又認為中國現在不具備發展核武器的條件，蘇聯只能先幫助培養一些學原子物理的留學生。
盡管蘇聯不大愿意提供核技術幫助，但中國仍決心發展尖端武器。正如毛澤東1956年4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所指出的：“我們現在還沒有原子彈。但是，過去我們也沒有飛機和大炮，我們是用小米加步槍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和蔣介石的。我們現在已經比過去強，以后還要比現在強，不但要有更多的飛機和大炮，而且還要有原子彈。在今天的世界上，我們要不受人家欺負，就不能沒有這個東西。”隨著波匈事件的發生，赫魯曉夫在蘇共黨內地位受到影響，其對中國再次提出幫助發展原子武器的提議才給予了同意答復。1957年10月，中國和蘇聯簽訂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政府關于生產新式武器和軍事技術裝備以及在中國建立綜合性原子工業的協定》（亦稱《中蘇國防新技術協定》）。此后，蘇聯在導彈和原子彈方面提供不同程度的技術援助，對中國原子彈、導彈研制的起步起到了推動作用。但20世紀60年代，中蘇關系惡化后，蘇聯決定撤走專家，中國“兩彈一星”事業受到了一定影響。不過，在黨和政府的堅強領導下，全國“一盤棋”，來自全國各地的大批著名科學家、中青年科研和工程技術人員、管理保障工作者、工人和解放軍指戰員共同努力，密切配合，協同攻關，使我國“兩彈一星”事業取得歷史性突破。1964年6月29日，“東風二號”導彈發射成功，標志著我國導彈事業走上了自主研制的道路；10月16日，我國第一顆原子彈在西部羅布泊試驗場爆炸成功，中國成為世界上第五個自行研制出原子彈的國家。1966年10月27日，中國第一枚導彈核武器發射成功，實現了原子彈、導彈“兩彈結合”。
歷史證明，抗美援朝戰爭結束后，中國在國防建設方面實行常規裝備發展的“補課”時，又把重點轉到發展尖端武器方面，從而能在剛實現一個跨越后又進行了新的跨越，在極端落后的基礎上迅速邁向世界軍事強國之列，這對提高新中國的國際地位和獨立自主地保障自身安全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改革開放后，中國國防工業在獨立研制為主的基礎上，又引進和消化了國外較新的技術，進入新世紀，實現了騰飛并躍居世界先進水平。
綜上所述，回溯抗美援朝戰爭時期及隨后新中國武器裝備的發展歷程，可以看出當時的黨和國家領導人隨著軍事斗爭的實踐，緊跟世界大潮，思想認識在不同階段都出現了飛躍。其中最顯著的特征，就是將國防建設的發展與經濟建設、科技、教育、文化事業發展放在同步并進的位置上，從而揭示了中國國防事業的正確方向，至今仍有重要的指導意義。當年在這一領域的寶貴探索，無論哪一方面的經驗都成為新中國國防事業的寶貴財富，能夠為新一代人提供重要的歷史借鑒。
［作者簡介］徐焰，教授，國防大學。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25年第5期，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