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國在1960年代的邊境戰爭模式
一、問題背景與文獻回顧
相對于冷戰時期的其他年代, 中國在60年代的安全形勢和對外戰略有著明顯的特殊之處。無論是50年代與蘇聯結盟的“一邊倒”戰略, 還是70年代和80年代前期的與美國加強關系和“一條線”戰略, 在兩極格局中, 中國都會爭取其中的一極, 加強與它的戰略關系而反對另一極。但在60年代, 中國的安全形勢表現為中蘇分裂、中美對立, 中國同時與體系中的兩極為敵;在對外戰略上則是以反帝反修的“兩個拳頭打人”戰略為主。
在這種特殊的安全形勢和對外戰略下, 中國與國際體系中的兩個周邊大國 (印度和蘇聯) 之間各發生了一場邊境戰爭。一場爆發于60年代初期 (1962年10月20日~11月22日) , 另一場爆發于60年代末期 (1969年3月2日、15日和17日) ;一場爆發于中國的西南邊境, 另一場爆發于中國的東北邊境。
一方面, 這兩場邊境戰爭有著諸多的不同之處:在戰爭規模上, 中印邊境戰爭無論在參戰人數、傷亡人數、戰爭持續時間和戰爭波及范圍上都要遠遠超過中蘇邊境戰爭。在戰爭對象上, 蘇聯作為兩極格局中的一極, 它的國力和影響遠非印度所能相比。就戰爭爆發時中國所面臨的國內國際形勢而言, 在中印戰爭爆發時, 盡管中蘇分裂已經加深且公開化, 但卻尚未走向徹底分裂。盡管當時中國國內經濟發展形勢嚴峻, 但政治和社會形勢卻非常穩定。而在中蘇邊境戰爭爆發時, 中蘇關系已經徹底分裂, 中國國內正處在“文化大革命”的第四個年頭。就戰爭的影響而言, 中印邊境戰爭對印度的影響要大于它對中國的影響, 中蘇邊境戰爭對中國的影響要大于它對蘇聯的影響, 中蘇邊境戰爭對國際政治的影響要大于中印邊境戰爭的影響。
然而, 另一方面, 這兩場邊境戰爭又有著諸多相似之處:在體系層次上, 這兩場戰爭都爆發在兩極格局之下。在國家層次上, 如前文所述, 中國在整個60年代的安全形勢和對外戰略有著高度的一致性。在國內政治上, 中國自50年代后期開始趨向于左轉, 與此相應的是60年代中國經濟形勢的惡化。當然, 這些都是宏觀層面上的相似性, 進而在中國所運用的具體的戰爭模式上, 這兩場邊戰爭亦有著高度的相似性, 這即是戰略態勢上的后發制人和作戰方式上的突然反擊。
學術界關于這兩場邊境戰爭的研究大致可以分為兩類, 第一類側重于戰爭史研究, 它們多從戰役和戰爭角度來介紹戰爭的背景、經過和結果, 特別是一些戰爭親歷者的回憶錄或訪談錄, 為我們提供了諸多具體而深入的材料與數據。 (1) 在這其中尤值得一提的是軍事科學院、成都軍區、蘭州軍區、新疆軍區和西藏軍區在上世紀90年代初合編的《中印邊境自衛反擊作戰史》一書, 這本書的最后部分總結了中國在中印邊境自衛反擊作戰的基本經驗, 主要包括外交政策、戰役戰術、政治工作、后勤建設與民族政策這五個方面, (2) 而戰役戰術層面的經驗與本文的研究主題有較大的關系, 該書認為這個層面的經驗主要有以下四點: (1) 必須將傳統的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的作戰原則與中印邊境地區的實際相結合; (2) 大膽穿插迂回包圍, 分割殲滅, 側后突擊; (3) 嚴密搜剿、搜堵結合、分片包干、反復搜尋; (4) 指揮樣式做到戰術行動、戰役組織、戰略決策相結合。 (3)
第二類側重于外交史、外交政策和邊界政策研究, 這類研究多從宏觀的國際和國內因素來分析邊境戰爭與它們之間的互動與關系, 在此戰爭本身已不再是研究的主體而只是其中的一個分析因素, 戰略性、理論性與綜合性是這類研究的特性。 (4) 這類研究為本文運用國際關系層次分析法去分析中國在1960年代的邊境戰爭模式的相關原因和影響提供了大量的資料和豐富的觀點。
但是就目前的研究現狀而言, 把這兩場邊境戰爭結合起來放在一定的時代條件下來考察它們共性問題的研究并不多, 就中國以武力應對邊界爭端之因的研究, 國內外學術界比較有代表性的觀點如下:美國的傅泰林 (M.Taylor Fravel) 教授在《權力轉移與沖突升級:論中國在領土紛爭中的武力使用》一文中提出當中國面臨對手在爭議領土上擴大占領面積或強化本國在爭議區域的軍事力量平衡中的權勢時, 中國通常會以武力回應, 而中國的這一行為類似于預防性戰爭。 (5) 他用中印邊境戰爭和中蘇邊境戰爭作為案例論證了這一觀點;與傅泰林的觀點相似, 聶宏毅博士和李彬教授認為鄰國的邊界政策屬性對中國的政策選擇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影響, 中國的政策選擇是“強硬對擴張, 寬和對現狀”, 如果鄰國奉行擴張性邊界政策, 中國的態度趨于強硬。 (6) 在邊境戰爭爆發之前, 印度和蘇聯的邊界政策具有典型的改變現狀傾向, 屬于擴張性邊界政策;陳寒溪教授認為中國解決邊界問題有兩種方法, 一是適度讓步, 二是適度使用武力, 中國對印度、蘇聯、越南使用武力的原因是對方不愿意接受中國提出的平等協商、和平談判原則, 刻意擴大在爭議區的領土, 迫使中國做出讓步和妥協。為了維護中國在解決邊界問題上的基本原則, 中國不得不動用武力。 (7) 總體而論, 在中國與周邊大國的邊境戰爭起因這個問題, 上述這三種觀點有著較大的共識。另外, 在戰爭的經驗與教訓這一問題上, 徐焰教授將中印邊境戰爭與中蘇邊境戰爭結合起來進行了分析和總結, 他提出:在承認實際控制線的基礎上以談判劃界的方針是解決邊界問題的正確途徑;對危機的處理應由經驗決策轉為建立有效的機制;要對時代的主旋律做出正確的分析和判斷;要建立一個符合現代復雜多變的形勢要求的科學化、民主化的決策機制, 樹立符合未來局部戰爭需要的思維方式;要處理好目標與能力的平衡關系, 處理好不同領域、不同手段的配合關系;對大國一般不宜結成死敵, 力求少用直接軍事手段而多用其他方式牽制。 (8) 本文對于這些觀點都比較認同, 但由于研究側重點的不同, 本文認為這些研究一方面并沒有特別突顯出中國在1960年代所面臨的特殊的安全形勢和奉行特殊的對外戰略, 而這種特殊性使這一時期的兩場邊境戰爭在很多方面與1979年的中越邊境戰爭有著顯著的不同;另一方面, 上述研究對邊境戰爭本身關注并不多。
基于前面總結出的這兩場邊境戰爭的諸多相似之處, 對它們的共性進行研究是可行的。而如果從戰爭模式這個角度來研究的話, 則既可以把這兩場邊境戰爭結合起來, 又能把戰爭史研究與外交史、外交和邊界政策研究結合起來, 而這有助于我們進一步深化對那個時期的中國外交和大國關系的認識。整個1960年代, 在相同的國際體系結構和相似的中國國家安全形勢、對外戰略以及國內政治經濟形勢這四個前提下, 中國在兩場不同的邊境戰爭中選擇了相似的戰爭模式。 (9) 這種戰爭模式與當時中國所面臨的國際和國內形勢以及國家領導人的認識和個性有著深刻的聯系, 同時, 這種戰爭模式對戰爭的結果和效果也有著重要的影響。本文嘗試運用案例分析法來分析這種戰爭模式的形態和特性, 并在此基礎上運用層次分析法來探討它出現和實現的原因, 最后再對這種戰爭模式的效果和影響進行評估。
二、邊境戰模式:形態和特性
所謂戰略態勢上的后發制人是指在總體形勢不利的情況下對對方的侵犯和威脅保持一定的克制, 在前期將主動權和部分利益暫時讓予對方, 一方面為爭取和平解決沖突留有余地, 另一方面使對方不斷地暴露其侵略性而使自己取得道義上的主動權, 再一方面也可以麻痹對方, 使對方在野心的膨脹中忘乎所以。先禮后兵, 進而為突然反擊創造條件。可以說中國在這兩次邊境戰爭中的“后發制人”戰略是在形勢不利的情況下被迫做出的選擇, 這一戰略不在乎局部利益的得失, 而更重視宏觀上的原則和影響。所謂戰爭方式上的突然反擊是指在和平談判與外交協商無法維持時, 在面對敵方的侵犯和威脅忍無可忍、退亦難退的情況下, 經過周密的籌劃與部署, 集中有利的兵力, 突然對對方發起高烈度的有限反擊, 使對方通過在戰爭中的重大失敗而認清形勢, 進而迫使對方或克制其行為或重新以談判的方式來解決問題。從1962年中印邊境戰爭和1969年中蘇邊境戰爭的具體戰爭過程來看, “后發制人”和“突然反擊”這種戰爭模式有著以下五點特性。
(一) 有限性
首先是兵力運用的有限性, 這體現在參戰部隊人數和參戰軍種的有限。如在中印邊境戰爭的第一階段, “中國在邊界東段的部隊主要為藏字419部隊 (相當一個師) 、第十一師的一個團和幾個獨立邊防營?！?nbsp;(10) 在中印邊境戰爭的第二階段, “中方在瓦弄方面集中了三個團的兵力, 在主戰區西山口邦迪拉方向的總兵力約兩萬多人?！?nbsp;(11) 在1969年3月2日, 也即是第一次中蘇珍寶島戰爭中, 中國一方面派出兩個巡邏隊登上珍寶島, 另一方面在中國一側岸上派出2個步兵連、4個偵查排、1個無后坐力炮排和1個重機槍排, (12) “共約300人”。 (13) “3月2日事件之后, 中蘇雙方都在邊境加強了力量。在離珍寶島幾公里處, 蘇軍增派一個摩步師;中方也增派一個團, 約5000人?！?nbsp;(14) 就參戰的軍種而言, 在中印邊境戰爭中, 中國和印度都未投入空軍, 陸軍的主力也只是步兵和炮兵。在中蘇戰爭中, 蘇軍即便使用了飛機, 但飛機并未投彈; (15) 其次是戰爭時間的有限性。中印邊境戰爭的第一階段進行了25天, 第二階段進行了8天 (11月14日——11月27日) 。中蘇邊境戰爭的時間更短, 只進行了3天:3月2日 (9:17-10:30) 、3月15日 (8:00-9:00、9:46-12:00、12:50-17:00) 、3月17日。 (16)
再次是戰爭波及地理范圍的有限性。在中印邊境戰爭, 解放軍的軍事活動始終是在中印傳統習慣線以內。在中蘇邊境戰爭中, 雙方也都把戰爭限制在珍寶島及江岸附近, 甚至僅僅對各自江岸上的領土實施了炮擊而未派兵上岸;最后是戰爭目的的有限性。在中印邊境戰爭中, 中國在取得壓倒性勝利之后退兵到1959年11月7日中印實際控制線后20公里, 并將印軍俘虜及其武器禮送回國。這表明中國被迫進行自衛反擊的目的僅僅是希望通過反擊來穩定西南邊境的安全形勢, 并使印度以理性的姿態來對待邊境領土問題。在中蘇邊境戰爭中, 中國對蘇軍的反擊盡管有“文化大革命”時期反帝反修情緒的推動, 但中國的目的顯然既不是要以實際行動來反對蘇修而向蘇聯宣戰, 也不是要準備以武力解決中蘇領土問題。盡管對珍寶島戰爭的爆發原因有著多種解釋, 但是從事后中國方面的防御型反應來看, 中國的反擊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性和警示性的, 因此其目的是有限的。
(二) 政治性 (17)
即政治目的大于軍事目的、政治意義重于軍事意義, 軍事斗爭服從于政治和外交斗爭, 突然反擊不以領土或戰爭本身為主要目的, 既是軍事戰的同時, 更是政治戰和外交戰?？梢哉f這兩場邊境戰爭始終貫徹著以下兩個原則:戰爭為政治家所掌控, 戰爭服務于政治大局和政治目的。首先就戰爭為政治家所掌控而言, 以中印邊境戰爭為例, 在戰爭的第一階段也即是解放軍在東段收復達旺之后, 為了配合周恩來總理對印度提出的停戰建議, 解放軍遂暫時停止了有利攻勢。在第二階段, 解放軍在對印軍取得完勝之后, 即服從中央的命令迅速地從已收復的中印傳統習慣線以北的領土撤出。盡管有部分官兵對此不能理解, 但“只要給戰士說這是毛主席、黨中央的決定, 大家都會認為是英明正確的, 都會堅決執行?！?nbsp;(18) 其次就戰爭服務于政治大局和政治目的而言, 解放軍在中印邊境戰爭勝利之后撤軍并非只是因為后勤補給不利或自然條件不利, 在很大程度上黨中央是從整體的國家安全形勢和對外戰略來通盤考慮軍隊的進退問題的。而中蘇邊境戰爭則更可以被視為是一場政治戰, 它是中蘇關系惡化、蘇聯霸權主義野心膨脹和中國“文化大革命”極左情緒上升這三面因素相互刺激而升級的結果, 戰爭的政治大背景是即將召開的中共九大 (1969年4月1日~24日) 和莫斯科共產黨和工人黨籌備會議 (3月17日~22日) , “選擇在‘九大’召開前對蘇實施打擊, 對于進一步突出反修防修方針, 通過邊境事件強調團結, 消除嚴重的派性, 穩定國內局勢最為有利。” (19) 就第二個大會來看, 通過邊境戰爭“就是要繼續干擾蘇聯在國際共運中行使領導權……破壞這個會議, 給蘇聯造成麻煩?！?nbsp;(20) 此外, 這場戰爭還有一個更為宏大的戰略目的, 那就是為中美關系的改善創造條件和契機, 如果用蘇聯方面的表述便是“中國當局在蘇中邊界上挑起的武裝挑釁為北京加緊與帝國主義國家進行無原則的政治調情創造了條件?！?nbsp;(21)
(三) 被迫性 (22)
這兩場邊境戰爭是中國被迫實施的, 其前提或是對方不斷地用武力侵占中國的領土和國家利益, 或是對方對中國構成了嚴重的戰略和外交上的壓制與威脅。前者適用于理解中印邊境戰爭, 后者適用于理解中蘇邊境戰爭?？梢詮氖聦嵔嵌群瓦壿嫿嵌冗@兩方面來理解這種被迫性。從事實角度來看, 在中印邊境戰爭爆發之前, 印度對中國領土和國家利益的侵占行為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951年到1959年。1951年印度趁中國忙于朝鮮戰爭, 在中印邊界東段占領了達旺, 到1954年幾乎侵占了麥克馬洪線以南的全部中國領土。到了1958年印度侵占和控制了中印邊界中段有爭議地區約1000平方公里的中國領土。而在1958年12月, 印度總理又對中印邊界西段的中國領土提出要求。此外, 印度還拉攏達賴喇嘛, 縱容美國中央情報局從事分離西藏活動, (23) 并在1959年支持西藏反動農奴主的叛亂;第二階段從1961年到1962年, 在這一階段, 印度一方面在中印邊界西段的中國領土上修建了大量的據點, 僅1962年春夏兩季, 印度就在西段新修建了36個據點。 (24) 另一方面在東段, 印度仍在積極地推行“前進政策”, 在這一年春夏兩季, 印度在東段新修建了34個據點, 其中有些據點已經修在了麥克馬洪線以北。 (25) 再一方面, 印度國防部還在1962年9月召開會議制定出必要時以武力趕走中國守軍的“來克亨” (Leghorn) 軍事行動計劃, 而在9月底印度又挑起擇繞橋流血事件。 (26)
在中蘇邊境戰爭爆發之前, 蘇聯對中國在戰略和外交上的壓制與威脅包括:1963年7月蘇蒙簽訂“關于蘇聯幫助蒙古加強南部邊界的防務協定”, 蘇軍再度進駐蒙古。1966年1月蘇蒙又進一步簽訂了具有軍事同盟性質的“友好合作互助條約”。(27) 至1969年, 蘇聯沿中蘇邊界共部署了正規部隊32個師, 中程火箭部隊12個師, 以及5個空軍軍團, 共3685架戰斗機。在蒙古則部署了5個師和可發射核武器的中程導彈基地。 (28) 1968年1月蘇聯制造七里沁島流血事件 (從1960年8月至1969年3月, 中蘇邊境發生大量的沖突事件。其中, 從1964年10月至1969年3月, 由蘇方挑起的邊境事件達4189起, 比1960年至1964年期間增加了一倍半。 (29) ) 、1968年7月美、蘇、英等國簽訂《核不擴散條約》、1968年8月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12月勃列日涅夫提出“有限主權論”、蘇聯還在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前后舉行針對中國的“德涅伯河”、“涅曼”、“東方快車”等軍事演習。
以上是從事實角度來看的, 如果從邏輯角度來看, 以下四點因素也足以說明中國進行邊境戰爭的被迫性:首先, 戰前的形勢不利于中國。就國際形勢而言, 這兩場戰爭爆發時中國均與體系中的兩個超級大國保持著對立關系, 特別是在1962年, 這年4月新疆爆發了民族動亂, 5月臺灣的蔣介石政權又開始進行反攻動員, (30) 中國既面臨來自臺灣海峽的美國和國民黨的威脅, 又面臨著來自新疆的蘇聯的威脅。 (31) 就國內形勢而言, 這一時期中國始終面臨著嚴重的經濟問題;其次, 戰爭對象難以輕勝。盡管印度的國力不如中國, 但印度在戰前擁有補給優勢和先發優勢, 并且它的軍隊也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經受過歷練, 同時, 當時的國際形勢明顯有利于印度, 因此在中印邊境戰爭爆發以前, 中國對戰爭的結果并沒有確定的把握。在中蘇邊境戰爭中, 中國的戰爭對象是超級大國蘇聯, 且當時正值冷戰蘇攻美守的階段, 蘇聯國力正強勁上升, 因此無論是在常規兵力上還是核力量上中國都難以與其相抗衡;再次, 在中國國家戰略次序中, 內政明顯重要于外務, 美國對中國東部構成的威脅要大于其他方向。因此毛澤東主席說“中國不會這樣蠢, 東方樹敵于美國, 西方又樹敵于印度?！?nbsp;(32) 甚至在中蘇邊境戰爭之前, 中國實施的“北頂南放”國防戰略“大小三線建設”也主要是針對美國從北部灣到渤海灣對中國可能的入侵, 而非蘇聯從東北、華北和西北對中國可能的入侵; (33) 最后, 中國無意通過戰爭來獲取領土利益。中國在中印邊境戰爭勝利之后主動從已收復的領土上撤走。中蘇邊境戰爭之后, 中國既沒有在珍寶島上永久駐軍, 也沒有繼續以武力收復其他爭議領土, 由此可見中國無意于通過戰爭來實現領土的復歸。綜合以上事實和邏輯因素, 足以認定中國在這兩場邊境戰爭中所實施的只是被迫性的反擊。
(四) 充分性
即中央統一指揮部署, 戰前籌劃周密、準備充分, 最高領導人高度重視其戰略意義和政治意義, 而絕不是偶然性的前線遭遇戰。在1962年6月間, 中央軍委估計印軍還會擴大入侵規模, 于是向西藏軍區下達了加強戰備, 準備反擊的命令。西藏軍區在組建作戰指揮機構的同時, 要求在中印邊境上的邊防部隊轉入臨戰訓練。 (34) 在同年10月18日, 也即是中印邊境戰爭爆發的前天, 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同意了總參謀和西藏軍區共同擬定的反擊作戰計劃, 并給自衛反擊作戰規定了四條原則。在西藏軍區司令員張國華返回西藏指揮作戰前, 毛澤東主席和有關領導還特意召見了他; (35) 在中蘇邊境戰爭爆發的前一年, “中央軍委電報指示沈陽軍區、北京軍區等單位, 要求加強中蘇邊界東段邊防警戒, 并提出應做好軍事上配合外交斗爭的必要準備。中央軍委還規定了邊防斗爭的具體措施……還要求邊防部隊注意選擇政治上有利的時間、地點和情況, 事先做好準備, 多設想幾種可能, 擬定行動方案, 有重點、有計劃地打擊蘇軍的挑釁, 力爭做到‘不斗則已, 斗則必勝’?！?nbsp;(36) 到1969年1月25日, 針對蘇軍日益嚴重的侵犯活動, 黑龍江省軍區提出反擊方案, 經過沈陽軍區批準后, 總參謀部和外交部也于2月19日批準了這一方案。另外, 周恩來總理強調, 對蘇邊防斗爭“既要掌握好進行政治斗爭的邊防政策, 又要準備好重點進行自衛反擊斗爭以為后盾?！?nbsp;(37) 通過這些資料來看, 中央對邊境問題是高度重視的, 在其統一的領導和決策下, 中國軍隊在戰前籌劃周密、部署得當、準備充分, 貫徹了不打無準備之仗的原則。
(五) 迅猛性
即反擊時間上的迅速突然和反擊力度上的猛烈有力, 以達到打狠打痛的效果。首先, 反擊時間上的迅速突然。就對方而言, 其心理基礎是認為通過小規模的、不間斷的挑釁與侵犯活動既可以使自己獲利, 同時又不至于使對方失去克制而與之發生大規模的戰爭, 因此對方在應對大規模的反擊時往往缺少足夠的心理和兵力準備。對于我方而言, 突然性達成的前提是戰前充分的準備、戰爭決策與執行體系的高度一體化、良好的保密工作以及最后決策與戰爭爆發在時間上的較短間隔。這種時間上的突然性保證了我方能夠在戰爭中迅速地變被動為主動、變不利為有利, 并在戰爭初期就能夠取得較大的戰果和較好的士氣與形勢;其次, 反擊力度上的猛烈有力。一方面表現為我方領導層和將士的反擊決心之大和意志之強遠非對方所能預估, 另一方面表現為我方在局部關鍵戰場上對優勢兵力的集中運用。如在中印邊境戰爭的第一階段, “整個東線印軍兵力約2.2萬人, 我軍總兵力2萬多人, 與印軍相當。但在克節朗地區, 敵我兵力對比為1∶3, 我3倍于敵?！?nbsp;(38) 而在第二階段的東線主要作戰方向——西山口、德讓宗和邦迪拉地區, “我軍與印軍在這個方向的兵力對比為1.5∶1。” (39)因此可以說中國在中印邊境戰爭中較好地運用了集中優勢兵力這一原則;中蘇邊境戰爭的第一天, 中國在珍寶島上有2個連、6個排的兵力參戰, 而蘇軍只有七十余人的兵力。 (40) 在3月15日第二次戰爭中, 中國江岸一側的炮兵群亦加入到戰斗中并給予蘇軍岸上的指揮機構以突然打擊, 擊斃了蘇軍指揮官上校邊防總隊長列昂諾夫, 迫使島上的蘇軍全部撤出。 (41)時間上的突然迅速和力度上的猛烈有力在戰役戰術上最大程度地保證了戰爭的勝利, 但更為重要的是它有力地表達了中國的決心和態度, 給對方以警示和心理震懾, 從長遠角度更有效地維護了國家的安全和利益。
三、達成該戰爭模式之原因分析
中國為什么會在1960年代選擇這種戰爭模式來應對兩場不同的邊境戰爭呢?印度和蘇聯為什么放棄更大規模的戰爭而接受這種戰爭模式呢?這種戰爭模式是如何出現又是如何實現的呢?本文嘗試從體系層面、國家層面和個人層面來分析其中的原因。
(一) 體系層面的分析
從體系的結構來看, 首先1960年代的國際格局是典型的兩極格局, 美國和蘇聯是體系中的超級大國, 它們既有強大的綜合國力和全球影響力, 同時又對世界霸權雄心勃勃。新中國在建國之初奉行倒向蘇聯的“一邊倒”戰略, 既而與美國處于對抗之中, 美國為了遏制中國, 即在中國的東向和南面構筑起包圍線。中國和蘇聯的關系在1950年代后期開始惡化, 在1960年代初期雙方關系進一步惡化并走向公開化, 除了1962年和1964年的某些時段, 中蘇關系的惡化始終在加劇。1960年代前期中國與蘇聯在國際事務中已無同盟性和協作性可言, 1960年代后期蘇聯更是對中國的國家安全構成重大威脅。所以中國在1960年代的兩極格局中是孤立的, 受到兩個超級大國的制約與威脅。因此可以說1960年代的國際形勢對中國非常不利, 而中國的對外戰略又必須以這兩極為重心。這樣就產生了三個結果:中國不會主動選擇與這兩個超級大國發生直接的大規模的戰爭。中國亦不會主動選擇與兩個超級大國以外的強國發生大規模的戰爭, 因為這樣勢必會分散有限的國家資源, 從而不利于中國對付主要矛盾。即便有戰爭, 也必是有限戰爭;其次, 在兩極格局中, 中國的相對國力和國際影響力迅速增長, 特別是在1960年代國家領導人的強大意志的推動下, 中國逐漸成為一個弱勢但獨立的力量在國際體系中發揮獨特的作用, 這種變化使中國必須要在維護國家利益和尊嚴與維持國際道義和準則之間保持平衡, 畢竟前者關系到實在的國家實力, 后者涉及到國際影響力。這樣, 邊境戰爭對于中國來說就不單是取得勝利了, 它在政治影響上的重要性甚至超過了戰爭本身。基于這個原因, 采取后發制人、突然反擊的戰爭模式或許是實現二者平衡的最好方式。
從體系的進程來看, 首先在目標上, 一方面冷戰作為一場爭奪人心的斗爭, 它是共產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在制度和意識形態上的較量, 雙方為證明各自的優越性與合理性都在很大程度上摒棄了十九世紀大國強權政治的做派。另一方面, 在1960年代, 民族獨立和解放運動在亞非國家廣泛展開并逐漸引領著時代的潮流, 因此以武力擴張領土或進行民族侵略戰爭顯然既不為美蘇大國所崇尚, 又被時代潮流所拋棄。對各國國家主權和平等的尊重、對以戰爭作為國家政策工具的反對已然成為了一種國際規范, 這樣在中印邊境戰爭和中蘇邊境戰爭中, 雙方都對其戰爭的目的和行為進行了大小不一的克制;其次在手段上, 這一時期最重要的因素莫過于核武器。1962年中印邊境戰爭爆發時, 參戰雙方不得不考慮到美國和蘇聯這兩個超級大國的存在。1969年中蘇邊境戰爭爆發時, 中國是個弱勢的有核國家, 蘇聯則是一個核大國, 核力量的不對稱性影響到了雙方的選擇——中國對蘇聯的反擊必須以干脆迅速的方式來進行, 即對蘇聯起到震懾效果, 又不使其因損失過大而對中國發起核戰爭。蘇聯領導層在決策時不但要考慮到中國有限的核力量給其帶來的可能威脅, 而且還要受制于另一個核大國美國的態度。
(二) 國家層面的分析
在1960年代的這兩場邊境戰爭中, 中國為何選擇了這種戰爭模式?首先就國力而言, 從1950年代到1960年代中國在國力消長方面出現了一個矛盾的現象, 一方面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 中國有效地完成了社會整合, 重工業化和軍隊摩步化、機械化以及海、空軍建設都迅速開始進行, 并在1964年擁有了核武器, 人口在這一時期也在迅速增長, 同時, 中國的國際影響力也在日漸擴大, 這些當然都是中國國力增長的表現;另一方面, 在1950年代后期, 由于推行“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 中國的經濟發展形勢頗為嚴峻。同時, 隨著中蘇關系的惡化, 蘇聯也停止了對中國的各項援助。而到了“文化大革命”時期, 整個國家以階級斗爭為綱, 社會走向混亂, 經濟面臨崩潰, 這無疑是中國國力的衰退。這個矛盾現象或許可以簡單地理解為中國政治國力的增長和經濟國力的衰退。
這一矛盾現象使戰爭雙方的國家領導人產生了這樣一個心理認知:對中國國家領導人而言, 他們能夠比較全面地了解自身的實際國力, 因而不愿主動挑起戰端, 在戰爭不可避免的情況下力求速戰速勝, 因而在出動奇兵的同時對戰爭的手段和目標多有限制, 而中國在政治國力方面的增長也為中國實施這種戰爭模式提供了物質基礎。對于印度或蘇聯的領導人而言, 他們在戰前似乎只看到中國經濟國力衰退的一面, 進而得出中國領導人會囿于國內嚴重的社會經濟問題而對其侵犯和挑釁行為保持容忍這一結論。 (42) 在這種心理的作用下, 他們在領土問題上更加強硬, 最后迫使中國不得不做出反擊。而在遭到中國軍隊的猛烈反擊之后, 他們又重新認識到中國政治國力的強大, 進而放棄了更大規模的戰爭想法。其次就制度角度而言, 中國作為一個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發展起來的社會主義國家, 一方面它對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深惡痛絕, 因而對堅持各國平等、和平相處的國際準則甚是服膺, 因此力倡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另一方面, 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大國, 中國領導人認為各國的革命主要取決于本國, 因此中國無意于把戰爭作為推行國家政策的工具。最后, 就觀念角度而言, 中國領導層在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就有了這樣一種觀念:示弱和退讓并不能贏得和平, 相反卻會助長對方的氣焰。即使是自己處于不利的地位, 也應當抓住時機, 以主動反擊的姿態來震懾對方, 通過使對方遭受重大損失而對其產生警示作用, 令其不敢小視自己的力量和決心, 迫使對方克制其行為, 用戰爭為自己爭取到了有利的形勢和地位。正是在這種觀念, 中國對印度和蘇聯實施了警示性和震懾性的反擊。
印度為什么會接受中國的這種戰爭模式呢?首先是因為印度對中國的突然反擊缺乏心理預期, 因而在政治、軍事和外交方面準備不足。特別是在人民解放軍的猛烈攻勢和壓倒性勝利下, 印度顯然被震懾住了, 其領導層反應不及并出現了一定的混亂, 部分地區和城市 (如東北邊境的提斯浦爾和首都新德里) 也出現了嚴重的混亂局面; (43) 其次是因為印度國力有限, 既不足以維持長期的戰爭, 也不足以維持與中國更大規模的戰爭, 特別是中國對印度還擁有更大的陸上軍事地理優勢;最后戰敗雖然使印度丟了面子, 但是它在中印邊境東段的大部分利益卻沒有失去——人民解放軍撤回到了1957年11月中印實際控制線以北的地方, 同時又把印度戰俘及其武器禮送回國。綜合以上三點來看, 印度不得不接受中國的這種戰爭模式。
蘇聯又為什么會接受中國的這種戰爭模式呢?首先是因為兩極格局的制約, “在兩強相爭的體系中, 一方之所失便是另一方之所得”, (44) 兩極格局下大國博弈的零和性使美國不能容忍蘇聯通過對一個大國進行戰爭而擴大其權勢。如1969年4月22日美國駐莫斯科大使把尼克松的一封信轉交給柯西金時, 特別口頭說明, 美國“無意利用中蘇之間的困難—當然, 這意味著, 如果我們愿意的話, 我們是能夠加以利用的?！币约巴?月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汗向中國傳話, 說尼克松愿同中國“友好”, 美國無意同蘇聯攜手搞“亞洲集體安全體系”, 反對中國 (45) 等;其次是因為中國作為一個政治軍事大國, 既擁有核武器又有人口優勢, 蘇聯對此頗為忌憚——“它擔心重蹈日本在中國和美國在越南的覆轍”。 (46) 此外, 中國為了應對蘇聯可能的大規模入侵已經做了充分的準備, 面對中國的人民戰爭體制和舉國備戰體制, 蘇聯不得不慎之又慎;再次, 中國在國際上還有著較大的影響力, 入侵中國不但會進一步影響蘇聯在社會主義國家中的形象和聲譽, 亦會使蘇聯在亞非國家的影響力大受損害;最后是因為中國的反擊和備戰姿態使蘇聯決策層在對中國的戰和問題上出現了分歧, 在激進派和溫和派的爭論中, 以柯西金為代表的對華穩健派的意見逐漸占居優勢, 從而避免了中蘇之間更大規模的戰爭。以上四點即解釋了蘇聯放棄大規模報復行動而接受中國這種邊境戰爭模式的原因。
(三) 個人層面的分析
毛澤東作為一個現實主義的理性決策者, 他既對世界主要國家的內政外交有著比較清楚認識, 又對世界形勢有著獨特的認知方法和框架。近三十年的革命斗爭不但賦予了以他為核心的第一代領導層以強大的意志——不畏強敵、敢于斗爭;同時還使其有著豐富的變弱為強、變被動為主動的政治軍事斗爭經驗——“后發制人、突然反擊”有著諸多毛澤東軍事思想的特點。可以認為中國的這種邊境戰爭模式是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領導層的強大意志和斗爭經驗在對外戰爭中的延伸與發展, 而這種強大意志和斗爭經驗正是植根于國內革命戰爭。
印度總理尼赫魯一方面有著深厚的西方文化背景, 同時又以大英帝國在南亞殖民遺產的繼承人自居, 所以他對中國解放西藏的行動既不能理解又頗為不滿, 進而一意謀求在西藏得到領土補償;另一方面, 尼赫魯崛起于印度民族獨立運動中, 而印度民族獨立運動的一個特點是非暴力性, (47) 顯然尼赫魯缺少軍事斗爭的實際經驗。第一個因素解釋了尼赫魯為什么在戰前要以咄咄逼人的姿態來處理邊界領土問題, 第二個因素則解釋了尼赫魯為什么在面對印軍的潰敗時反應乏力, 最后不得不接受中國的這種戰爭模式。
蘇共總書記勃列日涅夫的性格中既有溫和妥協的一面, 又有好大喜功的一面。通過政變, 1964年他被赫魯曉夫的反對者們推向了蘇共總書記的位置, 在他執政前期蘇聯的最高領導層表現為“三駕馬車” (48) 這種結構, 因此在很大程度上這一時期勃列日涅夫的角色是中間協調人?；趯λ男愿窈颓捌谡谓巧姆治? 我們可以發現其好大喜功的性格使其會謀求對中國采取小規模的和戰略性的壓制政策, 但是其性格中溫和妥協的一面又使其不足以下決心向中國這樣一個大國發動大規模戰爭;他的中間協調的角色決定了他必然會奉行政治平衡策略——既滿足兩派的訴求, 又不使其中的一派獨大, 這樣也就決定了他在對華問題上不會走極端路線。
四、戰爭效果與戰略影響之評估
“效果”這個概念相對于“影響”而言側重于短期性和局部性, 而“影響”則更側重于宏觀綜合角度。因此我們在分析這種戰爭模式在體系和國家層面上的影響時, 就不得不結合這兩場戰爭的影響來進行分析。
(一) 戰爭效果之評估
首先, “后發制人、突然反擊”這種戰爭模式所達到的軍事效果是非常好的——就傷亡人數來看, 在中印邊境戰爭中中方共傷亡2400余人, 殲滅印軍8900余人 (49) (但是根據內維爾·馬克斯韋爾提供的數據, 其中印度方面死亡1383人, 失蹤1696人。 (50) ) 中蘇邊境戰爭的第一和第二次戰斗中中方共傷亡失蹤92人, 蘇軍在整個戰爭中共傷亡約250人。 (51) 就領土得失來看, 除了1967年和1975年的某些時段外, 印度明顯減少了對中國邊界領土的侵擾。而自珍寶島戰爭之后, 蘇軍不再上島了;其次, 這種戰爭模式也達到了預期的心理效果, 在中印邊境戰爭中, 印度深切地感受到了中國的決心和力量, 因而放棄了戰前咄咄逼人的姿態。中蘇邊境戰爭以及中國后續的一些激烈反應, 使“前蘇聯領導集團內部也是滿腹狐疑, 爭論不已?！?nbsp;(52) 部分蘇聯領導人進一步意識到中國的力量以及可能的中蘇大戰的可怕后果, 因而更堅定地主張對華采取溫和政策, 以談判來化解危機;最后, 就其達到的政治效果而言, 中國在中印邊境戰爭中既沉重地打擊了印度的前進政策, 又得以在戰爭中全身而退, 未給美蘇兩國留下干涉的機會, 保障了國家整體安全形勢不受到戰爭的消極影響, 因此可以說它達到的政治效果是很理想的。通過中蘇邊境戰爭, 中國在遠東地區打擊了蘇聯“社會帝國主義”的野心, 在國際上顯示了中國不畏強權的氣魄與形象, 并為中美關系的改善創造了條件, 同時又避免了戰爭的升級, 因此這場邊境戰爭也可以說是在多方面達到預期的政治效果。
(二) 戰略影響之評估
首先是體系的結構。戰爭模式的有限性決定了這兩場邊境戰爭不可能會給體系的結構帶來重大變化。中印邊境戰爭之后, 兩極格局依舊, 印度在推行了一段時間的平衡外交后逐漸轉向蘇聯, 這在一定程度上或許增強了蘇聯的權勢, 對冷戰中期蘇攻美守態勢的出現發揮了一定的促進作用;就地區層次而言, 中蘇邊境戰爭對東亞國際體系的結構影響較大, 它使1960年代已經顯現出來的靜態的中美蘇大三角格局走向互動階段, 而在這個三角中, 中國和美國走的更近了;另外, 中印邊境戰爭之后中蘇關系進一步惡化, 但中國作為大國的獨立性卻更加凸顯。而中蘇邊境戰爭使中蘇關系惡化到極點, 邊界形勢高度緊張, 蘇聯又在中國西部采取報復行動, 這反過來又推動了中美關系的改善, 從而增強了中國的力量。概而論之, 由于中國比較正確地選擇了邊境戰爭模式, 從而使戰爭在客觀上有利于中國在體系結構中發揮獨立性大國的作用。其次是體系的進程。戰爭模式的政治性決定了中國在邊境戰爭中不以占有領土為主要目的, 特別是在中印邊境戰爭中, 中國最大限度地遵守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因此, 通過這些實際行動, 中國為踐行戰后確立的國際關系規范和準則做出了表率, 進而也鞏固并深化了這些規范和準則的地位與影響。
就中國而言, 在中印邊境戰爭中, 中國以速決式的有限反擊使印度遭到沉重的打擊, 但中國本身卻并未受到戰爭太大的影響。首先, 1962年的對印自衛反擊戰遏制住了印度對中國領土的蠶食, 自此之后印度再無大規模的“前進”行動, 中印邊界領土問題至少是在幾十年內被凍結了。中國贏得了西部邊境的穩定與安全, 鞏固了對西藏地區的主權, 這一點誠如毛澤東所言:中印邊界上打了一仗, 可以爭取十年的邊境安定; (53) 其次, 印度無力成為中國國家安全的第三挑戰國, 中國得以將防務和戰略重心放到東方和北方, 這避免了中國戰略精力和資源的進一步分散與浪費, 這兩個方面為中國崛起提供了安全保障和一定的物質基礎 (至少資源沒有被進一步地浪費到另一個方向) ;再次, 在冷戰結束以前, 大國實力和國際地位往往由戰爭來決定和評判, 特別是對于無核國家而言, 中國對印度的勝利雖然遭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譴責, 但戰爭的客觀結果卻反映了中印這兩個新興的第三世界大國之間的實力差距, 它在事實上“極大地降低了印度在新獨立的發展中國家中的聲望, 極大地提高了中國的威信。” (54) 中國被證明是個亞洲的政治軍事大國, 這一點不僅在名譽上提升了中國的國際地位, 在安全上也為在美蘇兩大國夾縫中的中國提供了安全保障, 因為在心理認知方面, 中國的勝利使這兩個超級大國再次看到中國不俗的實力, 認識到入侵中國即便能夠獲得初期優勢, 但成本將異常高昂, 并會最終歸于失敗;最后, 戰爭對中國外交的一個直接影響是中印關系走向對立——“戰后的第一個五年內兩國沒有任何交流, 二十多年內兩國沒有經濟交流, 近三十年里兩國的軍事交流亦處于休止狀態?！?nbsp;(55) 而戰爭的兩個副產品則是中蘇關系的進一步惡化和中巴關系的改善, 不過這時中蘇惡化還仍然停留在量變的階段。而它對中國內政的影響可謂是微乎其微。
與中印邊境戰爭不同, 中蘇邊境戰爭卻對中國的內政和外交都造成了巨大的影響。從內政方面來看, 首先, 蘇聯對中國的安全威脅加深, 中國由此建成舉國備戰體制, 解決人民吃穿用的考慮完全讓位于備戰, 這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資源浪費 (全國軍隊總員額升至600萬以上, 財政1/4以上用于軍事項目) (56) 。其次, 因為反修備戰的影響, 國內政治生活的緊張感進一步加劇;從外交方面來看, 首先, 這場戰爭之后蘇聯開始成為中國最大的威脅, 中國為此調整外交戰略, 改善了與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的關系, 并在國際上推行“一條線”戰略以抵制蘇聯。其次, 中國外交的重心經過幾次調整后最終轉向了第三世界, 由此第三世界外交得以大力推行。最后, 這場戰爭帶來的中國外交的調整又使亞洲的國家間關系更趨于復雜, 并為日后的中越沖突埋下了伏筆。
就印度而言, 中印邊境戰爭對印度的影響很大。 (1) 從內政角度來看, 戰爭失敗使尼赫魯的統治權威受到不利的影響 (尼赫魯內閣中的國防部長梅農和陸軍參謀長塔帕爾相繼辭職) , “尼赫魯的總理地位雖然未受到影響, 但他的政治影響一落千丈;事實上, 他過去對議會和國大黨在道義和政治上的主宰地位已一去不復返了。” (57) 而戰敗后的印度對內更加重視軍備建設, 它在1961-1962年度國防開支為31.25億盧布, 1963-1964年度增至81.61億盧布, 3年之間上升了1.6倍。 (58) (2) 對外, 印度的國際地位和國際形象受到嚴重損害, 不結盟國家對戰爭中印度對中國的污蔑就普遍持保留和警惕態度, (59) 它很難再像以前那樣以亞非國家的領袖自居。此后印度開始逐漸拋棄其理想主義外交理念和不結盟外交政策, 在一度與美蘇兩大國加強關系之后, 終于在1972年與蘇聯正式結盟, 而這正是對它原來所倡行的不結盟運動的背離, 其結果是印度失去了在亞非新興國家的部分聲譽與信任, 而這或許客觀上也為70年代中國成功推行第三世界外交創造了條件。
就蘇聯而言, 中蘇邊境戰爭對蘇聯造成了一定的影響, 而這影響又集中在外交方面。 (1) 對蘇聯在社會主義陣營的領導權構成一定的沖擊, 使社會主義陣營的分裂更加明顯, 如南共聯盟沒有參加1969年的共產黨和工人黨國際會議, 羅馬尼亞共產黨總書記齊奧塞斯庫對蘇共反華立場提出異議 (60) 。 (2) 中國也對蘇聯的東部國土安全構成一定的威脅, 使蘇聯的東方安全形勢趨于惡化, (61) 蘇聯為此在中蘇和中蒙邊境部署了大量兵力, 這無疑也增加了蘇聯的軍費負擔。但是這客觀上也有助于推動蘇聯在西方與歐洲的進一步緩和。 (3) 蘇聯將中國、美國和西德并列為蘇聯的主要敵人, (62) 為此蘇聯急于構建孤立和包圍中國的亞洲集體安全體系, 一方面蘇聯在全球范圍與美國爭奪世界霸權, 另一方面又在東方對中國實施戰略包圍和壓制, 這種帝國的過度擴張加速了蘇聯解體。 (63)
五、小結
與冷戰中的其他幾個年代相比, 1960年代中國的安全形勢和對外戰略有著其顯著的特點;而在國內政治經濟形勢方面, 中國在1960年代也存在著諸多一以貫之的共性。在這樣一個時代條件下, 新中國與周邊的兩個大國之間各發生了一場邊境戰爭, 它們相隔六年, 這種戰爭的頻度在新中國對外戰爭史上是相當罕見的。當然這兩場邊境戰爭在很多方面有著不同之處, 但是在中國所運用的戰爭模式上, 它們卻有著高度的相似性, 這即是戰略態勢上的后發制人和作戰方式上的突然反擊, 它有著以下五點特性:有限性, 政治性, 被迫性, 充分性, 迅猛性。邊境戰爭本身及其背后的國際體系特征、交戰國的國內形勢和相關領導人的性格與角色共同決定了這種戰爭模式的出現與實現?？傮w而論, 通過該戰爭模式, 中國取得了較好的軍事與政治效果;而戰爭模式與戰爭本身的相互結合亦對國際體系和各交戰國產生了大小不等的影響。
注釋
1 國內這方面的關于中印邊境戰爭的比較有價值的資料有:魏碧海:《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親歷者述說歷史秘辛藏字419部隊與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劉伯承元帥親自指導第二階段作戰方針--雄獅搏雞陰法唐將軍訪談錄》, 載《軍事歷史》, 2005年第2期;常哥、宋金:《毛澤東在中印之戰前后》, 載《文史月刊》2003年第3期;王宏緯著:《喜馬拉雅山情結:中印關系研究》, 中國藏學出版社1998年版, 第225~235頁;王中興:《60年代中印邊境沖突與中國邊防部隊的自衛反擊作戰》, 載《當代中國史研究》1997年第5期。國內外關于中印邊境戰爭的研究成果明顯多于中蘇邊境戰爭 (珍寶島事件) 的研究成果, 國內這方面的涉及中蘇邊境戰爭的資料和研究成果有:李可、郝生章著:《“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軍》, 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年版, 第313~326頁;王永欽:《1966-1976年中美蘇關系紀事 (連載一) 》, 載《當代中國史研究》1997年第4期, 第118頁~126頁;徐焰:《1969年中蘇邊界的武裝沖突》, 載《中共黨史研究資料》1994年第5期。
2 中印邊境自衛反擊作戰史編寫組:《中印邊境自衛反擊作戰史》 (內部本) , 軍事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 第180~189頁。
3 同上, 第182~184頁。
4 國內這方面的關于中印邊境戰爭的研究成果有:王宏緯:《1962年邊界戰爭及其對中印關系的影響》, 載《南亞研究》2002年第2期;劉潁瑋:《中印邊境戰爭起因剖析》, 載《軍事歷史》1998年第5期;沈志華:《難以彌合的裂痕--蘇聯對中印沖突的立場及中蘇分歧公開化》, 載《清華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9年第6期;戴超武:《中印邊界沖突與蘇聯的反應和政策》, 載《歷史研究》2003年第3期;房功利:《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再辨析》, 載《理論學刊》2004年第3期;王棟:《論1962年中印邊境沖突與中美關系》, 載《國際政治研究》2016年第3期;尹繼武:《單邊默契、權力非對稱與中印邊界戰爭的起源》載《當代亞太》2016年第5期。國內這方面關于中蘇邊境戰爭的研究成果有:李丹慧:《1969年中蘇邊界沖突:緣起和結果》, 載《當代中國史研究》1996年第3期;牛軍:《1969年中蘇邊界沖突與中國外交戰略的調整》, 載《當代中國史研究》1999年第1期;何慧:《美國對1969年中蘇邊界沖突的反應》, 載《當代中國史研究》2005年第3期;王成至:《美國決策層對1969年中蘇邊界沖突的判斷與對策》, 載《社會科學》2006年第5期;張杰、宋卓如:《尼克松政府對中蘇沖突的評估、分析與決策》, 載《國際論壇》2013年第2期;陶季邑:《美國學術界關于中蘇珍寶島武裝沖突的研究》, 載《軍事歷史研究》2016年第6期;牛軍:《冷戰與中國外交決策》, 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沈志華、李丹慧:《戰后中蘇若干問題研究:來自中俄雙方的檔案文獻》, 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沈志華主編:《中蘇關系史綱:1917~1991年中蘇關系若干問題再探討》,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 第428~438頁。
5 M.Taylor Fravel, Power Shifts and Escalation:“Explaining Chinas Use of Force in Territorial Disput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2, No.3, 2007/08, P.47.另外, 傅泰林在其2008年出版的Strong Borders, Secure Nation: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in Chinas Territorial Disputes一書中亦持同樣的觀點, 參見M.Taylor Fravel, Strong Borders, Secure Nation: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in Chinas Territorial Disputes, (Princeton and 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p.5.)
6 聶宏毅、李彬:《中國在領土爭端中的政策選擇》, 載《國際政治科學》2008年第4期, 第1頁。
7 陳寒溪:《論中國解決邊界爭端的模式--以中緬、中俄關系為例》, 載《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學報》2009年第3期, 第49頁。
8 徐焰, 《解放后我國處理邊界沖突危機的回顧和總結》, 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05年第3期, 第21頁。
9 目前國內研究者在運用“戰爭模式”這一概念時較為隨便, 鮮有確然的定義, 通常而言都將其當做作戰方式的同義詞來使用。在這其中, 畢士冠將“戰爭模式”定義為表述戰爭理論、戰略思想、作戰原則或戰斗方案的一種典型樣式, 他將其分為戰略、戰役和戰術三個層次。參見畢士冠:《戰爭模式研究淺析》, 載《飛航導彈》1990年第1期, 第1頁。
10 王宏緯著:《喜馬拉雅山情結:中印關系研究》, 中國藏學出版社1998年版, 第230頁。
11 同上, 第233頁。
12 參見徐焰:《1969年中蘇邊界的武裝沖突》, 載《中共黨史研究資料》1994年第5期, http://www.docin.com/p-539524831.html。
13 艾君:《珍寶島事件的真相與迷霧》, 載《南風窗》2009年第6期, 第79頁。
14 同上, 第79頁。
15 參見徐焰:《1969年中蘇邊界的武裝沖突》, 載《中共黨史研究資料》1994年第5期, http://www.docin.com/p-539524831.html。
16 同上。
17 克勞塞維茨在《戰爭論》中提出“戰爭不僅是一種政治行為, 而且是一種真正的政治工具, 是政治交往的繼續。一切戰爭都可看做是政治行為?！?nbsp;(參見[德]克勞塞維茨著,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譯:《戰爭論 (第一卷) 》, 解放軍出版社2004年版, 第26~27頁。) 對于書中的這一論斷, 筆者認為應該回歸到克勞塞維茨寫作《戰爭論》的時代去理解, 盡管普魯士是拿破侖戰爭中的勝利方, 但拿破侖戰爭暴露出普魯士軍隊從思想到制度再到戰法的各種弊端, 基于對這些弊端的反思和批判, 克勞塞維茨寫下了《戰爭論》及上述論斷。這也即是說盡管“戰爭是政治的繼續”是種客觀現象, 但在當時的具體戰爭實踐中, 人們總是會偏離這一現象, 它并不是人們會自然而然去服從、遵循的鐵律, 克勞塞維茨提出這一論斷在很大程度上是在針對戰爭背離政治這一弊端而提出的改進要求。但是在近一個世紀之后, 歐洲戰爭仍然沒有達到這一要求, 針對“一戰”中諸多奉“戰爭是暴力的最大使用”為信條而不講政治的血腥會戰, 英國軍事學家利德爾·哈特痛定思痛寫下了《戰略論:間接路線》一書, “大戰略”作為該書的壓軸性概念, 哈特指出:大戰略的視野應超越于戰爭而同時關注于戰后和平問題, (參見Basil Henry Liddell Hart, Strategy (second revised edition) , New York:Penguin Books, 1991, p.322。) 這就是在呼吁決策者們認識到戰爭只是一國總體政策中的一個部分, 它必須要服從于國家的總體政策。由此可見, “戰爭是政治的繼續”對于很多國家并不是那么容易做到, 一國在進行戰爭期間總是會受到國內外各種各樣偏離核心政治目的的誘惑和制約 (如領土、威望或經濟利益的誘惑, 如國內軍政關系或民族主義的制約等等) 。在戰爭史上, 像中國在1960年代參與的那兩場邊境戰爭那樣能夠使戰爭進程完全遵循政治目的而展開, 從而打得贏、退的出的案例并不多, 因此本文將高度的政治性算作是中國在1960年代邊境戰爭模式的一個特點。
18 魏碧海:《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親歷者述說歷史秘辛藏字419部隊與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劉伯承元帥親自指導第二階段作戰方針--雄獅搏雞陰法唐將軍訪談錄》, 載《軍事歷史》2005年第2期, 第12頁。
19 沈志華主編:《中蘇關系史綱:1917-1991年中蘇關系若干問題再探討》,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 第430~431頁。
20 同上, 第431頁。
21 [蘇]奧·鮑·鮑里索夫、鮑·特·科洛斯科夫合著:《蘇中關系》, 肖東川、譚實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2年版, 第353頁。
22 本文所提到的被迫性是指相對于對手在邊界和國家總體安全等一系列問題上的咄咄逼人之勢, 在戰前總體形勢上中國處于對手步步緊逼之中, 關于這一點在本文第一部分的文獻回顧中已經有所論證 (如傅泰林、聶宏毅、李彬、陳寒溪的研究) 。但需要說明的是, 在戰略層面上中國確實是被迫反擊, 但在戰役戰術層面上則可以理解為主動出擊, 如在1962年戰前的幾個月里, 我國針對印軍多少有種“欲擒故縱、誘敵深入”的意思在, 而1969年3月2日的珍寶島沖突則可以視為是一場戰術上的伏擊戰。
23 John W.Garver, “India,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Tibet, and the Origins of the 1962 War”, India Review, Vol.3, No.2, p.172.
24 M.Taylor Fravel.“Power Shifts and Escalation:Explaining Chinas Use of Force in Territorial Disput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2, No.3, 2007/08, p.69.
25 Ibid, p.69.
26 王宏緯著:《喜馬拉雅山情結:中印關系研究》, 中國藏學出版社1998年版, 第233頁.
27 李丹慧:《1969年中蘇邊界沖突:緣起和結果》, 載《當代中國史研究》1996年第3期, 第43頁。
28 張強:《60年代中國外交戰略演變與調整的緣起》, 載《黨史研究與教學》2001年第5期, 第37頁。-31-
29 1969年5月25日《人民日報》, 轉引自沈志華主編:《中蘇關系史綱:1917-1991年中蘇關系若干問題再探討》,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 第429頁。
30 M.Taylor Fravel:“Power Shifts and Escalation:Explaining Chinas Use of Force in Territorial Disput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2, No.3, 2007/08, p.69.
31 Kuang-shen Liao and Allen S.Whiting, “Chinese Press Perceptions of Threat:The U.S.and India”, The China Quarterly, No.53, Jan-Mar, 1973,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82.
32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外交文選》, 中央文獻出版社, 世界知識出版社2011年版, 第376頁。
33 參見胡哲峰:《建國以來若干軍事戰略方針探析》, 載《當代中國史研究》2000年第4期, 第23~24頁。
34 王宏緯著:《喜馬拉雅山情結:中印關系研究》, 中國藏學出版社1998年版, 第221頁。
35 參見常哥、宋金:《毛澤東在中印之戰前后》, 載《文史月刊》2003年第3期, 第4~17頁。
36 李可、郝生章著:《“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軍》, 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年版, 第318頁。
37 同上, 第319頁。
38 魏碧海:《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親歷者述說歷史秘辛藏字419部隊與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劉伯承元帥親自指導第二階段作戰方針--雄獅搏雞陰法唐將軍訪談錄》, 載《軍事歷史》2005年第2期, 第10頁。
39 同上, 第11頁。
40 參見徐焰:《1969年中蘇邊界的武裝沖突》, 載《中共黨史研究資料》1994年第5期, http://www.docin.com/p-539524831.html。
41 同上。
42 關于尼赫魯的這一心理, 參見:Kuang-shen Liao and Allen S.Whiting, Chinese Press Perceptions of Threat:The U.S.and India, The China Quarterly, No.53, Jan-Mar, 1973,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83.另外, 尹繼武教授在《單邊默契、權力非對稱與中印邊界戰爭的起源》一文中對尼赫魯和印度政府的這一相關心理進行了精彩的分析和概括, 他指出從綜合國力尤其是軍事實力來看, 中國對印度占有明顯優勢。然而, 尼赫魯政府對此的認識卻是偏頗的, 他錯誤地認為, 印度在中印權力結構中占據主動和優勢, 而且自身以不結盟運動領袖等自居。尹教授將其概括為印度對中印權力非對稱結構的錯誤認知。參見尹繼武:《單邊默契、權力非對稱與中印邊界戰爭的起源》, 載《當代亞太》2016年第5期, 第33~65頁。
43 [澳]內維爾·馬克斯韋爾著, 陸仁譯:《印度對華戰爭》, 世界知識出版社1981年版, 第465~468頁。
44 Kenneth N.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1979, p.88.)
45 王永欽:《1966~1976年中美蘇關系紀事 (連載一) 》, 載《當代中國史研究》1997年第4期, 第120頁~121頁, 第123頁。
46 T.C.Rhee, “Sino-Soviet Military Conflict and the Global Balance of Power”, The World Today, Vol.26, No.1, 1970,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p.34.
47 關于印度非暴力不合作主義的特征和內涵, 參見迪帕克·馬利克文、胡靖譯:《非暴力不合作主義百年祭》, 載《南亞研究》2009年第3期, 第131~145頁。
48 參見陳之驊:《勃列日涅夫時期蘇聯的主要問題和歷史教訓》, 載《東歐中亞研究》1998年第6期, 第7頁。
49 孫建琳:《1962年中印邊境反擊戰決策始末》, 載《檔案時空》2008年第9期, 第12頁。
50 [澳]內維爾·馬克斯韋爾著:《印度對華戰爭》, 陸仁譯, 世界知識出版社1981年版, 第479頁。
51 參見徐焰:《1969年中蘇邊界的武裝沖突》, 載《中共黨史研究資料》1994年第5期, http://www.docin.com/p-539524831.html。
52 李丹慧:《中國聯美反蘇戰略出臺》, 收于楊奎松主編:《冷戰時期的中國對外關系》,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第161頁。
53 張彤:《對印自衛反擊戰前后的回憶》, 收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外交史編輯室編:《新中國外交風云》, 世界知識出版社1990年版, 第75頁。
54 Sumit Ganguly, Indias Foreign Policy:Retrospect and Prospect, (New 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89.)
55 Swaran Singh, “India-China Relations:Perception, Problems, Potential”.South Asian Survey, 2008, Dec 9.SAGE, p.89.
56 參見徐焰:《解放后我國處理邊界沖突危機的回顧和總結》, 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05年第3期, 第20頁。
57 王宏緯著:《喜馬拉雅山情結:中印關系研究》, 中國藏學出版社1998年版, 第262頁。
58 張敏秋主編:《中印關系研究 (1947-2003) 》,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第100頁。
59 Neville Maxwell, Indias China War, (New Delhi:Natraj Publishers, 2013) , p.415.
60 參看王永欽:《1966-1976年中美蘇關系紀事 (連載一) 》, 載《當代中國史研究》1997年第4期, 第122頁。
61 關于蘇聯東方安全形勢的惡化, 可參見:T.C.Rhee, “Sino-Soviet Military Conflict and the Global Balance of Power”, The World Today, Vol.26, No.1, Jan, 1970,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pp.31-32.
62 王永欽:《1966-1976年中美蘇關系紀事 (連載一) 》, 載《當代中國史研究》1997年第4期, 第121頁。
63 關于中國在安全方面對蘇聯解體的影響, 可參見:Nancy Bernkopf Tucker, “China as a Factor in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Empire”,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110, No.4, Winter, 1995-1996, The Academy of Political Science, pp.502-50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