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張嵐嵐，文學博士，副教授，南京信息工程大學語言文化學院，210044；魏代強，軍事學博士，副教授，南京政治學院軍事思想與軍事歷史系，210003。
* 本文為2013年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后期資助項目《中國人民解放軍戰略預置思想研究》（13FJS001）的階段性成果。
1962年，面對印度軍隊在中國邊境地區不斷的挑釁和運用蠶食政策強占中國領土，中國人民解放軍在中印邊境發起了自衛反擊作戰。我軍在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取得了軍事上的勝利，給入侵的印度軍隊以徹底打擊，捍衛了中國的尊嚴。對于這一歷史事件，學界的研究多是從外交層面展開的，本文擬從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以下簡稱中央軍委）在反蠶食斗爭中為應付突發事變進行戰略籌劃的角度，分析1962年我軍在中印邊境的戰備工作和戰略預置（“戰略預置”是為滿足未來戰略需求而對兵力、物資、裝備和設施等預先進行的配置。參見全軍軍事術語管理委員會：《中國人民解放軍軍語》（全本），軍事科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55頁。）措施，以期深化對這一問題的研究。
一、明確判定國家主次戰略方向
中印邊界全長約1700公里，（不含原中錫邊境（現印度錫金邦段中印邊境）300公里。）習慣上分為東、中、西三段。從中國、印度、緬甸三國交界處至中國、印度、不丹三國交界處的底宛格里為東段，長約650公里；從西藏普蘭縣的中國、印度、尼泊爾三國交界處至札達縣的6795高地為中段，長約450公里；從札達縣6795高地至新疆喀喇昆侖山口為西段，長約600公里。
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前整個邊界未正式劃定，中國和印度兩國依據行政實際管轄，在長期磨合過程中形成一條傳統習慣線，后因英國殖民統治擴張和侵略中國西藏、新疆，特別是印度尼赫魯當局派出軍隊對西藏、新疆進行蠶食，致使中印邊界許多地段出現爭議。周恩來曾說過：從1950年到1958年，“印度已經為挑起日后的邊界糾紛和邊境沖突播下了種子”。［1］1959年，在西藏上層反動分子發動的武裝叛亂被迅速平息后，印度當局一些人對中國西藏少數人的民族分裂活動采取或明或暗的支持態度，甚至借機向中國提出領土要求，要中國將中印邊界東段非法的“麥克馬洪線”以南9萬平方公里、中段印軍非法占領區、西段中方實際控制的阿克賽欽和班公湖地區3.3萬平方公里的中國領土劃歸印度。（上述爭議地區屬于中國領土。確證參見1962年11月15日周恩來《就中印邊界問題給亞非國家領導人的信》（《周恩來軍事文選》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43?~?464頁））遭到中國拒絕后，印度方面一再挑起事端，制造邊界沖突，變本加厲地實行所謂“前進政策”（所謂“前進政策”，是指印度尼赫魯政府改變印度與鄰國的邊界狀況以實現其領土要求和安全利益的軍事蠶食與軍事挑釁政策，是對英印政府始于19世紀向北擴張的邊境政策的繼承和發展。這一政策的目標是，印軍盡可能多地在中國控制的地區建立哨所，以此來逐步改變軍事力量對比，并且在中國哨所之間建立印度哨所和巡邏隊，遏制中國的補給線，在達到足夠優勢后趕走中國軍隊。參見胡哲峰：《毛澤東與中印邊界自衛反擊戰》，《百年潮》1999年第3期。），繼續蠶食中方領土，致使中印邊境形勢驟然緊張。
當時，中央軍委明確判定東南沿海地區是國家的主要戰略方向，但切不可放松中印邊境方向，［2］區分了處于第一位的緊急應戰的戰備工作和處于第二位的應付可能發生戰事的戰略預置。
1959年5月13日，毛澤東在審閱《中國外交部關于1959年4月26日印度外交部外事秘書杜德談話的答復稿》時親筆加寫了一大段話：“中國人民的敵人是在東方，美帝國主義在臺灣、在南朝鮮、在日本、在菲律賓，都有很多的軍事基地，都是針對中國的”，“中國的主要注意力和斗爭方針是在東方，在西太平洋地區，在兇惡的侵略的美帝國主義”，“我們的主要敵人是帝國主義”，“印度不是我國的敵對者，而是我國的友人。中國不會這樣蠢，東方樹敵于美國，西方又樹敵于印度”，“我們不能有兩個重點，我們不能把友人當敵人，這是我們的國策”。［3］當時中央軍委的判斷是：中國的主要戰略方向和對敵斗爭重點在東南沿海地區，主要對手是以美帝為首的侵略集團（中央軍委判斷在美帝國主義支持下當年夏秋蔣介石可能發動二三十萬人的登陸進攻）；總的方向在東面，某一時期也表現在西邊，即中印邊境。中印邊境是牽制方向，不是主要方向，但斗爭形勢緊張，武裝沖突很難避免。
二、統籌主要方向應戰準備和次要方向戰略預置
中央軍委做出東西兩面統籌兼顧的國防部署。1962年，中央軍委判斷在東南方向將有一場反國民黨軍20萬~30萬人規模的登陸作戰；在西線同印軍的邊境沖突，至多為2個多旅的規模，且存在可控性。是年8月，在中央軍委下發各軍區、軍兵種黨委的《軍委的工作報告》中指出：第一位的軍事工作是采取緊急措施，準備粉碎美蔣幫對我東南沿海的可能進犯；第二位的是在中印邊境西段，同印度的蠶食政策針鋒相對的斗爭。
中央軍委以東南方向為重點，制定了周詳的作戰方針和戰備舉措。1962年5月，中央軍委對國家整體安全形勢進行權衡后做出指示：主要注意力要放在東邊，西邊緊張時，切不可對東邊有所疏忽；對東面要做好準備，要注意內緊外松。1962年5月31日，中央軍委召集沈陽、北京、濟南、南京、廣州、武漢軍區首長召開專門軍事會議。6月9~12日，總參謀部（以下簡稱總參）召集沈陽、北京、濟南、南京、福州、廣州、武漢7大軍區和總部各部、各軍兵種首長參加作戰會議，擬制了《為粉碎蔣軍可能竄犯東南沿海地區的作戰方案》。戰備工作主要包括，把戰備師擴編為××（為保密起見，軍內文件對一些敏感數字用“××”表示，如“××”表示10~99，“×××”表示100~999。）個，使之齊裝滿員，保持全訓，保持一定數量的戰備值班部隊；采取以小代大、以舊代新、抓緊修理，抽調一部分二線部隊的裝備，調撥某些裝備庫存，向國家提出安排急需的裝備物資生產要求等措施，為一線部隊提供武器、彈藥和裝備保障；加緊幾個預定重要戰略地區的戰場建設等。
中央軍委視中印邊境地區為次要方向，一面把努力爭取和平穩定作為處理中印邊界問題的根本方針，一面指導西面對印的戰略預置。中央軍委的構想是，中印邊境斗爭必須有長期經營、長期建設的思想。西線沒有大戰的話，小戰都由新疆軍區和西藏軍區負責，邊防建設要長期經營。10年、20年內發生戰爭都應由新疆、西藏應付。1960年12月初，中央軍委做出“加強南疆、阿里邊防”的指示，在西南方向的邊防哨卡適當增加兵力，加緊修建工事，保持通信聯絡暢通，并且根據需要在我邊境后側適度增加必要據點。1962年3月4日，中央軍委三總部就“加強中印邊境邊防建設急需解決的幾個問題”致電新疆軍區和西藏軍區，詳盡提出關于運輸車輛、工事、通信聯絡、編制和干部配備、機動部隊、生產生活、翻譯等戰備保障問題。5月下旬，楊成武副總參謀長向新疆和西藏軍區提出“六月底以前準備好的標準”，包括調整部隊、新建據點、修筑工事，搞好物資供應（第一線部隊儲備3個月，第二線部隊儲備2個月），搞好通訊聯絡及作戰預案等。5月31日，中央軍委指示新疆軍區做好戰事準備，尤其是阿里方向要儲備半年的糧食。新疆軍區落實上述指示，建立了后勤保障機構，向阿里運送物資××××噸，首先運送了×××萬斤糧食；各哨卡備足半年物資，機動作戰部隊備足×個月的物資。截至1962年8月，我軍在邊境西段一線已設哨卡39個，第一線兵力共2700余人，第二線兵力共××××人；以新疆步兵第4師師部為基礎，組成康西瓦前線指揮部；各哨卡配備2部電臺，主哨卡可同北京直接聯絡。一般哨卡均儲備4個月以上物資，需原地度過冬天的哨卡儲備9個月以上物資。西藏軍區同時在錯那、隆子和察隅等地囤積各種物資445噸；在山南方向儲備可供一個師40天的主副食，兩個基數的彈藥和柴、草、馬料、酥油、糌粑及修路材料、工具等，準備了運送和保障一個師作戰的汽車、民工、民畜，開通了“錯那宗經過棒山口，一直通到達旺的公路” ［1］（p.473）。
中央軍委做出以上統籌主次方向的國防部署，有效化解了1962年兩個戰略方向的高危事態。1963年3月，羅瑞卿總參謀長曾做小結：“去年我們軍隊經過了兩個考驗，一個是東南沿海地區緊急備戰，一個是中印邊境自衛反擊作戰。” ［4］
三、取得邊境危機控制的斗爭經驗
中央軍委在指導中印邊境斗爭實踐中積累了邊境危機控制的斗爭經驗。首先，中央軍委對邊境沖突可能發生的規模、樣式及應對策略做出了全面分析和預判。1962年5月，中央軍委曾專門召開會議研究中印邊境作戰預案（該案涉及中印邊境西段部分與新疆軍區擬定的預案基本一致），判定西段印軍對我可能采取的4種軍事行動以及我方對策，包括：敵我之間的蠶食與反蠶食、巡邏與反巡邏斗爭；敵人以1~2個營的兵力對我發起小規模襲擊及我方對策；敵人以1個旅左右的兵力對我某些重要據點發起突然襲擊及我方對策；敵人以2個旅以上兵力對我發起攻擊及我方對策。考慮到印軍在邊境西段地區的交通補給困難，且地幅狹窄等限制，當時中央軍委判斷，西段印軍對我發起第四種軍事行動的可能性不大。但如若發生上述第二、第三、第四種情況，敵可能對我首先實施空中攻擊，進行轟炸甚至使用空降部隊。鑒此，中央軍委指示有關軍區做好相應和充分的準備。可見，中央軍委在籌劃危機控制斗爭策略的同時，已考慮到應對未來可能“大打”（2個旅的規模）的戰略籌劃和戰略預置。
中央軍委在指導中印邊界反蠶食斗爭的實踐中，逐步形成“決不退讓，力爭避免流血；犬牙交錯，長期武裝共處”的方針，這20字總方針是指導邊境危機控制的原則，是一線部隊處置不同情況的一般準則。
為了避免中印邊界發生武器對射事件，1959年11月，毛澤東提出建立隔離帶的設想。11月7日，周恩來致函尼赫魯，建議兩國部隊從雙方實際控制線各自后撤20公里，［5］但遭到拒絕。1962年2月，中央軍委判斷，當前印軍正準備采取軍事行動，小打的可能性很大，因此指示前方部隊堅決“貫徹本側30公里以內無軍委、總參命令不開槍”、“打不打，什么時候開槍，權力在北京”、“要準備打一仗，將其全部殲滅在我國境內縱深”三項原則。為防止印軍繼續將據點向我境內推進、蠶食我領土，5月上旬，中央軍委接連兩次做出指示，要求向邊防軍在西段邊境增設一些哨卡，并將部分哨卡向前推進，恢復在從空喀山口至喀喇昆侖山口地段的邊境巡邏；要求邊防軍嚴格遵循“自衛立場”，當發現印軍侵入我境內時，應根據事態發展采取以下“三步”措施：第一步，向空鳴槍，對其喊話，阻其進逼；第二步，如印軍繼續進攻，可開槍將其擊退，不得出擊；第三步，如印軍突襲我哨卡，我應力爭將其活捉。即在任何情況下，我不主動出擊，當印軍后撤時也不追擊。對侵入我上空進行偵察的印機或不明國籍飛機，一般情況下不予置理；當其向我掃射或轟炸時，我可組織有效火器進行還擊，力求將其擊落；我游動監視部隊避免與印軍接觸，我巡邏部隊與邊界保持一定距離，不準越境。
7月上中旬，中央軍委接連指示新疆軍區：對印軍可能入侵蠶食的要道、要點加以控制，逐步向前推進，必要時采取圍、逼等方式拔除印軍在我境內新設據點；對印軍造成進逼態勢，但不能主動開槍，只準當印軍向我發動進攻時實行自衛；如印軍不向我進攻，則采取他包圍我、我包圍他，他切斷我，我切斷他，他要對峙，我就和他對峙的辦法。
7月14日，中央軍委派總參作戰部副部長雷英夫專程趕到新疆，向新疆軍區和西線邊防部隊傳達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關于在中印邊界西段開展反蠶食斗爭的指示，毛澤東的意見是：“印度在我境內設點，我們完全有理由打，但是現在還要克制，不能急于打。一要進一步揭露尼赫魯的真面目；二是要爭取國際上正確認識中印邊境斗爭的是非問題。有些國家想利用我們國內存在暫時困難的機會，推我們上陣，整我們一下，但我們不上他們的圈套。我們現在堅持不打第一槍。我們的方針是八個字：‘決不退讓，避免流血’。緊接著，毛澤東又補充了八個字：‘武裝共處，犬牙交錯。’在毛澤東上述意見的基礎上，中央軍委和總參謀部概括出了‘二十字方針’，即‘決不退讓，力爭避免流血；犬牙交錯，長期武裝共處’的反蠶食斗爭的總方針。” ［6］所謂“決不退讓”，就是：第一，敵人進攻，堅決自衛；第二，他包圍我，我包圍他；第三，他切斷我，我切斷他；第四，他要對峙，我也和他對峙，并準備長期對峙。所謂“避免流血”，就是：第一，不先開槍（不僅不打第一槍，而且要防止走火，也不對空鳴槍）；第二，保有距離（一般保持300公尺，但這并不是說，他進逼，我就向后讓300公尺）；第三，留有余地（注意給他留有退卻的余地）；第四，網開一面（包而不死，包的太死了，他就不敢走，可能發生問題。但不能向我們這邊開路）。7月20日，總參下發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確定的當前中印邊境反蠶食斗爭的20字方針（原為“敵進我進，犬牙交錯，武裝共處，決不開槍”16字方針），并對怎樣做到“決不退讓，力爭避免流血”規定了八句話，即你不打，我不打；你逼近，我逼近；你包圍我，我包圍你；你切斷我，我切斷你；不先打第一槍；保持距離；留有余地；網開一面。［7］邊防部隊遵循上述方針，采取以進對進、頂逼圍拔的策略；頂逼但不主動惹事，不開第一槍；圍是三面包圍，網開一面；拔，一要看形勢，二是準備好，三要有命令；并在斗爭實踐中形成了一系列具體的戰備制度。
四、抓住危機轉向實戰的間隙加緊臨戰準備
中央軍委直到1962年10月17日才正式定下反擊印軍的決心，準備實戰。10月17日，毛澤東主持召集會議，決定進行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當天，中央軍委下達《殲滅入侵印軍的作戰命令》。［6］（p.1261）從1959年中印邊境危機發生到1962年10月17日決定對印軍實施反擊，中央軍委乘借這為期三年的危機管控期，指導新疆、西藏軍區做好應對西部邊境作戰的戰略預置。毛澤東曾說：印度“整了我們三年”，“從一九五九年開始，一九五九年，一九六○年，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四個年頭了，我們才還手”。［6］（p.1262）然而，正是這三四個年頭的充分準備，奠定了此戰的制勝之基。
中央軍委對中印邊境危機演變為實戰的精確把握，有其明顯征兆。自1962年6月起，印軍越過“麥克馬洪線”、侵入線北的扯冬地區、打死打傷47名中國邊防人員，引發了中央軍委的高度警覺，認為邊界沖突有“一觸即發的嚴重局面” ［1］（p.454）。7月22日，總參電示新疆、西藏軍區：對局部性武裝沖突，我們的方針是使這個沖突局部化……這種局部性的沖突，別的地方還可能出現，發生這種武裝沖突，就采取上述方針，爭取就地停下來，不擴大化。8月，印軍在邊境西段侵占中國領土3000余平方公里，在中國境內設據點25個；在第一線印軍兵力有1個旅、1個警察營，約4000人，第二線有1個旅，尚未發現大規模進攻或襲攏的跡象。同月，中央軍委指示新疆軍區，在邊境斗爭中嚴格遵循“堅決自衛”，“堅持不打第一槍，后發制人”原則。9月8日，西藏軍區以1個步兵連進入克節朗地區實施武裝偵察，在印軍據點對面建立哨所，印度官方立即以此為借口進行戰爭動員，當天下達“必要時可以開火”的命令，同時調步兵第7旅緊急越過“麥克馬洪線”，進駐克節朗地區。10月5日，印度國防部宣布在“東方軍區”成立一個新軍團（第4軍）。10月5日，總參《關于中印邊界情況的報告》判斷：“在今后幾天內，印軍可能要發起攻勢，預料這將是中印邊界三年沖突以來的第一次真正的戰斗”。［8］10月6日，印度政府第三次拒絕了中國政府的建議，“堵塞了討論邊界問題的談判之門”。［1］（p.456）據總參作戰部偵獲：截至10月中上旬，印軍在中印邊境西段部署1個旅部、6個步兵營、1個機槍營及若干配屬分隊，兵力約5600人，其中約1300人侵入中方境內，分駐在43個據點上，侵占我領土約4000平方公里；在邊境東段部署1個軍部、1個師部、3個旅部、15個步兵營，集結兵力約1.6萬人。［9］毛澤東分析了印度的這一反應，判斷印度當局已決心與我國在邊界開戰（原因有兩個：一是尼赫魯認為我們不敢打他；二是尼赫魯想轉移國內矛盾、爭取外援、打擊我國威望），提出準備給尼赫魯一個打擊作為教訓，考慮到西線戰場容量較小，自然條件惡劣，雙方兵力展不開，因此確定主戰場在東段，可展開幾個師，能大量殲
敵。［10］值此，中央軍委定下自衛反擊的決心，并指示總參作戰部“在嚴密注視東南沿海當面情況的同時，把重點轉到中印邊境方面來”。接到指示后，總參作戰部專門成立了一個由部長王尚榮、副部長雷英夫、邊防處處長成學俞及有關參謀人員組成的工作班子，實行晝夜值班，通盤掌管中印邊境的戰備工作。［2］（p.508）10月6日，總參作戰部向西藏、新疆軍區前線指揮部傳達中央軍委指示：印有在東線大搞一下的企圖……根據此情況中央和毛主席指示：“假如印軍向我進攻要狠狠地打他一下，除東線西藏作準備外，西線也要配合。如他進攻，不僅要打退，還要打狠打痛”，［11］西段也要作準備配合。同時要求西藏、新疆軍區抓緊擬制、上報作戰方案，提出作戰需要解決的問題。［2］（p.510）10月8日，中央軍委指示前線部隊“要準備打”，并向駐四川的第54軍下達動員命令，調1個師入藏參戰，同時命令參加過青藏地區平叛的第21軍、第54軍做好臨戰準備，作為對印軍作戰的預備隊。至此，中央軍委預見戰事不可避免，真正轉入實戰準備。
在之后的十數天內，印度政府一面加緊戰備，一面點燃了戰火，印證了中央軍委的判斷。10月1日，印度國防部部長梅農根據尼赫魯的授權主持制定了《里窩那作戰計劃》，該計劃將中印邊境東、西段分別擬為主、次要攻擊方向，限定印軍于10月10日完成一切作戰準備；［12］10月10日，印軍第7旅以100余人向中國邊防部隊發起試探性攻擊，再次制造流血事件；10月14日，梅農聲明，要同中國打到最后一個人、最后一支槍；10月16日，尼赫魯主持召開高級軍官會議，加緊作戰部署；10月17、18兩日，印軍在邊界東、西兩段同時對中方發起猛烈炮擊；［2］（p.509）10月18日，印度官方宣稱，已經把中國人“趕回兩英里”。［1］（pp.456~457）
10月中旬，赫魯曉夫告訴中國大使：關于印度準備向中國發動進攻的問題，蘇聯得到的情報是與中國一致的。［13］此時，美蘇兩國正忙于應對“古巴導彈危機”；中國對國際社會的爭取工作業已取得成效，國際形勢對中國有利；中印邊境即將大雪封山，再拖延極為不利。10月8日下午，毛澤東召集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陳毅、賀龍、聶榮臻、羅瑞卿開會，討論研究中印邊境沖突問題。同日，總參發出殲滅侵入克節朗的印軍的預先號令。［14］10月17日下午1點半，毛澤東召集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彭真、陳毅、賀龍、聶榮臻、羅瑞卿開會，討論對印度軍隊的進攻進行自衛反擊問題。晚11點，毛澤東簽發了中央軍委關于殲滅入侵印軍的作戰命令。中央軍委決定：“西藏軍區部隊首先粉碎印軍對麥克馬洪線以北的克節朗地區的進攻，并準備連續作戰，殲滅可能來援之印軍。新疆邊防部隊，首先粉碎印軍的進攻，然后殲滅侵入加勒萬河谷和紅山頭之印軍，并視情況擴大戰果。”反擊戰役于原定于10月19日拂曉全線同時開始，但隨后中央軍委接受西藏軍區的建議，將反擊戰役開始的時間改為20日拂曉。［14］（p.165）20日清晨，印軍向中國發動大規模武裝進攻，［1］（p.461）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斗打響。這充分證明，中央軍委挈準了邊境危機演變成戰爭的具體時間。
1962年6月，印軍在扯冬地區制造嚴重挑釁事端，并連續向中國邊防部隊發動武裝進攻，［1］（p.454）已經引發中央軍委高度警覺，自此加緊做實全面反擊印軍的準備。為應對可能發生的較大沖突（2個營或1個旅或更多一點的兵力規模），其實在5月底時，中央軍委就向邊防部隊傳達戰備指示，要求邊防軍搶修加固工事，增加物資儲備，加強對空作戰的兵種器材配備和戰場建設，要求西藏軍區應迅速制定小打、中打、大打的具體方案并上報中央軍委。6月9日，為加強對中印邊界中、西段的統一領導，新疆軍區以及南疆軍區、四師派出干部組成康西瓦前線指揮部，由54軍副軍長何家產擔任指揮部司令員，負責中印邊境西段防務，統管邊防部隊步2團、4團、6團、7團、阿里支隊、葉城基地、野戰醫院外、陸軍4師、騎兵3團以及從內地調來配屬執行任務的工兵109團、124團、273醫院、汽車36團（2個營）及蘭州軍區空軍和田指揮部（含山上雷達團）等。8月2日，根據總參指示，康西瓦前線指揮部與南疆軍區分編為軍一級指揮機構，由新疆軍區直接領導。截至10月12日24時，中印邊境西段邊防軍總兵力達到6300人。6月11日，西藏軍隊以原第52師的2個團和第53師的1個團為基礎組成西藏軍區前進指揮部（代號藏字419部隊），總兵力約8000人，為反侵略戰爭做準備。9月下旬，西藏軍區前進指揮部及3個步兵團從各自駐地拉薩、林芝、曲水等地開往克杰朗河前線。10月14日，西藏軍區在錯那縣麻麻成立新的“西藏軍區前指”，由西藏軍區司令員張國華任前指司令員。為加強東線邊防力量，中央軍委又將第130師由四川雅安調至西藏隆子、澤當、曲水地區集結待命，同時命令駐南充地區第134師待命入藏。
1962年5月30日，中央軍委發出《關于中印邊境軍事斗爭的具體安排》指示，要求邊防軍制定好各種作戰方案，并進行演練。西藏、新疆軍區部隊及其他參戰部隊，根據開得動、打得準、聯得上、指揮好、協同好、攻必克、守必固的要求，掀起了群眾性練兵熱潮。6月5日，西藏軍區頒布《部隊戰備訓練計劃》，所有戰備部隊迅速展開群眾性練兵。各部隊在訓練中，本著“用得著的就訓，用不著的不訓，急用的先訓，不急用的后訓，重點課目先訓，一般課目后訓”的原則，進行了帶戰術背景的山林地攻防戰斗組織指揮、近迫作戰、火力組織、打反沖擊、射擊和投彈、對地堡和障礙物爆破以及適應性訓練，提高了官兵的戰、技術水平和干部組織指揮能力，培養了大批爆破手。藏字419部隊和第153團還以當面敵情為背景，選擇類似地形，仿照印軍工事、兵力和火力配置，組織實施了“步兵連（營）攻堅戰斗”實兵實彈戰術演練。團以上干部和機關干部普遍進行了本級指揮和專業訓練。新疆軍區部隊根據高山缺氧、氣候惡劣的自然地理環境，著重進行了適應性鍛煉及實兵實彈打靶和戰場救護、防凍傷等訓練。參戰部隊廣泛發揚軍事民主，結合敵情、地形，通過現地勘察和沙盤作業推演作戰預案，對如何克服障礙、攻擊各種工事都從最困難情況出發，做好打硬仗、打惡仗準備。通過臨戰訓練和適應性鍛煉，提高了部隊機動能力和戰、技術水平以及各級干部的組織指揮能力。
從戰略方向和國防部署的主次定位、雙方動用兵力、作戰進程、作戰規模與地域來看，1962年10月20日至11月21日的中印邊境自衛反擊作戰，屬次要方向中等規模的局部戰爭，“實質是一場回擊國際反動勢力聯合反華的政治斗爭”。［2］（p.520）中央軍委在運籌危機控制的實踐中，把戰略預置和實戰準備有機結合起來，在邊境危機失控后仍牢牢掌控了戰略主動，豐富了我軍戰略預置思想，包括：對國家主次戰略方向做出明確判定，統籌主要方向應戰準備和次要方向戰略預置，取得邊境危機控制的斗爭經驗，抓住邊境危機轉向實戰的間隙加緊臨戰準備等。
［參 引 文 獻］
［1］《周恩來軍事文選》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48頁。
［2］《王尚榮將軍》，當代中國出版社2000年版，第506頁。
［3］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版，第376~377頁。
［4］《羅瑞卿軍事文選》，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版，第658頁。
［5］《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266頁。
［6］《毛澤東傳（1949~1976）》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224~1225頁。
［7］胡哲峰：《毛澤東與中印邊界自衛反擊戰》，《百年潮》1999年第3期。
［8］《周恩來傳》，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1654頁。
［9］《王尚榮將軍》，第507頁；雷英夫口述、陳先義執筆：《在最高統帥部當參謀——雷英夫將軍回憶錄》，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7年版，第205頁。
［10］徐焰：《中國對印反擊戰規模不大且屬邊界沖突性質（二）》，《防務觀察家》2009年第12期。
［11］《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史（1954年1月~1966年5月）》第5卷，軍事科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334頁。
［12］李云龍：《戰后之戰——冷戰時期的戰爭》中冊，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91頁；香港文匯出版社編：《中共六次衛國戰爭》，香港文匯出版社1993年版，第172頁。
［13］人民日報編輯部：《蘇共領導聯印反華的真相》，《人民日報》1963年11月2日。
［14］《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64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