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出現的德國V-2導彈是彈道導彈（本文主要討論彈道導彈，以下簡稱導彈）的鼻祖。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蘇等國在學習和研究V-2導彈的基礎上發展了各自的導彈技術。中國的導彈科技工業是在引進和仿制蘇聯導彈的基礎上建立、發展起來的。對于中國通過學習與仿制途徑建立導彈科技工業的歷史，一些書籍［1］的敘述大都較為簡略，戴超武［2］、沈志華［3］等從中蘇關系史的角度對于蘇聯援助中國核武器與導彈事業的問題做過專門研究，李成智［4］從技術史的角度對中國仿制蘇聯導彈做過比較系統的梳理。需要指出的是，創建導彈科技工業是中國主動做出的戰略決策，引進蘇聯導彈技術只是實現這個目標的重要途徑。對于中國如何通過仿制建立導彈制造協作體系、培養設計人員以及如何通過改型設計建立導彈技術體系等問題，仍缺乏深入而清晰的研究。本文擬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結合歷史檔案、口述回憶以及相關文獻材料，對中國通過引進和仿制蘇聯導彈初步建立導彈科技工業體系的過程及其相關問題進行進一步發掘和探析。
主動向蘇聯爭取技術援助
（一）中國確立“自力更生為主，力爭外援為輔”的指導方針
中國籌建導彈事業之初，工業基礎、技術積累與研究人才都十分薄弱。當時，剛剛歸國的錢學森估計，中國研制射程為300公里~500公里的導彈，“如無國外資料，自己從頭開始，可能需10年，也許短些”［5］。向外部爭取技術援助，無疑是中國縮短研制周期的一條捷徑。然而，從西方國家獲得援助幾乎不可能，蘇聯是唯一有實力并且愿意提供援助的國家，此前已在一般工業和國防工業方面給予了中國大量援助，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把爭取技術援助的目光投向蘇聯。
1956年2月17日，錢學森向中共中央遞交了《建立我國國防航空工業意見書》，提出建立導彈工業應“研究、設計和生產三面并進，而在開始時，重點放在生產，然后兼及設計，然后兼及研究”。要在短期內做到這些，“非爭取蘇聯及其他兄弟國家的大力幫助不可”。為此，錢學森建議向蘇聯派遣留學生，學習導彈制造、設計與研究，聘請蘇聯專家為我國設計大型風洞、發動機試驗設備等研究設施。［6］主管軍工生產和軍隊裝備的中央軍委副主席聶榮臻看過這份意見書后認為，它“為中國火箭和導彈技術的發展描繪了實施藍圖”［7］。隨后，聶榮臻受周恩來的委托，負責籌建導彈事業，他將錢學森的意見書作為籌建工作的基本方略，積極爭取蘇聯的技術援助。然而，蘇聯起初僅同意向中國提供教學用P-1導彈模型及接收50名導彈專業留學生，理由是中國還不具備接受蘇聯導彈技術的能力，需要過幾年再向中國提供技術援助。蘇方的答復不免讓聶榮臻“大失所望”［8］。在一籌莫展之際，聶榮臻問錢學森：沒有蘇聯幫助，中國能不能研制出導彈？錢學森回答：可以研制出來！（中國航天科工集團梁守槃辦公室：《梁守槃訪談錄》，2007年7月23日。）這個答復堅定了聶榮臻的信心。
1956年10月8日，我國第一個導彈研究機構——國防部第五研究院（以下簡稱五院）正式成立。15日，聶榮臻根據錢學森的意見向彭德懷、周恩來遞交了《加強我國研制導彈問題的報告》，認為“即使爭取不到外援，我們也不是完全沒有力量獨立進行研究”，“應采取自力更生為主，力爭外援和利用資本主義國家已有的科學成果為輔”［9］作為導彈研制工作的指導方針。據此，中國一方面繼續向蘇聯爭取技術援助，另一方面積極籌建研制機構，購置急需的儀器設備和實物樣品等。
（二）中蘇簽訂“國防新技術協定”
1957年以后，蘇聯內政外交政策發生了重大變化，中國在爭取蘇聯國防新技術援助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8月24日，蘇聯駐中國大使館臨時代辦向中國外交部遞交了“蘇聯政府同意接待中國政府代表團赴莫斯科談判”的照會。隨后，中國成立了由40多人組成的中國政府工業代表團，聶榮臻任團長，宋任窮、陳賡任副團長，李強（兼任秘書長）、萬毅、錢學森、劉杰、王諍、張連奎、劉寅等為團員，另外還配有導彈、原子能、飛機、無線電等方面的技術顧問13人［10］。9月7日，中國代表團飛往莫斯科。10日，以聶榮臻為首的中國政府工業代表團和以別爾烏辛為首的蘇聯政府代表團正式開始談判。雙方各自組成軍事、原子能、導彈、飛機、無線電5個小組，分頭進行談判。［10］（p.619）期間，雙方圍繞國防新技術援助問題展開了廣泛而深入的談判，進展十分順利。
10月15日，中蘇雙方在莫斯科蘇聯國防部大樓正式簽訂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政府關于生產新式武器和軍事技術裝備以及在中國建立綜合性原子工業的協定》（以下簡稱“國防新技術協定”）。協定共5章22條，規定：“蘇聯政府在綜合性原子能工業生產與研究原子能武器、火箭武器、作戰飛機、雷達無線電設備以及試驗火箭武器、原子武器的靶場等方面對中國政府進行技術援助”。［11］具體到導彈技術，協定規定蘇聯在1957~1961年底向中國提供4種導彈（即近程地地導彈P-2、地空導彈C-75、岸艦導彈C-2、空空導彈K-5M）的樣品和有關技術資料，派遣專家幫助進行仿制；幫助中國進行導彈研制、試驗靶場的工程設計，并提供重要設備；增加接收中國導彈專業留學生的名額；（航天工業部第一研究院院史編輯委員會：《航天工業部第一研究院大事記（1957~1987）》，1987年印，第2頁。）向中國提供兩個連的岸對艦導彈裝備，幫助中國海軍建立一支導彈部隊。［12］“國防新技術協定”的簽訂，標志著蘇聯正式同意向中國提供大規模的國防新技術援助，中國的導彈事業迎來前所未有的發展契機。
建設導彈研制與發射試驗基地
（一）組建導彈研究、設計機構
五院成立之初下設10個研究室，第六至第十研究室以總體設計與彈體設計為主，第十一至第十五研究室以控制系統設計為主。后5個研究室的技術力量較為薄弱，而導彈研制80%的工作量集中在控制系統，因此，必須增強控制系統部分的技術力量，才能適應仿制蘇聯導彈的需要。1957年11月9日，五院向航空工業委員會遞交了《關于導彈研究院的體制意見的報告》，建議調整五院研究體制。
1957年11月16日，國防部決定以五院的行政機關為基礎組成總院；以五院前5個研究室為基礎組建一分院，負責各類導彈總體設計和彈體、發動機研制；以五院后5個研究室和總參通信兵部電子科學研究院為基礎組建二分院，負責各類導彈控制系統研究、設計和試驗。經過調整，一分院設置了總體設計、結構強度、空氣動力、發動機、沖壓發動機、推進劑、材料、測試8個研究室，（航天工業部第一研究院院史編輯委員會：《航天工業部第一研究院大事記（1957~1987）》，第1~2頁。）匯聚了梁守槃、屠守鍔、莊逢甘、任新民、姚桐斌等專家。二分院設置了控制系統、防空系統和情報傳遞系統、陀螺儀和自動駕駛儀、電子計算機、雷達設備設計、無線電通信設備、控制元件和程序裝置、遙測設備和顯示設備、偵察干擾設備設計、無線電波、理化、無線電測試標準儀器12個研究室和1個試制工廠。（航天工業部第二研究院院史編輯委員會：《航天工業部第二研究院大事記（1957~1986）》，1987年印，第2頁。）
國家為兩個分院迅速配備了大量黨政干部、專業配套的技術人員及技術工人，到1960年底，一分院共有15600人（航天工業部第一研究院院史編輯委員會：《航天工業部第一研究院大事記（1957~1987）》，第66頁。），二分院共有10614人（航天工業部第二研究院院史編輯委員會：《航天工業部第二研究院大事記（1957~1986）》，第30頁。）。經過體制調整和人員補充，五院成為組織比較健全、人員比較配套、結構比較合理的研究設計機構，為開展仿制、建設研制與發射試驗基地提供了組織保障和人力資源。
（二）建設導彈研制與發射試驗基地
建立導彈科技工業需要建設相應的研究、設計、試驗等設施。1958年1月18日，錢學森、王諍等組成中國代表團，同蘇聯經濟聯絡總局駐華副代表加里寧與季琴科夫等12名來華專家組成的蘇聯代表團，就蘇聯援建兩個分院、試制工廠、試制基地以及組織P-2導彈仿制問題進行談判。經過談判、考察和選址，最后選定在北京建設導彈研制基地，并商定了基地4項工程建設的任務書等。（航天工業部第二研究院院史編輯委員會：《航天工業部第二研究院大事記（1957~1986）》，第4~5頁。）
1958年3月10日，彭德懷批準了任務書，4項工程合計工業建筑面積41萬平方米，所需設備7000項、10萬多臺（件），建設周期7年。（航天工業部：《航天事業三十年（1956~1986）·科技經驗篇》，1988年印，第261頁。）根據任務書，4項工程分別為：8102工程，包括一分院及其試制工廠，建在北京南郊的211廠及以東地區；8103工程，即一分院液體火箭試驗站，建在長辛店李家峪馬列主義學院二分院的東北，主要進行各類導彈及發動機的研究試驗和試制樣品的試驗；（航天工業部第一研究院院史編輯委員會：《航天工業部第一研究院大事記（1957~1987）》，第6~7頁。）8108工程，即建在云崗地區的空氣動力研究中心，“任務是進行火箭、飛航型導彈、飛機空氣動力學方面的科學研究工作及沖壓發動機的研究工作”（航天工業部：《航天事業三十年（1956~1986）·科技經驗篇》，第380頁。）；8109工程，即二分院，建在北京西郊的永定路地區。（航天工業部第二研究院院史編輯委員會：《航天工業部第二研究院院史（1957~1987）》，1987年印，第58頁。）
4項工程的初步設計由蘇方負責，施工圖設計與土建施工由中方負責。工業建筑中的重要部分及4項工程的試驗、生產、工藝設備等均由蘇方負責設計和提出分交清單；民用建筑則全部由中方設計。考慮到今后自行研制的需要，中方在蘇方的初步設計方案之外增加了許多科研設施。最后，國家計委批準經過調整的4項工程的總規模比初步設計要大得多，其中工業建筑總面積達85.2萬多平方米，民用建筑總面積達110萬多平方米，總投資7.3億多元，超過原來規模的1倍以上F。1959年下半年，4項工程相繼開工。雖然當時正趕上國家大幅度壓縮基建規模，但4項工程不僅沒有停工，反而加快了施工進度。1960~1961年，4項工程達到建設高潮，施工隊伍多達15000多人，兩年共完成建筑面積100多萬平方米。［13］1964年底，4項工程建設基本竣工，北京導彈研制基地初步建成，擁有一批工藝技術新穎、結構復雜、精密度高的科研設施與大型試驗設備，為導彈仿制和自主研制提供了良好的科研條件。
另外，在蘇聯專家的幫助下，從1958年3月開始，我國在內蒙古額濟納旗建設導彈發射試驗基地，當年10月被命名為“二十基地”。經過數萬名官兵兩年半的緊張施工，1960年8月，二十基地完成建設任務并投入使用。
組建導彈制造協作體系
P-1導彈是V-2導彈的仿制型號，P-2導彈是P-1導彈的改進型，最大射程為590公里，這在當時已不算先進型號，甚至有些過時，但對導彈工業尚為空白的中國來說仍很有價值。根據“國防新技術協定”，1957年12月24日，蘇聯提供的兩枚P-2導彈與一套地面設備運抵位于北京的航天工業部：《航天事業三十年（1956~1986）·科技經驗篇》，第262頁。
崗地區的五院一分院駐地。蘇軍一個縮編的P-2導彈營102人亦同時到達，負責導彈測試、發射等操作訓練。（航天工業部第一研究院院史編輯委員會：《航天工業部第一研究院大事記（1957~1987）》，第2頁。）五院計劃在1959年9月完成第一批仿制導彈總裝出廠，爭取在新中國成立十周年之前試射，故在1958年4月28日將仿制P-2導彈工程的代號定為“1059”。6月28日，P-2導彈圖紙與第一批技術資料運至五院；11月20日，又有幾批技術資料到達五院，包括生產圖紙、技術條件、計算資料、標準件、工藝流程、部分工裝模具、試驗設備及冶金資料等。（航天工業部第一研究院院史編輯委員會：《航天工業部第一研究院大事記（1957~1987）》，第11頁。）五院立即組織參加仿制的技術人員翻譯和學習資料。8月27日，蘇聯幫助我國進行仿制的第一批專家抵達五院，隨后，P-2導彈仿制工作全面展開。1959年3月31日，五院任命梁守槃為“1059”總設計師。
仿制雖然沒有研究和設計環節，但也絕非易事，不僅需要弄懂設計中的許多難題，還要攻克材料、工藝等方面的問題。開展仿制工作之初，干部和技術人員對仿制的方針、任務等問題認識比較模糊，行動也不一致。針對這個問題，1958年8月16日至11月6日，五院黨委召開了院、分院、研究所（工廠）、研究室（車間）和大尉以上干部會議，歷時83天。會議重點討論了建院方針、任務和體制，對如何處理好學習與研究、仿制與獨創的辯證關系等問題進行了深入討論，統一了思想。（航天工業部第二研究院院史編輯委員會：《航天工業部第二研究院大事記（1957~1986）》，第8頁。）12月11日，一分院黨委擴大會議提出：“1059”仿制中的材料、設備和技術是三大關鍵，必須把“1059”仿制作為壓倒一切的中心任務，組織仿制人員學習消化資料，并且要學深學透，為下廠解決問題做好技術準備。（航天工業部第一研究院院史編輯委員會：《航天工業部第一研究院大事記（1957~1987）》，第17頁。）在仿制過程中，國家一方面積極組建全國導彈制造協作體系，另一方面努力解決材料、元器件與儀器設備的國產化問題。
（一）組建導彈制造協作體系
導彈制造具有技術復雜、綜合性強、協作面廣和生產周期長等特點，幾乎涉及現代工業所有的技術領域和生產部門。五院不可能把所有的生產環節都包下來，因此必須開展大協作，組建全國導彈制造協作體系。鑒于導彈與飛機在制造技術上相近，而我國航空工業已有相當的生產規模和技術基礎，航空工業委員會決定在航空工業系統開展導彈試制。蘇聯專家來到五院以后，五院派人陪同他們到北京、西安、沈陽等地考察有關工廠，開展總裝及發動機、控制系統、地面設備等分系統的選廠定點工作。
1958年5月17日，五院與第一機械工業部（以下簡稱“一機部”）聯合制定了“1059”武器系統任務分配表及各承制單位完成仿制任務的時間進度。“1059”以五院為主，一機部航空工業局、電子工業局與冶金、化工、建工等工業部門參加。其中，總體設計和總裝由五院一分院負責，彈上和地面控制設備的仿制由五院二分院負責，（航天工業部第二研究院院史編輯委員會：《航天工業部第二研究院院史（1957~1987）》，第13頁。）原屬一機部航空工業局的211廠承擔總裝任務。當年8月，五院一分院整體向南苑地區搬遷，總體設計與總裝由此實現無縫對接，形成科研生產聯合體，這對仿制與后來的自主研制起到了促進作用。10月3日，211廠劃歸五院。隨后，五院對原為飛機修理制造廠的211廠進行擴建和技術改造，使其成為導彈總裝廠。“1059”各分系統由分布在全國各地的25家一級協作廠負責試制。（航天工業部第一研究院院史編輯委員會：《航天工業部第一研究院大事記（1957~1987）》，第8~9頁。）其中，“1059”的發動機由111廠負責仿制，由于結構復雜、加工精度高、工藝難度大、新材料采用多，因此生產難度比較大。為了按時完成試制任務，一機部為111廠擴建了廠房，充實了技術力量，新建導彈發動機生產線，使原為我國航空發動機制造基地的111廠轉型成為液體火箭發動機制造基地。
根據協作分工，五院負責抓總，派出技術人員與蘇聯專家一起帶上設計圖紙及技術資料、實物樣品，到各個協作廠指導試制。起初，大家對尖端產品的質量要求和技術復雜性認識不足，從材料到工藝，從制造到裝配，都不夠成熟和完善；加上一些工廠未能深入學習消化資料，也沒有按照尖端技術產品的特點做好工藝和工裝準備，加工出來的產品與尖端技術產品的質量標準與要求有著很大差距，大部分產品不得不翻修甚至報廢。
為了及時扭轉這種狀況，1959年3月12日，一機部召開主要承制廠廠長、黨委書記會議。會議要求各廠學習技術資料，重視產品質量，虛心聽取蘇聯專家的建議；明確了駐廠工作組的職責關系；還根據原材料情況重新確定了生產數量和完成日期。（航天工業部第二研究院院史編輯委員會：《航天工業部第二研究院院史（1957~1987）》，第16頁。）
與此同時，五院要求下廠技術人員認真向蘇聯專家學習，處理生產中出現的技術問題，嚴格按照設計圖紙生產產品。經過五院和各承制廠的共同努力，仿制生產的產品質量得到顯著改善，并逐步走上正軌。
據不完全統計，全國共有1400多個工廠和研究機構直接或間接地參加了“1059”仿制（航天工業部第一研究院院史編輯委員會：《航天工業部第一研究院大事記（1957~1987）》，第9頁。），五院與這些單位建立了長期的協作關系。這樣，導彈制造協作體系就比較完整地建立起來，既適應了仿制生產的需要，又使后來的自主研制建立在我國工業基礎之上，不再受制于人。
（二）解決新材料、元器件和儀器設備供給問題
新材料、電子元件、儀器儀表、精密機械、特殊設備、測試技術、計量基準是建立導彈科技工業不可或缺的物質與技術基礎，當時被稱為“開門七件事”。僅就材料而言，“1059”所需的主要金屬材料（不包括控制系統）共509種、1900余項，非金屬材料326項，其中大部分還有耐高溫、高強度、耐油、耐磨、特細、特薄、冷加工等特殊要求。［14］仿制開展之初，國產材料大概只能滿足1/3的需要，許多急需的材料、元器件與儀器設備國內無法生產。盡管如此，五院仍堅持貫徹仿制生產“立足國內”的原則，一方面，根據“國防新技術協定”向蘇聯訂購一部分國內暫時無法解決的材料與元器件；另一方面，委托國內單位研制符合技術要求的材料與元器件。如1958年9月12日至10月30日，五院一分院委托中國科學院化學研究所、金屬研究所和冶金部鋼鐵研究院研制黏合劑、特種樹脂、有機氟油、高溫涂料、高溫合金、多孔金屬陶瓷等，并進行相應的工藝試驗研究、性能測定。（航天工業部第一研究院院史編輯委員會：《航天工業部第一研究院大事記（1957~1987）》，第13頁。）
由于當時我國工業水平還比較薄弱，加上“大躍進”運動的干擾，材料、元器件生產中的質量問題不斷出現，這嚴重影響了“1059”的生產進度。1959年3月14日，五院一分院黨委擴大會議傳達了3月12日五院與一機部協作廠會議的精神，明確了設計部門與工廠的關系，提出了要求和確保產品質量的措施，還要求參加仿制的技術人員“不走樣地學習”蘇聯技術資料。（航天工業部第一研究院院史編輯委員會：《航天工業部第一研究院大事記（1957~1987）》，第21頁。）可是，在許多具體問題上真的要“不走樣地學習”，又是難以辦到的。例如，“圖紙上注明翻砂用的沙子是蘇聯某條河流的，木材是西伯利亞的小白樺樹，木螺釘要用英制的標準，皮革要用蘇聯某地的小牛皮等等，連試驗用的酒精、液氧、過氧化氫都要用蘇聯的。”［15］類似的問題多如牛毛。這些本來都是非常具體的枝節問題，但在上級要求“不走樣地學習”蘇聯的氛圍下變為十分棘手的大問題，甚至在基層無法解決，只能逐級上報。此外，有的蘇聯專家堅持按照蘇聯的設計標準，中國沒有就要向蘇聯訂貨，這也使一部分技術人員產生了畏難情緒，把蘇聯資料視為金科玉律，不敢越雷池一步。由于五院要求承制廠重視產品質量，強調按照蘇聯圖紙生產，一些工廠就認為要生產出合格產品，必須大量采用國外器材，因此要求增加國外訂貨，這就導致停工待料的現象越來越嚴重。
面對這種嚴峻的形勢，1959年7月8日，五院向國防部國防科學技術委員會提交了《為1059試制生產中采用代料的請示》，提出“采取有分析、有試驗、以技術條件相同的材料代用的辦法和國內積極試制的辦法”，以改變原定一切按蘇聯資料規定的材料試制產品的計劃。（航天工業部第一研究院院史編輯委員會：《航天工業部第一研究院大事記（1957~1987）》，第27頁。）7月9日，聶榮臻批示道：“我意外料未到應用國料試制，不要專賴外援，在試驗過程中，可能遇到失敗決不可怕，只有在不斷試驗過程中才能取得經驗。材料也可能在試驗過程中找到出路。”［16］此后，五院一分院切實貫徹“立足國內”的原則，搜集“代料”情況，制定“代料”方案，只要國內材料能夠代替進口材料就果斷采用。二分院一方面加強反設計，以摸透控制系統及主要設備的工作原理和設計參數，并努力解決“超差代料”問題；另一方面，重新組織技術人員下廠，與承制廠的技術人員一道按照國情研究“代料”方案，處理生產中的技術問題與“超差代料”問題。據統計，僅二分院第一設計部就解決“超差”問題543項、“代料”問題1345項以及生產中的技術問題106項，并且對“超差代料”問題的處理，實行下廠技術人員簽字制度。（航天工業部第二研究院院史編輯委員會：《航天工業部第二研究院院史（1957~1987）》，第17頁。）這就要求技術人員不僅要吃透“1059”的設計思想與技術，還要對所采用的材料、元器件的性能有所了解，這對學習消化資料的深淺程度無疑是一次重要檢驗。［17］
與此同時，國家也及時安排協調“1059”所需的材料、元器件與儀器設備的研制部門和試制單位。1959年11月，五院一分院根據“1059”發動機仿制的需要，由任新民、姚桐斌等與冶金工業部101廠、鞍鋼、撫順鋼廠、大連鋼廠、沈陽蘇家屯有色金屬加工廠、鋼鐵研究院等單位簽訂了試制155項金屬材料的協議，與石油工業部、化學工業部、建筑材料工業部、輕工業部所屬的20多個單位簽訂了試制87項非金屬材料的協議。（航天工業部第一研究院院史編輯委員會：《航天工業部第一研究院大事記（1957~1987）》，第29頁。）后來，冶金工業部按照協議向五院提供了各種規格的金屬材料，機械工業部、建筑材料工業部、化學工業部、紡織工業部等提供了軸承、橡膠密封材料、潤滑劑、特種油漆、防熱玻璃棉、玻璃布橡膠、石墨制品等急需的材料。
“1059”的推進劑為液氧、濃度為92%的酒精和過氧化氫，當時我國還不能進行工業化生產，為此化學工業部專門建立了工廠進行試制，按時生產出合格的推進劑。推進劑專家李乃暨回憶說：“在液體發動機的首次試車中，蘇聯專家小組竟然懷疑我們生產的液氧質量，不讓使用，提出讓我們到蘇聯去購買。我們沒有聽他們的，我們據理爭辯。在確鑿的事實和數據面前，他們同意使用我們的產品。后來試車成功，證明我們的產品質量是合格的”。（航天工業部：《航天事業三十年（1956~1986）·科技經驗篇》，第178頁。）可見，協作單位的工作成效十分顯著，保證了“1059”的順利推進。
聶榮臻把解決新材料、元器件和儀器設備供給問題作為保障導彈仿制生產的關鍵環節，積極謀劃新材料、元器件和儀器設備的研制和生產。1959年7月2日，聶榮臻就國防工業發展中遇到的材料數量、品種、規格難以保證的問題，代中央軍委向毛澤東并中共中央寫報告，建議制訂發展品種和規格、提高質量的材料研制生產規劃，提出“特別要研究和掌握各種耐高溫、高強度和具有某些特殊性能合金鋼的生產技術”；“研究并生產各種耐高溫、耐低溫、高絕緣、高強度、耐腐蝕、耐磨、耐油等特殊性能的塑料，合成橡膠和化學纖維；解決高能燃料，超純物質，稀有氣體以及各種毒劑與消毒劑；生產和供應特種紙張等等”［16］（p.679）。中共中央同意了這個建議，據此制訂了相關的材料研制與生產規劃。
此后，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國防部國防科學技術委員會、冶金工業部、一機部、化學工業部、石油工業部、中國科學院等部門先后建立了新材料試制小組，開展新材料、新設備的科研攻關，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績。至1965年，我國試制成功的新型金屬材料、新型無機非金屬材料、新型化工材料共1.28萬項，品種上可以滿足導彈、原子彈等方面科研和生產需要的90%以上。［18］
在仿制中學習設計技術
在仿制導彈之前，我國已仿制過蘇聯飛機、坦克、雷達等武器裝備，但都未能達到自行設計的程度。根據“國防新技術協定”，蘇聯幫助中國按照設計圖紙制造導彈，但不負責傳授設計知識。因而，蘇聯派到中國的專家絕大部分是在工廠搞工藝的，對導彈設計了解不多。為了改變這種被動局面，聶榮臻指示：“有了蘇聯圖紙和技術資料，可以加速導彈事業的發展，但我們不要忘記‘自力更生’。在仿制每一類型導彈（彈道、防空、海防）時，要吃透它的設計理論。仿制成功后立即開展自行設計技術指標更高的同類國產導彈”［19］。意即仿制導彈不是像以前那樣按照蘇聯設計圖紙開展大規模生產，而是希望通過仿制掌握設計技術，然后自行設計性能更好的產品。
為此，五院調整了研究體制，按照研究設計的要求開展仿制。1958年4月2日，一分院以總體設計室為基礎，組成彈道式導彈總體設計部（第一設計部）；以發動機研究室為基礎，組成液體火箭發動機設計部（第三設計部）；以試制工廠籌備處為基礎，成立液體火箭發動機試驗站。（航天工業部第一研究院院史編輯委員會：《航天工業部第一研究院大事記（1957~1987）》，第7頁。）4月17日，二分院成立第一設計部，承擔導彈控制系統和電子設備的研制。（航天工業部第二研究院院史編輯委員會：《航天工業部第二研究院大事記（1957~1986）》，第5頁。）
在仿制過程中，五院要求技術人員把學習和掌握設計技術作為中心任務。1958年9月30日，一分院黨委發出緊急通知，要求“凡有蘇聯專家的單位，都應按專業指定專人向蘇聯專家學習，務求把‘1059’等資料學深學透，把技術學到手”。隨后，確定了向蘇聯專家跟班學習的技術人員名單。（航天工業部第一研究院院史編輯委員會：《航天工業部第一研究院大事記（1957~1987）》，第14頁。）11月28日至12月5日召開的二分院第一次黨代會提出：“仿制‘1059’是掌握導彈控制技術和攀登獨立設計新型號的樓梯”。（航天工業部第二研究院院史編輯委員會：《航天工業部第二研究院院史（1957~1987）》，第13頁。）按照這些要求，兩個分院迅速開展了學習“1059”技術資料的群眾運動。
為了學習設計技術，錢學森提議先把設計圖紙交給技術人員翻譯，弄明白之后再交給工廠。他要求從蘇聯資料中摸索出設計理論，而不是僅僅根據蘇聯圖紙學會制造導彈。他說：“我國的科技人員必須搞清楚這些圖紙是怎么設計出來的，我們搞導彈不是老去仿制別人的，而是要獨立自主。”［20］為了從理論上吃透技術資料，總設計師梁守槃向錢學森建議開展反設計，得到同意。何謂反設計？梁守槃回憶說：“假定蘇聯沒有給我們設計圖紙，只有這個導彈的性能指標，飛起來能打600公里。我們就以600公里這個指標按照理論公式進行設計，然后把設計結果跟蘇聯資料進行對比，尺寸一樣不一樣，其他各方面一樣不一樣。如果有不一樣的地方，就找出為什么我們的設計結果與理論公式不一樣，而蘇聯那個理論公式又是怎么得到的，找出它們理論與實際之間的聯系。以后，就按照反設計得到的數據開展設計。”（中國航天科工集團梁守槃辦公室：《梁守槃訪談錄》，2007年7月23日。）因此，技術人員在仿制過程中，一方面下工廠配合試制生產，處理工藝、材料及“超差代料”問題；另一方面，對蘇聯提供的樣機進行性能測試和理論分析，在此基礎上開展反設計，學習和琢磨設計技術，為后來轉入自行設計打下了一定的基礎。
蘇聯幫助中國發展導彈事業是中蘇兩國密切合作的產物，其援助規模與進程時刻受到兩國關系的影響。1959年6月20日，蘇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提出暫緩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教學模型和技術資料，此后，蘇聯對中國技術援助的限制越來越嚴格，許多原先答應提供的技術資料和樣品以各種理由拖延不給。1960年7月18日，蘇共中央通知中共中央，決定撤回全部援華專家。8月13日，在五院工作的最后3名蘇聯專家回國。此時，“1059”已完成絕大部分任務，外援中斷造成的影響并不明顯，只是影響了一些技術人員的信心和士氣。8月14日，五院副院長王秉璋、王諍到北戴河向聶榮臻匯報蘇聯專家撤走以后五院的工作情況及今后意見，聶榮臻對他們說：“中國人民是聰明的，并不比別的民族笨，要依靠我國自己的專家和工人搞出自己的導彈”，（航天工業部第一研究院院史編輯委員會：《航天工業部第一研究院大事記（1957~1987）》，第53頁。）“蘇聯專家撤走以后，要發揮中國專家的積極性，使他們暢所欲言，不要怕爭論，不要怕有不同意見，應發揮他們各自的特長”。（航天工業部第二研究院院史編輯委員會：《航天工業部第二研究院大事記（1957~1986）》，第26頁。）
經過五院和各協作廠的共同努力，1960年11月5日，我國仿制生產的第一枚“1059”導彈在二十基地發射成功，成為“我國軍事裝備史上一個重要的轉折點”（第一設計部部史編輯委員會：《航天部第一研究院第一設計部大事記（1958~1988）》，1988年印，第56頁。）。
通過“1059”仿制，我國迅速建立了導彈制造協作體系與相應的物質與技術基礎，掌握了導彈制造技術；建立了與之配套的材料、元器件和儀器設備科研生產體系；鍛煉和培養出一支導彈設計隊伍，為開展自行設計奠定了人才基礎，而且把五院的組織架構以及生產技術、質量管理、標準化等方面的規章制度建立起來，積累了許多科研管理經驗。
通過改型設計建立導彈技術體系
“1059”取得重要突破以后，五院便開始考慮自行設計問題。如何邁出自行設計的第一步？設計一個什么樣性能的型號？最初就出現了兩種不同的意見：一種意見是設計射程為3000公里的中程型號（東風一號）；另一種意見主張步子邁得小一些，在“1059”的基礎上設計一個中近程型號。當時，蘇聯專家說：蘇聯曾經加大P-2導彈發動機推力，加長彈體長度，射程增加了大約1倍。（中國航天科工集團梁守槃辦公室：《梁守槃訪談錄》，2007年7月23日。）據此，1959年12月，一分院提出在仿制“1059”的基礎上設計一個射程增加近1倍的中近程型號。
1960年5月6日，錢學森主持召開“1059”改進方案會議，聽取一分院第一設計部關于“1059”改進方案的匯報，并原則同意這一方案和計劃進度。后經聶榮臻同意，“1059”改進方案成為一個正式型號——東風二號。8月14日，聶榮臻在北戴河再次指出：東風二號可以定為一個型號，過了東風二號中近程導彈的關，再過中程導彈東風一號的關。（航天工業部第一研究院院史編輯委員會：《航天工業部第一研究院大事記（1957~1987）》，第53頁。）8月29日至9月8日召開的五院黨委擴大會議決定，由仿制為主轉向自行設計為主，在保證完成仿制“1059”的基礎上先完成東風二號的設計，其次是東風一號。（航天工業部第一研究院院史編輯委員會：《航天工業部第一研究院大事記（1957~1987）》，第54頁。）
相對于“1059”，東風二號在彈體上主要有三項改進：一是提高了發動機推力，把射程增至1200公里；二是將液氧箱改為單層薄壁結構，尾段由鋼結構改為鋁合金結構，以減輕重量；三是尾翼改為小三角尾翼。（第一設計部部史編輯委員會：《航天部第一研究院第一設計部大事記（1958~1988）》，第54頁。）控制系統的改進幅度不大，仍采用“1059”慣性與無線電混合制導方案，但在部分整機和線路上做了比較大的改進。與“1059”控制系統相比，東風二號不同的設備共有65項，其中完全自行設計的19項，改進設計的46項。（航天工業部第二研究院院史編輯委員會：《航天工業部第二研究院院史（1957~1987）》，第39頁。）在五院剛剛開展自行設計的緊要關口，
1960年10月9日，聶榮臻召集五院高級專家座談，指出現在就要“自己研究，自己設計，自己制造”，雖然“要比仿制難得多，但是這一關非過不可”。他號召大家“自力更生，發奮圖強，爭一口氣，突破從仿制到獨立設計這一關，迅速發展提高，建立我們自己的高度技術水平的導彈技術體系”。［9］（pp.188~189）
改型設計方案確定之后，五院將研制東風二號作為重點任務。經過不到兩年的奮戰，設計制造出第一枚東風二號導彈。1962年3月21日上午，東風二號導彈在二十基地進行第一次飛行試驗，導彈起飛后不久就墜毀在離發射臺300多米的地方。五院立即組織研制單位重新審查總體方案，進行故障分析和故障復現性試驗，查找原因。到5月上旬，基本上找出試驗失敗的主要技術原因：一是在總體設計方案中沒有將彈體作為彈性體來考慮；二是對發動機加大推力沒有作為一個重要問題認真對待，以致未能及早發現發動機強度不夠的問題，造成結構破壞而起火。（航天工業部第一研究院院史編輯委員會：《航天工業部第一研究院大事記（1957~1987）》，第96頁。）
經過分析研究，五院修改了總體方案。為保證發動機具有足夠的強度，將推力由45噸降到40.5噸，并把射程降到1000公里；認真考慮彈性振動對控制系統的影響，將儀器艙由靠近彈體尾部移到彈體中部。（第一設計部部史編輯委員會：《航天部第一研究院第一設計部大事記（1958~1988）》，第66頁。）東風二號彈性振動穩定性問題的解決是一個認識上的飛躍，為后來各型號導彈的總體設計提供了寶貴經驗。
在“1059”仿制過程中，設計人員雖然掌握了許多設計知識，但對導彈系統的綜合性和復雜性認識仍然不足，特別是對總體與各分系統之間，研究、設計、生產與試驗之間的內在聯系缺乏深入認識。導彈總體設計專家屠守鍔回憶說：“我們在仿制過程中，只了解到組成武器系統各部分的構造和生產方法。因為蘇聯沒有提供設計資料，我們對武器系統的內在聯系是不清楚的。所以當我們用挖掘潛力的方法來提高仿制型號的性能時，一些有關導彈總體的問題沒有考慮周到，一些必要的地面試驗沒有做或做得不徹底，以致在1962年3月第一次飛行試驗就失敗了。”［21］通過認真總結“1059”仿制、東風二號研制的經驗與教訓，設計人員加深了對型號研制規律的認識，發現導彈研制的組織管理和總體設計的復雜程度不在單項關鍵技術之下，意識到了研制程序的重要性。為此，1962年5月，五院制訂中近程導彈研制程序，健全設計師系統，加強計劃調度系統，要求在研制工作中嚴格按研制程序辦事，充分進行地面試驗。11月8日，《國防部第五研究院暫行工作條例（草案）》頒布。條例共10章70條，要求建立和加強技術責任制；建立技術指揮員制度和技術指揮線；建立型號總設計師制度；明確規定研制工作的8個階段（即確定任務、制訂方案、初步設計、技術設計、試制、綜合試驗、定型、移交）和5個程序（即指標論證階段、方案階段、初樣階段、試樣階段和定型階段），（航天工業部第一研究院院史編輯委員會：《航天工業部第一研究院大事記（1957~1987）》，第106~107頁。）形成了航天系統工程的雛形。
針對技術上出現的問題，五院重新確定了試驗程序。1962年11月29日，五院一分院第一設計部提出了《關于東風二號地面試驗的初步意見》，要求在飛行試驗之前進行4類17項地面試驗，重點是全彈試車和全彈振動試驗。（第一設計部部史編輯委員會：《航天部第一研究院第一設計部大事記（1958~1988）》，第68頁。）這個試驗程序為以后各型號的研制所遵循，成為導彈研制的共同準則。
1962年7月，五院重新確定了東風二號總體設計方案和各分系統設計方案。9月18日，任命林爽為總設計師、屠守鍔為副總設計師，還任命了各分系統的主任設計師，完善和加強了技術指揮系統。至此，設計師制度在五院真正建立起來。1964年6月29日，東風二號再次進行飛行試驗，獲得成功。緊接著又進行了7次發射，全部獲得成功。東風二號的發射成功表明五院已經初步掌握了導彈設計的基本規律與核心技術，完成了從仿制生產向自行設計的跨越，并為獨立研制奠定了堅實可靠的基礎。
結語
綜上所述，中國通過仿制和改進蘇聯導彈技術，初步建立了自己的導彈科技工業。首先從仿制入手，建立導彈制造協作體系以及與之配套的材料、元器件與儀器設備科研生產體系，較快地解決了導彈的有無問題，并設法學習設計技術；然后在成功仿制的基礎上進行改型設計，完成由仿制生產向自行設計的跨越，后來又迅速建立了導彈研究體系，這樣中國就真正建立起包括研究、設計、生產與試驗的完整導彈科技工業體系。這次導彈技術引進、消化和改進是非常成功的，充分證明了錢學森提出的首先仿制、然后設計、再行研究的發展思路是適合當時中國國情的，從中我們可以獲得許多有益的經驗與啟示。
其一，學習和仿制是科技后發國家走向自行研制的必經階段，而自行研制是建立獨立科技工業體系的唯一路徑。“1059”起步之時，正值“大躍進”運動高潮階段，有些人頭腦發熱，認為與其仿制落后型號不如直接設計先進型號，甚至提出一些不切實際的口號。這時，聶榮臻告誡大家：“要學會走路，然后再學跑步，像爬樓梯一樣，爬完了第一層，才能爬第二層。仿制的目的是為了獨創，但必須在仿制中把技術吃透，才能獨創”。［17］（pp.185~186）這席話讓大家清醒下來。五院據此確定了“以仿制為主，帶動全院一切工作”的方針，從仿制入手，掌握基本技術，為自行設計打下良好基礎。
“1059”仿制取得重要突破以后，聶榮臻要求五院將工作重點轉向自行設計，而不是開展大規模生產。為何要立即轉向自行設計呢？聶榮臻解釋說：“從科學發展的趨勢來看，技術越發展，保密性也越強，別人即使給一些東西，也只能是性能次先進的技術，唯一的出路只有盡可能吸取國外先進成果，走自己研制的道路。”“誰也不可能把最先進的東西交給別人，這一點不但應該作為我們思考問題的出發點，而且應該成為我們制定國防科研方針、政策、任務的依據。”［18］（p.57）實踐證明，在獲得外部援助的有利前提下，先進行仿制，再在仿制的基礎上開展自行設計，是中國迅速建立具有自主研制能力的導彈科技工業體系的成功之道。
其二，研制新型產品必須循序漸進。“1059”取得成功以后，中國建立起導彈制造協作體系，但尚未掌握導彈設計核心技術。這時決定在“1059”的基礎上設計一個改進型號，而不是直接設計一個全新型號；東風二號首飛失敗以后，暫停研制中程型號，集中力量解決東風二號的問題，這些重要決策經過實踐檢驗證明是科學正確的，對中國此后自主研制導彈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在技術力量與工業基礎比較薄弱的條件下，發展尖端技術必須循序漸進、由淺到深，這是風險最小、速度最快、效果最優的路徑。后來，中國導彈事業一直遵循循序漸進的發展道路，從最初的部分改進，到最后包括材料、發動機、推進劑、控制系統等全部更換為中國研制，建立了獨立完整的導彈與航天科技工業體系。
其三，雄厚的科研積累與工業基礎是自主研制的堅實支撐。導彈屬于綜合性工程系統，涉及多學科知識，還要有雄厚的工業基礎作支撐。仿制他人產品，沒有研究與設計環節，主要解決制造技術以及材料、元器件、儀器設備等方面的問題即可，而自行設計新產品，必須采用新的科學技術知識指導工程設計。因此，研制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高技術產品，必須在基礎科學、技術科學和預先研究上加大投入，不斷增加科學理論與新技術儲備的厚度，同時大力提升基礎工業水平，為高技術產品研制提供堅實的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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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中國航天騰飛之路》，中國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40~41頁。
［責任編輯：鄭珺］
［作者簡介］姜玉平，理學博士，副研究館員，上海交通大學校史博物館，200030。
本文為上海交通大學人文社科文化專項項目“錢學森科技創新思想研究”（16JCWH06）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18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