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美援朝運動作為新中國成立初期規模空前的愛國主義教育實踐，在增強廣大民眾對中國共產黨和新生人民政權的政治認同方面產生了深遠影響。貴州作為多民族地區，在這場愛國運動中，黨和政府通過組織引導、經濟動員和文化宣傳，深入發動群眾，使各族群眾形成了基于共同命運、共同利益、共同價值的穩固共同體，不僅促進了民族團結，增強了他們對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認同與情感歸屬，也為鞏固新生人民政權和構建新型社會關系奠定了歷史基礎。
［關鍵詞］抗美援朝；愛國主義教育；貴州
［作者簡介］李安峰，歷史學博士，教授，貴州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彭豐民，博士研究生，貴州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民族團結進步示范區建設中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21BZZ027）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抗美援朝戰爭是新中國成立后第一次大規模出國作戰，中國人民志愿軍“以‘鋼少氣多’力克‘鋼多氣少’”，贏得了抗美援朝戰爭偉大勝利，打破了美軍不可戰勝的神話。經此一戰，重塑了新中國的國際地位，使“新中國真正站穩了腳跟”。“這一戰，打出了中國人民的精氣神，充分展示了中國人民萬眾一心的頑強品格！”抗美援朝運動所激發的愛國主義精神，成為新中國在增強政治認同上的重要歷史契機。1951年2月3日，《中共中央關于在少數民族地區進一步開展抗美援朝等運動的指示》明確要求：“抗美援朝、反對美國武裝日本及愛國公約運動，應及時地和適當地在各少數民族地區進一步發動和開展，以便在少數民族中肅清帝國主義影響，加強愛護自己民族和祖國的認識與感情。運動的具體口號、方式和步驟必須適合每個少數民族的具體情況，不可簡單地搬運漢民族中的經驗。”這一政策在多民族聚居的貴州得到了符合實際的創造性運用，在對民眾進行愛國主義教育方面產生了深遠影響。“抗美援朝史研究是學術界一個方興未艾的研究領域，經過多年研究，一大批頗有價值的研究成果相繼問世，有力推動了抗美援朝史研究的發展。”然而，在既有研究中，盡管有學者探討了抗美援朝運動在民族地區對中華民族認同的作用，但對多民族地區的愛國主義教育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缺乏系統性闡述。同時，近年來相關成果多聚焦抗美援朝運動的宣傳教育、物資捐獻等方面，忽視了愛國主義教育中黨和政府如何推動多民族地區廣大民眾對新生人民政權的政治認同，進而構建起基于共同命運、共同利益和共同價值的穩固共同體這一重要過程。基于此，本文以貴州這一典型的多民族省份為中心考察，深入探討抗美援朝運動中愛國主義教育在貴州的實踐。
抗美援朝運動前貴州的社會狀況
貴州“民族眾多，系全國8個民族省區之一”。其長期自然形成的血緣關系凝聚的家族認同、地緣文化形成的地域認同、民俗傳統塑造的民族認同，與這種民族多樣性相互交織，共同構成了新中國成立后貴州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歷史起點。
（一）新中國成立前貴州傳統社會結構概況
歷史上，貴州的地理條件與多民族共生的客觀現實，使得“在元代以前貴州的社會、經濟、文化發展處于自在、自為的狀態”。這種狀態使得各民族群體在相對封閉的區域內，依托血緣、地緣、語言和獨特的文化習俗，形成了比較有凝聚力的地方權力結構，構成了維系社會秩序的基礎。明初，貴州沿襲元代的土司制度，有大小土司三百多個。從永樂十一年（1413年）起，便開始進行大規模的“改土設流”，并在此基礎上建立貴州布政使司，遂致建省，成為全國13個布政使司之一。清代，“將‘苗疆’納入流官統治”作為“改土歸流”在貴州的主要任務，貴州“行省制進一步完善，中央政府通過直接任命文武官員對全省進行統治，土司被削弱或取消，結束了司府軍衛并治的多元局面”。之后，“民國的軍閥時代又進行兼并，國民黨繼承大漢族主義，再加壓迫”，造成民族之間的隔閡，激化了民族矛盾。因此，正是“由于歷代反動統治階級對各少數民族殘酷的民族壓迫”，使得在民族地區宣傳民族平等、開展愛國主義教育迫在眉睫。
（二）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央西南各民族訪問團第三分團訪問貴州
新中國成立初期，“由于貴州解放不久，土匪猖獗，謠言頗多，少數民族深居山區，不了解黨的政策，思想顧慮甚多”。以爐山縣（今凱里市）為例，“因受大漢族主義的壓迫和國民黨的宣傳的影響，‘苗族最初對我們的印象是惡劣的、可怕的、痛恨的’，干部在進入苗寨以后，往往被苗族罵為‘死客家’，同時，因為苗族‘怕官’‘怕王法’，這些漢族干部一進入苗寨，寨子里的苗族老百姓們就四處逃離，如臨大禍”。為消除民族之間的隔閡，深入宣傳中國共產黨民族平等團結的政策，密切中央人民政府與各民族的聯系，1950年7月，以費孝通為團長的中央西南各民族訪問團第三分團進入貴州。訪問團在貴州訪問期間，通過群眾大會、座談會、文藝演出和贈送鹽巴、棉布等方式宣傳民族平等政策，慰問長期受壓迫的各族群眾，深入民族村寨與群眾互動、增進互信，對貴州民族聚居地區開展系統調查研究，并指導籌建了貴州第一個民族自治地區——爐山縣凱里苗族自治區，為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在貴州的探索提供了實踐基礎。當時凱里自治區代表“楊光忠說：毛主席真是想的周到，他會派中訪團（中央民族訪問團）來看我們，送我們東西，在國民黨時（做）夢也想不到。龍國光說：中訪團到各村去打針醫病，這確實是過去所不得見過的”。中央西南各民族訪問團對貴州數月的訪問，通過“自上而下”的主動接觸，所到之處“各族人民莫不歡欣鼓舞，熱烈歡迎‘毛主席派來的人’”，成為溝通民族情感的橋梁，強化了中國共產黨和新生人民政權在民族地區的認同感，為抗美援朝運動中愛國主義教育的開展創造了條件。
抗美援朝運動中愛國主義教育在貴州的開展
貴州作為抗美援朝祖國大后方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偉大的抗美援朝保家衛國運動已經深入貴州一千四百余萬人民的日常工作、生活和學習之中，其規模之大，是貴州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黨和政府依據貴州多民族聚居的省情，將抗美援朝愛國主義教育有機融入民族工作，通過組織引導、經濟動員、文化宣傳等形式，使“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口號和理念深入人心。各民族群眾以空前的政治熱情投身愛國主義生產勞動競賽和增產節約運動，涌現出集體捐獻“黔南號”戰斗機、青年踴躍參軍支前等生動事跡和劉興文（苗族）等戰斗英模，實現了全國性政治宣傳動員、群眾性志愿運動與民族地區治理的協同推進，加速了貴州各民族對中國共產黨與新生人民政權認同的進程。
（一）愛國主義教育中的組織引導
按照《中共中央關于在少數民族地區進一步開展抗美援朝等運動的指示》精神，黨和政府在貴州的愛國主義教育工作，沒有簡單地照搬其他地區的經驗，而是在尊重地方特點的基礎上，通過建立層級分明的行政網絡，使國家權力和愛國主義教育延伸到基層，逐漸改變了多民族地區貴州的政治面貌。
在抗美援朝運動中，全國各族人民都受到了心靈的洗禮，每個地方的人民群眾都受到了愛國主義教育，他們能夠在條件艱苦的情況下踴躍投身保家衛國的運動，其中“關鍵在于建國后黨和政府迅速建立了覆蓋全國、有效運作的宣傳和組織網絡，使中共中央和人民政府的各項指示、號召能夠迅速暢通地傳達到基層和偏遠地區”。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貴州逐漸構建起了“專區—縣—區/鄉—村寨”四級抗美援朝政治動員網，這種將黨和國家意志融入其中的機構設置，極大地增強了愛國主義教育的權威性和有效性。1950年12月，省級層面成立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反對美國侵略委員會貴州省分會（簡稱貴州省抗美援朝分會），在該分會指導下，鎮遠專區、獨山專區、興仁專區相繼成立了專區抗美援朝分會，轄區內的縣、區/鄉成立了抗美援朝組織，村寨成立了抗美援朝工作小組。例如，鎮遠專區12月成立了中國人民抗美援朝鎮遠區支會，“所轄各縣都相繼成立了這一組織，區、鄉成立了宣傳動員領導小組，黨政主要負責人親自任主要職務，做到層層有人負責，層層有人抓。各級專門抽調了一批干部，組織了3萬余人的宣傳隊伍，深入城鎮和農村開展了廣泛的宣傳動員活動，拉開了動員工作的序幕”。被譽為“天下苗族第一縣”的臺江縣，“1951年2月，成立臺江縣抗美援朝分會，會長王子奎，各區、鄉相繼成立抗美援朝支會，村成立小組”。這種層層有人具體負責的四級政治動員網，使國家權力能高效地向貴州民族地區延伸，有利于將黨的方針政策和國家意志傳遞到基層，實現對各民族群眾的愛國主義教育。
依托四級政治動員網，黨和政府進一步推動鄉鎮、村寨、家庭訂立全覆蓋的愛國公約，將國家意志轉化為群眾可感知、可操作的日常行動，成為組織引導群眾落地見效的關鍵實踐。“通過廣泛深入的愛國主義、國際主義教育，貴陽、遵義等專區各階層人民積極訂立愛國公約，紛紛表示以搞好生產、學習和各項工作的實際行動，支援志愿軍作戰。”其間，爐山縣明確提出：“宣傳內容方面應結合土地改革運動鎮壓反革命來宣傳，應修訂和檢查愛國公約，號召增產愛國增產捐獻，每人今年愛國增產大米6斤捐獻”；黎平縣中潮鄉平壩村以“保證今年種的田細心薅兩次，增產80%”，“組織互助組保證幫軍人家屬薅秧，薅棉花大豆等，與群眾互助搞好今年生產”等指標，將互助合作提高糧食產量、鞏固土地改革果實作為支援前線的具體行動。由此可見，從上級整體號召到家庭具體承諾，組織引導的觸角已經深入各族群眾生產生活的各個環節，因此，“愛國公約除了對愛國捐獻起很大推動作用外，它對生產、鎮壓反革命、反封建斗爭、及日常工作、學習等均起很大作用”，的確是人民群眾自創的“用以表示愛國決心和愛國行動的一種方法”。
在抗美援朝政治動員網的構建中，有一個明顯特征就是尊重、團結、吸納當地民族上層人士和知名人士，并發揮其獨特的影響作用。這些民族上層人士利用在少數民族同胞中的聲望和社會關系，將“國家主人”“保家衛國”等政治宣傳口號通過話語轉換，有機融入地方民眾的傳統信仰體系之中，起到了良好的動員效果。例如，新中國成立以前，苗族知識分子吳通明曾在黃平縣擔任過小學校長、山凱鄉鄉長，1949年11月黃平縣解放后留任山凱鄉鄉長，1952年7月，“升任鎮遠專員公署副專員，在抗美援朝運動中，首先動員自己侄子報名參軍，推動黃平縣谷隴區征兵工作的開展”。此外，貴州也非常重視發揮民族村寨中較為普遍存在的“寨老”“里老”等的作用。1951年5月底，在接到首批中國人民志愿軍征兵任務后，中共榕江縣委、縣人民政府隨即進行部署，召開干部、積極分子會議，會后，各區、鄉分別召開鄉村干部會議和群眾大會廣泛開展憶苦思甜活動，而“對應征對象指定專人負責，充分發揮‘自然領袖’、‘青年頭’、‘姑娘頭’的積極性”。“錫利鄉二村在‘自然領袖’王國先的動員下，幾十名青年全部報了名”。這種運用當地民族特點進行組織引導的方式，對于打消人民群眾思想顧慮、提高他們報名參軍的熱情有著積極作用。正是因為充分發揮了當地民族上層人士和村寨“寨老”“里老”等的影響力，極大激發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愛國熱情，當地青壯年踴躍報名參軍，積極投身這場事關國家和民族前途命運的偉大斗爭。
（二）愛國主義教育中的經濟動員
作為多民族地區，中國共產黨以物質貢獻和生產關系變革為抗美援朝經濟動員的重要方式，通過愛國捐獻、增產節約等具體運動與經濟建設、社會改革一體推進，將當地群眾的日常生產生活與抗美援朝前線作戰緊密聯結起來，使“保家衛國”的愛國主義精神逐漸轉化為對民族地區經濟結構調整的動力。在這場全民參與的抗美援朝運動中，貴州各族群眾通過以下兩個方面逐漸構建起后方與前線命運與共的連接紐帶。一是將捐獻行為作為愛國熱情的重要體現。在廣泛的宣傳之下，貴州各族群眾的捐獻熱情逐步高漲，原定的捐獻目標被屢次突破。“貴定縣平安彝族農民李永安捐獻兩萬元（舊幣——筆者注）后，他老婆又捐五升苞谷，并說：‘你捐你的，我捐我的，各是各的心意。’農民們說：‘增產捐獻的辦法真好，又愛了國，又發了家’”。“苗族聚居的丹寨，原計劃捐獻八千元（折新幣），結果捐獻了兩萬元，超過原計劃百分之一百五十。興義縣永康布依族農民把1951年全鄉增產的40029斤稻谷全部捐獻出來，并親自運送到縣城倉庫。”當地各族群眾捐獻的這些物資深刻體現了愛國主義意識，不僅在物質層面展現了民族間的團結互助，而且在精神層面形成了命運與共的集體意識。二是以增產節約運動夯實抗美援朝的物質基石。在深入廣泛的宣傳之下，增產節約與抗美援朝的意識已經深入人心，各族群眾將“保家衛國”的信念轉化為“多增產一斤糧食，就多消滅一個敵人”的實際行動。在獨山專區，制定了“在增加生產，提高工作，改善經營的情況下將所得的一部或全部捐獻”的原則，激發了群眾的愛國熱情。在鎮遠專區，1951年“糧食增產1.7萬噸，多養牛15334頭，豬34655頭。1952年糧食又比1951年增長7%，耕牛增長5%，豬增長9.7%”。在遵義專區，“1950年全區糧食產量是13.4403萬斤……1952年，糧食上升到14.9895萬斤，比1950年增長1.5492萬斤”。由此，形成了“增產—捐獻”的良性循環。通過增產節約運動，不僅構建起相對穩固的戰略物資保障體系，而且“有力地促進了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
除此之外，黨和政府在貴州民族地區還通過土地改革、基礎設施建設、經濟貿易互相配合，構建起經濟聯動網，不僅保障了前線物資供應，而且還將愛國主義教育融入其中，調整了民族地區的經濟結構。
黨和政府將抗美援朝與土地改革相結合，在民族地區采取“慎重穩進”的方針，通過土地改革將土地分配給無地或少地的各族群眾，解決了其生產資料匱乏的核心問題，成為新生人民政權反封建斗爭和社會改革的標志性成果，也為增強民眾對黨和新生人民政權的認同奠定了基礎。據一位老人講：“沒收地主的土地給老百姓，特別是分給我們窮人，我們從此有了自己的地來種，有了飯吃，才知道共產黨對我們好、毛主席對我們好！如是大家積極投身生產多打糧食，年輕人還踴躍報名參加志愿軍打美帝國主義”。可以說，“各項社會改革尤其是土改的進行激勵了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政治參與的熱情，這種熱情又在實際行動中轉化為對愛國捐獻、愛國公約、增產節約等運動的積極參與”。
黨和政府將抗美援朝與基礎設施建設一體推進，夯實了物質供給的生產基礎。在安排部署抗美援朝工作時，貴州明確要求“在農村，必須大力開展冬季副業生產、大力興修小型水利，大量積肥。用一切努力做好增產運動的準備工作”。貴州1951年“開挖灌溉渠710條，水塘257口。修筑水壩245座，筑防洪堤9道，使15.74萬畝土地受益”。“從1950年起到1952年止的經濟恢復時期內，為了逐步發展民族地區的交通，發展山區的經濟和擴大省內的物資交流，在少數民族地區恢復公路231.43公里，改建公路339.63公里。新建公路409公里，新建里程占全省新建里程的53%。”貴州通過大力興修水利、交通等基礎設施，極大改變了貴州民族地區千百年來落后的生產生活面貌，實現了從建設到生產再到捐獻的良性聯動，使基礎設施投資與建設轉變為可持續的經濟支援能力。
黨和政府將抗美援朝愛國主義教育與發展民族貿易緊密結合起來，形成了兼顧國家統購和民族特需用品供應的貿易體系。“通過經濟和貿易活動，把全國少數民族更親密地團結起來，以鞏固國防，保衛我們偉大的祖國不受侵犯”。正因如此，貴州省人民政府將抗美援朝、鞏固國防作為發展民族貿易的動力，并于1950年9月提出在全省民族地區發展貿易工作的任務。到1951年7月，“全省已有重點地在爐山縣凱里區、晴隆縣第二區、鎮寧縣扁擔山區等地建立了將近一百個少數民族區的商店、代銷店。除了進行推銷和收購工作外，各地并對少數民族工商業進行了領導和扶助，以發展少數民族的貿易”。同時，黨和政府積極扶持民族地區特需用品（如食鹽）的生產，通過撥發專款和價格補貼等方式保證市場供應。這種定向購銷的照顧政策，有效促進了民族貿易的發展和民族團結，也激發了廣大群眾“努力增加生產、堅決支援前線”的決心，既緩解了戰略物資的短缺，又避免了民族地區的經濟貿易因抗美援朝戰爭的影響而凋敝。
（三）愛國主義教育中的文化宣傳
抗美援朝運動作為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實踐，其價值不僅在于軍事外交層面的戰略意義，更在于開創了多民族地區愛國主義教育的獨特形式。“轟轟烈烈的抗美援朝運動，實際上是把抗美援朝這一國家的意志，變為中國民眾的意志的運動。”而這種意志的轉化過程，體現了對民族傳統的批判繼承和創造，我們可以從貴州省丹寨縣開展抗美援朝運動的典型案例中，去微觀透視在愛國主義教育的過程中黨和國家意志與地方文化習俗從碰撞到共生的過程。丹寨縣以苗族居多，黨和政府充分尊重并巧妙運用苗族的傳統文化習俗與集體情感，將愛國主義教育內容融入其中。
黨和政府運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經驗，通過組織“訴苦會”“控訴會”等形式，引導苗族同胞將美帝國主義與國民黨、地主階級的壓迫聯系起來，將反封建斗爭與反對美帝國主義的宣傳融為一體。1951年“五一”節前后，丹寨縣“全縣七十四個行政村以村為單位普遍舉行了控訴美、日、蔣匪幫罪行，同時結合控訴地主惡霸的罪惡，參加控訴會的群眾約五萬人，有的苗家一連參加幾次控訴會”。同時，全縣還“組織學校師生利用趕場天（貿易集日）上街為群眾讀報、扭秧歌、演話劇、唱花燈、畫漫畫、書寫大幅標語、辦黑板報、教唱各種抗美援朝歌曲”。這些宣傳方式將抽象的意識形態轉化為苗族同胞可感知的對美帝國主義侵略者和地主惡霸的憤慨，使抗美援朝從國家戰略轉化為對舊社會的仇恨，極大增強了愛國主義教育的有效性。據一位苗族志愿軍老兵回憶：“控訴會使我心里產生了強烈的變化，黨和政府給我們分田分地，我們窮苦人終于有福了。但是，美國鬼子卻要破壞我們剛好起來的日子和幸福的生活，我們絕不答應。因此，我更要去當兵，到前線去抗美援朝、打敗美國鬼子，保家衛國。”
苗族社會中長期存在的“酒歌對唱”“爬馬郎坡節日”等文化儀式，被注入抗美援朝的政治內涵。例如，在對唱中“如甲方唱‘為什么要抗美援朝？我們要如何來保家呢？’若乙方對答不出，大家都要笑他”。這就使原本用于日常交流的苗歌成為動員民眾參軍保家衛國的宣傳方式，形成“甲方問抗美援朝意義，乙方答保家衛國責任”的互動模式。地方文化的此類創造性轉化，既保留了傳統的苗族文化，又適應了
愛國主義教育宣傳的需要，使意識形態話語通過群眾喜聞樂見的方式深入人心。同時，當地政府將苗族傳統的“火塘夜話”“寨老議事”等非正式教育場景，改造為制度化集中化的夜校、村學、民校等，提高了群眾的文化水平。例如，丹寨縣從1950年起共開辦了79所冬學，參加學習的有1.2萬多人，1951年7月，又由冬學改變為32所村學、26所民校以及9所鄉辦完全農村小學，使“廣大的農民、家庭婦女、學齡兒童，特別是大多數苗族人民都得到了就學的機會”，在學習中既傳授漢字讀寫，更通過“苗家教育苗家”的方式傳播抗美援朝的愛國理念，如“龍泉鎮場壩街民校苗家婦女王桂珍，經過半年多的學習，不僅能看簡單的文字，并能向人講述一些抗美援朝的大道理”。
在抗美援朝宣傳動員網的建設中，宣傳隊既有效利用苗家“趕場”的周期性聚集開展流動教育，也利用節慶儀式開展規模性動員，使民族文化節慶與國家政治議程同步，最終形成群眾廣泛參與的盛大場面。如1951年5月1日，丹寨縣“有2.85萬各族人民參加舉行抗美援朝游行示威”。據一位苗族志愿軍老兵回憶：“抗美援朝的時候，解放軍和當地干部大都在趕場的時候進行宣傳，號召年輕人參軍報國。解放軍講話的時候，怕我們苗家人聽不懂，還請了當地干部在旁邊用苗話和本地客話又給我們重講了一遍，而且反復地講‘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道理。”針對語言不通等問題，丹寨縣“公安局宣傳組以苗家工作同志當宣傳員，用鎮壓反革命分子的圖畫叫苗家看，一個個地用苗語解說，結合進行鎮壓反革命的宣傳，亦取得很大的效果”。苗族同胞聽懂后都說：“反革命分子就是美根子，不肅清他們，苗家就過不好安逸日子”。通過實現漢語和苗語的相互轉換，意識形態傳播深入人心，使愛國主義的政治話語獲得苗族同胞的情感認同，提高了他們保家衛國的積極性。
總而言之，“抗美援朝運動中的宣傳教育工作規模之大，形式之多，方法之活，效果之好，確實都是空前的”。通過這些創造性的文化宣傳教育，貴州各族群眾逐步消除了“親美”“崇美”“恐美”心理，樹立了仇視、鄙視、蔑視美帝國主義的思想，出現了“村村歡送、人人贊揚，使參軍光榮的空氣形成全面群眾性的參軍熱潮”。僅都勻縣（今都勻市）“全縣報名參軍人數占適齡人數百分之八十五以上，保證了全縣一千二百四十名擴軍任務的勝利完成”，為保衛祖國作出了貢獻。
抗美援朝運動中愛國主義教育在貴州的實踐成效
在抗美援朝運動中，黨和政府開展的愛國主義教育不僅深刻影響了多民族地區貴州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結構，更在深層次上促進了廣大民眾對新生人民政權的認同。這種認同的建構，是通過組織引導、經濟動員和文化宣傳的三者協同實現的，在此過程中形成了基于共同命運、共同利益、共同價值的穩固共同體，重塑了個人、集體和國家間的利益關系，初步實現了對社會的有效整合。
（一）基于共同命運形成的共同體
1951年12月，毛澤東在《給西北各族人民抗美援朝代表會議的復電》中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那一天起，中國各民族就開始團結成為友愛合作的大家庭，足以戰勝任何帝國主義的侵略，并且把我們的祖國建設成為繁榮強盛的國家”。新中國成立后，黨和政府實行民族平等、團結、互助的政策，各民族在政治上、經濟上獲得解放，他們把自己的命運和中國共產黨、新中國的命運緊密聯系在一起。《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明確“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則，為政治認同提供了制度支撐。而這些重要制度的構建與實施，“使得新中國成立初期黨和政府能有穩固的政治地位，并能動員全國民眾切實參與到恢復國民經濟、抗美援朝和鎮壓反革命等運動中來”。由此形成了民族平等團結政策與抗美援朝歷史進程的雙向強化效應，一方面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實踐為抗美援朝提供了強大的組織基礎，另一方面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又反哺于民眾對中國共產黨和新生人民政權的認同，使貴州各民族逐步消除隔閡，實現各民族“像石榴籽那樣緊緊抱在一起”的團結和對新中國的情感歸屬。
新中國通過基層民主選舉、民族代表會議等制度設計，使各民族首次以平等政治主體身份參與國家事務，真正成為國家主人。在抗美援朝運動中，黨和政府以“保家衛國”為愛國主義教育的紐帶，“將長期處于政治邊緣的民族納入國家政治生活，由此提升了他們的主人翁意識，使他們獲得了精神上的滿足感”，進而自覺地將個體責任與國家命運聯系在一起。在參軍支前運動中，貴州苗、侗、彝、布依等族青年突破“安土重遷”的傳統觀念，將參軍視為翻身做主人的愛國行動，積極響應黨和國家的號召，踴躍參戰。在黔東南，“10萬青年爭先報名參軍，兩萬黔東南籍志愿軍赴朝參戰，涌現出2000多名功臣，361名優秀兒女獻出了生命”。貴州各民族翻身做主人的身份轉型，既體現在愛國主義教育中各族青年踴躍參軍的實踐方面，也通過愛國公約的訂立、訴苦大會的開展等日常活動，將對中國共產黨和新生人民政權的認同融入生活，形成公民與國家間的責任聯結，最終完成從被剝削壓迫者到國家主人的歷史性跨越。
（二）基于共同利益形成的共同體
抗美援朝運動中，貴州各民族將物質貢獻轉化為國家利益的存在。“‘抗美援朝、保家衛國’這八個字，把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緊密結合在一起，把個人利益、國家利益、社會主義鄰國的利益、全世界人民的利益緊緊聯結在一起，能夠深入人心，深得民心，起了極大的動員作用，使我們黨的決策為群眾所掌握，產生了巨大的物質力量。”在增產節約運動、捐獻運動等具體愛國行動中，黨和政府創造性地將個體勞動賦予了支援前線的崇高政治意義，使個體的物質貢獻成為表達愛國情感、踐行公義精神的重要體現，實現了其物質觀念從個體到集體的轉化，激發了他們為國家和民族利益而無私奉獻的自覺性、主動性。因此，貴州作為多民族地區，在抗美援朝運動期間，“盡管經濟落后，人民生活水平低，全省仍捐獻給志愿軍和朝鮮人民軍的慰勞代金27億元，捐獻戰斗機26架，超任務10架”。這些難能可貴的愛國捐獻，充分展現了這一利益共同體凝聚的有效作用。
土地改革的完成，從根本上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各族群眾將生活改善歸因于國家制度優勢，進而形成“聽毛主席的話、跟共產黨走”的集體意識。1951年4月，在麻江縣碧波鄉舉行的慶祝農民翻身大會上，農民潘應培說：“過去國民黨拿我們當牛馬，今天我們翻了身，一定要好好做活路。”農民們紛紛表示：“為了保衛自己的土地，決不能讓美帝國主義和國民黨打來”，又商議訂出了愛國公約，內容包括“加強團結”“保衛土地改革成果”“永遠跟著人民政府、共產黨和毛主席走，堅決執行政府法令”等內容。在爐山縣的土地改革中，“軍屬一般都得到照顧，平均都分得好田”。因而，“土地改革被認為在本質上是與抗美援朝保家衛國運動一致的運動”。作為變革生產關系的一場農民翻身運動，土地改革讓貴州各族人民獲得了夢寐以求的土地，尤其是獲得土地的軍屬，他們從內心深處感恩“毛主席和共產黨”，仇視美帝國主義，進而要搞好生產、踴躍捐獻、支援前線。
（三）基于共同價值形成的共同體
抗美援朝運動中的文化宣傳使愛國成為貴州各族群眾的共同價值追求。例如，蘆笙曲調中融入《志愿軍戰歌》旋律，使傳統藝術成為“保衛新中國”的情感媒介；苗家“招龍”等習俗被用來作為宣傳抗美援朝和講解民族政策的動員儀式，實現了地方性集體記憶與國家宏大敘事的結合。更具深意的是英雄敘事重構，抗美援朝戰斗中涌現出的貴州籍英雄劉興文、龍世昌、戴華榮等事跡，被表述為中華民族反抗美帝國主義壓迫的精神延續，其個體生命史由此升華為多民族的共同記憶。1951年10月25日、28日、29日，《新黔日報》分別刊載《苗族人民的好兒子》《為苗族爭光》《青年的勇士劉興文》等諸多報道，被各族群眾口耳相傳、廣泛傳播，不僅強化了貴州各族群眾與中國共產黨之間的情感聯結，也推動了抗美援朝精神在全國范圍內的共鳴，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
此外，抗美援朝運動期間，電影放映隊等新型傳播媒介突破了山地社會的阻隔，將朝鮮戰場與貴州民族村寨置于同一時空，使“保家衛國”從抽象概念轉化為可感知、可觸及的集體命運。例如，從1951年2月起，貴州省文教廳電影隊深入農村放映影片，4個月教育80多萬觀眾，“經過電影教育，群眾政治覺悟提高，生產積極性增強，廣大群眾對于毛主席、共產黨和人民祖國的熱愛更加深切”。又如，當家鄉同胞們給中國人民志愿軍寫去數以萬計的慰問信時，親切的話語消弭了地理距離，而信中關于“我們窮人得到了今天的好日子，是與你們在前線的犧牲流血分不開的”的話語表達，喚起了情感共鳴。“總的來說，抗美援朝運動對民眾社會心理的調控與把握是非常成功的，這是運動能夠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也是抗美援朝運動給今天留下的寶貴精神財富之一。”
結 語
抗美援朝運動讓貴州各族人民接受了一次深刻的愛國主義教育，凝聚成了基于共同命運、共同利益、共同價值的穩固共同體。因而，新中國成立初期，經過抗美援朝運動，貴州各民族對中國共產黨、對新中國的熱愛和認同達到了空前的規模與高度。正如苗族人民所吐露的心聲：“我們熱愛我們的領袖毛主席，也熱愛我們偉大的祖國，因為毛主席是我們的大救星，祖國是我們的‘民族大家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就是要引導各族人民牢固樹立休戚與共、榮辱與共、生死與共、命運與共的共同體理念。”共同體的形成與塑造過程，本質上是政治主體性、經濟利益共同體與文化價值認同的系統性協同再造。
組織引導奠定政治認同基礎 “抗美援朝運動，就是一次大規模的群眾‘賦能’運動，賦予群眾‘政治能量’‘經濟能量’和‘文化能量’，并在此過程中，國家意識、中華民族意識、命運共同體意識在各族群眾中滋生、發芽和壯大”。在黨和政府領導下，將民族地區與戰時動員體系有機結合，通過愛國主義教育的實踐，各族群眾從心理上產生了對黨和新生人民政權的政治認同。
經濟動員提供物質支撐 通過簽訂愛國公約和增產節約運動，將個人勞動成果轉化為國家戰略物資，“群眾踴躍交公糧，每挑谷子插上‘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小旗”，形成了“保家—衛國—利己”的認識。從生產動員到資源合理分配，再到群眾發自內心擁護黨和政府的良性循環，為強化各民族的政治認同奠定了物質基礎。
文化宣傳實現價值再造 在抗美援朝運動中，黨和政府針對愛國主義教育的文化宣傳，充分運用民族傳統文化形式與傳播媒介相結合，通過各種活動場合的宣傳，逐漸形成了超越地域的中華民族集體記憶框架。黨和政府在抗美援朝愛國主義教育實踐中，通過組織引導、經濟動員和文化宣傳，從整體上推動了多民族地區廣大民眾對新生人民政權的認同，形成了“保家衛國”愛國主義旗幟下的良性互動，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了重要歷史參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