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初期全民國防教育探微
——以抗美援朝戰爭期間的廣東為中心
［摘要］新中國成立前，中國共產黨已經在理論和實踐上對全民國防教育有了一定的探索。新中國成立后，面對嚴峻的國防形勢，國防教育旋即展開。廣東的國防教育，總體上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展開，同時也體現出一些地方特點。廣東在中共中央華南分局的領導下開展國防教育，內容由警惕帝國主義侵略和國民黨殘余勢力反撲，到逐漸突出“防襲防鉆”。抗美援朝戰爭開始后，抗美援朝宣傳教育的開展加速了國防教育的進程。廣東將“防襲防鉆”教育與抗美援朝宣傳教育結合在一起，體現出國防教育的地方樣態。在“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主題下，廣東通過《南方日報》等渠道開展了抗美援朝戰爭的必要性和正義性等內容的國防教育，同時建立了趨于完善的國防教育機制。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抗美援朝宣傳教育奠定了新中國國防教育的基礎，產生了長遠而持久的影響。
［關鍵詞］國防教育；抗美援朝；廣東
全民國防教育是國家和社會面向全體國民開展的以國防為主題的教育活動，其基本任務是：普及國防知識，培訓軍事技能，培育國防后備人才，激發愛國熱情，強化國防觀念，增強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和凝聚力、向心力，提高全體公民履行國防義務的自覺性。中國共產黨歷來重視國防教育，新中國成立之初，雖未明確提出國防教育的概念，但在組織開展相關工作時，已經包括了國防教育的內容，國防教育在事實的層面已經展開。由于當時的政治軍事形勢以及特殊的地理位置，廣東的國防任務頗為艱巨。因此，新中國一成立，廣東就開始了面向人民群眾的國防教育。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后，廣東通過《南方日報》等渠道廣泛開展抗美援朝宣傳教育，其中包含著諸多國防教育的內容。目前，學界關于抗美援朝宣傳教育的研究成果豐碩，但以國防教育為視角的研究相對不足，并缺少二者之間聯系與區別的相關研究。本文主要以廣東在新中國成立初期特別是抗美援朝戰爭期間的國防教育為研究對象，嘗試呈現新中國國防教育的起步與奠基的歷史。
早期探索：中國共產黨對國防教育的認識與實踐
早在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就頗為關注全民國防教育的問題。1937年5月，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中指出：“政治上、軍事上、經濟上、教育上的國防準備，都是救亡抗戰的必需條件”。“教育上的國防準備”實質上就是進行國防教育。7月，毛澤東在《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中對“國防教育”的內容做出闡釋：“根本改革過去的教育方針和教育制度。不急之務和不合理的辦法，一概廢棄。新聞紙、出版事業、電影、戲劇、文藝，一切使合于國防的利益。”隨著抗日戰爭的全面爆發，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國防教育也逐步展開。在1938年11月通過的《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政治決議案》中，將“實行國防教育政策，使教育為民族自衛戰爭服務”列為“全中華民族的當前緊急任務”之一。1939年1月，陜甘寧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在陜甘寧邊區第一屆參議會上做報告，指出了實行國防教育的目的：“在于提高人民文化政治水平，加強人民的民族自信心與自尊心，使人民自愿的積極的為抗戰建國事業而奮斗，培養抗戰干部，供給抗戰各方面的需要，教育新后代使成為將來新中國的優良建設者”。據陜北公學校長成仿吾回憶，陜北公學、延安工人學校、延安魯迅藝術學院等均“按照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規定的國防教育的方針辦學”。總之，開展國防教育是中國共產黨推動全民族抗戰的重要主張與舉措，為抗日戰爭的勝利發揮了重要作用。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不僅面臨著復雜的國內斗爭形勢，而且還遭受西方國家的封鎖和禁運，因此格外重視國防問題。毛澤東指出：“帝國主義者和國內反動派決不甘心于他們的失敗，他們還要作最后的掙扎”，所以“我們務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中國共產黨對國防的重視，必須通過各種形式的宣傳，轉化成為人民群眾的認識，使他們了解國防形勢的嚴峻性，積極參加或支持國防建設。在當時的宣傳工作中，包含大量“鞏固國防”“保衛國防”的內容。同時，在教育工作中亦加入了國防教育的內容。教育部部長馬敘倫曾指出：“我們的高等教育，必須密切地配合國家經濟、政治、文化、國防建設的需要”。可見，在新中國成立前后，中國共產黨已在諸多方面實質性地開展了國防教育。
朝鮮戰爭爆發后，新中國的國防安全遭受嚴重威脅。1950年10月4日和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召開，討論朝鮮戰局和中國出兵援朝問題。經過充分討論，會議最后做出“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戰略決策，決定由彭德懷率志愿軍入朝作戰。國內迅速發起了全民參與的抗美援朝運動，大規模的宣傳教育隨即展開。10月26日，中共中央發布《關于在全國進行時事宣傳的指示》，指出：“為了使全體人民正確地認識當前形勢，確立勝利信心，消滅恐美心理，各地應即展開關于目前時事的宣傳運動。”有學者認為，“黨中央關于‘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決策和政務院、抗美援朝總會、教育部有關指示、決定，為當時共和國國防教育規定了中心任務和內容”。
需要指出的是，“國防教育”這一表述并不常見于抗美援朝的宣傳報道之中，通過檢索《人民日報》發現，抗美援朝戰爭期間僅有四則報道中出現“國防教育”字樣。但實際上，國防教育一直在如火如荼地展開。盡管抗美援朝宣傳教育與國防教育在目標和內容上高度一致，但卻不能簡單地將二者等同。不過，國防教育是抗美援朝宣傳教育的主題，考察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國防教育，離不開抗美援朝宣傳教育。同樣，考察抗美援朝宣傳教育的歷史，國防教育也是一個極為重要的視角，尤其在結合廣東抗美援朝宣傳教育的實踐考察之時，國防教育的主題體現得更為鮮明。
“防襲防鉆”：廣東開展國防教育的初步實踐
廣東的國防地理位置險要，有著漫長的海岸線和星羅棋布的沿海島嶼，粵東地區臨近臺灣，珠三角地區毗鄰港澳，“處在國防的最前線”，國防壓力巨大。在解放廣東的過程中，考慮到廣東特殊的地理環境與社會狀況，以及貫徹執行中央關于加強國防的系列指示，中共中央華南分局（以下簡稱華南分局）就適時開展了主題鮮明的國防教育。
與此同時，廣東是中國最早遭受西方列強侵略的地區之一，民眾在具有反抗外敵侵略的愛國主義傳統的同時，“社會意識存在嚴重的殖民地影響”。“由于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在廣東長期地不斷地并且是無孔不入地進行賣國的、殖民地化的、反蘇反共反人民的反動文化教育的結果，已經嚴重地危害了廣東人民的思想意識上的健康”，“群眾對我們革命的勝利還缺乏信心，對我們前途還有些懷疑，對第三次世界大戰感到可怕，對我黨了解、認識不夠，對現實還很模糊”。這些落后認識對于國防安全造成了不利的影響，因此必須開展愛國主義教育和以國防為主題的宣傳教育，“使人民都來擁護我們的軍隊、我們的政府、我們的黨”。
廣東國防教育的內容和重點，隨著軍事斗爭和國防任務的轉變而有所不同。在解放廣東的過程中，華南分局第一書記葉劍英就表示要同帝國主義進行有策略的斗爭，“既不挑釁，也不示弱”，“你不來侵犯我，我也不去侵犯你，你如果敢來侵犯，我就一定要抵抗”。同時，華南分局號召人民群眾同樣要對國民黨殘余勢力保持高度警惕，強調廣東各地“還必須估計到帝國主義的封鎖與殘匪的搗亂等等”，廣東人民應該“不怕帝國主義的威脅”，“不受帝國主義的利誘”。
隨著廣東各地的解放，全省國防任務更加清晰，就是以“防襲防鉆”為主要任務。“襲”和“鉆”是帝國主義與國民黨殘余勢力威脅華南國防的主要方式。“襲”大多來自空中和海上。1950年3月3日，國民黨飛機轟炸廣州（以下簡稱“三三轟炸”），造成了嚴重損失。與此同時，近海島嶼也有國民黨殘余勢力活動。“鉆”則指敵特通過港澳“鉆”入內地實施破壞，“美帝及其所支持的特務，經過香港積極向內地遣送，并在農村中組織地主和惡霸，進行種種破壞陰謀活動”，甚至“在湖北、江西、湖南的特務，都有香港去的”。由此觀之，廣東“防鉆”，其意義不限于一隅，于南方地區也屬實重要。
相應地，這一時期廣東國防教育的內容尤其突出“防襲防鉆”。“三三轟炸”后，廣州特意組織了一場關于防空的國防教育。廣州市防空委員會在《南方日報》對群眾開展了“警報識別”“警報的意義”“防空辦法”“對匪機投彈處理辦法”四項防空知識的教育，呼吁市民“克服太平麻痹觀念，動員起來展開反轟炸斗爭”。廣州在宣傳過程中有意識地將單純的防空教育引導到國防教育相關方面，廣州市規定各區“切實宣傳達到群眾中，進行宣傳解釋，打破敵特各種謠言，加強他們的勝利信心和對敵人仇恨的心理”。廣州各界陸續舉行反轟炸運動會議，集體控訴“美帝和蔣匪轟炸和平居民的禽獸行為”，并動員群眾“積極支援前線，加速解放西藏、海南島、臺灣的戰爭”。廣州市勞動局要求各工廠工人代表“應廣泛的宣傳，解釋目前的國內外形勢，教育增加生產、支援前線才是對匪機暴行最有力的答復，要安定勞資雙方的生產情緒，和幫助他們加強對防空的認識”。經過此番聯系實際的宣傳教育，群眾對國防的認識更為具體和深切，有助于國防意識的形成。
朝鮮戰爭爆發后，蔣介石集團企圖“反攻大陸”，位于國防前線的廣東“防襲防鉆”的壓力驟增。1950年8月，中央軍委判斷“臺灣敵人向潮汕及海陸豐舉行登陸襲擊是極有可能的”，隨即電告第四野戰軍兼中南軍區以及華南分局，要求必須“加強黨政軍民各方面的作戰準備，清除干部中的和平思想，軍隊及地方武裝解除其生產任務，集全力于準備作戰”。
廣東遂按中央指示加大了宣傳教育的力度。1950年8月26日，在華南分局、廣東省政府、廣州市委、市政府聯合舉行的招待廣州市大專院校教師暑期研究宴會上，葉劍英致歡迎詞，“分析了國際形勢和廣東的形勢任務，提出為鞏固祖國的南大門和祖國的國防前線而斗爭”。9月19日，葉劍英在珠江地委第三次擴大干部會議上又提出：“不管世界怎樣變化，各種可能都要估計到。我們布置工作、下決心，都要從最壞的情況打算”。面對日益嚴峻的國防形勢，廣東對教師、干部等群體率先進行了國防教育和動員。
隨后，國防教育也在廣大人民群眾中展開。1950年10月5日，葉劍英在廣東省第一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的報告中指出：“對美帝侵略者所造成的戰爭威脅，必須提起高度的警惕”。于是，廣東將“防襲防鉆，鞏固國防”列成當時的三大中心工作之一，“防襲防鉆，除了武力和政治力量以外，主要是靠宣傳教育，團結人民，提高警惕”，明確將廣大人民群眾作為國防教育、國防動員的對象。以“防襲防鉆”為主要內容的國防教育開始展開。
1950年11月2日，華南分局召開廣東地委書記會議，在全廣東部署抗美援朝運動。“防襲防鉆”和抗美援朝運動迅速結合起來，“加強防襲防鉆，嚴厲鎮壓美帝走狗的反革命活動，方向就是積極支援朝鮮人民，反抗美帝國主義者的侵略，保衛世界和平，保衛我們的建設”。此后，“抗美援朝防襲防鉆動員”成為廣東宣傳工作中常見的話語，進而形成了廣東國防教育的特殊樣態，既落實貫徹了中央的精神，又體現出地方特點。
全面展開：抗美援朝戰爭期間廣東的國防教育
宣傳教育是抗美援朝運動的重要內容，其中包含著大量國防教育的內容，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抗美援朝宣傳教育的主體內容就是國防教育。因此，二者有一致性，有著密切關系；但二者又有區別，抗美援朝宣傳教育旨在動員民眾支持和參與抗美援朝戰爭，而國防教育則立足于更高、更長遠的層面，即培養和樹立民眾的國防意識，支持和參與國防建設、鞏固國防。
事實上，當時已經有人對國防教育進行了思考。例如，《人民教育》雜志1951年第8期發表了姜豐《廣泛加強國防教育——慶祝“八一”建軍節》一文，比較系統地闡釋了新中國國防教育，將國防教育的內容概括為：“經常反復地宣傳加強國防建設的重要性、與人民切身利害關系；要加強擁護和熱愛人民解放軍的教育；要加強優待革命烈士和革命軍人家屬的教育；要進行必要而又可行的普通軍事常識的教育；特別重要的，是要加強隨時響應祖國號召，參加軍隊，參加國防建設，以獻身祖國的教育。而這些國防教育的內容，也就是愛國主義教育重要的內容之一。”這篇文章對國防教育的認識比較完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反映了當時全社會對國防教育的認知與實踐的大致情況。有鑒于此，筆者在考察抗美援朝戰爭期間廣東的國防教育時也以此為線索進行分析。
（一）抗美援朝戰爭必要性和正義性教育
抗美援朝戰爭之初，部分民眾懼怕戰爭、存在著“太平觀念”的錯誤思想，不理解新中國為何援助朝鮮，如廣東文理大學、廣州大學等校的不少學生認為：“我國現在需要的是和平建設，何必管美國侵略朝鮮呢？”這是因為部分群眾未能認清抗美援朝戰爭對新中國國防安全與世界和平的重大影響，是國防意識淡薄的表現。
對此，廣東圍繞著抗美援朝戰爭的必要性和正義性向廣大群眾進行教育，以使群眾真正認識戰爭的本質，明白戰爭事關中朝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和平民主事業，屬于正義之戰。
首先，發動群眾廣泛討論朝鮮戰局，引導群眾進行自我教育。例如，廣州市二中的學生就“朝鮮會不會勝利”的問題展開討論，“大家認定了在全世界和平民主力量下，美帝侵略者一定被擊敗，許多過去犯了‘恐美癥’的同學，經辯論后均作了自我檢討”。
其次，通過《南方日報》集中回答群眾所關心的戰爭相關問題，解除群眾的思想顧慮。例如，針對“中國人民志愿部隊到朝鮮參戰是制止世界大戰爆發的一個步驟，還是這樣會推動世界大戰爆發？”“究竟戰爭是否會擴大，大打起來？”“為什么替人家打仗？”等問題，1950年12月18日，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反對美國侵略委員會廣州分會宣傳委員會在《南方日報》發表專文進行了解答：“中國人民志愿部隊到朝鮮參戰，是制止世界大戰爆發的一個重要步驟”，“是制止世界大戰爆發最有效的辦法”；“以目前美帝的戰爭準備條件來看，要立刻擴大戰爭是有很多困難的。只要全亞洲人民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美帝在什么地方放火，就在什么地方轉過火頭燒它一把，以小打來制止大打，使美帝各個擊破的陰謀無法實現”；“美帝侵朝的目的，顯然是針對中國的，它的進攻矛頭朝向東北，它的軍事地圖把東北劃入轟炸圈內，這一切，現在已經是公開的事實了。美帝的侵略行動使它變成了中朝兩國的敵人，中國人民志愿部隊入朝作戰，一方面固然是為了幫助朝鮮人民，但最主要的還是為了保衛祖國的安全”。
最后，揭露美軍駐華期間犯下的罪行，使人民群眾認識到國防的重要性。1950年12月4日，《南方日報》抗美援朝特刊揭露了駐華美軍在1945—1948年間對中國人民犯下的傷人、槍殺、劫奪騷擾、奸淫婦女等暴行，以使廣大群眾知曉國家主權喪失之下“駐華美軍是怎樣侮辱我們民族的尊嚴和迫害中國人民”的。而在各種控訴會上，美軍更多的暴行被揭露，廣州市衛生局職工在控訴會痛斥了美航空隊士兵于1945年在興寧強奸縣一中女生的罪行，之后，會議決定“組織一隊戰地醫療隊到朝鮮去”。
總之，通過抗美援朝戰爭必要性和正義性的教育，使人們明白了抗美援朝就是為了保衛新中國的國家安全，更進一步意識到國防安全的重要性，增強了國防意識。
（二）消除“唯武器論”“恐美”等心理的教育
美國擁有先進武器特別是原子彈，是其悍然發動侵略戰爭的原因之一。受“唯武器論”，尤其是夸大原子彈威力的負面輿論影響，“在一些人們的中間引起了一種恐懼心理”。這種恐懼心理容易導致部分群眾錯誤地認為武器是決定戰爭勝利的唯一因素，對抗美援朝戰爭的前景產生動搖。
為了戳破原子彈的“神話”，《南方日報》全面地、科學地向人民群眾講解原子彈的知識。一是客觀地介紹原子彈，肯定原子彈具有較大殺傷性，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戰爭進程，但是反對過分夸大其威力，強調原子彈“并不是在戰爭的勝敗上具有決定性的武器”。二是宣傳原子彈不再是美國獨有“，中蘇兩國力量大大強過美、英等國”。“我們有什么道理恐怕美帝力量的強大呢？因此恐怕美帝心理也是錯誤的，應該肅清的”。
隨著美國不斷增兵朝鮮，社會上又出現一種從恐懼原子彈到恐懼美軍及“聯合國軍”的錯誤思想，對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缺乏信心。為了消除群眾中的“恐美”心理，《南方日報》發文介紹了當時“聯合國軍”的兵力構成，如英國派出1個步兵旅的一部分，菲律賓派出步兵1團、坦克17輛等，并指出它們只是“以便美國可以裝飾其‘聯合國軍隊’的門面而已”，揭露所謂的“聯合國軍”只是徒有虛名。關于美軍情況，《南方日報》也發表多篇文章指出美軍的各種弱點。例如，由于美軍積極推行全世界的侵略計劃，使得“人力不足與士氣低落是美帝軍事上不可克服的兩大弱點”；還有文章駁斥了美軍“制空權掌握就是勝利”的論點，強調在“在戰爭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人”。此外，為增強群眾的國防自信，駐扎廣東的空軍某部派出飛機于1950年11月底連續多日在廣州市上空巡邏，向市民進行了一場直接生動的國防教育，市民們興高采烈地表示：“我們也有飛機，這回可不怕蔣光頭和花旗鬼來搗亂了”。通過上述宣傳，人民群眾充分了解并樹立“決定戰爭勝利的因素是人”等正確的國防觀念，破除了“唯武器論”“恐美”等錯誤思想。
（三）擁軍優屬的教育
做好優撫工作是密切人民軍隊與人民群眾情感聯系的重要保障，可以“使人民軍隊的指戰員沒有后顧之憂，更有力地保衛祖國安全”。
首先，開展擁軍優屬活動，以對群眾進行直觀教育。廣東在抗美援朝戰爭期間利用各種節日、紀念日號召開展擁軍優屬運動。1951年1月1日，華南分局、廣東省人民政府、十五兵團暨廣東軍區政治部聯合發出《關于春節展開擁政愛民擁軍優屬的聯合決定》，對擁軍優屬工作、擁政愛民工作做出部署，號召全省黨政軍民在春節期間用實際行動參與擁政愛民、擁軍優屬運動。在抗美援朝紀念日、“八一”建軍節時，廣東亦曾發出開展擁軍優屬的各種指示、號召。人民群眾通過參與活動，可以全面了解擁軍優屬的內容、意義以及自身的責任，是對民眾直觀的國防教育。
其次，宣傳軍民團結互助的模范人物與先進事跡，增進軍民信任。如《南方日報》宣傳解放軍某部偵通連入駐增城甘東鄉元崗村后，得知駐村部分群眾生活、生產困難，主動捐款幫助村民購買谷種，“村民們都異口同聲的稱贊”。《南方日報》還報道了瀝滘鎮村民幫助70多歲的盲人烈屬衛祁氏（抗日游擊隊衛關宛烈士的母親）的先進事跡，之后，當地村民不僅在土地改革中對她優先照顧，還雇人照顧其起居生活。此類宣傳增強了擁軍優屬的情感基礎。
最后，引導人民群眾以實際行動支持和參與擁軍優屬活動。擁軍優屬教育的重要目的是將情感轉化為實際行動，諸如當時開展的捐獻運動、訂立愛國公約等。廣東積極號召人民群眾“展開捐獻飛機、大炮、坦克的運動，以實際行動直接支援前線，來表示對人民志愿軍的熱愛和敬意”。在優撫工作方面，廣東呼吁人民群眾給予軍屬、烈屬生活上幫助的同時，還要采用代耕等形式幫助他們解決生產難題。這些擁軍優屬的實際行動體現了國防教育與日常工作的結合。
（四）參加國防建設的教育
動員社會各界人士參加國防建設既是抗美援朝宣傳教育的重點內容，也屬于國防動員的范疇，是國防教育的關鍵內容。由于此類國防教育涉及面廣，內容眾多，本文僅以在廣東衛生工作者中的教育活動為例來展開這方面的論述。
1951年7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關于充實國防建設中的衛生人員的決定》公布，要求“各級人民政府，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尤其衛生團體與衛生工會應積極號召當地公立衛生機關中的及私人開業的衛生人員，在自愿的基礎上，踴躍參加國防建設中的衛生工作”；“公私衛生人員，其自愿參加國防軍服務者，對于他們的薪金待遇應予以適當的提高，對于他們在工作上的成績應予以獎勵和表揚，在國防軍服務一定時期應予以進修的機會，提高其業務水平”；“公立衛生機關中的一部分衛生人員參加國防建設以后，對于公立衛生機關，必須作適當的人員補充，為此，并應號召私人開業的衛生人員，在自愿的基礎上，以全部或一部分時間參加公立衛生機關的工作”；“全國中級以上公私立醫藥院校畢業生的工作，應由政府妥為統一分配，在分配工作時，應首先照顧國防建設的需要”。為執行政務院的決定，廣東省、廣州市及省內各地紛紛成立動員委員會開展宣傳教育。其中，廣東省志愿援朝醫療隊歸國人員在宣傳教育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南方日報》曾發表短評，極力贊揚廣東衛生工作者志愿援朝，直接參加保衛祖國事業的偉大行動，號召“全華南的衛生工作者都應向他們學習、看齊”，“打消一切顧慮，踴躍走上國防建設的崗位”。各醫療隊歸國人員也現身說法，積極動員廣東衛生工作人員參加國防建設。中山大學醫學院志愿赴朝手術隊隊長蔡紀桂在1951年國慶時號召：“祖國現在需要我們衛生工作人員參加國防建設工作，我們的任務是重大的，讓我們在歡慶這個偉大節日的同時，準備走上這個光榮的崗位去吧！”前線歸國人員的號召起到了巨大的感召作用，大批醫療衛生工作人員走上了國防前線。
（五）防空教育
廣東在抗美援朝戰爭開始前后多次遭遇敵機空襲，防空任務頗重，故而“防襲防鉆”在一定程度上是“防空防鉆”。前期防空教育傾向于防空設施的建造、燃燒武器的認識等，抗美援朝戰爭期間的防空教育則多與防空救護知識有關。
抗美援朝運動伊始，廣東就迅速動員社會力量展開防空救護知識的教育。廣州市醫務工作者決定主動組織起來，“協助市人民政府完成全市防空救護組織任務，積極向廣大市民宣傳防空救護知識”。防空救護知識教育的主要內容，一是關于救護設備使用的教育。《南方日報》發文介紹最常用的救護箱，列明救護箱中的藥品和醫療器具的標準放置，計有棉花等14種物品和紅汞溶液等13種藥品，講解這些藥物的使用配置。二是選拔和培訓防空救護工作人員。《南方日報》曾發文詳細介紹了關于防空的救護守則、救護任務和救護設備，提出要以“防空救護工作系保家衛國的一種實際行動”為指導原則，選拔和培訓工作人員，強調救護工作人員均需接受衛生機關指派人員的專業培訓，完成12小時的課程和12小時的實習方能上崗。三是關于防空救護應急知識的教育。《南方日報》刊文詳細介紹了如何進行防空應急救護，包括突然虛脫等八種情況，每種應急救護皆有相應的注意事項。
由于“學了急救常識無論在戰時或者平時，都是有用的”，所以，廣東積極推行防空救護知識的普及教育，編寫了諸如《防空救護常識》《戰傷救護學習資料》等讀本，以便廣大人民群眾普遍接受防空救護知識教育。以《防空救護講義（第二種）》為例，該書系統介紹了防空救護的意義、目的、人員條件、注意事項、常見傷病的救護辦法，并配有人體生理構造圖，體現出很高的實用性和科學性。
防空教育生動地體現出抗美援朝宣傳教育與國防教育之間的聯系和不同。防空教育受抗美援朝戰爭影響，教育內容與抗美援朝聯系密切。同時，防空教育也不局限于抗美援朝，而是著眼于長遠的國防建設、國防安全與國防意識的培養，又體現出國防教育的特點。
（六）海防教育
海島眾多、海岸線綿長、管理海域廣闊，是廣東國防地理的重要特征。因此，在這一時期的國防教育中，廣東還結合地理環境，特別進行了海防教育。
早在1950年8月，廣東省人民政府《關于當前中心工作的決定》就提出要“發展水上人民的文化教育事業，提高其政治覺悟，使數十萬水上居民不但成為一支生產軍，而且還是一支國防力量”，把國防教育作為重要內容。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后，11月23日，廣東省人民政府發布《關于目前各地召開人代農代會議的指示》，要求各地人代農代會議“進行廣泛深入的宣傳解釋，揭露美帝侵略陰謀與罪行，激發人民仇恨美帝心理，依靠工農兵，加緊‘防襲防鉆’鞏固海防國防的總精神”。可見，在抗美援朝戰爭期間，海防教育也是重要內容之一。《南方日報》專門發文，指出西沙群島、南沙群島的重要意義，西沙離大陸近，“經濟價值以西沙較大”，而“南沙在國防最前線，地近赤道，附近又有大塊未經探測的危險區，在軍事上和學術研究上的價值較大”。12月7日，《南方日報》發文，從政治、軍事等多方面介紹了國防前哨——南澳島的具體情況，強調南澳島“在華南國防上占著很重要的位置”。海防教育是廣東結合地理環境進行的國防教育，具有鮮明的地方特點。
除上述內容外，廣東與全國大多數地區一樣，組織開展了解放我國西藏、臺灣的宣傳教育。《南方日報》發文揭露帝國主義不僅處心積慮侵略西藏，還企圖以西藏為跳板，“鉆”到內地省份，指出：“中國要得到真正的獨立和安全，首先就要解放我們國家的每一寸土地”。《南方日報》還專門整理了朝鮮戰爭爆發后美國侵略我國臺灣的大事表，以便廣大群眾認清美國侵略我國臺灣的整個過程。
教育機制：廣東開展國防教育的組織機構與形式方法
新中國成立初期，廣東國防教育的機制經歷了一個隨著國防工作實踐不斷演進而逐步形成與完善的過程。這一機制在“防襲防鉆”工作中初步形成。抗美援朝戰爭開始后，為配合大規模宣傳教育活動，宣傳教育機制包括組織機構、宣傳教育網絡陸續建立并不斷完善，宣傳教育形式也得以豐富。由于這一時期國防教育與抗美援朝宣傳教育二者之間高度契合，因而亦可視為國防教育機制構建的過程。簡言之，抗美援朝戰爭時期是國防教育機制形成的重要時期。
（一）開展國防教育的組織機構
新中國成立后，國防教育逐步展開，但多與其他工作一同進行，因此沒有設立專門的國防教育機構。這種局面一直延續到抗美援朝戰爭開始后。誠如前文所述，在抗美援朝戰爭期間，國防教育于抗美援朝宣傳教育的背景之下，在各領域、各層級進行。抗美援朝宣傳教育由多個部門分頭進行，相應地，開展國防教育的機構也相對分散，涉及黨政軍等多個部門。另外，部分專門工作機構，如參軍參干運動的保送委員會等也具有國防教育的職能，但因其本身是臨時機構，不能保證國防教育的持續性。不過，分散之中亦有相對集中。從廣東實際工作來看，擔當國防教育的任務主要集中于三個機構，即抗美援朝委員會、人民防空委員會和冬學運動委員會。
抗美援朝委員會是推行和領導抗美援朝運動的專門機構。廣東省和廣州市抗美援朝分會最早可追溯至1950年和平簽名運動期間成立的中國保衛世界和平大會委員會廣州分會。抗美援朝運動開始后，遵照中央指示合并改組和平簽名運動機構的要求，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反對美國侵略委員會廣州分會在1950年11月27日成立，其任務是“加強與統一領導全市抗美援朝的工作，并推動華南各地這一工作的展開”。1951年3月15日，《中共中央關于普及和深入宣傳抗美援朝及準備五一紀念辦法的規定》下發，指出：“鑒于抗美援朝是一個長期的斗爭，今后必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故各地至縣級為止，均應建立保衛世界和平反對美國侵略委員會的組織。為求通俗，這些組織一律簡稱為某地抗美援朝會。”之后，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反對美國侵略委員會廣州分會遂改稱廣州市抗美援朝分會，但考慮到抗美援朝運動的內容繁多，工作難以顧及全省，廣東亟須建立省級層面的領導機構。5月12日，華南分局第34次常委會便以廣東省抗美援朝分會的名義通過《廣東省抗美援朝分會關于繼續深入開展抗美援朝運動的指示》。18日，廣東省抗美援朝分會正式成立，其開展的工作之一即建立健全各級（專區、縣、區）抗美援朝分會。至此，廣東抗美援朝運動機構趨向完善。作為抗美援朝宣傳教育的領導機構，這一時期的國防教育主要也是由各級抗美援朝委員會組織開展的，如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反對美國侵略委員會廣州分會成立后就領導發起了抗美援朝宣傳周。
人民防空委員會是負責“防襲防鉆”的專門機構。以廣州為例，1949年12月，為保衛新生的人民政權，防備國民黨軍空中襲擊，廣州市人民防空籌備委員會成立，人民防空日常工作由廣州防空司令部兼管。“三三轟炸”后，廣州市防空司令部、警備司令部發出布告，要求各“機關團體限五日完成防空組織及設備”。抗美援朝戰爭開始后，為“加緊防襲防鉆的工作”，廣州要求區級設立防空分會，街道設立防空支會，以健全基層防空組織。同時，廣州市人民防空委員會及人防辦公室也于1950年12月正式成立。人民防空委員會的重要工作就是向群眾進行宣傳教育，以越秀區防空分會為例，該會“下設治安、警交、指揮聯絡、宣慰、救護、消防、挖掘等組”，其中宣慰組專門負責對群眾的日常防空教育和心理撫慰，并定期召開群眾大會，宣傳“防襲防鉆”的重要性。由此可見，人民防空委員會也是組織國防教育的重要機構，主要負責對一般群眾進行防空教育。
冬學運動委員會是教育群眾、提高群眾政治覺悟、文化水平的領導和組織機構。抗美援朝戰爭開始后，各地紛紛提出在冬學中“必須有意識有計劃地加強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時事政治教育”。抗美援朝宣傳教育，實際上也是國防教育的內容。1950年12月12日，廣東省人民政府文教廳發布《關于開展一九五零年冬學的指示》，規定“各地政府應組織當地的冬學運動委員會，由政府負責人親自領導，邀集有關機關團體（如青年團、婦聯會、職工會、農議會、教聯會等）參加，有計劃地設立專人負責工作之推行，總結和推廣經驗”。按照指示，冬學內容“以政治教育（政策時事）為主，文化教育為輔。政治教育的基本內容，是解釋人民共和國的誕生和人民政協共同綱領的偉大意義，和當前國內外形勢與中國農民任務，宣傳中蘇友好和抗美援朝的主要內容，同時宣傳本省土改與防襲防鉆、擁政擁軍的一般政策，此外更須與廣大的農民討論發展農業生產和克服困難的辦法”，以達到加強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等目的。所以，冬學運動委員會也是日常開展國防教育的機構之一。
（二）開展國防教育的基層宣傳網絡
抗美援朝戰爭期間，廣東國防教育之所以能夠持續深入展開，還有賴于基層宣傳網絡的逐漸建立。基層宣傳網絡可以迅速、準確地將黨和政府的主張、任務等經過有組織的宣傳傳遞給基層群眾，從而動員和教育群眾。
廣東的基層宣傳網絡建設緣于1950年的和平簽名運動。在運動中，廣東將大量積極分子組織起來，建立了一支具有相當規模的宣傳員隊伍，初步形成了覆蓋各行各業的宣傳網。正是意識到宣傳網在和平簽名運動中的良好效果，廣州相關領導強調：“今后的宣傳教育工作必須進一步展開，吸取過去經驗，建立健全宣傳網，并把宣傳員工作健全起來”。宣傳網建設不斷完善，使得“防襲防鉆”、抗美援朝的宣傳教育能夠充分利用這一網絡，有效地提升了宣教效果。例如，1950年12月的廣州抗美援朝宣傳周中，市教師聯合會就召集各校宣傳干事、宣傳員、政治教師等舉行控訴美帝暴行大會，“以便廣泛收集美帝暴行資料，及獲得控訴會的經驗來推廣”。
1951年元旦，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在全黨建立對人民群眾的宣傳網的決定》，要求“在全黨范圍內迅速建立宣傳員和報告員制度”，還“應著重組織適當形式的非黨宣傳網”。1月8日，華南分局發出《關于執行中央宣傳網的決定的指示》，規定“：在今年五月以前，著重在廣州、汕頭、湛江、佛山、江門、北海、肇慶、曲江、石岐、惠州等城市和各專區的重點縣、土改縣以及其他主要城鎮，海南區的海口市及重點縣份，先行建立宣傳員；在五月以后至七月以前，除上述地區的宣傳員應繼續加以鞏固和發展外，并在其他地區和城鎮普遍的建立宣傳員”。按照華南分局的部署，廣東各地立即展開了宣傳網的建設。廣州市旋即制定了半年的建設計劃：2月21日，由中共廣州市委召開各級領導會議，要求各單位訂出具體計劃；2月各黨委總支提出擔任報告員的名單，交由市委決定后召開報告員大會；3月各支部提出擔任宣傳員的名單，由對應上級黨委批準；4月底各工廠、郊區、人民團體、機關等未建立非黨宣傳網的要予以建立；建立報告員、宣傳員及非黨宣傳網的工作要與抗美援朝運動相結合。省內其他地區也積極推進宣傳網建設。例如，2月底，高雷地區就有113人參加宣傳員組織，并已參與實際宣傳教育工作。在各地的努力下，黨內和黨外宣傳網形成了對全廣東的覆蓋。宣傳網的建成，為各項工作的宣傳教育創造了條件，包括國防教育在內的各種教育活動均可以利用這一平臺迅速而有效地在基層展開。
（三）開展國防教育的形式
新中國成立初期，抗美援朝的宣傳教育采取了多種多樣的形式。由于當時的國防教育主要是寓于抗美援朝宣傳教育之中，因此，這些形式也就成為國防教育的主要形式。其中，召開會議是最為常見和主要的形式。這一時期廣東的國防教育相關會議根據不同的主題、規模和形式，大致分為示威游行大會、控訴會、座談會等。
示威游行大會是大規模的宣傳教育活動。抗美援朝運動中的示威游行大會經常性地包含國防教育的內容，例如，廣東各地在1951年“五一”國際勞動節示威游行的主題就是維護和平，“堅決反對美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侵略朝鮮，企圖發動世界大戰的陰謀”。抗美援朝戰爭期間，廣東還多次組織祝捷示威游行，慶祝中朝軍隊在朝鮮戰場取得的勝利，增強民眾的勝利信心。例如，1950年12月在慶祝平壤解放的游行中，居民、學生、店員等各界人士踴躍參加，并在游行結束后廣泛開展宣傳教育活動“，以幫助解決群眾中還存在的一些關于抗美援朝的具體思想問題和顧慮”。示威游行大會的效果無疑是巨大的，在聲勢浩大活動的影響下，人民群眾容易認識到抗美援朝、“防襲防鉆”的重要意義，認清新中國的國防形勢，一致反對美帝的侵略。
控訴會也是常見的宣傳教育形式。廣東普遍推廣控訴會，例如，1950年12月5日，珠江區水上災民召開“三三轟炸”控訴會，災民在痛斥國民黨反動派的同時，斥責美帝對新中國國防安全的危害，“炸海珠橋的炸藥是美國人供給的”，教育人民群眾“加強抗美援朝，防襲防鉆，不要忘記美帝與蔣匪幫是我們最大的敵人”。由于控訴會有著良好的教育效果，1951年3月，中共中央在《關于普及和深入宣傳抗美援朝及準備五一紀念辦法的規定》中指出：“控訴會對教育群眾極為有效，凡未舉行過控訴的群眾無論城鄉均可普遍舉行”。以抗美援朝運動開始后半年內的情況為例，僅南海縣就召開了250次控訴會，參加的有11萬人，“幾乎每一條村都進行過”。
座談會是更為常見的宣傳教育活動。與其他形式相比，座談會的規模較小，組織便捷，所以在宣傳教育會議中應用最為普遍。如1950年12月，中國農工民主黨廣東黨務整理委員會為慶祝平壤解放召開祝捷座談會，討論了“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愿部隊在朝鮮東西兩戰場獲得光輝勝利的主要條件，以及對保衛世界和平所起的重大意義”，教育黨內干部認清美帝的本質。
綜上所述，盡管新中國成立初期未能建立起專門的、統一的國防教育體制，但結合抗美援朝運動及其他相關工作所形成的宣傳教育組織機制切實推進了國防教育的開展。
新中國成立前，中國共產黨已經在理論和實踐上對全民國防教育有了一定的探索。新中國成立后，面對嚴峻的國防形勢，國防教育旋即展開。抗美援朝戰爭開始后，抗美援朝宣傳教育的開展加速了國防教育的進程，并將國防教育的內容、水平和規模提升到新的高度。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抗美援朝宣傳教育奠定了新中國國防教育的基礎，產生了長遠而持久的影響。廣東的國防教育，總體上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展開，同時也體現出一些地方特點。新中國成立后，廣東從消除帝國主義的影響開始，到“防襲防鉆”的宣傳教育，再到抗美援朝宣傳教育全面鋪開，形成了聲勢浩大的全民國防教育。通過國防教育，一方面，廣大人民群眾逐步消除了各種錯誤思想的影響，正確認識了國防形勢，提高了“保家衛國”的國防意識；另一方面，將人民群眾思想上的進步轉化為支持抗美援朝、“防襲防鉆”和鞏固國防建設的現實行動，直接支援了抗美援朝前線作戰，增進了軍民感情，提高了人民群眾參與國防建設的積極性，鞏固了新中國的國防建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的軍隊是人民軍隊，我們的國防是全民國防。我們要加強全民國防教育，鞏固軍政軍民團結，為實現中國夢強軍夢凝聚強大力量！”今天，面對錯綜復雜的國防安全形勢和嚴峻的風險挑戰，加強新時代新征程全民國防教育，增強全民國防意識，勢在必行。新中國成立初期開展全民國防教育實踐的極其寶貴的經驗，對新時代新征程開展全民國防教育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作者簡介］周云，歷史學博士，教授，華南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孟鑫珂，法學碩士，科研助理，華南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本文為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廣東抗美援朝歷史研究”（GD20TW05-06）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24年第2期，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
